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

 2012年 3月 06日 印度地方选举国大党严重挫败 记者: 帕斯里恰 | 新德里 印度执政的国大党在地方选举中受到重创。根据初步计票结果，在五个举行选举的邦里，国大党只赢得了一个。这一选举结果对势力庞大的尼赫鲁-甘地家族在国大党里的最新成员拉合尔.甘地来说，也是一严重打击。一般预料拉合尔.甘地将会在印度政坛扮演关键角色。 在主要领导人拉合尔.甘地带领下经过几个月的激烈竞选后，国大党原本希望在印度人口最多的北方邦赢得重大胜利。但是到头来，国大党却在这个印度政治最重要的邦里远远落在其他党派之后，位居第四。国大党在北方邦已经有超过20年以上没有掌权。 奉行社会主义的政党社会主义党在北方邦赢得明显胜利将取代在该邦执政的社会民主党。 甘地承认选举结果“不是很好”，但是表示，他致力强化国大党的做法会继续下去。甘地说：“我把我的努力视为改进印度政治体系的尝试，这种努力将会继续下去。我会继续这样做。当然了，在选举的路上我预期会有胜利，也预期会有挫败，而这就是挫败之一。” 其他邦的选举结果也让国大党感到失望。虽然在曼尼普尔邦会继续掌权，但是预料在西部的小邦果阿邦会输给主要反对党-印度人民党。 *任期过半的一次考验* 此外，尽管表现有所改善，国大党在北部的旁遮普邦仍然输掉。在阿塔拉罕邦，国大党则和反对党印度人民党竞争激烈。 这次选举被视为国大党领导执政联盟任期过半时的一次考验。在过去两年里，印度政府遭到一连串腐败丑闻打击，并且为高通货膨胀困扰，使得印度政府甚至遭到其政治盟友的攻击。国大党原本希望这些选举的强劲表现可以带来亟需的一剂强心针。 新德里的独立政治分析家贾阿表示，国大党太过倚赖权势庞大的尼赫鲁-甘地家族来挽救他们的政治资产。他说：“这次选举达成了什么？所谓领袖魅力的想法已经被粉碎。国大党纯粹靠甘地家族的领袖魅力起家，但是现在却不知道何去何从。” 经过这次失败的竞选后，现在的问题是，一般被广泛认为可能是未来印度总理人选的拉尔和.甘地，还会不会成为一个全国性领袖？ 但是无论如何，贾阿表示，尽管国大党历经了这次选举的挫败，但是这次选举也给该党一个调整其战略的机会，以便在2014年的全国大选前，重振其萎靡不振的命运。

生机勃勃的景象令人感动 郭飞雄 ：3月3日，3月4日，那边的人气特别旺，超出了多少人的预料。第一，投票率大概接近80%（据新华社报道，3月3日，投票率为81.45%）；第二，来现场观察选举的各界人士最少几千人，有人估计有上万人。有些人第一次来，看到这种人群沸腾、生机勃勃的景象，有些网友还哭了，流眼泪了。很感动，他们见识了真正的民主。 法广 ：就是说这次选举―也是村委会选举的最后一个阶段整体情况非常好？ 郭飞雄 ：相当规范，充满了中国人的那种热闹，那种安详，一种纯洁的、真诚的信念荡漾在那种气氛中。 法广 ：在中国历届基层选举尝试中没有看到的一个场面好像是这次选举的竞选演讲？ 郭飞雄 ：我认为，对（选举）竞争性的一面不能过于夸大，因为中国村委会选举已经进行20多年了，全面推广也有13年，很多地方竞选的激烈程度超过乌坎。但是，它这里最规范。 乌坎选举说明中国人能够推进真实的民主 法广 ：怎么理解乌坎的选举可以这么规范、这么顺利地进行，而实际上基层选举、村委会选举已经实践了十几、二十年？ 郭飞雄 ：过去的十几年，全面铺开村委会选举以后，由于法律规定本身漏洞非常多，再加上中央集权制的县政府、乡政府操控、干扰选举，使得绝大多数地方的选举流于形式、贿选。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村级民主选举在绝大多数地方失败了，（处于）半瘫痪状态。所以，乌坎这次真正的、不受操控的、让人民发表自己真实的意见、独立自主地推进的选举，显得特别具有示范意义，说明中国人能够推进一种真实的民主，能够享受真正的民主权利。 至于缔造这种局面的原因，首先是广东乌坎农民本身的人口素质、道德、人与人之间的团结、面对官僚长期压迫的时候表现出的强烈的抗争、依法理性维权的意识逼迫官僚系统做出了让步。官僚体系内部的改革者，和农民维权民众一道，把一种土地维权转化为政治维权，转为民主实验，所以，官民各方都没有表现出想破坏和操纵选举的欲望，它就来得比较真。 法广 ：但是，任何一种体制都有一种自身的惯性。乌坎这次首次尝试为什么可以这么顺利地进行？这期间是否发现有体制的惯性运作呢？ 郭飞雄 ：这其中实际上有三方博弈。有省政府或者省政府背后的中央，还有陆丰市、东海镇的官员，第三方是真正的民主的主体―乌坎村的农民兄弟姐妹。听村民们介绍，基本上省这一方比较真诚，就等于说农民与省经常处于一种比较接近的联盟；地方上―陆丰市一方，由于过多地担心，可能就人为地给选举进程的安排设置了一些障碍。但是，这些障碍不是要破坏投票本身。 民选机构未来如何面对中央集权制代表？ 法广 ：现在选举已经结束。未来，乌坎村怎么面对陆丰市、东海镇呢？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行政关系呢？ 郭飞雄 ：按照法律，中国的宪法第10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群众自治性组织，和乡政府、县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法律关系，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他们之间的矛盾应该通过司法途径调节。所以，我认为，乌坎村的农民、村委会和村代表会议未来主要应该根据宪法第10条，通过法律方式，处理和乡政府、和县政府之间的冲突，这是最理想的。 法广 ：但是，现实能不能够这样按照法律的规定运作呢？