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

高调纪念不如还政于民 作者原标题：辛亥百年：高调纪念不如还政于民 作者：信力建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0-11 本站发布时间：2011-10-11 20:47:37 阅读量：877次 　　回顾百年，辛亥革命“打响亚洲民主第一枪”的说法已经彻底沦为苦涩的笑柄。枪响了，子弹也飞了，而且“无量头颅无量血”，结果只是“可怜购得假共和”。从后觉者看来，辛亥所引发的一系列夺权游戏，并没有在中国大陆实现宪政这一最重要目标，所有的鲜血都蒸发成了空气，历史走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 　　我们曾经有过通过和平手段建立真共和、真民主的机会，1912年溥仪退位之初，1916年袁世凯在举国骂声中死去后，1945年日军投降后的中华民国，数次机会都曾给过我们一线曙光。可惜，王朝更替、夺取政权、追求一权独大远比相互妥协、议会政治、多党轮替更刺激，大家忙着刺刀见红、你死我活，激情压倒理性，立宪的希望一次次被枪声剿灭。时至今日，环顾四周，中国除了港、澳、台地区之外，在民主共和的道路上，起了大早，赶了晚集，似乎准备留在世界队伍的末尾，跟北朝鲜一道当好杯具的副班长。 　　共和的目的在于把政治权力塑造成一种能为共同体中所有人共享的、能保障各阶级利益的公共架构，以使政治共同体能够获得稳定的秩序而得以保存。因此，依共和原则建立起来的国家是“民国”，不是“君国”、“党国”;是“和国”，不是“武国”。 　　现代共和是基于法律和制度力量的政体。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现代共和国从一开始就能从单一的道德走向制度建设，这些国家往往都走了很大的弯路，最明显的就是法兰西和中国。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建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开始，法国就走了一条按卢梭所设计的道德立法的古典共和之路，“先是政治革命被社会革命压垮，后是社会革命被道德革命压垮，一场接一场，不断革命的最后，终于被越来越重的革命本身压垮。”谁都高举着“公意”的旗帜，做出种种道德许诺，以满足共和的道德饥渴，导致法国近代一直风雨飘摇，在帝制与共和制之间来回晃荡。这个特点完全被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所继承。一直到1958年通过新宪法，法国成立第五共和国之后，法兰西才开始稳定下来，也就是说当宪政成为了共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法兰西的共和才有了制度保证，其特征是：宪政、法治、通过代议制度的自治、对自由的信奉。法国的新宪法除了继续奉行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外，确立了对公民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至高无上，其必要的制度设施包括：代议制、两院制、司法独立、责任政治、投票选举制等等。由此可见现代共和离不开自由与宪政，自由与宪政也离不开共和。 　　宪政的前提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政党与社会的分离。宪政的精神在于用法律的手段使当权者对公民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同时也为公民提供判断政治行为是否合法、是否正当的依据。共和的顺利推行也必须涵盖这一前提。对于一个政府，宪政所关注的不是它能做什么，而是它不能做什么。在宪政的角度看，不论一个政府的组织形式如何，都不得存在不受限制的最高权力。宪政的本质就在于限政。 　　对于每个个体来说，一个有自由无共和的地方，显然要好过一个有共和无自由的地方。因为在没有自由的地方，不可能有持续的共和。当然最理想的地方既有自由也有共和，这就需要在共和与民主之间维持足够而和谐的张力。总之，用个人的幸福和自由换来的政府的和谐维稳，决不是宪政所要保障的那种共和，只能是专制。 　　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有真民主、真共和、真宪政的标准很简单： 　　1、军队是否归属某人、或某个政党所有。如果以国家的名义征兵加入的却是党军，这是以公谋私，军队的本质应该是国防军而非党卫军。 　　2、国民是否拥有一张选票。国民如果不能公开独立的参与选举活动，公民权利无从谈起。 　　3、主权在党还是主权在民。以党代政，权力过度集中只能证明国家的主权并未在国民手里。 　　假共和的最大共同之处在于：统治这个国家的不是国民，而是少数权贵阶层;他们打着国家的旗号，拒绝政治改革，拒绝还政于民。 　　