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

启良：道：中国知识分子的十字架 进入专题 ： 知识分子 道    ● 启良   　　 　　 引 言 　　 　　时下越来越多的学者热衷于知识分子问题研究，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中，知识分子充当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同时亦遭到了相当严重的歧视和迫害。特别是，致使他们遭受歧视和迫害的社会环境又正是他们自己参与营造的，更是匪夷所思。二十余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好作伤痕文章，尤其对于反右斗争和十年“文革”痛心疾首，却很少有人认真地作过反思，当时政治氛围的营造，知识分子自己起过何种作用。最近几年，学界更是喜欢在几位颇具代表性的人物身上作文章，认为像冯友兰、郭沫若、周扬这样一些亲近或屈从权力而不能维护自己的主体人格的知识分子，乃是由于为人的境界不高，或者说是迫于权力的高压而不得不以良知的泯灭为代价。愚以为，此种认识是欠于深思的。第一，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是道德理想主义的代表，而且正是因为他们对道德理想主义的追求，才使得他们不能很好地护住自己的主体人格。第二，权力系统和权力话语虽然对于知识分子自主精神的沦失起着非常大的作用，但是知识分子的是非观、价值观则是他们主观选择的，体现的是他们的自由意志。如果说权力系统和权力话语对他们的身心构成了伤害，那么这一伤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他们自己争取来的。因之，思考二十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实乃一个极其深刻的思想史课题，远非道德诘问或对权力的批评所能替代。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虽属当代课题，但其渊源却在传统社会。本文的旨趣就在于通过对中国特有的文明模式的分析，看看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是如何处在一种极其尴尬的两难境地，以及由之而塑成他们特有的是非观和价值观。这样一种思想史的解答，或许有助于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入认识。 　　 　　 上 篇 　　 　　何谓“知识分子”？按照近代西方学者和近年华人学者的理解，知识分子乃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知识分子即可理解为有知识有文化和有某种技术专长的人，而狭义的知识分子仅指那些对社会对人生抱有关怀意识的文化人，前者主要是“科技知识分子”，后者则为“人文知识分子”。尽管这二者有相互混淆和叠合的关系，但是作此区别则是必要的，尤其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来说，更是如此。因为，第一，中国几千年以来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人文型的；第二，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之特征主要渊源于传统的人文理性。或者说，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比起科技知识分子来要大得多。而且，我们今天将知识分子问题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也主要是就人文知识分子而言的。正如陶东风先生所说的：“尽管这两个界定各有自己的合理性，但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与主干无疑是后者。这一特点决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功能上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区别。活动于思想观念层面的人，一般地说，是长于思考和批判的特点。因为与实际工作者相比，他们较少接触社会的实际，这使得他们思维有较大的超越性，有较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他们常常超出专业范围，思考人类社会的普遍问题，对于社会现实持批判态度。”〔1〕 　　如果上述区分不谬，那么可以进一步得出如下两点认识：一，中国的读书人是最具知识分子之特征的，相比于其他民族的知识阶层，他们对社会的关怀意识最为强烈；二，相比于别的民族，中国的知识分子起源的时间最早，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形成了既具影响又具特点的社会群体。 　　上述两个特点的形成又是同中国特有的文明模式有关的。 　　