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

2010年末，在一个座谈会上，我说了这样一番话—— “记得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就说过：‘我们从现在起，应该有一个新的觉醒，要在思想上作好准备：中国，以至世界，将进入一个自然灾害不断，骚乱不断，冲突不断，突发事件不断的‘多灾多难’的时代”。这话不幸而言中：2009年就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全球性的大恐慌。2010年中国更是进入一个内外矛盾空前激化的年代。从年初的富士康‘大跳楼’开始，到连续发生的‘血洗幼儿园’的...

杨帆们的直言与苦恼 —— 点评《杨帆总结：重庆做得不错，但理论定位有误(摘)》 作者：应学俊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1-15 本站发布时间：2012-1-16 0:00:37 阅读量：2次 　　(原创：杨帆等 / 点评：应学俊) 　　【本博按】杨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导，《重庆模式》一书第二作者。近在杨帆教授的博客上读到一文，文题即如本文副标题。读来颇有意味，也揭示出一些“重庆模式”喧嚣的幕后故事(见原文网址)。于是再次想起张明教授的那篇《多情总被无情恼》。笔者感到：杨帆教授是否应当好好考虑一下，重庆为何在理论定位“有误”的前提下却能“做得不错”?“行成于思”这一客观规律杨帆教授忘了?有什么样的思维和意识形态才会有什么样的行为，难道不是这样吗?“理论定位有误”是否即意味着指导思想有误呢?难道“理论定位”是文字把戏，可以与实际思维和意识形态游离而随便定位?是否应当将“理论定位”用更通俗而确切的“指导思想”来表达?我们如何理解在一个“有误的理论定位”指导下却出现正确的决策和实践?所以，“做得不错”与“理论定位有误”本身是不是自相矛盾的说法呢? 　　杨帆教授文中说“重庆2011年上半年犯理论错误”，其实从文中不难看出这“错误”实在不是什么“理论定位”问题，正是一定的观念所决定的行为实践。此文向我们透露出重庆官方逐渐强调“我们从没有搞什么‘模式’”的实际原因，是颇有意味的。 　　杨帆和萧功秦教授都声言“超越左右翼”，其实，绝对的左或右是没有的，同样，绝对不偏不倚的中庸也是没有的。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看看杨帆教授等学者(故称“杨帆们”)的直言，细品他们的“苦恼”，绝对是有害无益的。本博写点名为“点评”的东西，其实也只是读杨帆们的文字时自然的联想而已，无法与学者们高深的理论同日而语，只能算是“黑板上的字”——不算数的随时可以删除或修正——罢了。仅供参考。 　　为便于阅读，标题与突出显示，当为本博所加。本博点评内容放在“【】”内。特此说明。 　　—————————————————————————————————————————————————————————————————————– 　　● 重庆官方对“重庆模式”从宣传到不接受冠名 　　我觉得今年思想界是很大进步，我们这些人从插队的时候，80年代，甚至更早能够追溯到文革时期，有共同经历，会有共同语言，可以超越理论分歧。左翼黄纪苏，右翼李盛平，都对超越左右抱悲观态度。我说你们少看点网上的匿名骂街，那不是主流。我们这几个人开了一年的会，为什么可以代表主流?因为我们代表了“沉默的大多数”，而网络放大了左右民粹的言论。如果真的选举起来，我看他们都选不上。 　　今年一个是刚才木生提出新民主主义。钱理群的文章值得重视，他很重视今年中国的思想界，把这个会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事件。 　　第二件是关于重庆模式的讨论，2010年我用了一年的时间筹备，先是请苏伟到我们政法大学讲，让学生整理记录，请他修改以后上网。