乌坎村经过这样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选举，这在中国基层选举中还是第一次，它所获得的合法性也不一样，而且，它也是在村民极大的希望中诞生。那么，它在处理和它的直接上级机构的关系过程中，是否也不会很顺利呢？ 郭飞雄 ：对。这里面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合法性来源的权力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的问题。村民自治是老百姓投票，是人民授权，它的合法性来自于乌坎村村民。而乡政府、县政府，它的权利属于整个金字塔式的中央集权制的基层部分，合法性来自于上级的任命。这两种不同的合法性必然会出现各种冲突，导致中央集权制的陆丰市和东海镇必然地要干预、插手乌坎村的一些村级事务。具体表现在：土地、未来的社区自治、海港的使用、污染问题、工厂的管理权问题，还有出现了内部自治的纠纷：罢免权的确认、罢免过程的指导问题……这么多方面，县政府和市政府肯定要干扰、插手。今天的村组法和其他的法律也给他们干预村级事务提供了很多合法的窗口。所以，在这种不可避免的冲突面前，乌坎老百姓，乌坎村委会，村代表会议，怎么能依据法律，逐渐地捍卫自己的权利，更多地争取到完整的、合理的村务自治，要看他们的智慧了。我刚才讲列举的那七、八条事务，每一条都是我调查的结果。这里每一条都面临着和乡政府、县政府的冲突。市政府、县政府是不会把管理权完全彻底地转交给乌坎村村民的。所以，未来双方的 冲突、博弈必然会长期持久地进行 。 乌坎村民主选举的三大成果 法广 ：听您的介绍，乌坎村未来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那这次民主实践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帮助他们解决作为乌坎事件起始原因的土地问题呢？ 郭飞雄 ：我认为，应当分两步谈：第一步，这次乌坎选举已经实现了什么？第二步，民主在未来能做什么？ 这次乌坎村的民主选举试验引起中国和世界上强烈关注，里面有有些全新的东西值得我们重视。除了前面讲到的选举来得全面的真诚规范化外，它人口规模比较大，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小镇，选举几乎全部采取直选方式：选举委员会直选，村代表直选，村委会成员直选，这三大直选在学术上、思想上很有独创性，就是说，乌坎村这一次在推进村级民主的过程中，正在尝试建立一种宪政民主的框架。有一个村代表会议，有一个村委会。乌坎村的那些实践者试图像林祖銮先生所说的那样，建立一个小村委会、大村代表会议这样一个分权制衡的框架。这样呢，小村委会就相当于一个小政府，大村代表会议就相当于一个大议会，大社会，大人民，这就产生了原始的两权分立的雏形，在整个中国其他所有的村庄民主选举中是不存在的，这是它最新鲜的地方。 在前一段时间，乌坎村的选举还曾经尝试把村代表会议的召集权由法律规定的村委会转移到代表会议本身，想选举独立的会议召集人，（但是）这种思路好像县民政局不同意，在操作的过程中，因为思想准备不足，老百姓投票也没有通过。如果他下一步能够敢于突破村组法不合理的地方，使得村代表会议有独立的召集权，然后再把村委会的一部分权力合理地转移过来，那么，两权分立的框架就做得比较好了。 乌坎村的民主选举可以说赢得了这三条：第一，全面规范化；第二，三大直选体现了人民主权；第三，他正在尝试村委会和村代表会议的两权分立，这是一个宪政民主分权制衡的框架，对整个中国其他村庄未来的民主选举有巨大的启迪意义。这是乌坎村选举已经取得的（成果）。 现在取得的民主成就、建立起来的村代表会议和村委会这些民选班子能够做什么？民主能够帮助促进解决老百姓最关切的事务吗？我认为可以。正确的方式还是要根据制度来，不要根据个人来。就是，如果乌坎这两大班子，把村委会的一部分权力转移到村代表会议（首先是土地管理权），如果在村代表会议里成立一个土地管理委员会，这会有力促进他们未来土地维权。因为土地是农民主要命脉，是他们的生命线，乌坎村的土地价值几十个亿。这么大一笔财富、一笔资产，由七个村委会成员掌管是不妥当的。应该把这个管理权，把土地的征用、收回、开发、承包、转租这些主要重大事务的权力交给以村民代表会议主导的土地委员会来设计、安排，最终决策的时候应该让全体村民集体投票。比如说，某某要征地两千亩，或者两百亩，这种大事，就应该由全体村民投票，三分之二通过，才允许土地征用。 法广 ：但是，这些是指未来土地问题如何解决，在一个新的领导框架下，问题可以按照新的原则运作。但是那些已经被转卖的土地，（新村委会）有没有可能追究既往问题？这个难度是不是就更大了？ 郭飞雄 ：这个难度大。我刚才说的话还是这个意思，就是要通过制度安排来决定最后怎么追回土地。追回土地肯定要通过法律活动，要打官司，要走法律和行政程序。但是，土地这么大的事，得罪那么多人，让几个村委会（成员）来负责，他们做不到，也给他们个人带来太大风险。如果把土地追索、维权的问题、权力交给村民代表会议、组建一个大规模的土地管理委员会，当事人风险小了，实际上更可操作了，别人打歪主意的可能性更小了。 对乌坎未来道路不能过于乐观 法广 ：您多次提到乌坎选举尝试的示范意义。具体来说，他对整个中国基层选举可以有怎样的示范意义？乌坎村的模式是否有可能推广开来？乌坎是否会只是一个特例？ 郭飞雄 ：我认为，如果在几年前，乌坎就会是一个特例。在今天整个中国对民主自由的呼声汹涌澎湃，很多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在最近几年将要发生的情况下，乌坎不仅仅是特例，他有可能在为整个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做实验，提供一些深层的含量。