中国的文明史可以上溯到炎黄时代，甚至可以从伏羲氏作八卦写起，但是中国文明模式的形成则是在西周初年。〔2〕是时，世界各民族的历史经过了一场具有根本性的文化革命，即由自然宗教转化为伦理宗教，由尚力的时代转为尚德的时代。这样一场变革，实质上就是雅斯贝尔斯所称的“轴心时代”的开端，亦如余英时先生所说的“哲学的突破”。但是，同是一场文化革命，中国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走上了一条独特的文明模式的发展之路。具体说即是：由自然宗教转化而来的伦理宗教，在其他民族表现为人类个体的德性修养，所要解决的是横向的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以及生命个体的灵魂安顿问题。而在中国，所兴起的伦理宗教对生死问题和社会的普遍伦理问题不甚关注，而是将其思想的重点放在国家政治之一域，从而将政治伦理化和神学化。正因为有这样一种区别，中国才没有产生像犹太教和佛教那样的宗教。 　　西周在中国文明史上的意义，一是上文所说的将政治伦理化和神学化，二是礼乐制度的建立。严格说来，这二者有相互矛盾的地方。因为严格的等级制度是不需要将政治伦理化的。反过来理解，道理也是这样。甚至可说，将政治伦理化实则是对等级秩序的否定。因为，将政治行为赋予道德的理解，事实上也就等于否定礼乐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但是，西周礼乐制度的崩坏毕竟不是这二者相互冲突的结果，而是由等级制度之本身造成的。西周的等级制度是非常严格的，并配以严格的礼乐制度，但是有一个问题却是等级制度之本身无法解决的，即贵族集团随着时间的绵延，下级贵族的人数越来越多，待遇越来越差，这样势必瓦解原有的等级结构。再者，西周的等级制又是同封建制联系在一起的，封建诸侯在各自的领地上，天高皇帝远，既可以独霸一方，又可以忽视礼乐制度的存在而僭越礼制，其结果便是礼崩乐坏，天下大乱。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便是产生于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 　　春秋战国时代的知识分子，其前身是西周等级制度中的士。西周的等级制度犹如一座金字塔，贵贱等级分明，但从大体上说，又只有贵族和平民两大分层。贵族是国人、君子；平民是野人、小人。所谓国野之别，也就是治者与受治者的差别。相对于平民，贵族为社会的统治集团，但贵族集团内部，仍有贵贱尊卑的差别。贵族分五等，即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也就是说，士是贵族集团中地位最低的一个等级。在礼乐制度未曾崩坏的西周，士一方面地位低微，仅仅作为寄生阶层而由社会供养，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属于贵族，所以可以接受教育，有平民所没有的文化知识。当时的教育由天子或诸侯控制，史称“学在官府”。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同时也是教育制度的大变革，即由“学在官府”变为“学在四夷”。 　　等级制度的瓦解和教育制度的变革，结果之一便是社会上兴起了一个新的阶层，即知识分子阶层。尽管这一新兴的阶层仍然称作士，而且很大一部分还是直接从原来的士阶层转化过来的，但是毕竟同西周礼乐制度中的士不是一回事。大体而言，如下几点区别则是明显的；一，西周的士尽管也习文，但其主要的身分则是武士；而春秋战国时代的士主要是文士，不再将打仗作为他们的主要职能。〔3〕二，西周的士仅仅是贵族集团中地位最低的一个等级；而春秋战国时代的士则打破了等级制度的界限，受过教育的平民同样可以作为士这一群体中的一员。三，西周的士由于受等级制度的限制，对社会现实很少关心，或者说没有关心的可能；而春秋战国时代的士不仅关心和参与政治，而且以“王者师”的社会角色而体现他们的自身价值。四，西周的士虽为贵族等级，但其社会地位并不高，对社会发展亦无多大影响；而春秋战国时代的士占据着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兴起的时代，同时也是他们最为活跃和最能体现自身价值的时代。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史籍所载多矣，亦为现代人所熟知，本文无需再作现象的描述，只是想作进一步的究问：为何春秋战国(而且也只有这一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会如此活跃，会以“王者师”的身分自居，且能充分体现自己的价值?特别是，我们将这一时期(即雅斯贝尔斯所称的轴心时代)各大文明区的百家争鸣作一比较，不难发现，中国的知识分子是非常具有特色的。第一，希腊和印度的百家争鸣，思想者皆以民间学者的身份著书立说，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多以谋求仕宦为目的。孔子的“学而优则仕”一语，最能反映这一群体的价值取向。