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人挺帅的，个儿挺高，思维很开放，思辨能力很强。我原来只在电视上看过他，一直以为他是感性的人，懂得和媒体打交道，很能创造关注度。这次在重庆和他面对面的感觉不太一样。他的一些话很有意思，比如说他对重庆的改革措施很有信心。” 我在拙著《致困惑中的年轻人》（凤凰出版社，2012年3月）里（第195页）这样形容薄熙来。 2010年8月初，我着陆到炎热的重庆。它是盆地，周围都是山，市内几乎没有平路，到处都是破路，使我忽然间想起祖国的家乡热海——山口百惠主演的《伊豆的舞女》的场地。 一次小范围的交流，我早就到了会议室，黄奇帆市长也在了，就是中间的位置是空着的。看着离我大约5米的那个位置，联想着的则是中国历史上的皇帝。 我之前从不同的日本商界人士听说过他们眼里的薄熙来，他们感叹说，“薄熙来先生很重视对外交往，很认真地倾听我们外国企业想在他管辖的地方做什么，当然，他也会直率地对我们提出要求。” 在会议室内，重庆市政府的工作人员们似乎有些紧张。我靠近一名男官员，询问“书记在重庆的地位这么高啊？你们都紧张成这个样子。有这么严重吗？”这位先生很小心，看着周围，确认没有一个同事“监视”后，悄悄回应说，“我们开会都是这样的。书记的要求很高，他是一名很重视形象和成果的人，我们不能有任何失误，否则麻烦了。” 自从2012年4月10日，“鉴于薄熙来同志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决定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后，我与曾在辽宁省、商务部、重庆市与薄熙来一起工作过的那些官员们交流，听听他们对薄的印象： “他喜欢做新的事情。” “他的政治野心大。” “他做事不像其他领导，不太重视部下的意见，常常自上而下地做出决定。” “执行力超强，但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其做法必然带来一定的风险。” 前些天，我与了解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有关情况的一名“太子”聊天，他说：“薄熙来一直以来想要的，不仅是进常委，还想要得到更重要的位置。但他的作风与手腕不是能够令其他中央领导人接受的，他会得罪太多人，破坏既有的政治秩序。” 或许，这是围绕“薄熙来事件”最具有信服力的解释。 东亚国家的政治发展有一条相对固定的发展规律，呈现出四个阶段：一是极权政治；二是威权政治；三是精英政治；四是市民政治。划分的标准是这四个具有不同风格的体制的统治者具有多大权力，抑或哪些群体或阶级在统治社会。就中国大陆而言，毛泽东时代属于第一阶段；邓小平时代属于第二阶段；从江泽民到胡锦涛时代，据我理解，属于从第二阶段走向第三阶段的过程中，但迄今为止已经在较大程度上靠近第三阶段。 从这一东亚政治发展的规律角度出发，当前中国政治舞台能够容纳的已经不是像过去一样具有纯粹极权或威权的“政治家”，而是在基于中国特色的“党内民主”的集体领导体制下能够“读懂气候”的“优秀官员”。 时间在走，令人沉思。 过了一阵子，薄熙来带着几名保镖和部下，高调地进到屋子里，走路速度是在我见过的官员里是最快的。身高1.90米左右的他显得既匆忙，又憔悴。我回头问了一些官员，他们介绍说，“书记身体不是特别好”。 我与薄熙来握了下手，他的右手很干，从来没握过如此没有温度的手。“是与他身体不适有关还是有其他人为的原因？”我在脑子里胡思乱想。 他坐下来，开始讲话。声调波动得很清晰，观点表达得很生动。他动不动就展示自己对重庆的喜爱。 “重庆是个好地方，重庆人很好客，你一定会喜欢上这个地方”，他高调地对我说。 他紧接着阐述“5个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他强调高度重视重庆市民的生活水准与幸福指数，“为了使我们的人民开心、快乐地过日子，我们政府做了很多事情。你可以在重庆好好观察下，能感受到我们政策成果的。” 我每天从住宿的解放碑附近出去跑步，如薄熙来说的，到处能看到“5个重庆”的口号横幅。马路边上的警察比我去过的任何城市还多，在我眼里，站在十字路口中间大胆执行任务的强悍女警察，似乎展示着重庆发展的方向。 凌晨的街头、广场，我去与那些唱红歌的中年太太、先生们交流，“你们唱得好开心啊，你们这些年快乐吗？”