这里面有几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我们要善于从乌坎经验中挖掘出来：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村级民主自治要建立一个分权制衡的框架；第二，就是过去的村组法不够合理，把很多重要的权力上交给县政府和乡政府。乌坎村老百姓要敢于突破村组法不合理的地方，改革先行，通过自己的实践，推进法律改进，彻底实现村级完整的自治，村里的事务从村开始，到村结束，不需要上级来指导，不需要上级来确认罢免是否合法，不需要上级来干预土地，不需要上级干预他的经济事务，如果能够实现彻底的完整自治，未来就有利于在全国层面上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我刚才说到，中央集权制的县政府和乡政府必然要干预村级事务，在这种必然产生的冲突面前，我们争取通过乌坎试验，找到一条法律途径解决纠纷的模式，用一种合理的、可行的司法救济，处理村委会和县政府、乡政府的冲突，这样就能建立一种法制下的民主框架，就是用司法救济来处理违背村组法、违背村民自治、上面的县政府、乡政府干预村级事务这种情况。如果乌坎村能在这三条中做出重大的实验，那他对全国就有重大的示范和启迪意义。如果仅仅是选举的推动，那作用不应该夸大。 法广 ：从这些介绍来看，其实，乌坎村初具形式的自治模式能否长久持续下去，还要依赖整体架构是否可以和他协调运作？ 郭飞雄 ：对。就是说，单独乌坎村解决不了这么多问题。乌坎村能做的仅仅是我刚才说到的第一点：宪政民主框架下分权制衡，后面的完整自治和司法救济，这些都需要中国的民间社会，维权运动，还有中国的行政系统共同参与，真诚地推动这项改革。 另外一点，我觉得对乌坎未来的事情不要过于乐观。一切才刚刚开始。民主以后怎么办？民主以后处理村级财务、处理港口、处理土地维权……难度非常大。据我了解的情况，从省、汕尾市到陆丰市，对这次民主选举比较积极，对村级财务清账、土地维权比较消极。所以，我觉得，乌坎村民和全国以及世界上关注、支持乌坎民主实验的人对未来的、民主之后的民主治理不要太乐观。

重庆缘何“两会”期间主动介绍王立军事件 作者：谭敏涛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3-6 本站发布时间：2012-3-6 12:08:27 阅读量：262次 　　按语：“王立军事件”在“两会”期间注定是媒体追逐的热点事件之一，与其被动被其他媒体追问，不如主动回答自家媒体的“自问自答”。所以，重庆官方“接受”了本地“华龙网”的采访。针对此份采访稿件，我看过之后尚有诸多不甚明了和不解之处，遂一一列举出来，有请重庆市政府发言人再次“介绍”。 　　1、缘何重庆“两会期间”要主动介绍“王立军事件”，这是因为重庆想先发制人，以防被其他媒体围攻追问此事时难堪和窘迫。索性，先由自己主动公布相关信息。君不见，缘何只有重庆本地的“华龙网”可以“采访”重庆市政府发言人?这是因为重庆想藉此首先对外发布消息，以便被人追问此事时可以搪塞说我们已经说过了，你们不要再追问了。 　　2、重庆市政府发言人说：“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们，只有黄奇帆、陈存根、徐敬业三位重庆市领导和市政府秘书长受市委、市政府委派一起去的，根本不存在70辆警车一说。这一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完全是造谣。同时，我也看到了网上一张装甲车的照片，经有关技术部门鉴定，是属于PS的。”请问重庆官方，你们之前说“休假式治疗”是不是不负责任的说法?到底有多少辆警车前往，缘何此时才公布相关消息?网上所传的装甲车照片，你们是由那个部门鉴定的?内部鉴定是不是想说是PS就是PS，反正都是你们自己人鉴定?综上，重庆官方发布的消息我们还能相信吗? 　　3、重庆市政府发言人还说：“对网民和媒体对王立军一事的关注我们表示理解，但我们希望网民和媒体能够更客观、理性地发声”。你们这纯属无稽之谈。之前王立军事件发生后，你们连一点消息都不对外公布，就发个“休假式治疗”还被中央佐证为造谣，那么网民和媒体如何知道事件内幕呢?你们先造谣说接受“休假式治疗”，最后被中央认定为接受调查，到底是谁不理性和客观呢?重庆官方的消息不是我们不相信，而是我们被欺骗了还说我们不理性和客观，所以，请中央再次辟谣! 　　4、重庆政府发言人亦说：“王立军一事的处理，重庆至始至终在国家有关部门的领导下，积极配合地开展工作。事发后，市委即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要求坚决配合中央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同时维护好重庆发展稳定大局，全力配合调查取证工作。”试问：一个王立军副市长缘何能影响到重庆的发展和稳定大局?到底中央在调查什么?取什么证据?既然重庆始终在配合调查，为什么总是不愿对外公布相关消息?针对香港和海外媒体的详尽报道，重庆难道无动于衷吗? 　　5、请问重庆市政府发言人，针对近期李庄和其前助理马晓军不断公布的”李庄案“大量黑幕，重庆打黑的刑讯逼供手段昭然若揭，惨不忍睹，触目惊心，此事随即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对此，重庆官方做何评价?王立军事件一再被有关部门说成是孤立事件，难道王立军事件和打黑被质疑黑打没有一丝联系吗? 　　