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假

纽约时报 | 充斥中国的种种虚假

北京——如果它像鸭子一样叫,那它很可能就是一只鸭子。 如果它像狗一样吠呢?它很可能不会是一头“非洲狮”。 这件事发生在中国河南省漯河市的一家动物园里,标签上写着的并不是笼子里展示的东西。当时一名母亲正在教她年幼的儿子如何通过叫声来辨别动物,当他们面前的动物发出一种比狮吼声要和缓一些、而且让人“耳熟”的叫声后,这一骗局就暴露无遗。一只毛茸茸的藏獒在那里顶替丛林之王,没人能被骗过去。 报道称,在漯河动物园,这种鱼目混珠的行为比比皆是:在狼的笼子里有另一只狗,在豹子的巢穴里则是一只狐狸。这就像是诺亚(Noah)的代用品方舟,更是活生生的证据,证明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以如此的灵活性和雄心制作赝品。 动物园的故事是在我上周到达这里前夕曝光的。之后的新闻都被对落马的中共权贵薄熙来的“世纪审判”所占据,庭上传出的严重贪婪和腐败指控,对他一度获得的小人物利益代表的声誉构成何等的嘲讽。鉴于庭审记录几乎实时公布,这场庭审似乎(至少在最初看来如此)是政府提高透明度的大胆新实践。 可惜事实并非如此。这种透明度有一部分伪造的。许多记者无法进入法庭,部分证词显然被修订过,还有一些官方照片看起来被安排过,例如在社交媒体上的一张照片中,身材高大的薄熙来被夹在两名法警中间,而这两个人都不可思议地比薄熙来更高。突然间,魁梧的英雄奇迹般地变成了一个卑微的小人物,这显然就是政府想让他展现的形象。而中国观众对着一块夹层虚假蛋糕大快朵颐:一场虚假的公开审判,审判对象是一名被指弄虚作假的民粹主义者,而他的外表被人为搞得矮小。 这是我第一次到中国大陆,而我震惊于矛盾的现实。一方面是我完全预料到的,就是这里以令人喘不过气的节奏建设,取得一个又一个成就。 另一方面则是在实干的同时,也有如此之多的夸大、粉饰、欺骗和误导。 在北京,我对一名相识的市民说道,“这座城市的绿化程度比人们告诉你的要好。” “并非如此,”她回应道。她解释说,我们碰巧走过的树既不具备代表性也不完全诚实。这些树与其他数千万颗树一样,是为2008年奥运会所种植的,那时北京构建了一种徒有其表的生态友好,让世人惊叹一番。我后来还被告知,在这场奥运会上的开幕式上,一名可爱的小女孩假唱《歌唱祖国》,因为真唱的小女孩被认为在电视摄像机前不够可爱。 当然,多数城市都会美化一番,以吸引远道而来的客人,至少这些树将在这里生长下去,而就连碧昂斯(Beyoncé)也刷了次把戏,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任就职典礼上使用了预先录好的声音。所有伟大而有自尊的国家都擅长在某些领域弄虚作假,有其专门的造假技巧:委内瑞拉有“塑料的”选美参赛者;意大利有低报的税收申报;英国有空洞的礼仪;美国则有旁氏骗局。造假是一种全人类行为。 但中国人的造假已经出神入化,或者至少是到了明目张胆的程度。最臭名昭著的是媒体报道的食品掺假:老鼠肉当羊肉卖;廉价酒装在优质瓶子里;酱油用散落在理发店地板上的头发制成,经加工后达到最优美味。2007年还有一则轰动的新闻报道称,有人售卖纸板箱馅的包子,但随即事情发生超现实的诗意转变:这则报道本身受到了可能造假的质疑。 严重的问题包括虚假药品等,不那么严重的问题包括假扮的僧侣,他们的虔诚装饰和庄严举止是一个幌子,目的无非是收集捐款和兜售灵修小饰品。今年早些时候,中国一座佛教名山上的两座寺庙被关闭,原因就是这样的骗子。 7月,有一整座博物馆被关闭,据称其4万件文物中有许多年代并不久远。想知道暴露的马脚之一?号称有4000年历史的文物上的文字写法,直到最近100年左右才开始广泛使用。 我曾经读到,一家苹果(Apple)冒牌店和真店如此相似,以至于它的雇员和顾客都上当了。 我遇到的北京人告诉我其他很多以假乱真的事例。 其中一人提到“假评论者”,此人解释说,你无法知道,对网贴或网上视频的认可和狂热吹捧是真的,还是付费的产物,据信后者在这里格外流行。 另一名北京人提到“假离婚”现象,夫妇们会解散自己的家庭,从而变成两个各拥有一套房产的个人,他们正设法利用这种方式,避免在出售第二套房产时缴纳额外的税负,一旦完成房产交易,他们就会复婚。 《纽约时报》的张大卫(David Barboza)在今年3月报道过此事。上个月,他又发表了一篇揭露中国庞大的假收据和假发票行业的报道,雇员利用这个行业欺骗公司,公司再利用假收据和假发票欺骗政府。2009年,在政府打击该行业的一次行动中,有1045个假发票制作窝点被关闭。 我一直在询问那些比我更了解中国的人士,这一切说明了什么。他们说,这是企业家精神亢奋的一个范例,是一个经济体快速而迅猛地发展,以至于监管毫无意义、真正的警觉几乎不可能存在的一个范例。他们说,这种现象反映了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事物的表面往往比它们的灵魂吸引更多关注,同时这也是依靠印象、氛围、半真半假真相的政治体制的衍生物。 无论如何,这种现象都是腐蚀性的,它有损国内外民众对这个巨大国度和它的各种产品的信任。