她们明显享受着快乐，纷纷回答说，“快乐！开心啊！” 我也去问在重庆读书的大学生，“你们如何看待现任政府的政策？”有人回答说，“要经常唱红歌，麻烦呢”；“没什么，挺好的，经济发展快嘛”；“重庆受关注，还是令人自豪的”。 至少从看得见，摸得着的表象看，当时，重庆市内是平安的，稳定的，快乐的。 对于近年以来城市GDP增长15%以上、农村GDP增长20%以上之成就，薄熙来很自豪说，“这就是坐在我旁边的黄奇帆市长的功劳”，并拍拍黄市长的肩膀。 黄市长没有反应，显得有些不好意思，或有些过意不去。书记与市长之间展开的小插曲使我感到很别扭，给人一种“两者不配”的幻觉。 迄今为止，薄熙来已离开重庆，黄奇帆则继续施政。 着力谈论重庆改革的薄熙来，显得有些疲惫，记性却不差，不看稿子，随时拿出数据来支撑改革成果。不可否认，他是我见过的中国官员当中最有个性的，况且，也是唯一可称得上的政治家。 违背他心愿的恐怕是这个时代。 我几年前赴香港，跟曾若干次到重庆做过调研的《亚洲周刊》记者纪硕鸣交流，他在凤凰卫视的化妆室里对我说，“重庆模式注重的是民生”。后来，我亲自到重庆考察的过程中“体验”到，对“重庆模式”来说，“唱红打黑”才是支撑“注重民生”的强大后盾。薄熙来是拿着前者的果实，巩固权力，迎合民意，自上而下地把纳税人的钱投入到最能体现出改革成果，尤其直接促进GDP增长的战略领域，包括公租房建设。我在与薄熙来的面对面交流中一直等着他大胆谈论“唱红打黑”的伟大，却始终没有谈，直到座谈结束，他离我而去，表示，“我还有事情要处理”。 我不知道那是因为他忘记了涉及这个话题，还是时间不够；是因为有什么因素使他有意避开谈到那个话题，还是与王立军不在现场有关…… 今天，重庆迎来了全新的面貌，该走的走了，该来的来了，该抛弃的抛弃了，该恢复的恢复了。听重庆当地的年轻朋友说，“没什么人讨论打黑唱红了，也没什么人议论薄熙来了”。 有一名曾在重庆，目前在北京工作的媒体人对我表示说，“我原来离开重庆媒体就是实在受不了那个‘红色模式’，彻底摧毁了我们作为媒体人的良心，根本无法去做媒体该做的正常报道，包括批判性报道，而只好服从领导人唱红的政治需求。” 我问他，“现在情况变了，还回重庆吗？” 他说，“现在，已经晚了。” 时光已过，仍有余香。 现在回过头来评估，“重庆模式”的问题点有三个：一，它把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混淆在一起，靠高压式的政治手段盲目追求GDP主义，并强调自己的制度优越性与政治合法性，这一做法本早已过时；二，它“打黑唱红”与“注重民生”过程中的透明度极低，决策过于自上而下，彻底强调“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忽略“社会”的维度，从而缺乏体系内的弹性与耐性；三，“重庆模式”的提法本身从当前中国政治游戏规则角度看恐怕成问题。在中央一把手都没谈论“中国模式”的形势下，地方一把手大大谈论，或赞扬“重庆模式”，只能说，没有读懂气候。 造成这三点问题的责任或原因不仅在于薄熙来本人，也不局限于重庆当局，更不限于中国执政党，问题反映的是关心中国现状与未来的所有人之公共意识（public mind）。对此，“我们”需要作出必要的反思。 中国政治的“去官僚化”趋势使得薄熙来陷入孤立、孤高、孤独，他表现出的政治手腕早就不适应当前的中共官场，这与他是否是信仰文化大革命无关，也与他在十八大上要站在什么位置无关，更与他对邓小平路线的忠诚度无关。 薄熙来的命运向中国政治提出的只是挑战，而不是机遇。底线的保住不相等于蓝图的诞生。中国依然有着一批没有“价值观”的百姓，中国依然是没有“共识”的社会，这依然是一场没有“蓝图”的改革。肯定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N个斗争使得中国的政治更不好走，迷失的则是方向。 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终结。 