以后连续发表他的讲话，逐步形成气候。他们在重庆那边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最后我说，书一定要出。你们实在不敢，我自己署名。最后是因为苏伟几次接见外宾，谈得不错，最后下决心署名。我对重庆一报社说，这是第一本全面总结重庆的书。最后在中国经济出版社强烈支持下，出了《重庆模式》。 　　【点评：苏伟教授领衔署名是恰当的，因为苏伟是重庆市委党校《探索》杂志主编，客观上一直是“重庆模式”推广宣传和理论阐述的领军人物，到大学多次演讲并接待外宾阐述“重庆模式”。重庆市委党校在网站院校介绍上开宗明义指出，重庆市委党校是“……重庆市委、市政府的重要部门”。因此苏伟教授应邀到全国许多地方宣讲“重庆模式”，领衔撰写此书，似不应视为重庆市委以外的纯民间学术行为，也不可能不汇报领导并获得同意，否则，重庆市党的宣传纪律也就过于涣散了，这不符合中共一贯的做法。】 　　这是第一本全面已经(似乎应为“阐述”)和肯定重庆做法的书，但重庆领导却不满意，多次声明没有什么“模式”，甚至连我们的好心也不买帐。 　　【点评：重庆也就是最近一年内“声明”过，应当是出于某种策略的考虑而刻意回避这一冠名，因为作为“市委、市政府的重要部门”的重庆市委党校就在一两个月前还召开了“重庆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讨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清明还发表了讲话，声言“重庆模式是否具有普世价值，从而在全社会推广，还需专家学者们的论证和探讨。希望学理支撑能够转化为路线、纲领、方针和政策……”2011年5月20日《重庆日报》还以“黄奇帆向日企推介重庆‘模式创新’”为题，报道了黄奇帆的系统讲话，重庆党报发表市长如此讲话，其稿件不可能不经过重庆市委、市政府尤其是黄奇帆市长本人审阅。这些，与重庆政要在与媒体面对面时否认提过“重庆模式”是自相矛盾的。(详见笔者拙文《从重庆政要回避“重庆模式”说起》)】 　　● 2011年，重庆领导在理论方面有摇摆有偏差? 　　2011年重庆领导在理论方面有摇摆有偏差。他们不应该和“三类左派”搞那么近。本来2011年2月我们的书出版以后，他们就应该采取我的建议，向右转一下，宣布进行民主法治实验。结果，他们在抓李庄受所者(应为笔误，这里不作修订)以后，就去和“三左派”靠拢。这就进一步引起了右翼方面更加猛烈的攻击。最不利的是，引起了中间派(我称之为“沉默的大多数”)的疑虑和不信任。这可不是当年毛泽东的作风。连我们这样的中间派，甚至在最困难的时候支持他们的人都不能团结，怎么能不犯错误? 　　【点评：公然说重庆领导理论上有偏差，再联系下文说到的那些问题，这样重大的问题也是你们可以“说三道四”的吗?你有什么资格说薄熙来为首的重庆领导理论上有摇摆或偏差呢?这样的“说三道四”份量也太重了点啦!难怪杨帆等辛辛苦苦为“重庆模式”作传，却据说不大受重庆欢迎。(但似未见苏伟教授有此一说),何故?——不过杨帆说的“和三类左派靠拢”倒是有许多佐证的，也道出了重庆很有意思的行为逻辑或思维逻辑。——而重庆领导对“杨帆们”因部分观点不同而不待见，确实有点傻啊，“统一战线”是共产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重庆政要忘了啊。薄熙来似乎应当反省一下多次向媒体宣示“我们唱红打黑不怕说三道四”的心态和必然造成的谁都不敢、不愿提出不同意见的后果了;此外，不说杨帆们是支持“重庆模式”的，即使对不同的政治见解，薄熙来等是不是也应当看看马英九是如何对待竞选失败对手的批评意见的?不管是不是表面作秀，至少他敢于面向对手和公众表示蔡英文、宋楚瑜对他的诸多严厉批评他会认真考虑其中正确和合理的方面。其实，即使是这样的“作秀”，也还是需要一些胸怀、一些政治智慧和修养的。难道不是吗?】 　　于是有胡七一讲话，有朱榕基回忆录出版，加强了“继续改革“的反左话语。迫使使重庆向民主法制改革方面转向。苏伟说重庆早就在设计民主改革方案。我说那太好了，薄书记真是全知全能啊，不用咱操心，让右翼的张鸣挖苦咱们的话就是“多情总被无情恼”。