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2012年 3月 28日 世界媒体看中国：重庆有多黑 记者: 齐之丰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Reuters 重庆打黑的代表人物王立军 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一度在重庆推行的所谓“打黑”运动，即扫除重庆当局所说的“黑社会势力”、“黑恶势力”的运动可以说是巨大的成功，也可以说是巨大的灾难。 *最佳代表王立军* 在当今中国，人们依然在激烈争议薄熙来及其“打黑”运动。但毫无争议的是，激烈争议双方都可以相信，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是“打黑”运动的大成功或大灾难的最佳代表。 在大灾难论者看来，王立军一度试图寻求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庇护，再清晰不过地显示了重庆当局成功而彻底地扫除了一切法律保障，即中国民众所说的“以黑打黑”，使法治荡然无存，让政府变成了比黑社会还黑的黑恶势力，让领导“打黑”的人到头来也不得不担忧自己在重庆的生命安全没有法律保障。 在大成功论者看来，王立军一度试图寻求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庇护，则再清晰不过地显示了打黑之后的重庆，社会治安大大好转，秩序井然，即使是王立军这样一度权倾一时、令人畏惧的高官也逃不过法律的追究，以至于他要试图寻求外国庇护，从而显示了法律（或中国大陆所谓的“党纪国法”）在重庆、在中国的至高无上的尊严。 *“打黑”与酷刑* 一度大有问鼎下届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之势的薄熙来3月15日被不留情面地解除了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的职务。薄熙来用以让自己晋升最高领导层的两个主要途径，一个是“唱红”，即动员命令民众大唱中共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红色”革命歌曲；另一个是“打黑”，即动用非常手段、包括非法手段，打击当局所说的“黑恶势力。” 在薄熙来治下的重庆“打黑”的问题上，国际媒体与中国当局观点明显不同。中共当今最高领导层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共有9位成员，其中有6位到重庆进行了视察，对“打黑”表示赞扬。提出热情洋溢赞扬的包括中国内定的下届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即使是对薄熙来给予不点名的严厉批评的中国总理温家宝也没有把“打黑”提出来进行批评。 但国际媒体则是众口一词地谴责重庆的“打黑”，而且总是把那里的“打黑”跟酷刑联系起来。 3月28日星期三，法国主要报纸 《费加罗报》 发表驻中国记者阿尔诺?德拉格朗日的报道。其报道的主题是一个英国人在薄熙来治下的重庆神秘死亡所引发的现实中国政治戏剧的剧情突转。德拉格朗日用法国人的戏剧化笔调，写出这样的新闻导语： “在中国跟在西方一样，一个人失宠之后，各种曝光、各种指控就大可能接踵而至。一度大有可能晋升权力最高层的薄熙来倒台两个星期来，有可能牵连他的事情纷至沓来，其中有的还牵涉国际关系。英国已经要求中国当局彻底调查一个英国人在薄熙来治下的重庆死亡的问题。这一不祥的事件可能成为继续横扫北京的一场政治风暴的风源。” 在讲述了英国人尼尔?海伍德在重庆神秘死亡导致薄熙来的前心腹、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跟薄熙来发生冲突、王立军试图寻求美国领事馆庇护从而引发薄熙来倒台之后，德拉格朗日又提起了他的导语当中所说的“曝光”，说起了薄熙来在重庆“打黑”与酷刑问题： “他用以打击犯罪团伙的匆忙且非法的手段曝光，进一步增加了使薄熙来受制于人的把柄。在所谓的打黑运动期间，将近5000人被逮捕，其中包括黑帮团伙成员、商人、公司主管或警察。有13人被判处死刑并枪毙。如今，人们在谈论打黑的大规模刑讯逼供，对商界大款的敲诈勒索，对政治敌手的收买。一位被告的辩护律师李庄被判刑1年半，罪名是教唆伪证，这一举动被认为是薄熙来蓄意对整个律师界的威胁讹诈，并在中国激起义愤的声音。” *重庆之黑* 美国《华尔街日报》 星期二发表一篇没有署名的评论，题目是“中国的地方暴君：薄熙来倒台暴露中共统治的真相。”评论说： “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世界上最不透明的制度之一，但中国的政治内斗时常让人们得以窥见在这个人民共和国权力究竟是怎样运行的。一个眼前的好例就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一度希望晋升中共最高领导层的薄熙来本月倒台。本报近几天来率先发表了好几篇报道，显示薄熙来将法律玩弄于股掌之上，其行为就像是在小城镇横行霸道导致民众骚乱的那些党委书记。” 在接着说起英国人海伍德在重庆的神秘之死、以及认为海伍德是被毒死的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跟薄熙来就此发生的冲突之后，《华尔街日报》的评论将注意力的焦点由重庆转向全中国： “王立军领导了重庆的打黑运动。