6、针对童之伟教授近期公布的《重庆打黑报告》所述，重庆打黑过程中的运动式执法方式遭受严重质疑，各类违法和违宪手段不断应用于打黑过程中，这样的打黑手段还被中央一些领导人认可，是否预示着中国法治建设的不断倒退?在重庆的打黑过程中，到底有多少企业家财产被官方瓜分干净?到底有多少冤假错案如“李庄案”一样还未被揭开谜底?到底有多少百姓被打成黑社会后无处伸冤只能强忍冤屈? 　　7、王立军事件的发生，重庆官方之前是否已有预感?针对重庆市副市长进驻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一事，重庆官方如何定性?此事发生后缘何重庆官方三缄其口，而且发布了造谣信息“休假式治疗”。“休假式治疗”信息在微博发布后，官方微博缘何一会又删除了此条信息，虽然之后又重新刊出，但有人认为这是官方想删除微博评论所为，请重庆澄清此类事实。 　　8、王立军曾经作为重庆标榜的”打黑英雄“，现在却以进驻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的”政治自杀“方式宣告自己和重庆”决裂“，难道这仅仅是王立军副市长的个人问题吗?一位副市长哪怕再凡事，也范不着进驻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他可以向党组织或是中央交代情况?缘何他不愿采取正常渠道反映问题，而要进驻美国驻成都领事馆?难道说王立军副市长的政治素养不过关吗?那么，之前的全票当选副市长又是怎么回事?难道王立军副市长不知道此行为后果的严重性吗?请问这又如何解释? 　　9、王立军事件绝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重庆内部分裂的表征。一个从底层逐步爬上来的副市长，不会不知道私自进驻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的政治影响和国际影响，但他还是义无反顾的前往。这不是正说明，当一个副市长自身权益难以保障时，他也不会相信组织，而是将个人安危和“国际事件”挂上钩么?如此，他的人身安全才谈得上有保障可言。而如果王立军副市长仅向组织交代，绝不会引起国内和国际社会的莫大关注，但他进驻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后，此事迅速演化为国际影响事件，在此，王也相信，他的个人安危算是有救了。 　　10、不知王立军副市长进驻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后和美方具体谈论了些什么?缘何副市长进驻领事馆后重庆方面要派出如此强大的人力前去“营救”?重庆难道真的不知道王立军事件内幕吗?恐怕不是不知道，而是不便公布罢了。只是这个事件多数人都知道大概原委，而官方的表态却一再迟延，由此引发民间猜测这也属正常。毕竟，官方一再掩饰，怪不得民间一再猜测。而且，在现有自媒体如此发到的今天，民间的猜测多数情况都被佐证信息为真，反倒是官方发布的消息不再被人相信。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本报讯 （记者沈玮青）昨日，广东代表团举行全团会议并向媒体开放。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与广东省长朱小丹在会上均就“改革”问题发表看法。汪洋表示，只要各级党委和政府等有关部门真正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那么改革就会往前迈出最关键的步伐。 　 　谈改革 　　改革的主要问题是利益格局影响 　　汪洋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改革开放30年，市场经济在广东充分发育，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局面已经形成，多种所有制实际上就是有不同的利益取向，现在最需要解决的也是这些不同的利益群体对执政党和政府机关的影响，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政府的审批事项上。 　　他表示，在解决利益格局影响改革的问题上，首先是要从执政的党和人民政府头上开刀，只要各级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真正是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是代表那些小部分人的利益，那么我们的改革就会往前迈出最关键的步伐。 　　 谈乌坎 　　乌坎选举按法律进行没任何创新 　　被问及乌坎事件时，汪洋表示，之所以能够妥善处理此次事件，重要的立足点就是乌坎群众在土地等问题上的诉求既是合理的又是合法的。 　　汪洋表示，乌坎的民主选举是按照村民委员会的《组织法》和《广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进行的，没有任何创新，只是落实过程非常扎实，让这个村子对过去选举中走过场的现象做了纠正。他还称，对乌坎村事件的处理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人民政府执政为民的基本理念。 　　汪洋表示，广东可能会在今年下半年适当的时候召开全省性的会议，把从乌坎取得的经验、教训用来指导全省加强村级组织建设工作。 　　 