正如袁伟时老师所言：辛亥革命之所以发生，“最重要的是(当时的统治者)拒绝政治体制改革，或者说，政治体制改革最关键时刻，没有迈出决定性的一步。”统治者仍然贪恋主权在皇，不肯主动改变游戏规则，百般阻挠，不断延缓立宪的到来，最终激怒了“汉族上层和整个士绅、商绅阶层的不满。”当一切和平转变的道路都被堵死，革命最终以自下而上的激烈方式发生，这是历史的还原，也是现实的警告：如果只是挂羊头卖狗肉，不能真正建立起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并保证公民的各项政治权利，走向共和，革命的一幕将很有可能重演。 　　辛亥百年纪念，各级政府像打了鸡血一样，高调抢夺话语权，乱拜山头认祖宗并非是明智之举。重披一件皇帝的新装，并不能改变严峻的现实以及变革的需求。历史是由无数偶然拼凑而成，并非按照某些人的意志，呈现出一种什么可以篡改的模式，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局面正是偶然性的戏剧写照，跟晚清呈现出某些相似之处：资源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不少年轻人，读过一些书，又无法继续教育，不能回归乡村，在城里又找不到工作。眼看个人和国家前途都丧失希望，很多人最后就只能把希望寄于革命。清政府晚期的政改还有时间表，还有路线图，而现在的政改则遥遥无期、形同儿戏，随时都可能被“不搞”所扼杀。革命是一切都已经绝望后的溃烂，当民众仍然给予你机会的时候，千万不要错过，否则将是万劫不复。

（维权网信息员西风报道）贵州省贵阳市的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开始进行选民登记，10月10日上午，陈西、吴玉琴在他们所居住的社区进行了选民登记，并与该选区主要负责选举工作的熊书记进行了会谈、交流、沟通，之后，得到一本《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程序》的书。 11日上午，李任科到他居住的选区进行了选民登记。只是，下午徐国庆到他所居住的花溪区登记，当向工作人员告知自己要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换届选举时，该选区的工作人员感到惊诧！并对他说，他已经不可能竞选。因为该选区3名代表，有2名已经内定，只有1名要经过选举产生，但是，这名必须是女性、少数民族、非共产党员，说徐国庆先生不适合。 当时，徐国庆反驳说：你们这样的事先内定人选是不符合选举法的，作为一个选民，我表示反对！我将坚持选举法的原则，去参与选举中的每一个程序，并争取候选人资格。

无论早晚，正义必须到来 作者：刘洪波 来源：南都网 来源日期：2011-10-11 本站发布时间：2011-10-11 9:57:32 阅读量：617次 　　美国参议院全票通过法案，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排华法案等歧视华人法律表达歉意，这被视为迟到的公正。 　　“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据说是流行于英国司法界的格言，现在也深为国人所熟知，被人反复引用。每当我们面对显然的非正义不能及时改正，这个格言就会响起。然而，如果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那些为历史不公正而做出的努力，岂非失去了恢复正义的意义? 　　“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毕竟是一句格言，一个形容格式的话语而已，而非一个法理学的结论，一个可被证明的逻辑论题。它可以提醒人们恢复正义不可拖延，但不等于拖延既已发生，那么正义就不可再得，从而改变也失去了意义。 　　在正义不可拖延的意义上，“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因为那是知其为非而无所努力;在改变不公正的意义上，正义与非正义有明确的界限，迟来的正义仍然是正义。 　　在美国参议院通过道歉法案后，推动众议院通过道歉法案，推动白宫就历史上的排华行为作出表示，将依次展开。就历史的错误进行道歉，这在很多国家都已发生。这些道歉，有些是针对特定的族裔，有些是针对外国人民，有些是针对本国民众。无论受害者群体在哪里，只要国家或政府的行为带来群体性的伤害，道歉就是一种应有的态度。 　　道歉不是追究罪行，而是良心上的表示。罪行的追究是有时效的，而且也需要明确的主体，经常是具体的人。历史上所发生的错误实际上难以补偿，罪行也往往无从追究，而作为道德体现的正义恢复、良心醒悟没有时限，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民族如果曾经犯下罪错，那么偿还道德与良心上的债务，永远是需要的。 　　二战后德国向犹太人和以色列反复表示道歉，请求“宽恕德国人的所作所为”，被视为历史反省的典范。