中国的法律专家提出批评说，重庆的打黑践踏法律。其他评论人士则指责薄熙来以打黑作为掩护，将忠于他的黑社会头领扶持起来。商业界的一些人更是指责说，当局指控他们是黑帮成员以便没收他们的财产。 “其中一些商界大款本身就有相当的影响力。例如，张明渝是重庆市人大代表，但这并不妨碍重庆警方在全国人大本月开会期间从北京把他抓走。张明渝说，他有证据显示王立军跟重庆市经营一家最大的金融公司的黑社会头子串通一气。自己的价值7亿美元的公司被抢走、目前生活在国外的李俊则说，他受到警察和军人施加的三个月的酷刑，其目的是从他这里逼出不实的口供。 “在任何权力斗争中，把实话实说跟挟嫌报复之言区分开来都是困难的。但鉴于中国的政治领导人所拥有的不受制约的权力，这一切都是可能的。这些人所说的亲身经历虽然令人惊恐惊奇，但在全中国，他们所说的亲身经历是常态而不是例外。” *惨无人道，比比皆是* 《纽约时报》 星期二发表记者沙伦?拉弗拉尼耶和安思乔（Jonathan Ansfield）的报道，题目是“前中国高级官员（薄熙来）丑闻，打黑是其一。” 这两位记者联合采写的长篇报道讲述了薄熙来如何在2009年6月开始发动“打黑”运动，试图以此出奇制胜，更上层楼，问鼎中共下届最高领导层。然而，“打黑”运动肆无忌惮、惨无人道践踏法律的例证比比皆是： “一些在打黑中遭打的人说，他们觉得十分富有反讽意味的是，中共到现在才开始调查薄熙来是否践踏了法律。他们说，在两年的时间里，打黑运动肆无忌惮地无视法律。与此相关的例子比比皆是。48岁的龚刚模原先是摩托车厂商，40岁的樊奇杭是建筑商。两人被控犯下一系列重罪，其中包括下令谋杀一个男子。两人都抗辩无罪。 “在被处决前的录像问答中，樊奇杭说，他被秘密关押在一处军人营地长达五个月，被铐在一根铁柱子上，有一次连续五天被手铐铐在上边，只有脚尖可以碰到一张桌子。他的手铐深深勒进手腕，以至于他的看守有一次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才解下来。 “樊奇杭说，他尝试多种方式自杀，头撞水泥墙，咬自己的舌头。他由此而来的这些身体创伤都有医院记录为证。他的律师朱明勇说，检察官的厚厚的卷宗，他只是看了几页。即使如此，‘（当局）违法的做法如此之多，你根本不需要再去搜寻了。’他说，樊奇杭后来被判罪名成立，在2010年被处决。” *调查性新闻报道经典* 新闻报道当中，有所谓的“调查性报道”类别。在言论出版不自由的中国，尽管有成千上万有才华、有干劲的记者，但在有关中国国内敏感问题的调查性报道方面，中国媒体和记者常不得不拜西方媒体和记者的下风。 在这方面一个最新的例子是有关重庆打黑的报道。尽管薄熙来已经倒台，尽管重庆的打黑长时间以来被许多中国人批评为“黑打”，“打的比被打的更黑，”但中国官方控制的媒体迄今依然没有打黑之黑或打黑的刑讯逼供的正规深入报道。 在这方面，美国主要报纸 《华盛顿邮报》 和英国大报 《金融时报》 3月4日同日发表的长篇报道，可谓衬托中国新闻不自由的调查性报道的经典之作。这两家报纸都是以采访“打黑”受害者、只身出逃的重庆商人李俊、以及查证李俊遭受重庆当局的陷害和酷刑的详细证据为基础写出的长篇报道。 《金融时报》有关李俊案所显示的薄熙来治下的重庆暗无天日的报道也有中文版，其网址是：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3761#utm_campaign=1D110215&utm_source=EmailNewsletter&utm_medium=referral

    特约撰稿 陈磊 发自重庆     3万名警员，7000人在参与打黑；为打黑，成立了204个专案组；14个横行多年的黑社会组织被击溃，24名黑恶团伙头目无一逃脱漏网，近200名团伙骨干成员全部被缉拿归案，2000余名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被抓捕。     司法局局长文强、公安局副局长彭长健、交管局局长陈洪刚、副区长赵文锐、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毛建平、经侦总队总队长陈光明、煤矿局副局长王西平、下面的副县长兼公安局局长徐强……一个个权倾一时的高官，因为涉黑，纷纷落马。民意井喷——“群众通过手机短信、来电来访等方式，提供线索1.4万多条，其中80%为实名举报”；在著名的天涯论坛上，支持的帖子、评论高达几十万条；有民营企业家为了表达感激，欲筹资1000万，发起成立全国首家“打黑基金”……重庆，这座中国西部最大的直辖市，在薄熙来治理下，以雷霆万钧式的打黑，突入公众视野，声势逼人。      “大人物来到小重庆”很多人记得薄熙来2007年11月刚刚被任命为重庆市委书记的时刻，那时，他们对这位即将到任的政治明星，充满了好奇与期待。一位旅居法国巴黎的重庆籍华侨，得知薄熙来将履新重庆后，连夜写了8个字，送给薄熙来：鉴史、治官、解怨、富民。一位网友则在日志中表达期待：（希望）您把重庆打造成“中国西部的花园城市”；带领我们实现“314总体部署”（胡锦涛对重庆发表的一个讲话）的目标；能提高执政效能并严查腐败，打造一个更加勤政廉政的政府……第一次“真实地”看到薄熙来的一个重庆记者，这样描述她的感受：“有些激动”，“没想到，他比照片上看着还要帅！”“他一身深色西装，彬彬有礼走到台上，话筒的高度似乎不够，呵呵，估计在重庆历史上，还没有遇到过身材这么高大的领导。