这种现象令人担忧,常常会危及人们的健康,也许包括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的健康。 我觉得自己时时刻刻都戒心重重。我总是心存怀疑。 在乘坐缆车下长城时,我注意到缆车上有一块标牌称,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1998年6月28日到长城游览时,乘坐的就是这部缆车。我的缆车一停,我就冲向降落平台,试图查看其他缆车的内部,看看它们是否也有同样的标牌。工作人员阻止了我,于是我永远也无法确定:我的缆车真是比尔坐过的那一部?抑或我成了又一个中国骗术的可怜受害者? 欢迎访问我的 博客 ,并在 Twitter 和 Facebook 上关注我。 翻译:林蒙克、张薇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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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长青 | 习近平“造假”有众多新发现

最近(2013年8月11日)英国大报《星期日泰晤士报》刊文,再次质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博士学位”有假。 习近平的博士学位,在海外曾多次被质疑(如果中国实行像美国等西方国家这样的制度,堂堂国家主席的博士学位涉嫌有假,早就是大新闻,会被炒翻天。台湾国防部长杨念祖被查出论文有抄袭,任职六天就下台),但在中国,官媒上却是一片静悄悄。 抄袭、假学位这种问题都是“硬伤”,因为很难逃脱被查询、发现。毕竟有毕业的学校、学位论文、研读时间等等“硬性问题”要被检验。习近平的“博士帽”明显戴得不伦不类,起码三点说不通: 第一,《清华大学授予博士学位实施办法》明文规定:“申请博士学位的人员必须已获得硕士学位,并在获得硕士学位后工作五年以上。” 但习近平的简历显示,不要说他没有“获得硕士学位后工作五年”,他从未有过“硕士学位”。这说明,习近平的“博士学位”起码违反“清华大学”本身制定的学位规定,是“违规博士”。 为什么习近平不符合规定,但却能从清华拿到博士?除了习近平本身的政治地位以外,他跟当时的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的关系也是明显值得追究的——(网上可查到的资料显示)他俩都是在1975年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清华大学化工系,不仅是同班同学,还是同宿舍,并称为“关系莫逆”。而且陈希是福建人,曾在习近平当省长的福建工作。 如果说是陈希“破例”给习近平戴上“博士帽”,那么从随后陈希的升迁上,可看出他换来的是“乌纱帽”。习近平2007年秋天出任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后,陈希(2008年)就被提升为教育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2011年还接替邓小平女儿邓楠,出任中国科技协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今年3月习近平出任国家主席,4月份陈希就被提升为中国官场最有权力的机构“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第二,习近平的博士论文本身跟“法学、法律”毫不相干。习近平当上“政治局常委”后列出的简历说他是“法学博士”,从“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 这是个什么“专业”?怎么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就楞是读出个“法学博士”?难道“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在中国就等同是“法”了?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所以报导揭露习近平博士学位问题,因为他们已拿到习近平博士论文的复印件;而网上只能查到习近平博士论文的500字介绍,检索不到原文。中国已建立“博士论文检索系统”,但习近平的论文就是不进入这个“系统”,这是不是作者心虚(不是谦虚),知道自己的文章是作弊的? 为什么“习主席”不敢把自己的博士论文公开?因为他的论文明摆着跟法学毫无关系。