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時務

2003 年5 月27 日，台北市，台大醫院的醫生在SARS 病人的X 光片前調整口罩 文/ 康依倫 因為並非 WHO成員國，台灣的 SARS預防被整整拖延了一百天。台灣的防疫合作，也就和兩岸和解緊緊結合在一起。 從3 月1 日開始，台灣民眾若要前往中國大陸、埃及、柬埔寨等國家旅行，除了旅遊資料外，還有另一項攸關自身性命安危的準備工作。 台灣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疾管局，CDC) 在3 月2 日宣布，由於上述國家單在今年1、2 月就傳出12 例H5N1 禽流感病例，在防疫的需要下，決定到今年8 月底止，開放10萬株疫苗給有需要的民眾，提前防疫。畢竟在經過了03 年3 月到7 月，短短五個月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流行所造成的人命、經濟損失之後，「防疫視同作戰」，從行政部門到民眾，已經沒有人敢再輕忽。 03 年3 月12 日，世界衛生組織(WHO) 才對中國的SARS 疫情發布警訊，隔一天，一名2 月從中國大陸返台的台商就被台大醫院通報為疑似案例。一直到3 月底，台灣的疫情被控制。當時執政的民進黨政府一度打算用「零死亡、零社區感染、零境外移出」的三零紀錄，作為該年5 月底推動台灣加入WHO 活動的訴求。但還不到5 月，這項紀錄就被打破。 行政院主導 防疫升級國安層次 4 月21 日，位在台北市廣州街上的和平醫院傳出30 位可能病例及50位疑似病例，引起民眾恐慌。緊接着，4 月28 日，另一間位在台北市的仁濟醫院也傳出院內感染。SARS 已從零星的、境外移入的，轉為本土的大規模感染。 由於防疫資訊不夠完整，公共衛生學者各有不同意見，造成中央與地方在和平醫院封院過程的衝突。行政院決定要拿回主導權，成立「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疫情應變處理委員會」，並且以立法的方式通過暫行條例，從醫院的協調、物資的發放、媒體報道的原則、違反者的罰則等都規定清楚。如此的做法不但是讓行政院依法有了指揮調度的權責，也等於是把防疫的衛生安全工作，提升到國家安全的層級。 而即使到這個時候，WHO 已知台灣疫情擴散並進一步將台灣列為旅遊警示區，卻仍然在中國的壓力下，不接受台灣相關訊息的回報，當然也就沒有提供台灣任何正確或是即時的處置建議。台灣被排除的情況，一直到5 月美國疾病管制局介入後，WHO 的專家才以個人的名義組團，在5 月4 日到台灣拜會國家衛生研究院及衛生署下的疾管局，希望了解SARS 在台灣的潛伏期及傳染型態。據當時也陪同參與的防疫專家回憶，這群來自WHO 的專家相當謹慎，既不願與衛生署官員正式會面，就連衛生署官員想合影也不被允許。 台灣，在 2003年 SARS的國際防疫作戰圖上，空白了將近一百天，此時才用「非正式」的方式被納入。5月 11日，台灣官方及學者，在中國的同意下，得以參加 WHO所舉行的視訊會議，藉由實質的討論，疾管局隨即調整防疫作法，從 5月 15日開始採取發燒監控（SARS無發燒就無傳染力）及第一線醫療院所進行發燒篩檢，疫情獲得有效控制。 非 WHO會員國 喪失防疫資訊 台灣從 1971年退出聯合國後，在蔣氏政權漢賊不兩立、絕不搞一中一台的政策下，台灣被排除在正式的國際組織之外，其中也包括 WHO。有醫界背景的在野人士組成了「台灣醫界聯盟」，從 1995年開始推動台灣加入 WHO的運動。民進黨於 2000年執政後，納入外交部、衛生署成為政府施政重點。 由於並非 WHO會員國，對於疫情最新發展及防治細節，行政部門僅能透過私人關係向其他會員國或官員查詢，更多資料是透過網路彙整。當時的衛生署長涂醒哲就說，當新加坡出現第一起病例後，WHO就提供其越南病例的資訊，但台灣僅能靠自己搜集。即使是台灣提出納入不渉主權、政治而是單純的「全球疾病爆發警訊及回應網路」系統，以獲得跨國專家學者協助，同樣遭到拒絕。 訊息的落後，讓台灣的防疫出現了大破洞，特別是對第一線醫護人員的保護。3月底，WHO合作的實驗室就已經確定了病毒組合，但是，台灣並沒有獲得即時更新的消息，還以舊有指標來判別及防疫，也間接導致之後大規模本土院內感染。