贺卫方

聂友峰律师谈醉驾入罪为恶法   贺卫方按：昨天将微博上一组关于醉驾入罪的讨论转到博唠阁，很快就看到聂律师的这则跟帖评论，很有趣，也值得思考。他说“如果贺教授对我提到的以毒攻毒对付醉驾罪名的方法觉得有趣，可以谈一下您的看法。”我倒不觉得这些想法都属于“以毒攻毒”之策，反而是人性使然。所以今天的立法者也真需要学习一点心理学，以免“长于用重刑，陋于知人心”之讥。聂律师的博客地址是： http://blog.sina.com.cn/u/1277897530   罪驾入刑可谓恶法，理由如下： 一、该法条不具备公平性：其一、不同酒量的人用统一的血液中酒精浓度的标准来确定驾驶的危险性程度是不公平的，有人酒量极小，百毫升中酒精浓度达不到80毫克，即昏昏欲睡，此类人驾驶危险性极大，而平时能喝一、二斤白酒的人喝上三两白酒也许反应更敏捷，开车根本无碍，可是前者不会被判刑，后果则必然判刑。其二、有很多危险性更大的违法行为没入罪，比如：对安全设施不合格导致对矿工生命安全产生威胁的矿主，这一危险行为导致的后果可能是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死亡，他的危害性刑法却未有惩罚，现在刑法中的非法采矿罪只是对破坏矿产资源这一违法开采行为的处罚。 二、这一罪名根本不具有可操作性。除了很多网友及贺教授提到的警察操纵空间巨大外，我还提一种情形。本人是律师，不是我钻法律空子啊，我假设一种情形，请教参与立法的法学教授如何定罪？假如我醉酒驾驶，被警察拦下，我立即停稳车辆车，降下车窗，当着警察的面打开酒瓶，喝下大量白酒，然后下车。警察检测，酒精浓度必然超标，可是请问警察如何证明：我是在刚刚停车前就喝醉了，还是因为刚刚喝了很多酒导致的酒精浓度超标？如果证明不了，则只能说明我现在是醉酒，可是我醉酒后下车了，并没有再开车，如何定我罪？呵呵。   还有啊，这醉驾入罪的后果必然导致那些因醉驾被抓后被砸了饭碗的公务员铤而走险，在警察查车时直接冲卡，由此导致的恶性交通事故或者撞死警察的事件必然发生！ 换位思考一下，如果停车必然是被判刑，判刑几个月与判几年对公务员来说，后果是差不多的。如果冲卡还有抓不到的可能性，那何必要等着坐牢及丢饭碗呢？ 先在此预言，不信等着瞧吧！   如果贺教授对我提到的以毒攻毒对付醉驾罪名的方法觉得有趣，可以谈一下您的看法。

重庆警方侦结李庄遗漏罪行律师李庄或再被起诉   来源： 中国新闻网 2011年03月29日21:54      　　资料图：2010年2月2日，北京律师李庄涉嫌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案二审在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图为李庄（绿衣）在庭审现场。中新社发 重庆一中院 摄 　　中新网重庆3月29日电(记者 郭虹 杜远) 重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周波29日晚称，北京律师李庄遗漏罪行经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已移送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检察院。刑期将尽的李庄或将再次面临重庆检方的起诉。 　　2009年12月，北京律师李庄被重庆警方刑拘，这位曾经为重庆涉黑嫌犯辩护的律师就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李庄伪证案这样一个重庆“打黑大审判”的衍生案，一时间引来诸多关注。 　　2009年12月30日，重庆市江北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李庄伪证案。法庭上，身为被告人的李庄频频向法官和检察官提出诸如重庆检察院和法院系统应集体回避、应强制龚刚模等证人出庭等要求。在持续10余小时的庭审中，控辩双方针锋相对，龚刚模究竟有无受到刑讯逼供，是法庭激辩的核心问题之一。 　　此后，重庆江北法院在2010年1月8日对李庄案作出一审宣判，以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判处李庄有期徒刑2年6个月。一审宣判后，李庄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随后在2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李庄案。7天后，重庆市一中院对律师李庄伪证案进行二审公开宣判：维持一审判决的定罪部分，撤销一审判决有期徒刑2年半的量刑部分，以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判处李庄有期徒刑1年6个月。 　　重庆官方今称，李庄案宣判后，重庆司法机关接到多起举报，要求追究李庄在代理刑事案件中的违法犯罪行为。目前，重庆江北区人民检察院已依法受理该案。 　　周波表示，有关方面此后将及时向关注该案的媒体通报相关情况。