即使如此，我还是认为现在宣布民主法制改革晚了半年。且以后的发展方向是不确定的。 　　【点评：不管杨帆所言是否确实存在那样的因果关系，但多少透露出一点内情，客观上也透露出受到苏伟、杨帆等学者支持的“重庆模式”实际存在的问题。杨帆在关于民主法制方面所说颇为中肯。但为什么会“晚”?这不能说不与主政者的指导思想或如杨帆所言之“理论定位”有密切关系。还是那句话，“行成于思”是亘古不变的客观规律。】 　　出版社在出版《重庆模式》以后，在宣传上遭到巨大困难，北京各大报纸刊物都不敢碰“重庆”事情，讳莫如深。知识分子，上海，广东，一片反对。那个时候我们真是为重庆仗义执言，现他们这样对待我们，是非常不公正的。这也是重庆2011年上半年犯理论错误的一部分。或许他们自己不是有意的，至少说他们不了解北京的理论生态，还是搞行政挂帅官本位，以为请了社会科学院，人民大学校长，国家行政学院，就能代表理论界了。结果是被“三左派”趁虚而入——老左派，新左派，文革派。这也就引起了右派极大的反弹和中间派的不安，直至引起了中央的不安。 　　【点评：我们不知杨帆所言“引起中央的不安”实指何为?但我们相信杨帆未必会空穴来风地乱说一气。这就难怪重庆一二把手一致改口说“我们从来没有提出搞什么‘模式’”了。此外，杨帆所说“还是搞行政挂帅官本位”，这倒是点中重庆发展实践中的要害问题之一了。】 　　现在纠正还不算晚。看他们2012年怎么干吧。 　　● 超越左右翼：“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重庆模式’”? 　　我和箫提出“以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重庆模式和中国模式”，就是要打破左派抓话语权，和右派的虚无主义。承认重庆模式和中国模式的存在，以正确的理论去研究它。比如，以区域经济学来研究重庆的发展，以政治学社会学来研究其政治改革与社会管理。用意识形态方法，解释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共同富裕的新阶段，是错误的，这样会继续激化中国社会矛盾，加深社会分裂，对中国和重庆自身发展都极为不利，甚至走向错误方向。 　　【点评一：所谓“重庆模式”亦即重庆的施政实践，本来就是意识形态浓厚的实践，从重庆主政者的多次讲话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思维方式充满着“姓社姓资”的对立与不可调和性;而“唱红”和“唱读讲传”更加是意识形态化，且薄熙来就是声称“精神变物质”的，重庆媒体也确实不止一次报道过“唱红”治好了某人的病等等，更有甚者，“唱红”还夹带了“语录歌”和高歌“你的革命路线永远指航程……”一类文革的东西。“打黑”固然必须，固然很好，然而如“重庆模式”研讨会上李伟东所言：一下就抓了5万“涉黑”嫌疑人，最后也只判了1万7千人。笔者认为，假设这1万7千人判得都准，那么一开始多抓了3万3千人就难说没有扩大化和滥捕之嫌，无法不使人联想到“镇反”运动和文革中“一打三反”的高压态势形成的“红色恐怖”的场景。也正如李伟东所言：“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超越法治，人治更大，或者地方放大执行的问题，五万人判了一万七，我不相信三千多万人口的一个地区，就重庆市或者整个地区一下能抓出五万黑帮或者说一万七千黑帮都是有罪判定，这里或重或轻都有问题”。 　　而研讨会上张木生说“形式主义的东西在中国大家都很清楚，所以我当时跟他们交换意见，我说唱红也好，英模团也好，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长期存在而且实践证明，就像做毛主席像章一样，会越做越大，最后像锅盖一样，会起反作用，不能作为一种发展趋势，真正当饭吃的不是这个东西，而是一种新的文化创新。”——薄熙来是“不怕别人说三道四”的，张木生此言薄书记大约也难于进耳。