據統計，台灣醫護人員 SARS的感染率高於30%，反觀染 SARS人數多於台灣的香港及北京，醫護人員的感染率在最嚴重時也沒有超過20%。 SARS期間台灣被孤立在 WHO體系外的問題，成為扁政府推動加入WHO的最佳說明。現任台聯黨立委林世嘉，當年以台灣醫界聯盟執行長的身分隨同參與了 5月 16日在日內瓦召開的第 56屆世界衛生大會 (World Health Assembly, WHA)，她表示，其他的會員國對於台灣將疫情鎖在島內的做法，都表示肯定，也都認同防疫不應有國界之分。但是，等到正式開會，中國在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下，依舊阻撓台灣的入會申請。當時中國副總理兼衛生部長吳儀及其他中國代表答以「Who cares？」，並回應台灣入會提案是「於法不符、於理不容、於情不合」。 中國官員強勢的回應，透過媒體傳回台灣，引起不小的反彈；而也因為中國的壓力，當年本來以為能以sars防疫在大會進行經驗分享的衛生署長陳建仁，最後也只能坐在旁聽席，隔著玻璃，聽著其它國家報告。 入會：防疫的終極解答？ 2008年，馬英九執政後，推動兩岸和解、活路外交，意思是要「有意義參與聯合國專門機構的活動」。從 09年 4月底開始，包括國台辦及北京方面都傳出，同意在「廣義的一個中國」原則下，讓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 5月的世衛大會；同時間，當時的衛生署長葉金川就表示已經接獲 WHO秘書長陳馮富珍的書面邀請，讓台灣以「中華台北」名義的觀察員身分參加第 62屆世界衛生大會（WHA）。 但根據 01年披露出的 WHO和中國的協議，台灣僅有在開會期間並且是以每年申請的條件下，才有觀察員的資格，非會議及 WHO內部僅能稱呼「中國台灣」；而且台灣必須在一個中國原則及中國的授權下參加WHO，而其他的技術交流也必須由中國與 WHO秘書處協商處理。馬政府為此還大動作的向 WHO抗議，只是並無效果。 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會受到一個中國的牽制，但兩岸交流，還是有可操之在我的部分。 2010年 12月 20日，第六次江陳會簽署了《海峽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在傳染病防治上，雙方都同意要共同防疫、通報。同時也規定重大疫情的通報內容，包括了病例定義、實驗室檢驗數據、疫情來源、病例數、死亡數及採取的防治措施等。台灣疾管局局長張峰義也在 12年 6月率團赴大陸，分別與大陸衛生部、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舉辦有關傳染病防治及檢驗檢疫兩小組的工作會議。 過去十年間，兩岸人民的交流往來，已從 92年的一年 400萬人次，到 12年接近 800萬人；交流更頻繁，防疫的準備就更為重要。台灣已修訂完成「傳染病防治法」來彌補 SARS防疫時的不足。而相較於中國人多以陸路赴港，台灣的邊境防疫較香港單純且易管理，在機場、港口仍設置着體溫監控器。 09年 H1N1順利被控制，現在被視為最可能發生大規模流行的H5N1，台灣也從去年開始先針對從事與家禽類有關的人員進行免費疫苗注射，自行研發的疫苗也進入了人體試驗階段。兩岸防疫的合作也在官方的主導下，進入了工作小組的階段。 但是，如果中國仍沒有學得教訓，仍隱瞞重大傳染病的發生，那這一切的準備，都可能在疫情瞬間大爆發的時候，立刻被瓦解。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2013 年3 月3 日，香港羅湖口岸，限製過量奶粉出境的海報 文 /楊德恩 港府「限制奶粉出境」的政策遭到大陸網民的強烈批評並引發其「受害人思維」。然而，大陸網民對於「自由貿易」的討論以及對「限帶令」和「監禁兩年」的理解都不夠深入甚至出現偏差。他們應該更多地反思大陸食品安全這個造成中港奶粉矛盾的根本原因。 香港特區政府事先張揚的「限制嬰幼兒奶粉出境」措施終於在 3月 1日正式實施。