第二，希腊和印度的百家争鸣，思想者的著书立说，多是究问人生的意义或世界的奥秘，或曰在人生观和知识论两方面作文章，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人生问题和世界的终极原因并无多大兴趣，思考的主要是政治伦理问题，对社会现实具有强烈的关怀意识。所谓“处士横议”和“不治而议论”，都是对现实政治的关怀。问题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当时何以会有这样一些特点。从人类思想史上看，知识分子将致思的重点放在人生问题和世界奥秘的究问上面，乃是较为普遍的现象，亦同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相符合。作为有限的生物，人类时时面临的困惑便是如何克服自身的有限以达到无限，或者说试图缩短有限与无限的距离。而对有限的人类来说，无限的世界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生的意义世界，二是大千世界的奥秘。也可以说，以人生问题为主题的印度人和追问世界终极原因的希腊人，在轴心时代的所思所想，乃是符合人类正常的思维需要的，是人类在由自然宗教过渡到伦理宗教，或曰从前逻辑思维过渡到逻辑思维的初期必然出现的事情。反过来说，轴心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没有把心思投之于对人生与自然的研究，而是将政治中的伦理问题作为致思的主题，必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这就是，在此之前所形成的中国文明的特殊性决定了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必然把思想的重点放在政治伦理方面。 　　周代以前，中国同样为部落社会，与当时的其他民族并无根本性的差异。但是有一点却是别的民族所没有的，即从传说中的炎黄时代开端，中国的政治共同体就一直是以大国的规模而存在的。其他民族在此时期，几乎都是小国寡民，惟有中国的汉民族，国大而民众。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来说，版图的大小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则是政治的模式以及由之而形成的政治理念。小国寡民的国家，大多为共和制，或为民主共和，或为贵族共和。即使为君主制的国家，亦受传统的氏族制度的约束。尤为重要的是，小国的统治者由于国小民寡，搜括有限，所以都不甚奢侈，而大国的君主却能过着极其奢华的生活。再者，小国的权力交接，或受制度的限制，或受习俗的影响，大多能够在非暴力的方式下进行，而大国的权力交接常常带有火药味，特别在改朝换代的动荡时期，更是刀光剑影，血肉横飞。这样一种区别，直接导致两种政治理念的产生。对于小国来说，他们看重的或是法律制度，或是贵族血统；而对大国来说，他们看重的是从理论上证明王权的合理性，同时将其神秘化，借助天的威严以维护王权的威严。 　　需要说明的是，早在周代以前，中国便是大国的规模，但是将政治伦理化则是西周初年才有的事情。据郭沫若考证，商代尚无“德”字，“德”字是周代才出现的。〔4〕周人之所以有这样的创举，原因大抵是：一，周代的版图更为广阔，统治秩序的维系比前代更为艰难，需要寻求一套“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政治理论。二，如前文所提到的，此时的人类普遍经过了一场由自然宗教转化为伦理宗教的大变革。政治是当时统治者的头等大事，所以也就很自然地将其伦理化。三，由自然宗教转变为伦理宗教，同时也是人们观念中的神由具象形态到抽象形态的变革。具象的神只管自然事物，而抽象的神之主要职能则是管理人间的事物，且带有明显的伦理色彩。具体言之即是：商代所崇拜的“上帝”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被抽象化了，但毕竟还是自然宗教的神，而周代所崇拜的“天”不仅完全被抽象化了，而且是被伦理化的。 (尚书)中的所谓“恭行天之罚”之类的政治话语，实则就是周代的统治者借用天的道德权威性说明其政权的合理性。〔5〕 　　周代的统治者将政治伦理化，主要体现于两个概念的提出，即“敬天”与“保民”。这两个概念都是针对统治者而提出的，意在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这样的政治伦理概念可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它强调的是“民为邦本”的思想，要求统治者施行仁政德治，顺从天意和民意。天意是看不见的，但却能从民意上面得以充分体现，因为天意以民意为根据。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说的就是这样一种关系。在古代社会，人们普遍地敬畏神灵，敬畏天意。尤其对于统治者来说，更是如此。因为他们相信国家的兴衰和王权的存废皆由天意决定。这样一种关系，对统治者无疑是一种心理压力，迫使他不得不考虑民心的向背，不得不施行仁政德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从逆向来理解，即“敬天”和“保民”的政治观念有利于王权的巩固，因为此种观念的实质乃是对政权合理性的辩护。既然国家权力为天所赐，天意又代表民意，那么也就同时意味着取得政权的人都是符合天意和民意的，其政治行为亦是道德的。此种观念颇有强者逻辑的意味，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更为深层的隐患还在于：一，(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4 页： 1 2 3 4    进入专题： 知识分子 道   

