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部

张艺谋回应1850万天价铁路宣传片质疑 称署名被滥用

张艺谋 资料图 近日有媒体报道,铁道部投资1850万元邀请张艺谋拍摄中国铁路宣传片,审计署强调该铁路宣传片未达到预期效果的消息。张艺谋助理庞小姐代表张艺谋方面对此事做了简单的说明,称导演的署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使用。 声明内容如下: 2010年,刘志军还是铁道部长时,有一家制作公司找到导演,说铁道部想请导演拍宣传片,导演提出不署名,只是出出主意,这家制作公司同意了。之后开过两三次创意会。刘志军突然下台后,宣传片方案一度搁浅,后来重新开始时,方案也改来改去,拍摄过程导演一直没参与,只是后来看了剪接的样片,提了些意见。再后来,做成什么样,有什么公司参与,导演都不知道了。2011年的一天,有朋友告诉导演,说高铁车厢公开播映了宣传片,片头有很醒目的“张艺谋导演”五个字,导演立即找制作公司询问为什么又署上了名?制作公司过了几天答复导演,说铁道部答应尽快替换,但据导演所知,一直未拿下署名。 对于关于该宣传片的其他内容,截至发稿时为止,张艺谋方面没有做出进一步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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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火车南站回应“私带乘客上车”事件:临时工所为

2012年01月16日 14:14 来源: 中国新闻网 资料图:杭州火车南站。 中新网 杭州 1月16日电(记者江耘 见习记者沈溦)1月15日,有媒体爆出“杭州火车南站铁路员工勾结‘黄牛’私带无票客上车”的事件。记者今天采访到铁路杭州站党群办公室副主任吴蔚,她表示,媒体在未经证实的情况下就报道火车站员工行为是不严谨的,文中提到的三七分成之说都是子虚乌有。 1月15日,媒体报道,杭州火车南站有工作人员私带无票乘客上车的情况。有记者在暗访中发现,通过火车站外一名自称“吴大姐”的妇女的关系,只要交100块钱,就能由一名穿着铁路制服、别着“客票检查”红袖章工作人员带领通过站台,以“上车补票”的理由进入车站。 “平时倒票的票贩子在卖票给乘客的时候也总是自称认识火车站的人,这次事件爆出的所谓‘工作人员’从制服上就可以看出只是临时招聘的人员,正式的员工私带乘客进站是要丢饭碗的。”吴蔚表示,对于这样没有证据就随便报道的行为,杭州火车站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力。 吴蔚称,在事件发生以前,火车站内部已就报道情况进行调查,只是仍未查实。 记者了解到,按铁道部的规定,在编工作人员在春运前全部应要求签订了廉洁承诺书,其中对私带乘客上车有着严格的规定。同时,为保障春运期间车站秩序,杭州火车南站春节期间有较多的临时工和春运期间聘请的“助勤工”,内部管理复杂。 而对于“临时员工”为何部门聘请,为何有权利通过重重关卡带陌生人进入火车站内部,吴蔚表示目前情况还在调查中。 据上海铁路公安最新查实,媒体报道中别着“客票检查”红袖章的青年男子为铁路保安人员郑某,“吴大姐”为湖南籍无业人员吴某。 目前,铁路公安部门已查实郑某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对郑某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对吴某正在追查中。同时,将根据调查情况,对有关人员实施责任追究。 此外,吴蔚表示,铁路杭州站也在对火车站内部进行自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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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以及春运的病毒化

一年一度的春运又开始了。数据显示,今年的春运期间,预计有31.58亿人次往返城乡间,为我国在40年中的最大规模的一次人口迁移。(《工人日报》) http://news.163.com/12/0108/01/7N77QAHF00014AEE.html   春运的形成,在客观原因上,自然与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春节——关系密切。春节的最主要意义是:团圆。   但,春运的规模越来越大,却不仅与客观因素有关,而越来越主要与主观因素的压迫有关。具体了说,就是:家庭碎片化,以及“一切行动听指挥”。   所谓家庭碎片化,就是在工作环节基本实现了劳动者的全国流动,却一则因为政府的公共责任缺失严重,“巧借”二元制的户籍管理制度将社会等级化,尽可能多地汲取外来劳动者的劳动价值,而尽可能少地承担公共责任,以行政门槛限制劳动者家庭随着流动;二则因为实行各种社会资源的选择性配置,造成了社会运行成本高昂,特定地区的生活成本畸高——尤以房价为甚,进一步限制了劳动者家庭随着流动,至于在相当程度上说,家庭单位实质性破裂了。以我生活的江汉平原为例,在打工者家庭,甚至连父母不再认识孩子、孩子不再认识父母也越来越常见。   所谓“一切行动听指挥”,主要是休假制度极其不合理,要么是全国一起放假,要么就全国一起不放假,而舆论呼吁多年的强制性的弹性休假制度一直不能成为现实。便如测量数据显示,多少人一起起跳就可能改变地球运行的轨道,13亿中国人被制度性地要求一起上班后,又被制度性地要求集中放假,所造成的交通压力便不可避免如超级火山爆发一样猛烈了。   我们现在的春运,实际上,已经是病毒化的春运。   病毒化的春运,主要因主观因素导致。   病毒化的春运,不可能以单纯的技术手段解决。以日常运量配置交通设施,必然满足不了病毒化春运的所需;以病毒化春运的运量配置交通设施,则交通设施在平日里的闲置成本之高,将是整个社会承受不起的。   解春运之难,主要在于能否升起防护墙,隔离、杀灭病毒,避免春运被病毒化。说不难,真的不难,无非就是明确政府责任、公共财政责任,建立健全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体系,保证全体国民的国民化待遇,杜绝将社会等级化,实现人口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全国流动,并约束权力,改革财税制度,充实地方财政,实现事权与财权的统一,实现各种社会资源的市场化配置,降低社会运行成本。则春运规模将趋于正常,缩减至正常范围,能够以技术手段解决。难点之所在,当然在于彻底抛弃特殊利益。   且尽可能实现更多家庭在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的团圆,保持家庭的完整,其意义所在,还绝不仅仅在于有效缩减春运的规模,避免春运被病毒化,不再形成为社会难题,而更在于维系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纽带,维系社会的血脉纽带,维系社会的完整。   否则,如设春运专期,在专期内大幅加价,以及全国上下齐动员等等,被动应付而人人疲累,却将主观因素导致的春运病毒抛在一边,必然在整体上与事无补——如同铁道部的网络售票,确实是开辟了新渠道,方便了公众购票,但终究解决不了车票稀缺的问题,具体是谁买到了票可能因此而变化,多少人必然买不到票却不变,并因此诞生了网购是否对非网购群体不公平的无解之论——之外,还再度增加了社会运行成本,都只是恶性循环中的一个节点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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