在這項主要針對大陸水貨集團的「斷奶」措施正式執行的第一天，就有 10名過境旅客因違反每次出境最多只能帶兩罐嬰幼兒奶粉的規定而被捕，其中 8人為香港居民，其餘 2人為大陸居民，引起大陸輿論一片譁然。 從「蝗蟲歌」、「D&G風波」、「港鐵進食爭議」、「孔慶東罵港人是狗」到「雙非零配額」，再到現在「奶粉限帶令」，無論是網絡引發的罵戰還是政府推出的政策措施，這些被香港媒體統稱為「中港矛盾」的事件無一不刺痛着大陸一些群體的敏感神經。相當一部分大陸群體會據此認為香港這樣做的原因是「不懂得感恩」以及面對中國經濟的崛起而變得「自卑」，所以大陸應該以「斷水斷電」及「停止蔬菜肉類供應」等方式來「懲罰」香港。 從「自由貿易」到「監禁兩年」 如果說由於宣傳部門的強力干預，大陸大眾媒體的評論尚算克制（甚至更為理性）的話，在被認為更能反應大陸民眾真實想法的微博上，則呈現出另一幅完全不同的畫面。與此前各次風波發生時微博上鋪地蓋地的對罵相比，這次爭吵最大的不同，是有相當一批在以往爭議中保持中立的「大 V」（指通過微博認證身分的，較有影響力的微博用戶，編者按）這次和「五毛」、「憤青」站到了一起。他們搬出一些經濟學術語，指責奉行「自由港」政策的香港違反了「自由貿易」的原則，繼而挑戰違規者「監禁兩年」的最高刑罰。 3月 1日下午 4時許，財新傳媒主編王爍發的一條微博如是說：「香港以入刑威脅大陸背奶族，既無良心，更屬豬腦……香港生命力全在乎橋樑中國與世界，管理者居然在奶粉上主動架設阻礙，說明其理念、良心、智力已蕩然無存。香港立身之本何在？」這條微博到 3月 4日凌晨已有 4.7萬的轉發量，其中相當多的評論認為，香港限制奶粉出境的做法，對於其賴以為生的「自由港」地位而言是「自毀長城」。 王爍的微博被好幾個頗有影響力的「大 V」轉發，包括了創新工場董事長李開復、新東方創始人之一的徐小平以及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陳志武等。其中，最能讓大陸網民覺得「自由貿易」的理由振振有詞的原因，恐怕是陳志武在轉發時直白的一句「都是豬腦子惹的禍」。 由於早在香港採取奶粉「限帶令」前，全世界所有產奶國都已經實施了針對大陸代購商的限制奶粉出境措施，自由貿易的原則明顯不適用於可被視作嬰兒食糧的配方奶粉，加上一批香港知識分子在微博上不斷發出長微博反駁，用「自由貿易」作為理由指責香港的言論在折騰了兩天後開始消弭。 從 3月 3日開始，大陸網民對香港的指責開始轉而集中到「監禁兩年」這一條上。這從李開復一條發在 3日晚上 8時的微博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李這條題為「對香港奶粉事件的謬論和回應」的微博中，他首先回應了為何他只批評香港而不批評大陸的監管部門，並澄清自己沒有挑撥香港人與內地人的感情，但最重要的是他最後這句：「保護、限制兩罐，甚至罰款都可以理解，離譜的是兩年徒刑！」幾乎在同一時間，SOHO中國的董事長潘石屹則發了一條較為煽情的微博：「剛看完電影《悲慘世界》，電影不錯。法國大革命前夕，冉阿讓給妹妹的孩子偷了一塊麵包，被判了五年刑。今天，2013年為給三歲以下孩子多買二罐奶粉，要判二年徒刑。」 新浪在剛剛推出微博時，邀請了一批擁有人氣較高的新浪博客的名人在微博上開設的賬戶，這批人就是所謂的「大 V」。他們有一定的社會地位，不少更是社會上的名人，所以粉絲眾多，其言論的風向往往對微博上的輿情有相當大的影響。 2012 年6 月9 日，廣州某超市，一名襁褓中的嬰兒正在看貨架上嬰幼兒奶粉   斷奶催生「受害人思維」 從這次事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儘管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沒有發表聲明，但顯然，很多大陸人的「感情」的確因為香港的「奶粉限帶令」而「受到了傷害」。 過去數年，從「大頭嬰兒」到「結石寶寶」，國產奶粉的質量問題層出不窮，使得相當多大陸家長成為驚弓之鳥，只要能負擔得起的都會讓下一代食用進口的嬰幼兒奶粉。與此同時，由於國際牛奶產量的供應彈性低，無法因應大陸市場急增的需求大幅增加產量，致使歐美澳新多個產奶國在龐大的大陸代購網絡面前不得不築起圍牆，從 2012年年初開始，荷蘭、德國、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紛紛推出了奶粉限購或者限制出境的措施，以確保本土供應。