该论文全称是《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开篇介绍说,该论文“通过对农村三大现实难题(货往哪里卖,钱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产生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由此揭示了研究和解决农村市场化问题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看过习近平博士论文的《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在报道中说,“从学术角度讲,这篇长达161页的论文不但漏洞百出且缺乏原始调研结果,很可能是综合官方调查报告和外国研究成果后,由专人以马列主义理论词汇合成。” 网上资料显示,习近平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是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负责人刘美珣。这位今年76岁的女教授,一生致力教授马列主义,至今还担任“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后来可能看到研究马列不那么吃香了,就把她的马克思专业中加入“研究邓小平经济思想”,而摇身一变成了清华大学社科院经济所所长。但无论是马克思政治还是邓小平经济,都跟“法学、法律”等学科没有关系。习近平不仅自己的博士有假,他的指导教师也像是个学术骗子。 习近平在博士论文后面煞有介事地说,他“参考了97本中文和26本英文书籍”。而事实是,习近平根本不懂英文,他连像李克强那样照稿子念几句英文的能力都没有,居然能“参考了26本英文书”! 第三,习近平一直当官,他哪有时间写博士论文?习近平“读”博士期间,他担任福建省副省长、省长、党组副书记。福建是中国大省,人口三千五百万,GDP在中国30多省市排名第六。作为大省一把手,要日理万机,他哪有时间精力去“参考97本中文书和26本英文书籍”,撰写161页的博士论文? 习近平实在是“太有才了”—— 在做福建省长的四年期间不仅“读”了博士,“写出”16万字博士论文,据《纽约时报》中文网2013年5月23日发表的“解析习近平的博士论文,看中国城市化”一文(作者李华芳),“习近平博士在读博期间(1998年-2002年)非常高产,共计完成了5本署名著作,分别是主编的1999年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现代农业理论与实践》,2000年与人合著的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展山海宏图,创世纪辉煌:福建山海联动发展研究》,2001年主编的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世纪的选择——福建省发达地区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研究》,200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以及同年主编的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科学与爱国》等。不仅如此,习博士在此期间还在清华大学指定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12篇学术论文。” 习近平不是写作出身,也不是从事学术研究的。他父亲习仲勋曾官至副总理和人大副委员长,他得以被保送到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而且学的是化学工程专业。但在短短四年期间,还是主持福建这样一个大省的繁忙工作期间,竟然出版这么多“学术著作”和“论文”,这能是真的吗? 从常识来看,习近平发表这么多的论文和著作显然是有人代笔。中国那种溜须拍马的“陈希”们,可是从不“稀少”。那么代笔人都是谁呢? 居住挪威的华裔政论家锺祖康近日发表调查文章“是她为习总代写博士论文吗?”指出,起码现为福建省江夏大学副校长、经济学女教授刘慧宇是重要嫌疑之一。理由有三: 一是习近平的那篇博士论文《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跟刘慧宇出版的书《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农业发展》,内容多处重复,甚至有些段落一模一样(详见锺祖康的对比文章)。 二是习近平在福建担任省长期间(获得博士学位),刘慧宇则担任福建省宁德市人大副主任、省政协委员等。 三是刘慧宇曾为宁德市蕉城区副区长,习近平则担任宁德市委书记,是刘慧宇的上司。 从网上查到,1966年出生的刘慧宇,后从南京大学获历史学博士,从厦门大学获应用经济学博士,在“省级以上核心期刊发表过数十篇研究论文,出版多部著作”。 锺祖康的结论是,刘慧宇是学术科班出身,“当时以其学术专长帮了习近平一把,但在处理自己的著作时,在把文字搬来搬去时,对自己曾为他人做枪手代写的文字失去警觉性,以为还是自己的。” 