省长有话 　　“行政审批为改革突破点” 　　广东省省长朱小丹称改革“要拿出革自己命的勇气” 　　“要拿出革自己命的勇气，真正使政府职能归位，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完善广东市场经济体系。”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朱小丹在广东团开放日提出，政府自身的改革最为关键，其核心环节就是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 　　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是“五个理顺”。朱小丹认为，最关键的改革是政府自身的改革，也就是理顺政府和市场、公民和社会组织这两组最关键的关系。在这一改革领域，最核心的就是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 　　朱小丹表示，现在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这一轮改革就要解决这一问题，真正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他表示，这次改革突出了三个字，一是“减”，减少手续，压缩审批，取消审批；二是“放”，管理权限下移，面向基层；三是“转”，即政府把一些需要转移的政府管理职能转移出去。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减”。 　　朱小丹认为，政府的审批制度不改彻底，政府的职能转变不可能真正地落实。他还要求各界代表都来监督政府，真正能够通过这轮改革来加快推进完善广东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 　 　汪洋：乌坎民主选举没有任何创新 　　在广东团开放日上回应国内外媒体敏感问题时表示，这只不过是把现有法规的落实过程做得非常扎实，让这个村子在过去选举中走过场的现象得到纠正 　　对乌坎村事件的处理坚持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理念，那就是始终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 　　广东成立工作组处理乌坎村事件，之所以请一位省委副书记当组长、一位副省长当副组长，并不是因为这个事件复杂到需要派出这样的阵容，而是我们希望通过解剖这个“麻雀”，取得经验，推动村级组织加强建设。 　　追问乌坎、深谈改革、详解PM 2.5……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广东代表团昨日下午的开放团组会议高潮迭起。 　　广东团预留40分钟提问机会的消息吸引了40名外国记者到场。主持人昨天将第一个提问的机会给了路透社。在之后的10个提问机会里，5个提问机会给了境外媒体。 　　从路透社、日本媒体到凤凰卫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被三家境外媒体追问乌坎事件。“我今天是有思想准备，大家肯定会问我这个事件。”汪洋坦言。之后他就此问题谈了11分钟。 　　在广东团开放日现场，国内外媒体对发生在广东的乌坎村事件高度关注。(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英国路透社、日本朝日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英国B B C都向汪洋发问：乌坎事件圆满处理有没有什么经验？为什么允许乌坎村进行民主选举？会不会担心这种影响扩散到其他地方？ 　　汪洋笑着反问：“我先采访一下你们，为什么对乌坎事件这么有兴趣？” 　　凤凰卫视记者回答，乌坎事件的处理对于目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具有积极的作用。 　　汪洋说，关于乌坎事件，刚才日本朝日电视台记者认为在民主选举上开了先河，凤凰卫视记者则讲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我实事求是地讲，乌坎民主选举是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广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进行的，没有任何创新，只不过把《组织法》和《选举办法》的落实过程做得非常扎实，让这个村子在过去选举中走过场的现象得到纠正。对乌坎村事件的处理坚持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理念，那就是始终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 　　汪洋接着说，广东成立工作组处理乌坎村事件，之所以请一位省委副书记当组长、一位副省长当副组长，并不是因为这个事件复杂到需要派出这样的阵容，而是我们希望通过解剖这个“麻雀”，取得经验，推动村级组织加强建设，更好地体现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今年下半年广东将召开全省性会议，把从乌坎这个点上取得的经验、吸取的教训用于加强全省村级组织建设工作。 　　路透社记者问汪洋：您近日在谈改革问题时明确提出，利益集团是改革的阻碍，准确地说这些利益集团有哪些？怎么来打击？ 　　