於是，本來通過這些國家獲得滿足的需求大部分轉向可以自由行簽注進入的港澳兩地。同時，由於國際代購途徑的不暢，大陸的家長之間產生了一種恐慌情緒，進一步加劇了這些父母希望未雨綢繆，為嬰幼兒囤積足夠奶粉的心理。在微博上，可以輕易搜到一些家長在囤積到足夠奶粉後，貼出來的「炫奶粉照」。恐慌與囤積，結果是港澳兩地在農曆年前的幾個月內出現了嚴重的奶粉斷貨現象。最終澳門不得不推出奶粉登記措施（澳門居民購買奶粉可登記優先購買卡，編者註），相比較而言，香港已經是最後一個向大陸說不的奶粉市場了。 站在特區政府的角度，「奶粉限帶令」並不影響真正用家，只會打擊用奶粉來賺錢的水貨客。但對於大陸的父母，尤其是身處珠三角以外、不能經常來香港購物的群體而言，「奶粉限帶令」等於斷絕了他們網購國外奶粉這條最後的「求生通道」。所以，他們的「絕望感」來得很真切，也很容易理解：「又不是白拿香港的，為什麼香港人要這麼狠心，不讓大陸的孩子喝一口安全奶？」這種情緒在上述「大 V」的微博中得到回應後，便慢慢在大陸網民中間產生了一種受害人的身分認同。從心理學的角度看，這是一種典型的「受害人思維」。這種思維的恐怖之處在於，它不但使人失去客觀判斷是非對錯的能力，更意圖把自己行為的受害者（無辜缺奶的境外嬰兒）塑造成加害者，而自己則變成最值得同情的受害者。 事實要清楚，監管須問責 走到今天這一步，很多大陸媒體及微博上的大V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尤其是在報道事件的字眼選擇方面。例如大陸媒體用「限購」一詞來代替「限帶令」，這使得香港政府限制嬰幼兒奶粉出境重量（1800千克，相當於兩罐）的措施在很多大陸民眾心目中變成了限制購買。語義含糊本是中文的天生缺陷，當發生在這類討論時，事件的性質就會被錯誤解讀，並引申出無限多的歧義。另一個大陸媒體語焉不詳的是「監禁兩年」的最高刑罰。香港行普通法，英式法律的撰寫方式只列出最高刑罰，具體量刑由法官酌情決定。所以「監禁兩年」其實只是一個可能存在的最高量刑，不可能出現潘石屹所說的多帶一罐就判兩年的情況。類似地，香港的法律中也有亂拋垃圾最高處罰監禁半年一條，但是香港至今未有任何案例因亂拋垃圾而要坐牢。不妨思考一下，當潘石屹那條把《悲慘世界》與「監禁兩年」拉上關係的微博在對普通法毫不認識的大陸網民中瘋傳時，這其中的誤會將會有多深，可謂不言而喻。 勇於外鬥，怯於內爭 從這次斷奶風波大陸網民的反應不難看出，大陸長期以來推行的思想政治課（相當於香港討論的「國民教育」）並不能說沒有任何作用。當用官方視角編寫的歷史課本不斷給學生灌輸受害人情結，不反省自己與普世價值之間存在的落差，只是簡單地把中國人的不幸全部歸咎於列強入侵，又在 GDP總量躍居世界第二、奧運拉到北京辦、航天飛機不斷發向太空之際，強調這個民族的過人之處和與別不同，便不難理解何以有些大陸民眾（乃至名人、學者）的思維始終難以為外部世界所理解——他們不善於反思自己行為的不當，而動輒把衝突的原因歸咎於歧視；他們不滿強權又不敢反抗，但在對待別人時卻要充當強權且不允許他人反抗。在「斷奶風波」中，這種被中共長期薰陶出來的特殊的思維方式集中地爆發出來，即使是一些「大 V」，他們從不站在香港嬰兒的角度去平衡思考，或明或暗地要求香港在大陸提出的任何要求前必須乖乖聽命，明知問題的根源是大陸的監管不力以及海關與水貨集團的狼狽為奸，卻民粹地以近乎文革的方式批鬥香港。 尤幸，「大V」中仍有一些講道理的人，例如王巍便在其微博的寫到，「勇於外鬥，怯於內爭，這也許比被香港掌臉更為屈辱。」 2013 年2 月28 日，深圳羅湖口岸，深港兩地水貨客在「禁奶令」實施前搶運奶粉。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李源潮、周強各有歸處 在國務院以外，中共政壇落拓人李源潮接替習近平擔任國家副主席，興許已無懸念。去年今日，李源潮是手握黨內人事權柄的中央組織部長。相反，即使他這次出任國家副主席，也是個有名無實的虛位，無非是見見外賓政要的迎送生涯，一年之間，釀此巨變，人生無常，在李氏的經歷上可見一斑。 