相关日志 2012/05/21 — 港媒:王立军6月份面临叛国罪审判 2012/04/25 — 薄熙来案最新内幕:海伍德一小片肉证实谷杀人 2012/04/23 — 华尔街日报:中国调查薄熙来在任时重庆政府的支出 2012/04/11 — 薄熙来下台，郭台铭、林百里最担心的两件事 2012/04/09 — 王昊轩:重庆恐怖 2012/04/03 — 乌有之乡:王立军事件 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 2012/03/20 — 新华记者周方开咬薄熙来了 2012/03/19 — 译者:外媒关于”薄熙来被免职“的报道及评论汇总 2012/03/17 —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对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并滞留事件进行调查评估的通报完整版 2012/03/17 — 网传重庆某区内部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对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事件调查处理的情况通报摘要

中国警方正在调查一名效忠于已被免职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及其家庭的地方官员。警方认为，这位官员涉嫌帮助实施和掩盖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被杀一案。海伍德生前曾与薄家关系密切，但死前关系破裂。 海伍德在重庆南山丽景假日酒店中毒身亡。这家国有酒店坐落于南山景区，能够俯瞰重庆。 被调查的官员是重庆市南岸区区委书记夏泽良，上述酒店正位于他的辖区。 熟悉这次调查的官员和知情人士说，他被怀疑提供毒药，并在海伍德被杀当晚，调用辖区内安保人员控制附近地区。 重庆官员和商人表示，夏泽良是薄家动用官方资源谋取私利的一个典型。 “夏书记花了很多力气博取（薄熙来之妻）谷开来的欢心，因此他爬得比别人快，”一位熟悉重庆市政府的人士说。夏泽良开始讨好谷开来时，担任重庆荣昌县县委书记。之后薄熙来提拔他担任南岸区区委书记。而按照正常晋升途径，他需要先担任南岸区区长，然后才能担任区委书记。 “一爬上这个位置，他就成了谷开来的忠诚卫士，”一位之情人士说。他还补充道，谷开来住在南岸山区一处她喜欢的山间居所时，夏泽良会亲自为她送汤。 上个月，中国政府免去了薄熙来所有党内职务，以“严重违反党纪”为由对他展开调查，断送了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九常委中谋得一席之位的努力。新一届常委将于明年年初取代即将离任的本届常委，成为中国最高领导层。薄熙来的执政方式再现了毛氏风格，揉合了民粹主义政策和对警察权力的滥用。中国政府还表示，谷开来涉嫌谋杀海伍德。 这起政治大戏史无前例地披露了一名中国高层领导人涉嫌滥权和腐败的细节，引爆了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共面临的最严重危机。 薄熙来曾宣称，他的妻子为了迁就他的政治生涯而放弃了颇为成功的律师事业，成为专职家庭主妇。谷开来在薄熙来任重庆市委书记期间，虽然没有公开露面，但熟悉这对夫妇的政府官员和人士表示，她依然在幕后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力。 两名官员说，谷开来被怀疑是毒杀海伍德的主使，原因是海伍德威胁要将薄家非法财务交易的细节公之于众。 重庆市政府的一名官员说：“海伍德和谷开来在海外经济犯罪中是共犯。”“海外经济犯罪”是中共用来描述向国外转移非法资金的说法。 这名官员说：“海伍德手里握着谷开来的证据。”重庆市委的一名官员则说，海伍德去年11月被叫到重庆时，已经收集了一些记录谷开来财务交易的文件，并将此事告诉了她。 海伍德在重庆入住的那家酒店还算体面，但有些简陋。本周一晚记者访问这家酒店时发现，酒店大厅灯光昏暗，地板上散落着烟头。房间里，棕色的人造木地板和黄色墙纸在边角都有些剥落。 已经关闭的酒吧设在一间有些年岁的大厅里，只用紫色窗帘与早餐厅隔开。 酒店仍在继续营业。周二，60来位年过七旬的老人们在此庆祝了60年高中同学会，为这家地处偏僻的酒店带来一些生机。酒店坐落在一个山顶上，旁边有一个半空着的新建地中海风格公寓小区，还有一家已经歇业的游乐园。

重庆市委宣传部：＂转发上级通知，对媒体前段时间报道的“螺旋藻铅含量超标”有关新闻，在没有权威官方信息发布之前，市属媒体不炒作、不评论、不转发刊播省外报道。＂ 【数字时代真理部系列：“在这里，了解祖国”...