现在杨、萧教授却要“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重庆模式”，用心固然良苦，提法也真的颇有创意，但我国是把意识形态规范及一元化的要求写入了宪法的国家，中央领导也多次重申几个“决不搞”，而实践证明意识形态实在也是薄熙来重庆施政的重要核心。杨、萧教授要“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重庆模式”，这岂不是缘木求鱼?】 　　【点评二：当然，学术研究应当无禁区，杨、萧教授肯定可以继续”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重庆模式“，但笔者不禁又想到，你研究对象的首创者、实践者都不认可你的冠名和研究，认为事实不是那样的，你的研究还能站得住脚，还有意义吗?但是，他们自己的市委党校自然可以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继续研究所谓“重庆模式”的，甚至再开“研讨会”——只不过，再开研讨会时可能要把“重庆模式”改为“重庆探索”了，否则薄熙来书记真的要批评他们的政治敏感性和觉悟了。】 　　我希望重庆领导提高理论自觉。 　　他们有他们选择的自由，我们不指望他们尊重我们。 　　我们有我们的言论自由，会按照自己的思路搞研究，研究重庆和中国模式，不会受他们左右，而且要以正确的理论去概括和影响他们。 　　今年，我们实实在在地做了，也做到了。 　　可以说，重庆的前途以及中国发展的转型，还有许多选择和不确定性，我们尽责任，听天命。 　　【点评：呵呵，但愿薄熙来书记等重庆党政能够“被影响”，因为与现在相比，那样对于重庆发展、对于重庆人民多少是更有些好处的。“杨帆们”有着可敬的使命感。但笔者还期盼他们再多几分清醒。】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存在的革命与不便 重谈布罗茨基和哈维尔的争论 作者：袁凌 来源：《新世纪》 2011年第50期 本站发布时间：2011-12-27 21:06:29 阅读量：0次 　　“不便”与“不能” 　　哈维尔去世了。这个消息对于中国几代知识分子意味着许多。 　　去年在一个场合遇见钱理群教授，满头白发的他说，自己眼下常对青年人谈哈维尔“存在的革命”。这一个体行动模式是哈维尔在上世纪70年代末，于《无权力者的权力》一文提出：生活在真实中，或称“存在的革命”。 　　生活在真实中，指的是从自身做起，首先摆脱在意识形态有形无形控制之下的被动和漠然状态，开始思考什么是真实的，并坚持这些真实的观点、行为和理由。为此必然与现实发生龃龉，个体应有勇气克服这些困难。这种依托个体的存在更新而涉入社会变革领域的思维方式，有别于以往“阶级革命”“社会革命”，契合我们今天的社会现实。 　　这让笔者想起数年前哈维尔和俄国流亡诗人布罗茨基的一场争论。1993年哈维尔作为捷克总统访问美国，演讲时谈到西方社会在国际事务中需要克服“不便”心理，尽到责任。哈维尔以自身的经历为证：在他1983年出狱后一段时间，熟人在街上碰到哈维尔，大多避免打招呼而回避。哈维尔认为这体现了一种“不便”心态：与新近出狱的哈维尔打招呼，会带来某种现实和心理的不方便。 　　这引起了布罗茨基的注意，布罗茨基和哈维尔一样曾作为作家和异见分子坐牢，后被苏联当局驱逐。哈维尔的“不便”概念引起了其反感，连续写了两封公开信批驳，核心内容是：人们面对哈维尔低头而过，并非因为不便，而是不愿或不能;他们在内心可能根本不认同哈维尔的行为正义性，甚至幸灾乐祸;或者质疑哈维尔行为的真实性，不相信他“像看上去那么好”。 　　布罗茨基阐述，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并不是局部的可以克服的“不便”，而是根本上的“不能”，根源是因为人性的“粗俗”或说人性之恶。能做到的，只是从人性恶为出发点进行的防范性制度设计，而非依托于“人性善”进行的社会革命或改良;一切从人性善出发的社会构想，最后都会落到极权和野蛮的结局。因此，那种“不便”其实是哈维尔本人的，是哈维尔和西方政治家们直面人性之恶时需要克服的不适感。