另外，畢業於名望甚隆的西南政法大學的湖南省委書記周強，可望接替已屆 66歲高齡的「首席大法盲」（因以未讀一日法律課程，未做過一天律師，而以政治黨官之姿態出任全國首席法官而得名）王勝俊，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去年 6月發生於周強治下的民運人士李旺陽涉嫌「被自殺」案，令周強在海外的聲望直插谷底，然而，事件既被內地嚴密封鎖，同時似乎未對周強的仕途造成重大影響。儘管 52歲的周強曾被譽為團派新星，但如斯年輕竟能擠身國家領導人序列，夫復何求？ 而 58歲的曹建明，則最有可能連任其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職務。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1947 年2 月28 日，聚集在台灣省專賣局台北市分局門前的群眾 文 /吳叡人 我們必須持續耕耘、深化台灣民主，使普世人權的價值成為台灣政治共同體不可動搖的礎石，使普世人權的觀念成為台灣意識永恆不變的核心。 編者按：本刊第 44期刊發了 一文，引起了較大反響。承蒙吳叡人博士寄來關於台灣國家暴力的文章一篇，特全文刊發。 二次戰後 (1947-1987)在台灣發生的長期人權侵害現象，主要是由系統性的國家暴力所造成。我們可以從三個相互關連，乃至重疊的歷史脈絡之中，觀察與理解戰後台灣國家暴力的性質。 第一個脈絡是中國本土的國家建構工程 (state-building) 所涉及的政治暴力。這個脈絡所涵蓋的時間，由 1945年終戰到 1954年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被全面瓦解為止。這段期間出現的國家暴力形式有兩種。第一種是戰後初期中國政府吸收、統治台灣這個新領土過程引發的暴力，主要表現在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及其後的軍事鎮壓與清鄉，而此種暴力的性質主要是民族或族群的衝突——亦即清除抗拒新國家統治的本地統治階級。第二種是後二二八時期中國本土國共內戰向台灣新領土的延伸，主要表現在1949年到 1954年之間，史稱「白色恐怖」期的整肅與獵殺，其暴力的性質主要是階級衝突，以及隱藏在階級衝突中的民族衝突。 第二個脈絡是國民黨在台灣的國家建構工程，涵蓋的時間從 1949年到 1987年。這段時間出現的國家暴力形式也有兩種。第一種是國民黨外來少數統治體制的確立與鞏固所引發的暴力，其性質主要是民族或族群衝突 (反台獨 )。第二種是前一階段中國內戰的延長所引發的暴力，其性質主要是階級衝突（反共）。 第三個脈絡是全球冷戰，涵蓋時間從 1947年到 1989年。特別在 1950年韓戰之後，美蘇對立的冷戰二元結構確立，國民黨為了鞏固在台灣的統治對台灣社會所施加的種種國家暴力，事實上成為美國霸權所默許乃至鼓勵的作為。 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 (1949-1954) 從1945年8月15日二次大戰終戰之後，在盟軍的默認之下，台灣被納入中華民國控制範圍。中華民國政府於 10月 25日成立行政長官公署，正式展開在這塊新領土上的國家權威建構工程。這也是自現代國家 (modern state)——亦即建立在「直接統治」基礎上的國家形式——於1911年出現在中國本土以來，中國政權首度將其國家權威延伸到台灣。在此之前，台灣人所經驗的第一個現代國家，不是中國，而是日本的明治國家。從此時起一直到 1954年的十年間，中國國民黨主導的中華民國政府在中國本土和台灣，持續進行建構統一的國家權威的政治工程，並且在此過程中，對中國本土和台灣兩地社會都施加，並且誘發了巨大的政治暴力，對兩個社會的人權造成重大傷害。 在這段時間內，國民黨國家先後對台灣施加了兩種類型的國家暴力。首先出現的是二二八事件中對台灣人的鎮壓與事件後的清鄉屠殺。這是中國國家統治並試圖吸收台灣這塊新領土過程中，清除不合作或反抗中央權威的在地菁英以確保對該領土控制的暴力形式。 終戰初期，台灣人不只在文化上本來就與中國本土有明顯差異，在國家與民族認同上也處於不穩定與流動的狀態。