而日本对二战期间行为的有限道歉以及不时反复，则使东亚民情陷入反复纠结之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慰安妇问题，2007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日本军队不对强迫妇女成为慰安妇负责，不仅激起亚洲相关国家愤怒，而且美国国会也作出回应，要求日本政府正式承认其军队奴役慰安妇，并正式道歉。 　　在美国，1988年里根总统向二战中被监禁的美国籍日本人正式致歉，1993年国会为一个世纪前推翻夏威夷王国道歉，2007年多个州为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奴隶制道歉，2008年国会众议院为奴隶制以及延伸至20世纪中期的种族隔离道歉。在澳大利亚，2008年陆克文总理对历史上发生在原住民身上的残忍事件道歉。这些远不是国家道歉的全部。 　　每一次国家和政府道歉后面，都有着公民活动的铺垫，都有着社会认识的进步，都使人看到文明在国家政治层面的繁育。对于政府来说，为眼前的某件具体的事情表示歉意，相比为某个历史罪错道歉，要容易得多。这不仅是因为“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不必揭开历史的伤疤”，而且可能是认为“责任有分期”，现在的人不必为历史负责。 　　我们应当为前辈所犯的罪错负责吗?回答是有争议的。“我从来没有拥有过奴隶”，“杀害犹太人时这个世界还没有我”，“人不能为没有参与其间的行为负责”。这里面有一套严密的逻辑，战后出生的德国人、日本人，以及拒绝为历史不公正行为道歉的任何人，都可以引之为据。而按照现在一种通行的道德主张，人仅能承担其自我选择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人作为道德主体独立而且自由。而另一方面，政府被赋予中立无偏地治理社会的意义，而非考虑社会的良善。从而，美德不具有共同标准而成为个人选择上的偏好，“集体责任”、“历史责任”以及“道德政治”等更加不必存在。 　　无论作为道德主体还是法律主体，“个体独立而自由”无疑具有巨大的解放意义，并且成为近代以来定义人这个概念的第一义项。然而，人又生活在社会中，生活在历史中。所有人都会同意子女对父母存在责任，而父母并非子女所选择;所有人也会同意国家关照国内公民比国际援助有更大的义务。 　　历史罪错在很多国家都曾经发生，也许每个国家都有其“历史遗留问题”。这些问题，有时是显而易见的，有时是随着历史认知和文明观念的演进而被发现，因此，是否道歉不仅考验相应国家和政府的道德勇气，也标志其文明水平。 　　美国参议院就历史上的排华法案作出道歉，不必视为国家道歉的典范，但也不能因其“迟来”而认为没有意义。也许，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国家道歉行为，人类的文明程度、人类政治的道德尺度，已发展到能够展开国家、政府和民族自我反省的水平。面对众所周知的历史错误，采取回避乃至否认的态度，将越来越显得冥顽不灵。(作者系长江日报评论员)

“占领华尔街”毁誉解读 作者：夏明 来源：BBC 来源日期：2011-10-10 本站发布时间：2011-10-11 9:09:53 阅读量：803次 　　10月5日纽约游行：一女青年举着的牌子说，“华尔街是犯罪现场” 　　登录“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网页，马上就会读到有关这场运动的主旨：“‘占领华尔街’是由人民在美国发动的争自由的运动，以9月17号在纽约的金融区安营扎寨为起始。受到埃及解放广场起义和西班牙扎寨行动的鼓舞，我们矢志去铲除我们民主制受到的金钱腐蚀。加入我们！” 　　毁誉参半 　　现在，“占领华尔街”已持续三周，并从以失业青年为主体的零星行动，发展到全美五十多个城市响应的全国性社会运动，同时抵达首都华盛顿。其支持者也从蓝领工会（例如劳联-产联，汽车工会）发展到纽约的教师工会和纽约城市大学的专业人员联合会（Professional Staff Congress），他们为此举行了人数达万人的游行声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普林斯顿大学著名教授韦斯特、纽约城市大学卓越教授弗朗西斯-皮文都予以声援，连总统奥巴马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也表示关注。 　　但反对该项运动也大有人在。以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为代表，指责抗议者找错了对象（华尔街是纽约乃至美国的就业机器和经济发动机）、选错了地方（金融业其实并不完全在华尔街）、和用错了方法（抗议只会让市场更无信心、经济更糟、失业率更高）。也有保守的经济学家（例如查理-沃尔夫）认为华尔街没有任何过错，抗议者找不到工作是自己的问题，如果要怨谁，也只有怨白宫的主人奥巴马，他是问题所在。