作者： 信力建   一部中国现代史，基本上就是三个人的演义——他们就是：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厘清他们的不同价值取向、追求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对这段历史的了解也就心中有数了。 蒋介石在后来的宣传中是以大独裁者大野心家面目存在的，然而，“纣之不善，当不如是之甚也。”事实上，蒋介石对现代中国的贡献，也是可圈可点的，我们不妨做点介绍。 首先，在宪政建设方面，蒋介石并非毫无建树。1943年9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在开幕式上蒋介石说：“战争结束的时间，决不会超出我本年春季所说的两年之内。”因此，要讨论如何建国的问题，“而政治建设的基础，就在宪政的实施。”“宪政实施以后，本党还政于民……在法律上本党应该与一般国民和普通政党处于同等的地位，在法定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之下，享同等的权利，享同等的义务，受国家同等的待遇。” 他还有多次谈话都谈到宪政，这表明他确实在考虑这个问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46年12月召开的“国民大会”上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 无论就其设计的国家权力的分立、平衡与制约，对政府权力的明确限制，以及对基本公民权利的保障，与其他民主国家并无实质差别。这是一部真正按宪政精神设计的宪法，政权的合法性必须建立在普遍的价值标准基础上，如果历史给以其时日，也许中国将开创另外一个局面。 其次在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方面也成就不俗。因为对宪政的重视，民国时期，是中国新闻和言论自由最好的时期。譬如，抗战时期，尽管官方管制言论出版自由的事件不断发生，但整个国家仍有相当程度的新闻自由，无论是民间办报还是独立的新闻批评都还有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抗战以来，“各方之宣传刊物如雨后春笋，盛极一时”。据统计，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先后在重庆发行过刊物的民营报社、通讯社即达二百多家。除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以外，还有《国民公报》、《时事新报》、《西南日报》以及无计其数的杂志和期刊。其中，比如范长江所在的《大公报》就是民间报纸，它的办报宗旨就是超党派，要代表人民说话，做人民的喉舌。《大公报》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社训。不做党派的工具；不以言论做交易；不为自己谋私利；绝不盲从盲信盲动。《大公报》每天都会发一篇社评，以敢于揭露社会的黑暗面敢于“骂”驰名。它既骂共产党，也骂国民党。共产党当时属于反政府武装，骂骂无妨，可敢骂执政的国民党，一方面说明它有胆量，另一方面也说明国民党有点雅量。在国共两党刚开始北伐时，《大公报》就发表社评反对，认为北伐是苏俄为了自身的利益挑动中国人内斗，给中国四万万人民带来了战祸，尤其对“国民党自信以武力革命统一中国”表示担忧。《大公报》还对国民党在苏俄的指导下“仿俄式而练党军”表示极端不满，尖锐地指出：“国军私有，民治沦亡。”军队属于党，人民还怎么可能治理国家呢？蒋介石也在一定程度上容忍报刊的批评。蒋介石1929年12月28日曾经向报界发出通电，请报界对国民党政府党务、政治、军事、财政、外交、司法各方面尽情批评。 国民党统治时期除了允许民间办报外，还允许民间办广播和成立通讯社，它没有把所有媒体统统变成权力的附设机构，变成执政党的喉舌。 再次，由于政治上向国际主流社会的靠近，蒋介石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上也取得让人瞩目的成就。蒋介石承继的“烂摊子”并不比1949年好到哪里，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却承担历届北京政府累积的六亿六千七百万美元债。而且，当时中国只是表面上的统一，南京政府控制的国家资源极其有限，而且必须将其大量花费在“统一政令，统一军令”的“军阀战争”之中。