汪洋回答：我记不得我的原话是不是如你刚才这样表达的，但我说过改革开放初期，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意识形态之争，现在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利益格局的影响。改革开放30多年，市场经济在广东充分发育，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局面已经形成，也产生了新的利益格局和不同的利益取向。朱小丹省长刚才讲到政府审批制度改革时提到的政府内部维护部门审批权力的情况，实际上也是利益格局影响改革的表现。所以，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解决利益格局对改革的影响，党委和政府要首先从自己身上开刀，从自身的改革做起，并处理好不同利益群体对执政党和政府的影响。“只要各级党委、政府能够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的改革就会往前迈出最关键的步伐，就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胡键 谢思佳) 　　 新晋省长朱小丹首次参加全国人代会，昨在广东团开放日强调： 　　拿出革自己命的勇气 真正使政府职能归位 　　朱小丹第一次参加全国人代会，在37分钟的发言中65次提及改革。 　　“改革总会有微词，总会有各种各样的阻力，但不改革是最大的危机。革命革到自己的头上对政府是个考验，我们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是口头上说改革还是实际上去促改革，这是一次很大的考验”。新晋省长朱小丹昨天首次在广东代表团全体会议上亮相时，提及并引用人民日报评论《宁要微词不要危机》，在37分钟的发言中他65次提到“改革”一词。朱小丹表示“这次我们确实要拿出革自己命的勇气，真正使政府职能归位”。并现场请代表们都来监督政府的这场改革。 　　“改革是广东的根，广东的魂” 　　广东代表团昨天下午举行的全体会议对中外媒体开放。包括朱小丹在内共有6名全国人大代表发言。这是朱小丹第一次参加全国人代会，也是第一次在人代会上亮相发言。 　　“因为我是全场唯一一个第一次参加全国人代会的代表，所以今天也是我申请最后一个发言，想先学习，所以我这个发言也是个见习的发言”。朱小丹这样开始了他在广东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在广东代表团全体会议召开的几个小时前，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对今年工作的部署中提出，要“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 　　“这讲得非常深刻，也给我们很深的启发，”朱小丹说，“对当前广东正在着手深化的改革有非常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广东是靠改革发展起来的，改革是广东的根，广东的魂，‘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实际上还是离不开改革。” 　　在朱小丹看来，广东的转型升级包括了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的矛盾，即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另一个就是解决深层次的体制性矛盾。 　　“这需要深化改革，使广东率先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朱小丹说，“改革是转型升级的应有之义，同时改革又是转型升级的根本之路，坚定不移地走改革的路子，就像20年前小平同志讲‘不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到今天也还是这样”。 　　“最关键的是政府自身的改革” 　　“当前广东深化改革的任务是全方面的，应当说涉及到多个领域，但是在这么多个改革任务当中，我个人理解最关键的改革是政府自身的改革，即理顺政府职能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这也意味着当前改革最关键的一项任务还是行政体制的改革，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朱小丹说：这项改革的核心环节就是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就是要解决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这个问题解决了多年，但直到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完成，这一轮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真正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2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广东省社会工作会议上表示，广东行政体制改革之路还很长，在此过程中要将“瘦身”与“减负”结合起来，通过简政放权和转变职能让行政体制实现化学变化。 　　“可减可不减的这次都要减” 　　谈及接下来即将对行政审批事项“动刀”的计划，朱小丹说：“这次改革突出的就是三个字，就是减、放、转。 　　