也有人指责，“占领华尔街”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分子和无政府主义分子组织的乌合之众捣乱抗议；是一场穷人对富人的“阶级战争”。 　　争议的问题 　　由此我们有三个问题需要澄清：第一，华尔街是无辜的，还是对今天美国甚至全球的经济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华尔街的金融运作体系是否需要改革？第二，“占领华尔街”是一帮社会边缘化人群的无理取闹，还是击中了美国民主的危机，亦即财富的集中破坏了政治的平等，带来美国寡头制倾向？如果现在的抗议者反映了美国的主流深层心态，是否由此会引发深层的政治、社会变革？第三，“占领华尔街”是左翼的社会运动、因而会帮助民主党呢？还是一场美国全民反省的社会运动的开端？ 　　（1） 华尔街拒绝下“罪己诏”与美国民众患难与共 　　在2009年五月由美国国会授权、总统签署建立的“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在今年发布了《金融危机调查报告》。在认定危机产生的根源时，该报告有下列重要结论：“金融危机可以避免；”“金融管制和监控大规模失灵让国家的金融稳定遭受灾难；”“主要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严重失灵是这次危机祸首之一；”“金融机构过度借贷、高风险投资和缺乏透明使之走上危机之路；”“政府没有做好应对危机准备和没有采取正确政策稳定金融市场；”“责任和道德出现了系统性的坍塌；”“房屋贷款机构和房屋贷款的过度债券化点燃和传播了危机之火；”“个案型延伸产品”和“信誉评级机构的失误”也是金融机器毁坏的缘由。由此可见，金融风暴的主要根源来自华尔街。 　　但在美国两任、两党政府（布什和奥巴马）用纳税人的钱对华尔街援手救市后，华尔街并未投桃报李，而是一方面囤积现金、一方面大量裁员，一方面继续给高管发放高额奖金，同时还反对给富人加税。当美国从中产阶级到工人阶级和底层阶级生活水平全面下降，并为美国金融危机买单时，华尔街的贪婪和顽固必然引火烧身。 　　（2） 抗议运动反映了美国过去二十来年的抵抗“新自由主义”的努力 　　对华尔街的抗议并非平地惊雷。早在70和80年代，无论是奥利弗-斯通的《华尔街》影片，还是主流政治经济学家达尔的《美国经济民主导论》和林德布洛姆的《政治和市场》，都提出了：过度的、通过非法和不道德手段促成的财富集中，已经开始腐蚀美国政治平等和民主制。但在里根和两届布什政府后，情况愈加恶化；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称之为“宁静的政变”建立了美国的“金融寡头制”。 　　美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包括克鲁格曼、萨克斯和森都对贫富分化拉大提出警告。许多纪录片（例如迈克尔-莫尔）和畅销书（例如蔡爱梅、珀金斯和哈维）都对新自由主义提出质疑。可以说，今天“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精神养料都来自于大学的课堂。抗议者其实是在实践他们在大学里学到的知识，试图呼吁建立一个人民高于利润、公正平衡增长的经济秩序。 　　金融风暴的惨烈教训说明，美国经济、甚至国际经济都不可能继续架旧车、走老路。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许多抗议者都有高学历，他们也在反思美国人的懒惰和放弃创新。所以，这不是单纯的抗议富人，也是美国年轻的一代反思和担当的表现。 　　（3） “占领华尔街”可能引起“华尔街-华盛顿”关系的变革 　　有人说，“占领华尔街”对于民主党来说，相当于“茶党”与共和党的关系。其实，在这场广泛的社会运动中，可以看到左、中、右各派的声音。有的是要让华尔街增加责任、减少贪婪；有的是要全面否定资本主义，给富人加税；有的是要废除联邦储备银行；有的责怪奥巴马。可见，“占领华尔街”和“茶党”都在挑战“华尔街-华盛顿”过紧的暧昧关系。现在正值美国进入总统大选，如果奥巴马想保住白宫，或谁能挑战前者、入主白宫，都必须发挥智慧，回应美国社会中的抗议声音。 　　在“占领华尔街”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无数华人媒体。中国方面对这场运动显示出浓厚的兴趣。中国有官方评论认为，这是美国民主根本制度的危机。其实，金融风暴后，必定带来社会和政治危机。全球的“茉莉花革命”和美国的“占领华尔街”只是未完结的社会、政治危机的一部分。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美国是危机驱使变革的体制；美国民主的价值不在于它保护自由权利，而在于人民可以反抗政府、捍卫自己的权利。另一方面，全球的社会、政治危机还在深化演绎，最后谁会存活、谁会消失，还需耐心看下回分解。