蒋介石进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推行“法币政策”，自1935 年底发行法币，建立公债债券的威信，同时积极清偿外债。到抗战前夕，已经偿还百分之九十外债。法币制度还为八年抗战奠定基础，没有法币，抗战军费便无由筹措客观地说，南京国民政府北伐后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也获得了国际承认，成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因此，1927年后的十年，国民政府除了积极“剿共”外，确实开始重视经济建设。1927年-1936年，中国的工业增长率达8%以上。这十年，被国民党政府成为黄金十年。在文化教育方面，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等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尤其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蒋介石政府首先考虑的是保护学校和教育事业不致中断，帮助面临日寇侵略城市的学校南迁。在日寇轰炸重庆时，当局的首要任务，便是及时疏散中小学师生。早年他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为建立革命军队，培养军事骨干力量做了一定工作。这对后来的抗日胜利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也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在抗战结束后，中国这个向来为人瞧不起的东亚病夫国家一下子成了世界四大强国之一，不仅取消了大部分不平等条约，还由原来的无地位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半封建国家变成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再看毛泽东。毛泽东临死前曾说过他这一辈子就干了两件事：一件事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去，另一件事就是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这应该是比较有自知之明的盖棺论定——事实上，除了这两件事外，其他方面他的确也不仅乏善可陈，而且其过不小。 比如宪政方面。毛泽东一向自诩“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宪法在他眼中自然一文不值。在1954年，在宪法讨论会上，他老人家就有这样的发言：“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1961年，在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时毛泽东明言：“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和刑法那 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我们主要靠会议，一年搞四次会。大跃进，就没有时间犯法！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看到没有：他连自己是不是参加过宪法制定都记不得，宪法在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可想而知——甚至不如他一年主持的几次会议！连作为“母法”的国家大法的地位都不过如此，其它法律条文就更谈不上什么严肃性了。后来干脆把公检法一起打到，让广大官民和普通学生闹起来打起来，都来享受无法无天的自由。人的习性中恶的一面得到了最全面的鼓励和彻底的释放，官不官民不民、师不师生不生、国不国家不家、人不人鬼不鬼的“大好形势”就这样造成了。也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还公开表示“要人治,不要法治。”“会议决议就是法,开一个会也是一个法。”“《人民日报》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法。”宪法及其他法律,领袖一句话就变了。其他各级领导人都要跟着变。也没有人敢不变。第二把手刘少奇在同一个会议上说:“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看来,实际上靠人。”此后,从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到各级党委及其分管政法工作的领导干部、各级政法机关的负责人,都积极主张实行“人治”，批判“法治”、反对“法治”。所有这些做法，显然跟现代宪政观念是背道而驰的。 在言论言论自由上，毛泽东更是向两千年前的秦始皇看齐。