他脱稿讲话极具煽动力……这个感性的薄熙来啊，我喜欢！”世界级媒体英国路透社，也对薄熙来履新表示出了兴趣，他们的看法是：“大人物来到小重庆。”报道说，“（重庆）这个拥有3000万人口的城市距离发达的沿海地区约有1500公里远。尽管它是中国政府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地区，但地缘因素和多家效益不佳的国有企业依然令重庆的发展道路层层受限……这位中国前副总理、革命老战士薄一波的儿子在重庆面临的任务可能更艰巨。”     薄熙来没有让人失望。2007年11月30日，在履新大会上，他向在场的几百位重庆高级干部表示：“党政领导一定要风清气正，取信于民。我已经和开来（薄的妻子谷开来）商量好，决不允许任何亲友以及身边的任何人在重庆图方便、求特权。”“如果大家听到有谁打着我们的旗号在重庆办事情，请一定坚决制止并告诉我们。”薄熙来的话，成为第二天媒体的头条。治官：“官不聊生”一位熟悉官场的观察者用“官不聊生”这个词来形容薄熙来治下的重庆官场。履新后，薄熙来将重点放在了治官身上，他认为这是问题的核心。    他主政重庆的第一把火，烧向了领导和干部——2008年3月，在他主持下，重庆市渝中、九龙坡等7个区县一把手进行了调整，而一年前，一场大规模的调整才刚刚完成，因此“调整格外引人注目”。一批官员在2008年的春天，被纪委“双规”，他们是：重庆市规划局原局长蒋勇、原副局长梁晓琦、九龙坡区原区长黄云等。媒体评论，薄熙来新官上任，引发官场地震：“7区县换帅，7高官受贿被双规。”有人说，薄熙来一上任便“迅速抓住了阻碍重庆大发展的关键问题”。重庆直辖以来，干部多为本地人提拔而成，关系盘根错节。2008年初，薄熙来在重庆基层调研，发现一些重庆干部视野狭隘、素质不高，尤其是对现代经济不熟悉，个别区县领导甚至对经济术语“一问三不知”。基于这种状况，薄熙来开始整肃官场，除去“换帅”和“双规”这两种非常规手段，为外界称道的，是他“训官”——举办“领导干部现代经济知识培训班”，学员都是各区(县)的书记、区长，薄熙来亲自上课。     在培训班上，薄熙来给重庆官员“泼冷水”——历数重庆与中国诸多地方发展差距，直言是“睁大眼睛看中国、看世界”的时候了——“能不能搞好扩大开放，关键在领导，核心在干部”，“重庆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率先解放思想，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和能力。”在薄的强力推动下，2008年3月，重庆市“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大讨论领导小组成立，成员包括4位市委常委。中国前驻法大使吴建民、江西省省长吴新雄、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等都成为重庆市的座上宾——希望他们为重庆官员传经送宝。让重庆市民惊讶和兴奋的是，别开生面的“开放论坛”、“青年人才论坛”以电视辩论赛的形式，让官员与群众来了个面对面。    他亲自出辩论赛题目：“重庆实现新跨越的关键是政策资金还是思想思路”、“重庆发展的关键是制度创新还是科技创新”、“30年后，重庆与京津沪比肩而行的可能性是大还是小”……对于最基层的官员，薄熙来让他们回炉深造——2008年，重庆市人事局等下文，要求全市机关单位35岁以下、未取得大专学历的在职人员到12所在渝高校进行脱产学习，否则，一律不得提拔。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些争议。有媒体发出疑问：高素质的公务员可以速成吗？然而，在“胡萝卜”（政府给进修文凭的公务员提供补贴）加“大棒”的政策驱使下，越来越多的基层官员走进课堂、捧起书本。薄熙来还大规模引进新鲜血液——2008年，重庆市启动《重庆市农村乡镇人才队伍建设计划》，5年内面向全国择优选派3万多名高校应届生，充实乡镇机关和农村。2009年5月，薄熙来更是将官员赶进了基层——一项名为“三进三同”（“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党性、作风实践锻炼活动，在重庆市轰轰烈烈展开。治民：“红色浪潮”治官，是薄熙来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对民众的治理，薄熙来颇费了一番思量。     2008年5月30日，儿童节来临前夕，他前往巴蜀幼儿园、巴蜀小学，和孩子们一起唱起了50年代的几首“老歌”后，他问小朋友：《歌唱祖国》会不会？“不会。”孩子们的回答，薄熙来很失望。临行前，他告诫随行人员：一个民族要强盛，培养年轻人昂扬、健康的精气神很重要。孩子们光念书还不行，光搞知识教育，最后可能学成个书呆子……不久，重庆市《关于广泛开展红色经典歌曲传唱活动的意见》下发，“唱红歌”成为各部门在重要纪念日的必要活动。《重庆日报》每天在重要版面刊载红歌；重庆卫视开辟红色经典《每日一歌》；一批文艺骨干和积极分子组成教歌小分队，向群众传授红歌……仅仅这些，是不够的。     2008年国庆节前，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明华教授，突然接到“政治任务”：编一本小册子，口袋书的形式，内容要经典，每月一本。以研究古代文学见长的刘院长，立即抽调院内的相关老师，组织编选班子。