燕继荣：民主体制的困境及改革的方向 作者：燕继荣 来源：学习时报 来源日期：2011-10-3 本站发布时间：2011-10-11 10:09:23 阅读量：209次 　　“善治”以法治和良好的制度为基础，这样的法治和制度安排必须保持政府与社会、精英与大众、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适度均衡。因此，保持精英政治和平民政治的平衡，让精英团队保持领导力，让平民团队保持影响力，这是最理想的政治状态。 　　最近，由金融危机引发的西方国家的债务危机成为各方普遍关注的话题。从政治学角度分析，这场债务危机以及为克服危机而采取的种种努力所遭遇的困境，反映了西方民主政体的深层问题。解析危机的深层原因，可以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建设提供重要参考。 　　良政：精英与大众的平衡 　　撇开意识形态的纷争，超越概念化的思维，实际考察古今中外的各种社会治理形态，世界各国政治无非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两种要素不同程度的混合。精英主义路线以“科学决策”为目标，追求合理、正确、最优等价值，强调权力(政府)主导和社会管控，构建以“统治精英”为中心的社会秩序。平民主义路线以“民主决策”为目标，追求同意、平等、自治等价值，强调权利(社会)主导和公共参与，构建以公众为中心的社会秩序。前者突显统治者(无论是皇家、党首、个人领袖)的领导力，但往往忽视公众意愿和大众参与，容易走向包办主义和独裁主义;后者突显大众影响力，但往往因民意纷争或大众的非理性而影响决策效率和质量，容易滑向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导致决策过程中的政治僵局无法打破，重大决策难以做出，或者实施困难。 　　“善治”以法治和良好的制度为基础，这样的法治和制度安排必须保持政府与社会、精英与大众、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适度均衡。因此，保持精英政治和平民政治的平衡，让精英团队保持领导力，让平民团队保持影响力，这是最理想的政治状态。 　　民主：困境及出路 　　与上述两个维度的政治秩序相关，当今世界最具典型的决策模式也可分为精英决策模式和民主决策模式两种。随着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的扩散以及人权意识的普遍增强，政治民主化的观念逐渐为各国所接受，民主决策模式以其与市场机制和人权理念的契合性而备受青睐。与此同时，缘于社会发展状况与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性，以及国家发展战略的赶超性，精英决策模式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依然体现出较强的生命力。 　　民主决策的优势无需赘述，可概括如下几条：一是照顾多数人利益;二是集思广益;三是提供决策合法性;四是保持政治稳定与长治久安。民主决策要实现这些优势，至少需要具备如下条件：一是规则的公平正义性;二是保证广泛社会共识的同质文化;三是中产社会结构下贫富差距不大。但是，应当承认，过度的民主决策也确有局限，其可能的不足包括：一是大众不理性可能导致激情政治;二是缺乏足够认知和远大智慧，可能导致群氓政治;三是多数践踏宪法体制，可能导致暴民政治;四是难以达成社会共识，可能导致低效政治;五是利益集团过于强大，可能导致集团政治;六是过分讨好“民意”，可能导致福利超载。 　　正因为有如此可能的不足，所以才要通过制度约束来予以完善。人们所能想到的弥补办法包括：第一，针对不同规模的群体和不同层级的公共事务，采取不同的民主决策方式，比方，将公选、公投、公议、公决式的直接民主方式限定在小群体当中，在大群体或在国家层面则采用代议制式的制度安排和民主决策方式。第二，用“自由”和“宪政”来为民主设防，确保民主不至于走向暴民政治。第三，以“协商民主”的精神和制度来改造民主决策模式，避免民主滑向“选主政治”和非理性政治。 　　从西方国家的民主实践来看，它们成功遏制了政治包办主义和独裁主义倾向，也相对较好地预防了上述民主局限中的前三项不足(激情政治、群氓政治、暴民政治);但对于后三项不足(低效政治、集团政治、福利超载)，似乎还没有形成很好的解决方案。特别是，在民众长期养尊处优的权利意识深入人心的情况下，一方面，政治竞争话题日益单一化——越来越聚焦于民生问题;另一方面，政府被要求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任务更加紧迫，这就为福利超载和财政危机制造了机会。 　　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通过民主过程、政党竞争、社会福利和社会改革等机制，使其合法性得到延续，但它同时也面临着社会内部的“危机倾向”：资本主义积累以及民主政治所释放出来的大众压力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导致了发达国家的各种社会紧张关系。 　　