减是减少手续，压缩审批，取消审批；放是将整个管理权限下移，把一些该由下一级承担的管理事项下放，转移给基层政府，尤其是县一级、镇一级的政府，面向基层；转则是政府根据工作进展情况把一些需要转移的政府管理职能转移出去。这三个核心任务应该是“减”，凡是可减可不减的这次下决心都要减，同样放和转也是这个原则，即使当前社会组织培育不充分，也要加快培育的步伐，加大培育的力度，创造条件来做。 　　“我想这次改革省委的决心很大，政府的决心也很大，各个部门行动也都非常快，我们确实有这个感觉，政府的审批制度不改彻底，政府的职能转变最终会是一句空话，不可能真正地落实。” 　　“减少审批可以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但这不是唯一的目标”，朱小丹说：“减少审批最根本的就是政府职能的功能归位，今后要尽可能减少用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去过多地取代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作用，这是最重要的，只有做到这一点，市场经济体制才能进一步完善起来。” 　　“希望其他企业代表、社会组织代表、基层群众代表都来监督政府这项改革，促成这项改革。”在结束发言时，他再一次强调：“这次我们确实要拿出革自己命的勇气，真正使政府职能归位，真正理顺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真正能够通过这轮改革来加快推进完善广东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 　　●幕后 　　汪洋提出“下决心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朱小丹在昨天的发言中透露了汪洋提出“下决心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内幕。 　　“今年在春节前汪书记听了顺德改革的汇报，明确地指出我们当前的改革要突破审批制度的改革，也点到了一些主要的政府部门，比如说发改委、工商局等等”，朱小丹说：“在审批当中，包括一些备案———明为备案实为审批，备案的文件出不去项目就动不了，汪洋书记就提出要下大的决心，进一步推动新一轮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应该说这么多年来，在省委领导的努力下，这项改革一直在推进之中，政府的审批事项已经大大地减少，现在就是根据形势的要求，根据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的要求，按照推动科学发展的要求，要把这场改革搞深入、搞彻底”。 　　据朱小丹介绍，省政府已将所有行政审批权限的部门集中起来开了一次工作会，采取自报申请的办法，拥有审批权限的部门把自己的审批权限定出来，哪些可取消，哪些可以下放，哪些可转移，逐一由他们先提出方案，保留的必须要有充分的依据。 　　●声音 　　“这项改革的核心环节就是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就是要解决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 　　“回顾以往的经验教训，审批过多过滥，再加上审批权力得不到应有的制约和监督，这样就必然产生腐败，这样的例子确实太多太多了。” 　　南都特派记者秦鸿雁 薛冰妮发自北京

强大舆论场下的“摸石头”改革 作者：丁咚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3-6 本站发布时间：2012-3-6 10:31:59 阅读量：2009次 　　社会各界都注意到，温家宝总理的本次政府工作报告，“改革”一词出现了69次，为近年来少见;报告的第八部分依旧是“深入推动重点领域的改革”，但是字数为1500字左右，而去年这一段落不到500字。 　　其中，政府改革首次纳入今年重点领域改革，中央与地方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被重点提及。一些“老生常谈”的东西，比如“抓紧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深化土地、户籍、公共服务改革，理顺城市与农村的关系，这些内容以往都是出现在政府的其他工作内容之中，而这次也列入“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的部分。公共资源出让收益的全民共享机制;研究推进铁路、电力等行业改革，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深化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人事、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三个内容，前者展现新意，后两者则是老调重弹。 　　众所周知，今年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20周年。在此前后，国民长期积郁的负面情绪得到了集中的、全面的爆发，借着邓小平南巡讲话的话题，对过去十年来改革裹足不前、社会矛盾集聚、民众幸福感降低表示了强烈的失望，也对改革的未来、中国的未来表达了深切的忧虑。 　　对国民的这种情绪、情感的浓烈表达，我想最高层是能感觉到的，因此在整体未能作出反应的情况下，部分高级领导人对这种民间情绪进行了较为正面的回应，并在局部对改革进行了一些尝试。