Banished for a big mouth   贺卫方按 ： 昨天，《环球时报》英文版 （ Global Times ， March 30 2011 ） 以 “ Three outspoken academics ” 为题对张鸣、陈丹青和我作了一组报道。从这篇报道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在中国，媒体管理尺度的“内外有别”。假如不搞这种奇特的“一报两制”，该报中文版也能如此坦率真诚，尊重事实，遵循传媒伦理，那该多么好。其实，也不过是实事求是而已。假如所谓稳定要靠掩饰和谎言来维系，这样的稳定注定是不长久的。   我将关于我的这一部分转帖一下，配发一张某次聚会友人拍摄的三人合影。   这是出处链接： http://en.huanqiu.com/special/2011-03/639456_2.html ——————————————————————————————   In January 2011 He Weifang came back to Beijing from Shihezi University of the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A law professor at Peking University, he had been sent to the remote sub-prefecture-level city in northern Xinjiang in March 2009 as part of a support program where students and teachers from advanced areas are asked to teach in less-developed places as a means to improving national standards.   Most observers believed He had in fact been banished for his outspokenness. A law professor for more than 20 years, He has been unusually brave about sharing his views on the most sensitive societal issues.   “My only intention [ for participating in public discussion] is to use my expertise as a legal scholar to help the public understand what is the law, the legal system and the Constitution,” 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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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商“思想偏激”的北大教授 邹健 《中国青年报》2011年3月31日   贺卫方按：此文有趣。不过，把俺归到疑似“思想偏激”一类实在是黑天冤枉。老鹤一贯循规蹈矩，议论守法度与纪律之范，思想在自由和保守之间；平庸之嫌或难逃，偏激之论定木有。邹健先生如此归类，待俺老鹤有闲暇时一定好好会他几商，以解心头之恨。先转载于此，以为他日呈堂证据。 原文链接： http://zqb.cyol.com/html/2011-03/31/nw.D110000zgqnb_20110331_3-02.htm —————————————————————————————— 据《北京晚报》报道：今年5月以后北京大学将在全校推广实施对“重点学生”进行学业会商的制度，包括学业困难、思想偏激等十类学生将被纳入会商范围。此事在网络上引来一片愤怒的斥责。但因其实在是过于八卦，实情究竟如何，有无误传、误报、误读，的确很难说，我对事情本身至今半信半疑。      但和大家一样，对于北大把“思想偏激”的学生纳入“会商”范围，我不赞成，甚至于根本就不相信。因为，如果北大校方真要“会商”所谓“思想偏激”的学生，那他们拿那些“思想偏激”的教授怎么办？      譬如说孔庆东教授。——同意孔庆东教授“思想偏激”的请举手！全体手放下。不管喜欢孔教授还是反感孔教授的人，大概对其“思想偏激”都不会有太大异议。特别是他关于“文革”、关于朝鲜的议论，估计很少有人能够接受。且不论他是“深刻的片面”，“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还是纯然胡说八道，总之他是偏执于一端而且时常很激烈——真偏激也。      再譬如张维迎教授。——同意张维迎教授“思想偏激”的请举手！大部分手放下。张教授本来是中国经济学主流阵营里的核心干将，很让偏激的“非主流学者”嫉妒的。但近年来，尤其是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他突然觉得原本信奉的“芝加哥学派”思想很不给力，转而加入了高张“市场万能”、“政府万恶”两面旗帜的“奥地利学派”，再进而“回到斯密”、克己复礼了。他的若干或被人断章取义或符合其本意的偏激“语录”流传于网上，很值得“会商”嘛。      我虽然不是北大人，但我知道，像这样的“偏激”教授，北大还有很多——至少每个系都有那么几个。并且，他们每个人偏激偏的五花八门，上一堂课甲教授领着同学们往东偏，下一堂课说不定乙教授又拽着大家往西偏去了。试想一下北大法学院的课表，贺卫方教授和朱苏力教授挨在一起的话，学生们的头脑需要多么宽广，才能容得下他们忽东忽西地反向跑马……当然，说贺、朱两位教授“思想偏激”，举手同意的人不会太多，但他们二人大概都会同意对方是“思想偏激”。      指名道姓说半天，归根结底，这些人可都是好教授啊！他们的专业功底都很好，就算其思想各有偏颇之处，也在同行们日常的互相“会商”中抵消大半，有什么了不起的？而如果北大校方也认同此点，放过“思想偏激”的教授们，那么，“会商”“思想偏激”的学生也就多余。首先，有的“思想偏激”的学生可能会碰上“思想偏激”的老师，恰所谓“恶人自有恶人磨”，因此不用“会商”就改正了也说不定；也有的原本“思想中正”的学生，如果摊上了“思想偏激”的老师，可能无意中就给带偏了，如此，学校管理层“会商”又怎么“会商”得过来？      所以，这事儿还是算了罢——如果确有其事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