1973年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批驳反右运动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非议时说，“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毛还曾说过“秦始皇算什么，焚书坑儒不过坑掉460人，而我镇压反革命一次就干掉几十万”，当郭沫若对始皇帝不敬时，毛泽东曾写诗申斥“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事业须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后返文王”。 事实上，跟秦始皇相比，毛泽东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的工程，更加深谋远虑和无微不至的。秦始皇只不过烧了一些诸子百家和方士的竹简，而毛不但焚书、以破四旧之名摧毁传统文化，还禁锢人民的思想“在思想领域实行全面无产阶级专政！”换言之，毛泽东并不在乎在肉体上消灭知识分子——因为那是秦始皇的做法，太小儿科，不足以体现自己超过对方一百倍。他要做的是在思想上改造知识分子，让其老老实实全心全意为新政权所用。也就是说，他不用焚书，而只要知识分子读他以为应该读的书；也不用“坑儒”，只需要知识分子照他的意愿改造自己思想，重新做人。其结果，当然就是万马齐喑群芳芜秽——不仅没有言论自由，就连思想自由也丧失殆尽。在经济上，实行闭关锁国的小农经济，将传统中国社会的精英摧残一空。中国社会精英集中在城市和乡村，就城市而言，除了知识分子外，主要是工商界人士。到1956年，全国各地公私合营结束之时，私营在全国已经不复存在，八十几万原私营业主失去了产权，成了定期领取定息的被赎买者。另据一项统计，全国城镇个体劳动者（即今天所说的个体户）由640万人锐减至16万人。这十几万人较多散布在南方，特别是交通不便的边边角角，做一点修鞋修车之类拾遗补缺的小生意糊口。在农村，一批勤劳俭朴、善于经营“田秀才”、“好把式”经过土改中把被打压下去，杀的杀，关的关，管的管，生产资料瓜分得罄空……中国农业一条极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断了。 如此胡作非为的结果是到他临死时，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沿”！ 邓小平则介于蒋介石与毛泽东之间，过渡色彩十足，这主要体现在邓小平一方面力图摆脱毛泽东的闭关锁国政策，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讲过这么的一段话：“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他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而其具体方式就是在经济上全面对外开放，融入国际社会。他明确指出：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从建立特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建立浦东开发区……中国开放的步伐一天天加快，开放的层次一步步扩大。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上看出：1985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为23.1% ，而到2005年已经高达63%，2006年更是达到67%的高点！这其中最为辉煌的一笔就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一事件，它标志着中国在经济上与国际主流社会完全融合——世界贸易组织现在已是调节国际经贸关系的重要国际经济组织之一。它追求的多边贸易体制的目标就是通过全球性的贸易自由化，促进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并取得了重要进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中国必须按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履行自己的权利与义务，这显示中国不仅要享受国际社会分工好处，也将接受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但另一方面这种与国际社会的融合却不是全方位的，而只是一半（经济上那半）的融合，另一半政治方面，邓小平还是主张所谓社会主义——换言之：经济上那条腿踏上了蒋介石的马车，而政治上这条腿却还留在毛泽东的船上。而我们知道，所谓“国际接轨”，乃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文化、艺术、体育、卫生等所有相关内容与当今国际社会的大环境相统一，或者说使一个国家的一切事物与国际上的事物连接到一个“轨道”上，这个“轨道”也可以称为国际标准化，从而使全球的事物发展得到统一化。它要求完全、通用和持续。 也就是因为这种跟国际社会不完全性或者说一半的融合，我们国家在取得经济上快速发展，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民生也得到极大改善的同时；却在民主人权社会公正方面，跟国际社会相去甚远，这不仅妨碍中国真正成为负责任的大国，而且为社会动乱埋下隐患。 如果我们对这三人的基本治国理念做个总结，那也许可以这样说：蒋介石亲美，力争让中国进入国际主流社会；毛泽东钟情中国传统，欲将中国变为秦始皇加斯大林的现代独裁国家；邓小平则不中不西（也可以说亦中亦西），让中国又回到晚清洋务运动时代。下一个“人”将如何演义？我们拭目以待。