作者： 香港獨立媒體  |  评论(1)  | 标签: 中国 , 乌有之乡 , 重庆模式 , 叶荫聪 文：叶荫聪 有留意中国大陆思想界及政界的朋友，当然会知道“乌有之乡”这个毛左网站，甚至一些香港立场偏左的文章，例如批评中国劳工状况或农民惩地问题等，只要不涉及直接批评中共的，也有机会被收入该网站。最近，随着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和原副市长王立军被免职（3月15日），“乌有之乡”被关闭了两次（最近一次是4月6日），至今还无法回复正常运作，其他毛左网站也有类似遭遇。此事虽已获得海外媒体相当的报导，可是，事件掀出国内“毛左”知识界与政治派系的关系，却较少深入介绍，值得在这里跟记下一笔。 “乌有之乡”的内部矛盾 “乌有之乡”被关后，国内外媒体出现了网站内部派系冲突的消息。在薄王事件发生后，最早有关报导应该是3月29日《时代周报》对“乌有之乡”最期成员政法大学杨帆教授（他自称是“创始人”）的访问，文章开首便说：“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要封掉乌有之乡，把张宏良送进监狱”。可是，即日杨帆在自己的博客上否认曾这样说，并对记者作出批评。无论是杨帆说谎，还是《时代周报》要借杨帆之名打击毛左阵营，都说明了一个事实，有人要藉薄熙来倒台，打击“乌有之乡”，打击也不只是关网站那样简单。 杨帆后来接受《法治周末》的采访，这似乎比较接近他自己的公开说法。在访问中，他诉说了自己跟毛左的关系，道出了“乌有之乡”的思想背景。他认为，网站成立之前有9年的“思想斗争”是“乌有之乡”的成立背景，他形容自己与社科院的左大培等是“非主流经济学家”，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辩论。他们支持政府在改革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反对国有企业私有化，反对人民币贬值，支持宏观调控（他特别提及1994年支持朱镕基）及扶植国家策略性产业。这里说明了两点，第一，杨帆把自己定位在类似政府智囊角色，或视自己的研究及意见的目的为直接影响政府政策，这在中国大陆很普遍，甚至是比较异见的自由派也会有这种位置与姿态；第二，杨帆自命为少数派，对抗官方的主流派观点，抗衡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的资本主义发展市场改革，以及反对全盘拥抱全球化发展模式的想法。 杨帆所说的这段歷史，与“乌有之乡”于2003年成立（不久之前还成立了书社）的关系如何？杨帆所说的“思想和人脉”具体如何促成网站，以至如何继续影响，外人似乎不容易确定。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网站的创办人韩德强，也是其中一位“非主流经济学家”，大概便是杨帆的“思想和人脉”代表，他当年为人熟悉，正是因为他的文章及书讨论中国入世面临的问题与危机，是反对中国入世的学者。 杨帆进一步说，他们跟后来的毛左，或他所说的“极左”是不同的，他属于“中左”，即没有那些毛左那么极端。杨说，两者不同的地方有两个，第一，他不赞同为文化大革命翻案，第二，他不赞成以阶级斗争的理论来理解以至否定三十年改革。杨说，由2006年开始，由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所带领“极左”派，渐渐取得了网站的领导权，令他自己被边缘化了。 由2004年开始担任“乌有之乡”站长的范景刚则反驳，认为杨帆所说背离事实。他指出，杨帆不是甚么创始人，只是其中一位成员。而且，也不存在夺权问题。他认为，张宏良之所以在近几年受欢迎，是因为他文字浅白易懂，立场又切中时下关心的国家问题。更有趣的是，范景刚也来争夺“中左”之名，他说，“乌有之乡”早期有不少“极左”文章，主张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现政权（他对“极左”的界定不同，也更特定），但是，自2006年后，这类文章被清理，2008年又整顿，这类“极左”文章不再出现，所以，“乌有之乡”是“中左”。 分歧与重庆模式 要厘清他们的关系，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在所谓“中左”与“极左”里造文章，也会流于各种理论标签的分野。我以为，用薄熙来及所谓“重庆模式”来理解他们，可能可以帮助看出一些有趣的东西。 其实，这几年，张宏良与杨帆均对“重庆模式”，而且都聚焦在薄熙来身上，他们似乎都想在这颗近年冒起的政治明星身上大造文章。说得难听，是藉此帮助自己的名声以至体制内的仕途，说得好听，是希望体制多接受自己的改革（改良或革命）方案与政治路线。