上述《纽约时报》文章说习近平出版有5本署名著作,但显然漏掉2本,一本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署名习近平的《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另一本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署名习近平的《之江新语》。香港凤凰网报道说,这是《浙江日报》2003至2007年间头版专栏“之江新语”的232篇文章汇集,专栏署名“哲欣”,是当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所用的笔名,意思是“浙江创新”。凤凰网说,“浙江日报社再三征求习近平的意见后,以《之江新语》为书名,将习近平所写的这些文章集结出版。” 既然习近平有多达7本署名著作和12篇学术论文,刘慧宇出版的书和论文也很多,国内有心人如果像锺祖康那样下点功夫,把习近平和刘慧宇的“著作、学术文章”找来做个对比,很可能会 “发现”更多——习近平或许不只是博士学位有假,而且他的全部文章和书,都可能是别人代写的。所以,中国的打假,首先应该从权力高峰的“国家主席”之假开始! 2013年8月18日于美国 相关日志 2013/08/21 — 苹果日报:习近平授权文件曝光 民主成了反动潮流 2013/08/19 — 鍾祖康:是她為習總代寫博士論文嗎? 2013/08/18 — 华尔街日报:习近平巩固权力 向毛泽东思想靠拢 2013/08/15 — 未普:打大老虎,习近平骑虎难下 2013/08/12 — 林和立: 習在港發動文革式批鬥 2013/08/12 — RFI:周永康根本不会畏惧习近平的反腐“空包弹” 2013/08/12 — 权斗敏感时刻 外媒翻出习近平博士论文旧账 2013/08/12 — 英媒:習近平博士論文疑是代筆 2013/08/11 — 胡少江:是刘云山绑架习近平,还是习近平主导刘云山? 2013/08/09 — 多维:习下,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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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经济新闻 | 中山横栏镇以水电费推测企业产值

国家统计局6月14日在官方网站上曝光中山市横栏镇工业总产值数据存在虚报造假行为,涉及71家工业企业,金额达62.9亿元。 昨日(6月18日),横栏镇党委副书记霍锦添在接受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坚称,此次工业数据弄虚作假系横栏镇统计办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所致,与该镇及中山市领导无关,不存在粉饰GDP一说。 按照霍锦添的说法,该镇统计人员在对工业企业产值进行测算时,不是亲赴企业调查核实,而是坐在办公室,以企业的水电费为依据,凭空捏造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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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 截访、造假、捡垃圾——副乡长的一天

  表演式视察   星期五一大早,何历峰带着四五个下属来到离乡政府几里地的公路旁。站在杂草丛生的路肩上,干部们手持火钳,捡卫生纸、饮料瓶、塑料袋,抛到视野外的沟坡底下,看不见就行。   弯腰、捡拾、装袋,动作熟练而机械,远看像是拾荒的流浪汉。“哪是什么干部,明明就是开着小汽车的清洁工,”乡镇干部在权力等级中的地位微不足道,但一样有着强烈的身份感,抱怨是难免的事。   伴随着县领导、市领导、省领导的专门视察或是路过,清扫以每周两次的频率重复着,何历峰说不清打扫了多少遍,“已经厌烦透了”。就像推着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重复而无意义,可一旦懈怠,碾碎的便是自己或领导的仕途——因卫生不合格被免职,绝非神话。   接近10点半,公路清扫完毕。“县委书记还要去你包干的村,快去准备档案材料,记得打扫干净。”听完乡书记电话里的嘱咐,何历峰匆忙赶往集贤村。   县委书记临时改变行程,看似突然,其实有分寸,维系着心照不宣的默契:有幸被视察的永远是一两个样板村,视察时间总会及时告知乡里。人人都厌恶行踪不定的突然造访,都极力避免尴尬的场面。   不到10分钟,材料备齐了,宣传、纪检、精神文明建设,摞起来足有半尺厚。何历峰说起在微博上一次经历,某天凌晨1点,一位副镇长朋友发微博说:哎呀,我们镇政府现在忙得灯火通明。何历峰回复:你们是在作假吧,明天领导要来检查?对方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   半尺厚材料所记录的工作,“全都没必要,事实上也都没做,就是作假应付检查。村里每月账目公开、党务公开,材料也都是事后补齐,贴出来老百姓看都不看一眼。”   