温家宝总理在国内外多个场合以非常到位的辞令谈到改革，其他一些官阶稍低的官员也呼吁改革，甚至提到要打破既有利益格局，改革首先从自身做起。难以想象，向来对外显示团结一致的中共会出现少数官员出位表达个人意见的情形，这些对民意的反馈，应该是内部达成的一种策略，就是一方面对改革比较审慎，唯恐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迟滞不前，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忽视民众的意愿，民间的意愿，因此，总要有人对这些社会情绪进行安抚。这大概就是真实的背景。 　　但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20周年前后，社会各界以纪念的名义隐晦然而十分鲜明地对目前的格局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对改革的前景十分悲观，尤其是对本届政府十年来在改革上几乎无所作为，颇有微词，我想，在这一点上，高层是很明确地感受到了。邓小平认为中国的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但也强调要大胆试，大胆闯，不要怕出错，不能停住不走。公众聚焦两点：当前的情况是，一是连“石头”也不愿意“摸”了;二是只是在河里转圈，根本不想“过河”了，“过河”似乎永远只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对改革在既得利益者的阻碍下，始终不能取得突破性的重大进展，始终未能在国家和社会建设上提出新的思路和方向，满足人民需求，实现从此岸到彼岸的历史性跨越，导致国家、社会发展面临深刻的社会矛盾和危机，国民心里是有数的。 　　毋庸讳言，强大的社会舆论在在显示了，中国改革真的到了躲不开、绕不过、拖不得的重要历史转折关头，无法回避、无法忽视、无法延宕了，必须硬着头皮面对它，“石头”必须还要继续“摸”，而且必须要想着办法怎么“过河”，再也不能得过且过，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才有了温家宝总理在本届政府最后一个年度的政府工作报告里，以较大篇幅、并整合以往在改革方面的表述，集中展现它对改革的认识和措施。 　　毫无疑问，在巨大的困难和风险面前，在利益集团千方百计的阻挠和拖延之下，改革意志消退，长久以来不能直面矛盾和问题，提出因应的改革对策，而在即将卸任之际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浓墨重彩地就改革的若干方向进行了高密度的阐述。首先，我认为，这是本届政府在政治上的一个交代，从十六大到十七大，在中共形成的最高层次的文件上，都对改革有过系统的表述，但在实践层面很多都未能落实，而由于本届政府剩下来的施政时间有限，很难在上述领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因此，这时候如此大张旗鼓地重提改革，而且措施还比较有针对性、比较实，仅具象征意味，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姿态，是对下一届政府留下的一个政治遗产、政治交代。 　　第二个方面，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对改革进行的集中、系统表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试探。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民意的试探，看大家对这个改革的方案是否满意，有哪些意见;二是对利益集团和党内各派系的试探，看这个方案会遇到什么样的反弹，落实起来能到哪一步。真正能够反映现任领导层对改革方向的把握的，是在不久之后最高领导人党校讲话里有没有突破性的表述，对中国矛盾和问题的认识，对改革的重大问题提出明确的意见;其次是要看在今秋中共十八大上是不是对改革进行了具有前瞻性的展望，对改革的方向性、战略性问题进行阐述，并在实际操作层面进行了政策部署。 　　第三个方面，由于施政时间有限，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还力求避免敏感问题，从方向上、制度上控制改革的力度，防止改革进入不可预测的轨道。具体来讲就是从政治高度着眼，从机制层面落实，而对国民关心的民主政治、公民权利、媒体自由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没有进行任何正面的积极的回应，继续“摸着石头”，而对“过河”继续保持审慎戒惧的态度。因此可见，在改革的方向和内容上，仍然是重经济、轻政治;重民生、轻政改;重关系调整、利益调整、轻结构性改革、攻关式突破，对政府治理进行机制性的改革，而不触碰体制性的关键，注重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城市和农村，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等方面关系，从技术层面缓解而非彻底解决当前最突出的矛盾、最严重的问题。 　　由此看来，改革仍任重道远，前景虽然可期，然而方向依旧朦胧，能否拨云见日，还要走一走，看一看。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