其实，可以理解为两者兼有，因为，在现实中很难把这两种企图切开来看。 为简单起见，不妨就以两人作比较，看一下环绕着“乌有之乡”的知识群体之间的张力。 张宏良在传统学术圈中名气不大，杨帆与韩德强都要比他有名气；张宏良出版过的专著也很少，但却透过“乌有之乡”及当中的毛左圈中声名大鹊，大谈重庆模式，粉丝不少。杨帆在大陆学界相对有地位，出版过不少经济学研究及分析，可是，他在互联网上的名声不及张，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去年跟重庆党校教授苏伟出版过《重庆模式》一书。 我阅读过相关材料后，我会这样看他们：杨帆尝试把自己所谓“非主流”观点，以及对“重庆模式”与薄熙来的表扬，更安稳地接合在官方理论之中，可以称之为“软着陆”。张宏良则是一个小宗派，多一点硬干味道，或更具政治野心，似乎只有薄及其身边的人能青云直上，这个宗派才有可能获得更大合法性（网上更有人说张想染指党政干部位置）。张以及他的同志可能跟党内某些人关系紧密，但是，他们基本上在传统体制之外，即党的官方理论系统及学术体系之外，利用互联网及民间空间（他们的红色文化大讲堂、讲座、纪念毛泽东活动等等），既为薄熙来摇旗吶喊，也确立自身的理论，不过，他们的说法处处与北京当权派有较严重冲突。 杨帆与苏伟论述“重庆模式”则不同，除了是用较为学术理论语言，来为重庆的公租房、地票制度、城乡统筹、公有制主体等政策合理化外，他们在处理它与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的关系上，显得相当小心翼翼。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既有继承，又有所不同、有所前进的一条路子”（页11），换言之，他不否定这三十年所形成的所谓“效率模式”，不过，他们强调“重庆模式”代表的“民生模式”较能切合今天的问题。简言之，他们尝试不过于把争论推上政治纲领，走一条“非意识形态斗争”的路线。同时，2011年初《重庆模式》出版之时或较早前，杨帆似乎已觉得自己的论述要与他眼中的“极左派”区别，他补充了不少他认为重庆不足的地方，例如强调民主法治要加强。同时，他也参与及主持了不少所谓“超越左右”的会议，例如，2011年12月23日有一个他主持的座谈会，名称为“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看待重庆模式”，讲者有张木生与萧功秦，前者近年鼓吹新民主主义，与体制内关系密切（例如刘源将军），后者自称“保守主义”，另一名讲者甚至是著名异见自由派知识份子陈子明。 可是，以张宏良为首的“乌有之乡”（大概是近几年的状况）则采取“意识形态斗争”路线，派性也强。要理解他们如何把“重庆模式”扣连上他们的斗争路线，需要对他们毛左的理论有一个基本的了解。首先，张等人以一个小宗派形式示人，自称是“毛派共产党人”，对三十年改革视为“改革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尤其是沿海地区（所谓“广东模式”），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地方政府推动下，对广大工人农民实行右派专政。他们这方面的政治经济批判，与海外一些关心劳工的左翼人士可能分别不大。不过，有两点是他们独有的。第一，他们认为，共产党的问题不在于其政治领导本身，而是意识形态领导被右翼把持，即所谓“中国政治领导地位与意识形态领导地位的歷史分离”。第二，这些右翼包含的有很多，包括支持市场改革与经济全球化，提倡西式民主法治改革，否定文革反对毛泽东的，不管是经济学家茅于轼还是退休老干部李锐，通通视为“汉奸”或“带路党”（为帝国主义带路入侵中国）。在2011年12月底，在“乌有之乡”以及其他毛左网站，甚至有“评选‘当代中国十大汉奸’”的活动，2012年2月左右，更有上书人大常委会，要求制定《反汉奸法》，参与的人相信也包括“乌有之乡”的毛派（此亦为反对“极左”人士指为恢复文革的证据）。 而“重庆模式”在他们眼中是一个例外，其意义也很重要，因为，既然中共在改革中都走资了，为何还要拥护它？薄的“重庆模式”有别于走资派，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内部还有自我更新能力，能复兴社会主义，也证明共产党政治领导与意识形态领导的确有其差别，所以才能开出以“民生”为本，以社会财富分配为本的发展。同时，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回复了党群一体化，而不是邓小平以来的党官一体化，或用张的另一种说法：是用群众维稳模式取代军警维稳模式。