在這個認同與文化差異的既有基礎上，陳儀的行政長官公署又繼承日本殖民統治的形式，因此造成台灣與中國本土之間一種「內部殖民」(internal colonialism) 的不平等關係。二二八事件爆發主因之一，是對這種內部殖民主義的反彈，因此具有反殖民的民族／族群衝突性質。與此相對，下令派兵鎮壓的中國中央政府事實上也將二二八事件認知為分離主義，因此鎮壓二二八的國家暴力帶有明顯的民族或族群衝突色彩。 第二種暴力形式是中國國民黨從1949年到 1950年代中期在台灣進行的大規模肅清左翼份子的行動，也就是一般所稱的「白色恐怖」。這是中國內戰向台灣蔓延的結果，因此可以視為中國本土內戰的延伸。在這過程中，有大量台灣本地人與中國大陸籍人士被以「匪諜」名義逮捕、處決或監禁。大陸籍人士涉及白色恐怖案件者，有許多是軍方人士，他們是蔣介石清除非嫡系分子，重整國家機器的犧牲者。本地籍的受害者，絕大多數涉及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在台灣的活動。 中共台灣省工委在二二八之後，利用台灣民間普遍不滿國民黨的心理積極進行組織發展。他們試圖將後二二八期台灣人對祖國的不滿情緒，或者引導向左／右、階級衝突，或者民主／獨裁對立的認知，從而將台灣人反對派收編到中共民族解放陣線之中。在這群涉入省工委及其外圍組織的台灣人之中，有部分知識分子是基於意識型態的自主選擇而加入組織，也有部分人士是純粹為了抵抗國民黨的實際考量而加盟，但是恐怕有更大多數的人，是在國、共兩個國家爭奪台灣人忠誠的慘烈過程當中的無辜受害者。 表面上，「白色恐怖」的暴力形式主要涉及「左右」或「階級」的問題，不過二二八事件誘發的民族／族群衝突並未消失，因為中共省工委並沒有能力在短時間內在台灣人之間塑造廣泛的「紅色中國」認同，因此他們實質上採用了類似結合少數民族所使用的「統一戰線」策略，以「台人治台」連結台人的主要訴求。因此，在「白色恐怖」時期，台灣社會中的民族／族群衝突因素依然存在，它只是被包裹或隱藏在省工委的統一戰線訴求之中而已。 整體而言，我們可以說二二八時期的國家建構暴力創造了稍後台灣被迅速捲入中國內戰的社會基礎。不過，二二八的國家暴力不只在台灣激發了對「紅色中國」的認同，也同時誘發了台灣民族主義的想像，也就是戰後台灣獨立運動的出現。 不過，缺乏外部奧援與組織力量，使台獨運動者無法如中共省工委一般，在台灣社會建立相對廣泛的群眾基礎。他們或者只能以菁英的流亡運動形式存在於島外（如廖文毅、廖文奎兄弟的台灣民主獨立黨），或者只能進行個人式的行動（如郭振純）。這是白色恐怖階段台獨案較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2008 年8 月9 日，一場集會上展示的白色恐怖受害者群像   遷佔者國家與內戰的延長（1949-1987） 1949年年底，中國國民黨政權在中國內戰中潰敗，正式撤退到台灣。從這個時間開始，國民黨政權一方面持續前一階段的「白色恐怖」整肅，一方面開始進行黨國體制的改造與政權社會基礎的創造工作。1954年，當國民黨完成全面掃蕩省工委會的目標時，它也同時透過土地改革在台灣的農村創造了最初的本土社會基礎（另一種詮釋是：國民黨透過土改建立了對台灣農村的有效控制）。 另一方面，在經由二二八和白色恐怖時期的整肅，清除了忠誠心可疑的本地籍菁英階層之後，國民黨也透過 1950年代初期的省議員選舉，重新創造一批效忠於政權的新本地菁英，成為其基層協力者。50年代中期，國民黨已經初步建構了一個以外省統治集團為核心的少數統治體制。 作為一種政治學者 Ronald Weitzer稱之為「遷佔者國家」(settler state)，或者 Heribert Adam稱之為「移民的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的統治型態，國民黨少數統治體制最重要的支柱之一，就是依賴軍警與特務系統的恐怖統治。國民黨在 1949年 5月20日起宣告台灣戒嚴，進行清剿共黨行動，但在 50年代中期省工委會已全面瓦解之後，國民黨卻持續戒嚴，並在戒嚴令下凍結憲法對人權的保障。50年代後期以降，在內戰的名義下，國民黨的國家暴力事實上已經悄然由內戰的敵人——共產黨，轉向內部的異議分子。這種以外部敵人名義進行內部鎮壓的國家暴力形式，一直持續到 1980年代後期才終止。 