很快，暂定名为“博雅文选”的小册子完成，但这不符合薄熙来的思路，因为，刘明华等人选的是古典诗词。薄熙来的思路是，一定要有“红色经典”。反复修改，3个月后，他亲自定名的《读点经典》出笼。在已出到第九辑的小册子中，你可以读到《论语》、《孟子》，也可以看到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和刘伯承的《出益州》，亦有纪伯伦的《名誉》。在序言中，薄熙来写道：“经典应是古今中外的文化精华、传世之作，而引领中国走向独立、富强的共产党人，也在他们书写英雄史诗之时，留下了许多催人奋进、感人至深的文化经典……有如多种维生素片，虽每日一粒，亦可养身。”这套丛书的主编，刘明华教授常会被人问起“何为（点击观看何为影视作品《乱世丽人》）经典”，他的回答耐人寻味：经典也有分别，比如，传统的文化经典，现当代的红色经典……能说明薄熙来对这本小册子重视的是：该书出版前六辑，他几乎每篇文章都审读过。最初，书的开张、纸的好坏，甚至封面图案，他都要过问，里面选取的“红色经典”，他更“会提出自己的建议”。      现在的《读点经典》，销量已高达30多万册——重庆近6000名市管干部和2万余名各级干部几乎人手一册——重庆市的通知是，全市所有党员领导干部都要把阅读经典作为人生追求、职业责任、生活时尚……薄熙来还鼓励人们发“红段子”——“2009年第二届红色短信创作传播大赛”，他发出首条参赛短信：“我很喜欢毛主席的几句话：‘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人是需要有点精神的’，这些话很精干，很实在，也很提气。”据说，薄熙来的这条“红色短信”转发已超过1600万次。而2008年重庆第一届红色短信创作传播大赛，共在民间收集了1万多条原创的红色短信，发送量才100多万条。2009年3月，“讲故事”活动在重庆市人民大礼堂举行。著名演员姜昆和王刚声情并茂地为台下的3000余名观众讲述了《难忘的航行》和《夜幕下的哈尔滨》，一些小朋友见到了那么大牌的明星，激动万分。这一切，总导演和总策划都是薄熙来。在一次文化宣传工作会上，他透露，自己的目标是，用红色文化来“塑造人”，“抓未来”。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首当其冲的是，“领导必须到位”，“领导干部要树立抓文化就是塑造人，就是抓发展、就是抓未来的理念”。基于这种判断，重庆市对“唱读讲传”（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提出明确意见：每个区县至少提供1个大型红歌坝坝舞广场；全市所有图书馆至少要提供一间经典阅览室；每个镇街至少设立1个“故事角”；各区县都要设置“箴言栏”……重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厅级干部告诉本刊，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薄熙来提到，之所以在全市开展轰轰烈烈的红色文化运动，是想从意识形态的层面来进行民众改造。     “说得好听一点，就是进行思想文化建设，换一种说法，就是对人民的思想进行改造。”环境：栽绿留白走在重庆，会看到很多新栽的香樟或者银杏。履新不久，薄熙来对重庆的定位是，“内陆改革开放的高地”，但这个并不具体的目标“在官员中引发了一些议论”。很快，“改革开放的高地”被“五个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所取代，成为薄熙来治渝主线。“平安重庆”引发了“扫黑风暴”，对于“宜居重庆”，薄熙来则从改造旧城开始，“用3~5年时间，投入1000个亿把主城九区的危旧房全部改造”。而“森林重庆”的目标则是，用10年的时间，完成新造林1100万亩。      “对一个城市来说，怎样做才算‘以人为本’、‘立足长远’？我看就是要种树，而且要多种、早种。现在就要组织千军万马上山种树。”薄熙来说。在这种思路主导下，到下面区县考察，他都要谈到绿化：“绿化城市需要提高树种的档次和质量。”“不要小看种树，树长得干净、漂亮，城市就显得有精神。”“要选择优良的树种，比如银杏、水杉、香樟等。”上有所呼，下有所应。      重庆市铜梁县一年种了4000多棵大树，其中不乏香樟、银杏等优良树种，“县城显得树影婆娑，绿荫处处”；永川“短短一年，森林覆盖率增长到35%”，无论行走在城市街头，还是漫步在乡村小路，处处绿树掩映，鲜花簇拥……2009年8月25日，在忠县考察时，薄熙来更是让忠县县委书记朱??颜和县长刘贵忠对这媒体的镜头举手宣誓：“一定把忠县的树种好！”      在大连时，薄熙来以治理城市环境而出名，建设了诸多耗水的草坪，而在重庆的栽绿，则被一部分人戏称为“大树进城”。这些大树是否将道路变窄使堵塞状况更加严重，是否遮挡了司机视线造成安全隐患？一位市民如此质疑。薄氏风格薄熙来治理重庆仅23个月，可已给重庆留下深刻烙印。一位熟悉他的官员告诉本刊，薄熙来讲话很口语化，往老百姓的路子上靠。比如，在参加“红色短信”大赛启动仪式上，看到湖南、四川等省市的电信部门也都赶了过来，薄熙来说，好啊，来了这么多兄弟省份，都是好哥们！“一个如此级别的官员，‘哥们’竟然从他嘴里说出来……”这位官员坦言，他是非常惊讶。      在“健康重庆”动员大会上，薄熙来拿原卫生部部长高强的名字开起了玩笑，“高强同志虽是卫生部长，但高强、高强，‘更高’、‘更强’，你的名字已经很接近奥运精神了！”全场近千人大笑。