　　 　　文革十年，毁了很多人家，张东荪一家七人坐牢，四人死于非命。事出有因，在说张家之前，先说说毛泽东。 　　一　毛 　　我上高中在天津十六中，即今“耀华”，一个贵族中学。几个同学的父都是多次见到毛本人的通天人物，他们的谈话，口传了两次，就成了我的消息来源。 　　据说，毛的气量非常大，能忍人所不能忍。要说也是，没这两下子，能拿到天下吗？但要是碰了他的底线，不置死地绝不罢休。 　　一个是高岗。五十年代初一个春节，津京沪高官收到东北王高岗差人送来的兰花。花盆奇重，拨开浮土，下面是块铸金。收到礼物的吓得半死，哪敢留在家里过夜？旋即听说高岗上马装：别的不谈，私下送礼，结党拉派，就有人证物证。高岗自杀后多年后，一些非常小道的消息传来：高岗的胆子也就是搞女人；打死他，他也不敢给人送黄金。再说，高岗比猴儿还精，他能做这样的蠢事吗？如果不是高岗，又会是谁能想出这步高棋，既考验大员的忠诚，又置高岗于死地呢？ 　　一个是张闻天。1959年庐山会议上，因为直言百姓疾苦，毛写信给他：你心烦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们缠住脱不了身。旧病复发，自作自受，怨得谁人？昔人咏疟疾词云：‘冷来时冷得冰凌上卧，热来时热得蒸笼里坐，疼时节疼得天灵儿破，颤时节颤得牙关挫。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真是个寒来暑往人难过。’同志，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这样一封极尽挖苦只能事的信，被印发与会代表。无法想象昔日共产党的张总书记是如何忍受在众人面的屈辱的。 　　一个是黄敬，即江青前夫，俞正声生父。家族多人为国共党政军，学府商界要人。黄敬的学问很好，《天津第三人民医院》公正隶书牌匾就出自他手。一次不知如何碰了逆鳞，被毛当众一顿怒骂，回到天津后就疯了，最后到底怎么死的有种种说法。无论如何，他也没有张闻天的隐忍。 　　二　张 　　话说当年林彪挥师进关，兵临北平城下。是打是和，傅作义举棋不定。遂请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老友、幕僚张东荪去共军处探个虚实。张东荪是书生，为保全千年古都，万死不辞。几经谈判，最终说服傅作义，开城迎接共军。不久，在一次颐和园的集会上，当着众人的面，毛竖起大拇指说，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当居首功。 　　张东荪出身宦门，祖上虽官不过六品，却代代学富五车。祖父张之杲，著书立说，名满京畿。父张上禾，晚清词家。兄张尔田，官至刑部主事，学养深厚，为燕京大学国学总导师，与王国维、孙德谦一起被誉为海上三子。有这样的父兄，张东荪自幼一心向学，十八岁官费留学日本。后曾与梁启超一起领导参与国会选举。三个儿子： 　　长子张宗炳，美国康奈尔大学生物博士 　　次子张宗燧，英国剑桥大学数学博士 　　三子张宗颖，日本早稻田大学化学博士 　　其女张宗烨，没能出国留学，后为北大物理系，中科院院士，是近代中国顶尖的物理学家。 　　三　狂狷沽祸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576个代表，毛得到575票。毛投了自己一票，谁没有投赞成票呢？毛勒令追查，一查，是张东荪。 　　转年金日成打过三八线，朝鲜爆发内战，联合国军队进入南朝鲜，中国志愿军整装待发。在苏美两个大国之间，向苏联一边倒的国策，引起当年知识分子普遍忧虑。张东荪曾为“国共调停人”，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又有着不浅的私交，便想从中斡旋。正在此时来了个不速之客，一个素昧平生的名叫王志奇的异人，其英语流利，学识渊博，说起美国当今的政要，有如谈论左邻右舍。张东荪遂让王传话，敬告美国政府，千万不要打中国，留着中国，未必就是养虎遗患。又将可能会与美国合作的政协民主人士名单和当时尚属于机密的《国家预算》交给王。后面的事情，水到渠成：王志奇离奇被捕，老实交代他与张的关系，并有张给他的材料作为铁证，等等。张东荪说，他怕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才有了个人外交的打算，无意中泄露国家机密，自请处分。1952年被免去政府职务，开除民盟，但工资照发；王志奇从此人间蒸发，到底是何人，坐了几分钟或几十年大牢，到现在也没人知道。 　　事情并没有结束。张东荪的女儿，中科院院士，高能物理所研究员张宗烨后来听何祚庥对她说：你一直是内控使用，是我们大大地保你，才为你免去可能落在你头上的灾难。