假得如此明显,领导怎么可能认为是真的呢?何历峰也曾大惑不解。典型的领导视察情景,乡干部一本正经汇报工作,领导也一本正经听,“噢噢,这个做得很好,值得推广”,然后是一二三点意见。   后来他明白了,上级领导当然知道是假的,只不过假装不知道,“所有人都在表演”。   何历峰多少陷入矛盾中,他是造假参与者,心底又生出厌恶。曾有一次,新上任的县委组织部长突击检查,何历峰因工作不力受到批评,他竟感到些许激动,“这个领导作风还可以啊,即使他骂我,我都愿意。”不过,突击检查只此一次。   村委会办公室打扫完毕,何历峰跟同事坐在院里闲聊,他看着建成没几年的房屋,心里觉得可惜。建成之初,市委组织部长还来视察过,说“让老百姓看到咱们共产党的旗帜在高高飘扬”。实际上,办公室大部分时间闲置,落满灰尘,惟一用得上的场合是领导视察。   拦轿喊冤   “给不给我解决问题?你们县长要来检查,我要找他告状!”等待县委书记时,村民突然冲进来,气冲冲找到何历峰。“拦轿喊冤”不只是传统戏曲的演绎,也是千百年来活生生的现实。戏曲里,“乡吏”是左支右绌地干着坏事的丑角,但此时何历峰紧张又无奈。   乡长和村支书跟着访民去实地查看,乡书记打来电话,领导马上到达。何历峰留下来和访民周旋,乡长则迅速撤离,走时交代,“领导来时千万不能让他扑过来”。   访民的问题其实早已清楚,他家围墙后地遭到另一村民侵占,因为村支书答应了后者把地分给他,两家经常吵架,甚至动起手来。   乡干部都明白,矛盾源自村支书“错误决策”,但村支书是县里甚至更高层树立的红旗,谁也不敢动他,问题只好拖一天算一天。“讲政治”,是渗入最细微肌理的法则。   访民家里,老两口一边申诉一边端茶倒水,并不知道4位干部只是假意了解情况。   周一,何历峰已接待过他们:   ——何乡长,我们的问题没解决,那人昨天又去了我家,不走,还给110打电话,说我把他打了,我打他了吗?他把我的衣服都扯烂了。   何历峰看看,衣服确实烂了。   访民问,你们乡长在不在?   ——不在,去县里开会了。   ——那你们书记在不在?   ——没来,在县里可能有事。   ——那这样,我等到下午5点,要是你们的人还不来,我明天一定要到县里去告你们!   这样的申诉被称作“车轱辘话”,声声作响,反复碾压。4位乡干部都觉得乏味,临走时答应最迟下周解决问题。   老太太最后说,前天到乡政府向你们书记反映问题,他有句话我很气愤,我女儿偷偷录了音,你们再不解决,我就拿着证据到县里、市里、省上、北京去告!   访民认为自己懂官场,习惯层层上告。但在何历峰看来,没用,上级信访部门也只是踢皮球,“怎么搞的,你们的人上访了,来领人!”   下午1点半,领导电话通知撤回乡政府,县委书记要座谈。何历峰发现陪同人员果然少了,才3个人。乡书记汇报了今年的工作计划,县委书记讲了几点意见。半小时后座谈结束,县委书记返回县城,整个视察过程不到两小时。   基层的命运   原本以为可以回家过周末,办公室却通知说,领导干部留下,吃过饭继续开会。   “你知道宪政不?”趁着在职工灶等吃饭的时间,何历峰突发奇想,问了同事这个问题。   10个人,只有一个学法律的说他听过,但不知道什么意思。作为一个微博控,何历峰觉得很分裂,微博上谈论政改、宪政,很热闹,但跟现实生活不沾边,“身边的干部和老百姓,谁关心这些?知识分子说那么多有什么用?就算真要政改,底下人怎么弄啊?”   何历峰熟悉学者们的呼吁,但他深谙基层的生存现实和治理逻辑,巨大的差距令人沮丧。   走出食堂,乡长正和一人拉拉扯扯,后者胡言乱语,显然喝高了,非要到乡书记办公室去,但书记正和县里来的人谈工作。何历峰赶忙上前,把醉汉带到自己办公室,听他手舞足蹈一通嚷嚷。原来是90年代的基层老干部,要找乡书记反映问题。何历峰看着他,觉得心酸,仿佛那就是大多数乡镇干部的未来。   对全乡在编的四十多名党政干部来讲,作假材料、迎来送往、糊弄群众,已持续多年,且还得继续下去,才30出头的何历峰感慨又惆怅,“美好年华就这样慢慢凋零。”   县上的人走后,醉汉闯进乡书记办公室,大嗓门、抡胳膊,书记陪着笑,无论他说什么,都回“可以可以好好好”。几天前晚上有相似一幕,一群村里的小伙子喝完酒冲进乡长办公室,横七竖八霸占了桌子椅子。“要是不解决有你好看。”几个小时,乡长一直嘿嘿笑着。   网上满是乡镇领导趾高气昂欺负老百姓的新闻,咱们的乡镇干部怎么这么“可怜”?何历峰忍不住想,政府做了让老百姓寒心的事情,老百姓反过来要挟、缠闹,基层治理的命运就是在野蛮和无理取闹中恶性循环下去?   关于未来,何历峰说乡镇干部大致三种心态,有人端着铁饭碗混日子,有人渴望仕途高升。每有人提拔,同事间耳语的不是能力品德,而是他的关系,权钱交易。“第三种心态就是很失望,想尽快调回城里,”何历峰说,“我就是这样。”   好不容易把醉汉劝走,他临走时竟然也撂下一句话:“书记,刚才我录了音但没录像!”   晚上的会内容很简单,下周省里某重要领导来调研,周末不休息,打扫卫生,准备资料。   (文中地名及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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