接着，薄熙来开起了重庆官员的玩笑：“健康和长寿，是咱重庆人共同的追求，我们身边就有胡健康、王长寿嘛！”全场哄笑。胡健康是重庆市人大副主任，王长寿则是重庆市政协秘书长。薄熙来曾说，“咱重庆人体质不错，能爬山，但个头儿不行，居然排在广东之后！咱比不了东北和山东大汉，但要有志气和广东的朋友们一比高低！”全场又是掌声和笑声。大部分时间，“薄熙来笑眯眯的”，然而，其强硬、铁腕的一面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     重庆出租汽车司机罢工，薄熙来邀请司机代表召开座谈会，媒体直播。在对话中，出租车司机大倒苦水，一位加气站工作人员想推托责任，被薄熙来打断：“好的，你就讲到这儿可以了，今天我主要是听司机们讲。你不要讲了。”“解放思想、扩大开放”电视辩论赛上，薄熙来是评委之一，最后的点评阶段，看到一位评委点评过分冗长。     他挥挥手进行制止：“这不是做报告。”到下面的一个贫困县调研，书记、县长都出来接待，薄熙来听完介绍，突然笑眯眯地来了这么一句：都说你们这是贫困县，看你们这身材，像贫困县吗？还有一次，听基层官员汇报，这位官员把各项数字如数家珍，汇报得极为顺畅，薄熙来起了疑心，随即打断：为这汇报，你昨天背到夜里几点啊？      今年4月，多家香港媒体到访重庆，薄熙来出面，港媒们抛出一个问题：重庆发展的最薄弱环节在什么地方？薄熙来一听，笑了，说：“你们这不是考验我的政治智慧吗？说出来，把前几任领导都给得罪光了？你们实在要问，不如换个说法，改为，我在重庆最想干哪些事，你们觉得如何？”一脸的真诚。当时参与采访的一位记者说，采访前，本来很多港媒对薄熙来充满疑虑，但是经过他那么真诚的一番回答，后来，“很多记者反而很自觉地保护起他来。”     重庆施政600多天，薄熙来给当地官员留下的另一印象，是他对毛泽东等老一辈共产党人经典语录的熟稔——讲话时，随时可以脱稿引用，进行大段大段地背诵。比如，在“宜居重庆”建设动员大会上，薄熙来不但引用了毛泽东“江山如此多娇”的诗句，还解释，“重庆有江有山，就是江山多娇！”“如果把‘五个重庆’都搞好了，我们再登山远望或漫步江边，读毛主席‘江山如此多娇’的诗句，就会倍感亲切，仿佛他老人家就在讲重庆，对‘五个重庆’建设寄予了非常高的期望！”一位热心网友统计发现，仅就公开见报的薄熙来讲话，引用毛泽东的语录就高达31次。     为何薄熙来如此热衷在重庆推行红色文化，热衷毛泽东语录？重庆思想界的多位人士表示，这和薄熙来的家庭出身以及自身成长道路有关系，“他们那一代人受毛泽东的影响很深”，“家庭影响也很大。”原辽宁大学校长、和薄熙来熟识多年，被薄熙来视为师长的冯玉忠先生告诉本刊，根据他的观察，薄熙来到重庆，还是“理想主义色彩过于浓厚”，追求完美。“他是所有静止社会的敌人。”冯玉忠说，但“总体上，还是越来越成熟了。”(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

赤字只是纸面游戏 围绕重庆有没有财政赤字，出现了两种声音： 第一种认为有。2011年，重庆市地方财政收入完成1508亿元，增长51%，支出完成1641亿元，增长45.7%。 第二种认为没有。3月24号，重庆本地华龙网报道，有网民在分析《关于重庆市2011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2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时，将2011年财政收支差额理解为赤字。 对此，重庆市财政局相关人士表示，《预算法》第28条明确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我市十年来无论是年初预算编列，还是年末预算执行结果，均未出现过赤字。 产生误解的原因主要是简单将当年收支相抵。该人士指出，地方财政支出的来源主要有三块，除当年收入外，还有上年结转资金和中央财政补助资金。以2011年为例，地方财政收入2908.8亿元，加上中央补助1157.3亿元、上年结转636.1亿元、财政部代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收入50亿元，减上解中央21.5亿元后，总财力为4730.7亿元，而实际支出为3961.7亿元，收支相减后尚余769亿元，结转2012年使用。这些在公开的预算报告上均可查到，而地方财政的收支执行情况每年都将依法接受专项审计。中央财政补助在支出中的占比是逐年降低的，且在西部省市中所占比例是最低的。 真相到底如何？重庆市长黄奇帆曾经表示，重庆一度财政问题很严重：“2002年，重庆预算内财政收入157亿元，而当年政府财政负债余额450亿元。按照国际惯例，这是一个要破产的政府。” 所谓十年无赤字，在作者看来，是个忽略隐性负债的文字游戏。从理论上说，中国地方政府不允许列赤字，因此，即便入不敷出，也不会体现在地方财务的报表上，而是体现为隐性债务。 隐性负债不可小视 重庆大规模基建主要靠政府主导的“八大投”与作为金融控制平台的渝富公司。 一系列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重庆的地方基建75%是由“八大投”完成的，形成了强势的政府主导格局。 