而这种不适，是由于哈维尔身处的20世纪80年代的捷克现代化监狱，远比布罗茨基待的西伯利亚荒原和水泥囚室要舒适。 　　依据布罗茨基的观点可以推论说，不存在哈维尔说的所谓“存在的革命”，因为“存在的革命”是依托人性善进行的社会改良，最终只能演变成极权。 　　面对布罗茨基的诘问，哈维尔认为，两人的分歧只是从不同角度，看待同一个问题。苏联和捷克历史环境的不同，使人们面对同一件事的心理态度有差别，前者的“不能”可能转化为后者的“不便”。 　　争论以哈维尔的“息事宁人”告终，但“不便”和“不能”的问题却保留下来，今天的人们仍需直面。这些年当哈维尔的思想在中国知识界影响深化之际，也面临重大争议：“存在的革命”可行吗?从个体做起“生活在真实中”，在我们这里是现实出路还是空洞的口号? 　　社会更新的起点 　　哈维尔提出的这种行动模式，似乎投射了我们今天某些社会现实。在某种程度的社会控制和消费主义结合下，个体的生存与精神危机叠加，冷漠和回避成为主流，“小悦悦事件”极端地体现了这一现实。 　　哈维尔首先要唤醒我们的，是意识到并努力克服“不便”。这样的“不便”，既有消费需求和体制压力，也有类似布罗茨基的意识拒斥。 　　在2009年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期间，我的一个朋友在专栏文章里说，他是一个伪环保主义者，因为他会注意选用节能灯，但不大可能接受坐火车出差去上海。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毫无疑问拥有环保的观念，也愿意做出一定的努力，但当环保的要求与个人舒适之间发生严重的不便(乘飞机会产生很多倍的碳排放)，他只能暂时搁置环保的理念选择便利。 　　我自己则遇到了类似的“不便”心态。一次有记者要联名对某地方官员抢记者录音笔事件表态时，考虑再三，我最终没有加入。原因一是担心给单位惹麻烦;二是心理上对此类签名或其他现场活动有不适和距离感。这种感觉曾由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直率地表示过，并引发了此后与哈维尔的争论。 　　某种意义上说，昆德拉和哈维尔的辩论，正是布罗茨基和哈维尔争论的预演。昆德拉认为，为狱中的“政治犯”征集签名毫无意义，帮不了任何人，只能给签名者带来心理和现实上的好处。在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昆德拉更将类似的签名现象视为现代社会“媚俗”的表征。和布罗茨基一样，昆德拉怀疑人性，深信人心的媚俗，对一切外在的社会活动持抵制态度。 　　后来，当一位我认为很现实、根本不会参与的同事签了名之后，我受到深深的震动。这事并没有给那位同事带来严重的麻烦，有一些“不便”是我的头脑习惯性构想出来的。就比如那位不大能接受坐火车去上海的朋友，飞机和火车(动车)在便利舒适度上的巨大差别也可能是他的头脑构想出来的，这种差别并非那么不可接受。 　　同事的签名没有带来那位官员的下课，就像坐一次火车去上海不会明显延缓全球气候变暖。但是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就没有意义呢?哈维尔认为，意义存在于超出我们有限视野之外的地方。比如那次签名，对于身处狱中的他和其他人起到了很大的安慰作用，后来发展成“七七宪章”运动，最终造成了捷克社会的整体革新。 　　在理解个体“存在的革命”意义问题上，从政多年后的哈维尔强调穿透性视野，即从社会存在而不是眼前功利性的角度来看待这些行为。昆哈争论和捷克社会的现实，无疑对我们今天具有比照意义。我们今天的社会，已经不是“文革”或者布罗茨基说的“荒凉的西伯利亚”。克服现实和心理的“不便”，广泛参与社会生活，正是社会更新的起点。 　　非典型社会形态下的变革 　　布罗茨基说，哈维尔作为文学家洞悉人心的粗俗，却在政治讲台上讲漂亮话粉饰这一事实，最终将导致人性灾难。近代以来，从人类“理性王国”出发的社会主义运动证明了这一点。 　　