现在看来，哈贝马斯所讨论的问题在今天西方政府的“超负荷”运转中再次得到了印证。今天，西方国家之所以陷入财政危机，表面观之，是福利社会的运行模式不堪重负，难以为继;深层分析，是西方民主政制发展至今陷入困境，过度依赖和迎合“民意”使政府在追求和维护国家整体及长远利益方面难施拳脚。具体而言，政治领袖和政党为了获得权力而相互抬价，而利益集团又以毫不妥协和难以相容的种种要求围剿政府。正如有分析指出，在目前的西方民主政治中，任何一个政党要上台，就要尽量得到更多选票，于是，一方面，他们要争得雇主和资本家的支持，许诺一旦上台就会为他们减税，而减税就等于减少政府收入;另一方面，他们又要许诺为低收入家庭推出社保、医保等高福利措施，而高福利就等于增加政府开支。所以，西方国家的政府陷入了低财政收入、高财政支出的“两难选择和两头讨好”的政策困境之中。 　　实际上，今天的政府财政危机是上个世纪 70年代福利国家危机的再现，只不过危机的程度更加严重。那个时候，人们呼吁政治和意识形态变革，以彻底放弃“大政府”的构想和实践。从 19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的改革经验来看，降低大众对政府的期望，并通过将国家责任转移和分担给私人的方式来大幅削减政府负担可能是缓解危机的出路。但从 19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剧，国家竞争更加激烈，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小政府”或“消极政府”的模式，在后发展国家“追赶战略”的挤压之下，面临日益严重的挑战。克服福利超载，需要“小政府”，为应对全球化挑战而实施国家发展战略，又需要“大政府”，这是一个两难选择的困境。要摆脱这种困境，需要重新界定政府角色，适度调整公民权益的强度和方向。从根本上说，需要再造民主政制，将过分倾斜于“大众”和“民意”的天平作适度的调整。 　　改革：家家有本难念经 　　从理论上讲，独裁政治是几个人甚至一个人的意志支配国家，民主政治是公众意志左右国家。独裁政治可以做到令行禁止、不生枝节，但容易导向把个人意志或寡头意志强加给大众的结果;民主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防止决策不计民意，但容易陷入短视和纷争，甚至滑向民粹主义。正如前文分析所言，现实当中，精英主义成分居多的国家，政府主导意愿大能力强，而大众的影响力比较弱，公共政策容易被少数人甚至个人所操控。相反，平民主义比重较大的国家，政府主导能力弱，而大众的影响力强，公共政策易受“民意”左右。政治先哲们一再向我们说明，理想的社会治理在于，贯彻共和主义精神，即保持精英主义政治和平民主义政治的平衡，让精英团队保持领导力，让平民团队保持影响力。 　　当前的经济危机使西方社会某些固有的问题更加激化。长期扮演世界领跑者角色的西方国家，高人权、高福利、高保障、高民主的优势，反而为其经济竞争力和政府财政制造了沉重负担。为了减轻负担，法国政府曾提出延缓退休年龄，削减退休金等措施，但民众不答应，且反应强烈。希腊更加典型，国家面临破产的危险，政府为了还债，提出适当降低国民工资和社会保障水平，却遭到强烈抗议。一方面，各党派为执政利益纷争不休，将“连任”和“夺权”看得重于责任，因此，改革策略难以实施，国家陷入发展瓶颈;另一方面，民众眼见国家长期陷入复兴泥潭，政府难以有所作为，从而引发对现存政治结构的不信任和对政治体制效率的质疑。看来，欧洲政治真的被选举政治所劫持，政府在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时过多考虑政治和选举因素，罔顾客观经济规律和国家长远发展需要。因此，如何走出民主困局，那是他们的问题。 　　不过，在我们旁观别人深陷泥淖而苦苦挣扎的时候，也应该检讨和反省自身，至少应该清醒，“家家有本难念经”。确实，对于有些国家来说，问题在于如何克服“民主公地悲剧”;而对于有些国家来说，问题在于如何克服“民主效率损耗”;对于另外一些国家来说，问题在于如何遏制利益集团的影响;而对于其他一些国家来说，问题在于如何克服参与性不足和公共性不足的后遗症——长官意志包办主义严重、公权限制乏力、责任机制匮乏、公共政策跑偏等。任何制度安排都有其相对优势与劣势，就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来看，他们由于民主充裕而陷入困境，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克服“民主的经济矛盾”和“民主的公地悲剧”。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政治天平向精英政治方向太过倾斜，政府太过强势，以至于平民团队由于难以把自己的“话题”转变成政治决策的“议题”而变得火气十足。因此，如何克服全能主义困境和公权主导下的“私田”悲剧，那可能是中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