所谓“八大投”，是指重庆水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城市建设投资公司、重庆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重庆市地产集团、重庆市开发投资有限公司、重庆市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交通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八大投”平台在2002年末开始启动。 “八大投”的资产在政府的隐性支持下急升。根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称，2003年，“八大投”的资产只有300亿-400亿元，到2006年底，资产猛增到1901亿元。单是重庆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资产总额就高达809亿元。2010年6月，重庆财政局局长刘伟表示，重庆“八大投”总资产已达4139亿元，8年累计投入2413亿元，年均投资300亿元以上。2000公里高速路，5000公里高等级公路，20多座横跨长江、嘉陵江的城区大桥以及150公里的城市地铁、轻轨等等项目顺利开工建设。按照当地所说的60%的负债比例，负债大约在2500亿元人民币。根据重庆所公布的更为激进的“十二五”规划投资数据，这样的负债比例不敷所需。 “八大投”的资产几何级数上升，办法是先注资、再融资，有点类似于资金钓鱼。 据《时代周报》2010年报道，政府对“八大投”有“五大注资”，一是国债注入。中央政府定期发行基础设施建设国债，重庆市政府将每年获得40亿-50亿元人民币的这类国债,作为资本或股本配给投资集团；二是规费注入。将路桥费、养路费、部分城维费等作为财政专项分别归口注入各集团公司；三是土地储备收益权注入。赋予部分投资集团土地储备职能，将土地增值部分作为对投资集团的资本金注入；四是存量资产注入。将过去几十年形成的上百亿元存量资产比如路桥、隧道、水厂等，划拨给各有关投资集团，成为其固定资产。五是税收返还。通过对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投资实施施工营业税等方面的优惠或税收，作为资本金返还给投资集团。黄奇帆称，政府通过以上5种注资，在8年时间差不多为“八大投”注入了1500亿元资本金。

重庆风云考验中国政治模式 作者：宋鲁郑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3-28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8 10:58:56 阅读量：184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成功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政治、军事、航空、核大国。此时又恰逢全球经济危机把“华盛顿共识”拉下神坛，光环尽失。于是一时间，中国模式亮丽登上舞台，被世人热烈追捧。应该说，中国做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传统的超大型国家，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文明衰落而又重新复兴的纪录，怎样美誉都不为过。严肃和公正的学者也都承认，中国模式成功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和中国六十多年来政治体制的变革密不可分。简单说来，中国以集体领导、任期制告别了前三十年的一人核心和终身制，从而实现了政局稳定和权力的制度化传承。可以说，没有这个政治层面的演进，就不会有中国奇迹。2012年，中国再度进入“新老更替”时分，被认为是建国后出生的一代领导人即将走向前台。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场匪夷所思、突如其来的变故，给中国模式投下了阴影。这就是震动全球的王立军事件。 　　直到现在为止，没有人知道昔日的打黑英雄王立军究竟为了什么私自进入美国领事馆，也没有人知道他在美国领事馆究竟做了什么—-两个知情者：一向被西方批评不透明的中国和一向自诩十分透明的美国均联手保持沉默(白宫面对媒体和国会反对党议员的质询，就是尊口免开)。但人人都知道“事情很离奇，后果很严重。” 　　王立军，做为中共副部级干部、而且是声名享于海内外的打黑英雄，竟然私自进入他国驻外机构—-而且是一向被认为对中国颇不友好的美国，把党内争端曝于外人，甚至还有求助美国之嫌。此种行为，不仅党纪难容，就是中国“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也难国人以接受。这由不得世人会想，中共现行体制难道已经失去解决内部分歧的能力?或者这种政治水平的官员竟然能够提升到如此高位，难道中共的干部培养、任用机制也不再有效? 　　3月15日，随着中共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王立军事件迅速升级，数年来赢得无数掌声和民心的重庆模式宣告终结(历史定位尚待时间)。至此王立军事件引发的冲击波终于直达中国模式的核心：政治制度。 　　薄熙来的去职，打破了中共党内的派系平衡。众所周知，中共建政以来，向来追求代表全体人民。江泽民时代提出的“三个代表”固然是对新时期社会发展现实的反映，但根本上讲，也是中共传统的延续。