我們可以將這個階段，理解為國民黨在台灣建構與鞏固國家權威的時期。這個國家權威建構工程所涉及的暴力主要也有兩種形式。首先，作為一種具有殖民主義性質的外來少數統治體制，國民黨政權制度化，乃至政治化了台灣的族群認同，因此不可避免地使族群成為最具動員潛力的社會分歧。這是 60年代以來台灣本地反對運動大多以族群，乃至民族主義動員的形式出現的主要制度性因素。 從政治暴力的角度觀之，這種殖民體制不可避免地誘發了以族群或民族為基礎的反對力量，因而用以鎮壓本地反對者的國家暴力，也就不可避免地帶有族群或民族壓迫的性格。從60年代以來，台灣獨立案件逐漸增多，有的甚且頗具規模（如蘇東啟案、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案等），這正是國民黨少數統治體制下的結構性必然結果。 第二種暴力的形式是「匪諜」，這是前一階段國共內戰的延長。正如前述，省工委的瓦解使國民黨將其反共的國家暴力轉向內部的異議者。50年代中期以後，涉及「匪諜」案者似乎大多為外省異議分子（如柏楊案）或冤案（如崔小萍案）。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期以來，隨着受到全球左翼運動——包括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洗禮的新生代知識分子出現，於是新的具有意識型態性質，主張「左統」的「匪諜」案也隨之增加（如陳映真案、統中會案、輔大戴華光案、成大共產黨案等）。 整體而言，在這個階段新的國家體制孕生了新的政治反對形式以及相應的國家暴力形式。我們也同時觀察到「台灣獨立」與「左翼統一」兩種反對形式，不過與「白色恐怖」時期剛好相反，涉及台灣獨立的案件逐漸成為這個階段的主流。我們認為，這是國民黨少數統治體制所造成的制度性後果。 作為結構性支持因素的全球冷戰： 1947-1987(1989) 如果放在國際政治的脈絡中觀察，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戰後在中國本土和台灣進行國家建構工程對兩地社會所施加的政治暴力，並不是孤立的國內或區域性事件，而是在二次戰後美蘇兩大集團對峙的冷戰結構中出現的全球性現象。換言之，冷戰結構的出現與形成，是使國民黨（與共產黨）在中國和台灣進行以國家暴力為基礎的政權建構工程可能的結構性條件 (enabling structural condition)。 全球冷戰結構在戰後初期的 1947年左右即已逐漸形成。同一時間，國共內戰也漸趨激烈，這背後當然有美、蘇兩大陣營的介入與支持。美國雖在1949年曾經決定放棄國民黨，然而1950年 5月韓戰的爆發又重新鞏固了冷戰陣營的界線，使美國重新支持敗退台灣的國民黨政權。正是在美國的重新支持之下，在台灣的國民黨政權得以從容進行內部整肅與權力鞏固。換言之，就時間長度而言，對台灣社會各族群都造成深刻傷痕的「白色恐怖」暴力，有三分之二是在美國的默許之下進行的。 「白色恐怖」之後，「自由中國」的「執政黨」國民黨利用戒嚴體制在台灣所進行的長期恐怖統治，也同樣是在美國的默許（甚或同意？）下進行的。正是在這個全球冷戰的結構中，我們觀察到 50年代以後（我們是否應該說「二次大戰以後」？因為國民黨接收台灣乃是得到美國默許，而它在二二八事件的屠殺既沒有引發美國的干預，也沒有導致美國援華的中止）在台灣所發生的國家暴力的國際性格：在包含台灣在內的許多不幸的案例中，人民所承受的國家暴力往往是地緣政治的函數。 幾年前才逝世的歷史社會學家Charles Tilly說，對人民而言，現代國家的起源，是一種「不請自來的強制勒索保護費集團」(racketeering)，而二次戰後形成的國際主權國家體系，則是「既有國家合夥創造新國家」的結果。台灣人戰後的國家暴力經驗，以無數人的鮮血、破滅的生命、夭折的青春，謙遜地印證了智者悲劇性的洞見。如今我們經由驚愕、不信、痛心與掙扎的認識過程，終於理解了國家的暴力起源，然而理解之後，我們必須使死亡的悲劇轉化為生命的力量——我們必須嘗試以智慧、信念與行動，努力馴服那潛伏在政治生活之中，潛伏在我們靈魂深處的暴力，讓它永遠不再現身。 因此我們必須持續耕耘、深化台灣民主，使普世人權的價值成為台灣政治共同體不可動搖的礎石，使普世人權的觀念成為台灣意識永恆不變的核心。