事实上，读着张宏良的文字，你会看到不少离经叛道的地方，同时，又看到他们如何尝试勉强接合官方理论，例如，他说不能“不折腾”，但又支持维稳，不过，要实现党群一体化的维稳模式（是否就是批评者说的“民粹主义”？），而不是军警维稳。他批评邓小平的“发展就是硬道理”，却又说关注民生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小结 张宏良等的小宗派，与党中央官方理论格格不入，不强调承继，却处处企图抢夺诠释权（或国内流行用的“话语权”）。随着薄的下台，以及“乌有之乡”网站被关，小宗派相信会消声匿迹一段日子，不过，张宏良、韩德强等个人似乎没有被太大地打击，张的博客被短暂关闭后仍在运作，虽然要删去“薄熙来”这个名字。而一些伺服器可能在海外的如“西奴揭秘@进步社会网”（http://xinu.jinbushe.org/）仍然运作，薄去后，以更反体制的姿态狠批党中央。 较温和的官方左派环绕重庆模式的论述，似乎更不会就这样消失，因为，杨帆似乎还活跃，虽然，他跟其他温和派也犯了吹捧薄熙来的政治“错误”，但是，他们似乎很早便要与张的小宗派保持距离，去年下半年更开始尝试“非宗派化”（所谓“非意识形态化”），结合其他较中立以至自由派人士。故此，小宗派的没落，可以读成对这些官方左派的打击，也可以说成是对温和官方左派的胜利。毕竟，“重庆模式”的民生政策，以至它打击部份既得利益集团的举动，获得不少民众支持，因此，“重庆模式”以更“非意识形态”（即非宗派）形象示人（前阵子温铁军在香港岭南大学介绍重庆经验，也强调“非意识形态”，他跟人民大学的师生也出版了《重庆新事》一书），也许会有更大的意识形态作用，是更值得注意的现象。 参考资料 转载：上书人大，制定《反汉奸法》势在必行！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436301.shtml 张宏良：团结起来，为复兴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在纪念毛主席诞辰118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b12a6df01013isn.html 张宏良：重庆模式成败与中国政治前景﹣﹣江南红色大讲堂讲座大纲（张宏良虽称为2011年春夏之交所写，但观乎内文，似乎是薄出事后写的） http://blog.cnfol.com/zhanghongliang/article/1331947402-57720494.html 杨帆：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中国模式与重庆模式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pl/pl/article_2011123151282.html 萧功秦：超越左右翼，重新审视重庆模式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dfzl/2012/0103/51354.html 陈子明：从包装策略和宪政秩序生成的视角看重庆模式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dfzl/2012/0104/51396.html 张木生：关于重庆模式的几句大实话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dfzl/2012/0110/51744.html 我在2011年是如何批判极左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4fdc430102dys4.html “乌有之乡”分崩 http://time-weekly.com/story/2012-03-29/123092.html 乌有之乡要为四人帮平反被查处（亚洲周刊）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g&Path=385874171/11ag4.cfm 杨帆主持的第二次重庆模式讨论会：继续发言讨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4fdc430102dwje.html 杨帆：乌有之乡从中左走向极左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dlpl/szpl/2012/0406/article_57018.html 乌有之乡从中左走向极左 http://www.legalweekly.cn/content.jsp?id=171628&lm=%25E6%2596%2587%25E5%258C%2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