今天的中国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各阶层也有了极大的分化，相对应的，左中右在中共党内均有代表。如以李锐为代表的党内自由派和以薄熙来为代表的左派。正是由于社会上各个群体都能在党内找到代言人，其利益诉求都有相应的表达空间，才保证了社会矛盾复杂而尖锐的转型期的总体稳定，也确保任何一个群体都不会走向极端。另外，左右对峙和相互制衡，也令主张稳定和发展的中间派(即改革派)左右逢源。然而，王立军事件引发的连锁反应，打破了这种平衡。目前中共的主流派面临双重的压力：一是左派的强烈不满和反弹。二是右派借机施压，试图进行他们所希望的改革。左派不管怎样讲，本质上最多只是反对政策而不会反对这个体制，而右派则是政策和体制都反对，他们才是中国稳定大局的真正隐患。但由于左派刚刚受到重创，主流派失去了一个对右派制衡的力量，假设对右派强硬以对，又有可能同时成为左右反对的目标。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往左走还是往右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重建平衡。 　　薄熙来的去职，还标志着中共改革开放以来全力打造的权力交接制度化的努力和成果受到了挑战。应该承认的是，中共建政以来，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真正实现了制度化的权力正常交接。这种制度化，带来了社会稳定的预期，将可能的政治风险担忧降到最低。尤其是在阿拉伯之春之际显示了其强大的优越性和生命力。但薄熙来，这位中共党内出镜率最高、海内外最引人注目、能力确实出众的地方大员和政治局委员的突然去职，表明中共目前的权力交接体制仍有相当完善的空间。假设薄熙来这样的官员无法通过党内正常途径得到上升渠道，他必然会寻找其他突破口。这种尝试的分寸稍有差池，就会酿成震动全国的政治事件，从而损害甚至动摇世人对这种体制的信心，这种信心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外来投资者来讲，是最重要的大环境。薄熙来的命运也同样表明中共今天的体制还需要更大的包容度和柔韧性。 　　薄熙来及其创立的重庆模式对中共有双重积极意义。一是在弱势群体重建道德高地。二是展现中共体制的生命力。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取得巨大成就，但贫富差距、腐败、环境污染、黑社会沉渣复起、教育、住房和医疗市场化改革都引发百姓强烈不满。虽然中共早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实际和有效的应对措施难符百姓期望。薄熙来主政重庆之后，以过人的政治敏锐、勇气(家庭背景有关)和能力，从中共的传统中寻找意识形态资源，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民生，倡导共同富裕和“分蛋糕论”，打造风生水起的重庆模式，使他也使中共在低层弱势群体层面上重建了道德高地。所以也有理论家认为，重庆模式“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公平与市场经济效率的结合，这应该是中国未来三十年的方向”。在他主政的这几年，重庆成为西部吸引外资的第1名、年均GDP增长超过10%，经济增速连续三年居全国前三，2011年跃居全国第一、工业产值连翻四倍，2011年达到1万2千多亿元、预算支出连续4年保持50%以上用于民生。在有争议的打黑之后，群众安全感指数2010年达到95.89%，成为全国最安全的地区之一。可以说薄熙来和他的重庆模式，给中共的执政增添了更多的合法性、增强了民众的向心力。 　　相对而言，薄熙来在中共党内颇有些特立独行，也被海外认为最具西方色彩的政治人物。他的不同于中共传统的执政风格以及取得的成效，反而展现一个有着近百年历史大党的活力和多样，令人不由感到中共体制的旺盛生命力。所以尽管他过于张扬的风格和颇有民粹色彩的做为有违中共传统，高层对之仍是默许和支持。但受王立军事件影响，薄熙来失去了重庆的舞台，他所创立的重庆模式迅速褪色。但受到损伤的不仅仅是薄熙来和重庆模式，还有中共本身。包括他为中共撑起的道德高地和体现的体制活力。 　　重庆风云发生于互联网时代，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考验了现行体制对信息时代的适应性。自从2003年非典以来，特别是2008年的“西藏三一四”事件之后，中共对突发事件的公开和透明度大幅提高，在迅速满足民众知情权、掌握事件话语权的同时，也展现了其强大的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但这一次，可能是由于王立军事件几十年未有，或者过于重大和复杂，难以迅速做出判断，致使信息的公布远远跟不上时代的节奏。一时间海内外谣言四起，更有反华势力借机大做文章。中共此次不仅对王立军事件本身反应过缓，对出现的谣言更没有及时的反击，以致竟然出现几十辆军车包围美国领事馆的荒唐传闻。 　　薄熙来事件对中共现行体制的另一个影响可能是潜在的，发生在未来的。由于他的成就和去职，使他完成了从一个领导者到左派殉道者的转换。左派也由此有了自己的精神领袖(相对而言，右派仍然是四分五裂)。以他的性格，未必就此沉默。假如时机来临，他可能会寻求东山再起。这也是为什么海外有人将他比做当年被苏共清理出去的叶利钦。