在哈维尔的政治生涯中，始终面临着“是否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质疑。在自传中，哈维尔曾承认，他可以说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虽然出于避免歧义，他不再对自己使用这个词。在《政治、道德与公民性》中，哈维尔提到，有人从反对“社会主义残余”的角度出发反对“社会公正”的提法，称一种真实的市场经济不可保证任何真正的公正。哈维尔对此提出疑问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有着立法机构、可以制定预算的民主国家却不可能去追求社会公平，帮助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 　　像我们一样，哈维尔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称为“西方”。他身处的捷克社会处于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和西方阵营的缓冲地带，是一个不典型的社会。哈维尔思考的，是在这样非典型的社会形态下社会变革的问题。他明确提出，不相信照搬议会民主和多党制就可解决一切问题(虽然他认同这些制度)，而要从捷克社会生活的底层出发、从个体的存在出发。在1986年的自传中，哈维尔提出了一个“小型社会”的构想，即非垄断的更小的经济单位和社会单元，这样的单位与个人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个体存在可以避免异化的危险。 　　“异化”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思想界曾是关键词。当一个人试图开始真实的生活，他可能面临“异化”的既成势力，类似鲁迅说的无物之阵或公众的媚俗。但在哈维尔看来，这种“媚俗”并非不能化解，它不是人性的本质而是人的存在异化的结果。 　　实际上，西方思想传统一直在面对这个问题。如果不相信上帝赋予人的自由意志，相信罪性的救赎，那么“天赋人权”的整个思想文明背景都将崩塌，人类历史坠入昆德拉说的“永劫轮回”。但是否只有在信仰的背景下，才能解答人性的问题?哈维尔提供的“面向个体存在”的政治社会制度是否可能，或者只是另一种文学上的空想? 　　如果哈维尔始终只是一个文学家，这样的质疑将显得尤为有力。这样的自我怀疑甚至可能阻止文学家哈维尔从政，但哈维尔最终战胜了自己的“不便”心理，后来出任了捷克总统，而且一干13年。 　　固然，其间哈维尔经历了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在“天鹅绒革命”之初，哈维尔期待建立一个“更加富有人性、诗人们在其中发挥如同银行家般力量的世界”。13年后，卸任时的哈维尔发现，“不能指望这个世界突然转变为一首诗”。 　　但哈维尔仍然认为，出任总统是命运赠予的一份厚礼。在《向政治告别》的赠言中，哈维尔提出，当面对生命的经验和创造性机会，那隐藏于其中的所有陷阱都是值得去面对的。事实证明，捷克的转轨在东欧转型中是相对成功的。最近金雁的著作《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告诉我们，那里没有滑向人们可能担心的无序和混乱，更没走回头路。而哈维尔卸任后，回归了戏剧创作，政治事物的“粗俗”并未使他失去直面人的存在的能力。 　　可以设想，如果诗人布罗茨基不是处在冷战期的苏联，而是穿越时空，在捷克参与了哈维尔投身的“存在的革命”，那他对于人性的看法是否会更乐观，不再把一些“不便”视为不可能的事情呢?虽然质疑是事物本身必需的一个维度，但怀疑主义却是对存在意义的致命消解。 　　我想，这就是钱理群教授对青年人谈到“存在的革命”的真实希望吧!今天，哈维尔去世了，但他身后“存在的革命”仍在进行，对我们亦延续着示范意义。 　　作者为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