本人及儿孙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四　文革惨剧 　　1968年1月，年逾82岁的张东荪因1950年“出卖国家机密”被捕。1973年6月2日，在狱中逝世。享年87岁。 　　同时被捕的还有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长子张宗炳。他后在狱中精神错乱，1975年释放后，才逐渐恢复。 　　次子张宗燧，十五岁考上燕京大学物理系，三十一岁在剑桥开课，是当时最年轻的教授。后为中科院数学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于1969年在中关村宿舍自杀。 　　三子张宗颖，偏偏不喜欢所学的化学，转攻历史，1949年之前出书讲学，在史学界小有名气。1952年，惧于其父的遭遇，重新拾起化学的老行当，在天津市文化用品公司做一般研究工作。1966年与妻吕乃朴一同自杀。 　　孙张鹤慈（张宗炳之子）、张佑慈（张宗颖之子）均被判重刑，关押劳改十几年。张佑慈的的经历有乃兄张饴慈撰文，其中有这样一段：“张鹤慈去了延庆砖瓦厂和刑事犯在一起，开始了真正的劳教生活。他老实了，给家中写信，只报平安。一次他在信后引辛稼轩的词：‘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如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当时看了，我心中十分难受。”跟杀人放火的刑事犯关在一起，白面书生张鹤慈遭受的凌辱和苦难无法想象。 　　张佑慈曾是全国五百米速滑冠军，高大健壮强悍。他在监狱的十多年中，是所有罪犯敬仰的领袖。出狱后，伯父张宗炳戮力，把他拉进北大旁听，张佑慈的文章旋即被大学生传阅转抄。后终架不住津京一带流氓撺掇，下海成为当然的枭首老大。到底时代不同了，如今的流氓头子、黑帮老大多是清华北大的高材生，顶不济也得有个北大旁听生的资格。 　　五　张继慈 　　张继慈，张宗颖之次子，是新疆天山农场的同学同事；吕红，张宗颖夫人的侄女，张的表妹，在我相邻的农场，也曾谋面多次。 　　见过很多有洁癖的人，生活小节异常考究的人，但张继慈那样干净的，少见。衣服鞋子清爽，平头上的头发总是一根根站立，历历可数。看见他就知道，人应当怎样保持自己的尊严。如果要用一个词儿来形容他的话，那就是sharp（犀利）。穿衣sharp，做事sharp，思路sharp，言辞sharp。打篮球，是农场代表队的主力；下象棋，是亚军；学日文，每夜七点到凌晨两点，自1969年始，八年如一日。1976年投稿日本，编辑还以为他是东京某大学的教授呢。 　　我是第一个离开新疆的。临走前，农场几十个知青差不多都来给我送行。包饺子，喝老酒。我擀皮儿，大家包。别人捏饺子总要捏出十五个褶儿，可张继慈却用两个虎口，一挤一个，奇快。我有酒就喝，喝起来没够。那天我一口气喝了一瓶汾酒，天旋地转，跳进冰凉的菜窖里，倒在成捆大葱上昏睡。不知睡了多久，被几个人架出来：大家伙儿都是老远来的，这会儿要走，你怎么着也得跟哥们儿打个招呼吧，说着塞了我满嘴哈密瓜，醒酒。迷迷糊糊时，一个哥们儿拿出个64开的日记本，让每个人题字，为我留念。那个浅蓝色塑料皮的本子一直珍藏到我84年来美。张继慈在那个本上，用公正的隶书写道：大胆和谨慎是骑在一匹马上，好像是英文谚语。另有一首七律，最后一句是“邂逅相遇是何年。”是啊，我离开新疆，从此天各一方，再见会是何番光景？一丝惆怅像戈壁滩上的暮霭一样，渐渐升起。 　　70年代末，张继慈被邀去日本进修，回来后一直在新疆，是新疆政协委员，科院院士，好像还开了一个很成功的公司。 　　六　兴叹 　　张东荪少时为梁启超推崇。 　　二子张宗燧是颇负盛名的物理学家数学家。 　　长子张宗颖在秦城监狱失常，70年代末期出狱，渐渐好转后，返北大任教，一人开了几个学科的几门课。他的课300人的大教室座无虚席。 　　孙张继慈的朋友说，咱们这一帮子的叫他看来，不过是小把戏。可到了张佑慈那儿，他比咱们在他面前还惨，滴里嘟噜的一路小跑，跟个小打杂的似的。张佑慈这么大本事，可要跟他的几个堂兄弟比起来，又差了一大截。见了张鹤慈，屏息敛声，大气也不敢出一口。北大出身的作家哲学家周国平说，郭世英（郭沫若子）是个“最具人性魅力”的青年。张鹤慈与郭世英齐名，说张鹤慈具人格魅力，绝顶聪明，不会太离谱。 　　乃兄在文中说，“如今，张鹤慈无一技之长（入狱时不足20，出来时已35岁），在澳洲开了家洗衣店，买了一所房子，全为稻粱谋了，大概算是朱学勤所说“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吧！”我读到这里，掩卷长叹。 　　贪官抓了一大批，自有后来人；知识分子异常脆弱，几番杀戮便断了香火。中国上个世纪初，文化中兴，出现自宋以来不曾有过的繁荣，那时间的豪杰数不胜数。五十年代初，黄苗子和郁风住在北京南小街大方家胡同，邵洵美、夏衍、聂绀弩、叶浅予、戴爱莲、启功、吴祖光、王世襄和丁聪都是常客。我小时候去禄米仓杂货店打酱油，往返都要经过大方家胡同。一不留神就能撞着几个名垂青史的大家。—— 叫今天的年青人听来，简直是天方夜谭。 来源: 共识网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212167298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