假设如此，薄熙来就走向自己的反面。 　　不过薄熙来事件也不全是负面影响。首先，将促使中共更大力度的关注民生议题，采取更有力度的措施回应民意。只有这样，才能减少薄熙来事件对中共在道德合法性和民意流失的损害。否则，民意将会产生更强烈的反弹。事实上，重庆模式能够迅速崛起和被百姓认可，和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背景下出现的问题密不可分，否则仅凭一人之力是根本无法做到的。实是时代需要重庆模式，时事造英雄。其次则促使中共进行更大力度的体制性改革。如果一个政党无法吸纳内部的精英，怎么能够更广泛的吸纳体制外的精英呢?另外，重庆风云也意外的令自由派有了反思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在中国是否可行的机会。正如西方媒体所报道的，薄熙来在美国肯定胜选。薄熙来得到下层民众如此高度的支持，对自由派的民主理想显然是一个考验。 　　最后，还要讲几句重庆模式。重庆模式值的肯定，但未必应该全国照搬。真理都是有边界的。超过这个边界可能就走向谬误。比如重庆卫视可以如同英国的BBC一样不播广告，但CCTV却未必可以。薄熙来做为重庆的第一领导者自然可以全力浑洒，但到了中央就未必可行。简单说来，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手段很多，适合重庆的模式未必适合其他地区。重庆模式最可贵之处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得到百姓认可的解决办法，这不仅为其他地区提供借鉴，更为不认同重庆模式的其他模式造成了必须行动的压力。 　　重庆模式争议最大的是打黑的方式。确实，如果从纯粹的理论上讲，王立军铁腕式打黑自然有可议之处，但是放到现实中却可能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在重庆打黑之前，黑社会竟然敢于公然袭击武警，负责治安的最高行政官员竟然是黑社会的保护伞，在这种情况下恐怕也就只有个人色彩的铁腕才能治黑。还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严打，其可议之处远胜于今天的重庆打黑，但在哪个时代，却也是必须的，可能也找不出更好的办法。当然还有一点必须指出，中国有着漫长的人治历史，其影响无所不在。就是自由派，在这次重庆风云中，也一样原形尽显。王立军被宣布免职时，北京律师和宪法专家吴革指出，中共中央直接任免地方行政长官的做法不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组织法的规定，王立军是重庆市副市长，副市长的任免在人大闭会期间应由(人大)常务委员会决定， (中共)中央只能处理他的党的职务问题，不能处理他的行政职位。所以程序搞错了，应该说中央建议免去他的职务，然后说正在按程序办理。” 　　然而，一向把法治放到嘴边的自由派群体包括法学专家贺卫方—-他曾公开炮打重庆模式是践踏司法的文革，却保持沉默。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说，他对中央免去王立军副市长职务的方式没有太大质疑，认为这符合党内外很多人的愿望。可是他们为什么不讲，“重庆打黑的方式没有太大质疑，因为重庆打黑是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呢?当然自2007年重庆模式横空出世以来，自由派并不是第一次违背人民的愿望。在重庆打黑之前，听不到他们为民众发声，而当重庆向黑社会开刀全面打黑之际，他们却为一名律师的命运积极奔走，并借此事件否定重庆模式。显然，在他们眼里，低层百姓受到黑社会的威胁并不重要，但社会地位远高于普通百姓的一名律师的命运却珍贵无比。 　　不过，不管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有多少问题，都无法改变这是近两百年最适合中国的模式。这不仅从六十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得到验证，而且放眼全球进行对比，也同样如此。美国的制度已经历两百多年的发展和演变，但几十年来仍然无法避免重大的宪政危机。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全球转播之下，肯尼迪总统众目睽睽之下被暗杀，被抓获的嫌疑犯又在警察重重保护之下，在电视镜头前被枪杀。随后相关人员离奇死亡的高达上百人。上世纪七十年代，时任总统的尼克松竟然违反游戏规则，派特工窃听竞争对手的总部。事件发生后又百般阻挠调查，拒不配合司法，直至最后酿成辞职这一美国历史上空前的宪政事件。相对而言，王立军事件甚至文革时的林彪事件，都远远无法和上述事件相比。何以美国如此重大的危机都不会令人否定它的制度，中国就会被如此兴师动众呢? 　　正如危机向来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有效力量(当然这句话对于今天的西方似乎已经不太适用，经济危机四年多了，西方可做出多少改变?)，今天的重庆风云也将令中国未来的道路走的更稳健，崛起的更加迅速和平衡，这不仅仅是海内外中国人的良好愿望，也是历史的必然。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