如此，也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永久擺脫那糾纏福爾摩沙的國家暴力陰魂，轉化為真正的自由人的結合。那麼，我們也才會說，我們也才能說：我們因身為台灣人而感到光榮，感到驕傲。 （作者為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自稱蘇祿蘇丹的查瑪魯基蘭（Jamalul D. Kiram III）領導一批人數近300 人的 「皇家蘇祿軍」入侵大馬沙巴州，在丹多村駐紮，部署要「索回」沙巴州主權 文 /楊松 納吉拖延選舉以爭取更多選民支持，換來的這段時間，反而爆出不利國陣的醜聞，讓反對派更有機會實現國家史上首次政權輪替。 於2008年3月8日的去屆馬來西亞全國大選舉行過後，國會在該年4月 28日首次召開，以此日期為準，如果現任首相納吉不在本年 4月 28日之前行使權力解散國會，國會也將自動解散。然而，納吉卻始終在大選日期上採取「拖字訣」。 「蘇祿索土」或成拖延大選藉口 從 2月起，一批人數近 300人的蘇祿武裝分子入侵大馬沙巴州，在丹多村駐紮，部署要「索回」沙巴州主權，引發大馬政府出動軍警包圍，雙方爆發武裝衝突。就此，政界、社會輿論已開始盛傳，首相納吉會利用這個「大好機會」宣布沙巴州進入緊急狀態，從而繼續拖延大選。 在這段拖延選舉的期間爆發蘇祿軍「索土」事件，相信只會進一步衝擊沙巴州選情。畢竟，隨着 3月 4日在沙巴州仙本那一個水上木屋區那場駁火造成 8名軍警殉職後（傷亡數字截止 3月 8日，蘇祿亦有 12名武裝分子被擊斃），軍警部門內對「國民陣線」（國陣）政府的危機應變已經相當不滿，認為政府早就應該動用國防軍隊對抗入侵國土的蘇祿軍，而非隸屬內政部的軍警。事件若進一步觸動政府部門情緒，無疑只會讓國陣執政難上加難，更加將打擊其選情。 而且，連同近日才被揭發的 1990年代廿萬菲律賓移民獲國陣發公民證及選民證風波（詳見《陽光時務週刊》第 43期，楊松撰〈大馬沙巴州「種票」風波〉一文），這段期間對國陣選情不利的事件一浪接一浪。現任首相納吉為何要把大選日期一再拖延呢？ 納吉必須取得選舉大勝 去屆2008年3月8日的全國大選中，「人民聯盟」（民聯，由三大在野政黨──公正黨、回教黨和民主行動黨組成）不僅保住吉蘭丹州的州政權，還一口氣拿下另外 4個州政權，更在國會議席數字上打破了執政國陣維持已久的三份之二多數優勢。民聯在該場選舉中對國陣的打擊，讓去屆選舉在馬來西亞政壇史上被稱為「308政治大海嘯」。 「308政治大海嘯」除大大打擊了國陣的執政地位，也逼使國陣內部作出重大改變。該場選舉過後，國陣內部上演了一場首相被逼宮下台的戲碼：形象中庸溫和、曾被寄予民主改革厚望的時任首相阿都拉（Abdullah Ahmad Badawi），由於領導國陣競選不力，被以前首相馬哈蒂爾（Mahathir bin Mohamad）為首的巫統高層勢力催逼而下台，成為馬來西亞史上任期最短的首相，提早 2年交棒予納吉。 巫統（國陣的領導黨派）右翼極端種族勢力把阿都拉強拉下馬後，對納吉寄予厚望，希望由他領導國陣收復「308政治大海嘯」後的失地，重振昔日巫統主導國家命運和資源的雄風。可是，國內外經濟欠佳，加上國內非政府組織頻頻推動聲勢浩大的公民運動，包括「乾淨與公平選舉聯盟」（簡稱：淨選盟）於 2007年、2011年和 2012年三度號召大型反政府示威，都讓納吉執政更為艱難。 當年一手提拔阿都拉出任副總理兼內政部長，讓其成為政治明星，為日後當上首相鋪平道路的，正是最終逼迫他下台的馬哈蒂爾。前車可鑑，如今納吉要宣布解散國會，就得先確保選戰成績能超越去屆大選，否則即使國陣能在選舉中「慘勝」，黨內右翼勢力肯定會重演逼迫首相下台的戲碼。 「首投族」手握關鍵選票 讓納吉仍未能掌握選情的是「首投族」（首次享有投票權的年輕選民）和中間選民的游離票。在當下國陣和民聯處於勢均力敵的膠着狀況下，人數達 290萬左右的「首投族」和中間選民將成為決定雙方勝負的關鍵。「首投族」約佔選民總數的五分之一，由於首次投票，沒有政治負擔，也沒有堅定的政黨忠誠度，加上其他一直在朝野兩派之間搖擺的游離選民，一下子壯大了中間選民的力量和影響力。 若國陣能成功爭取較多「首投族」的支持，無疑將大大有助於其收復自去屆大選以來失去的「地盤」；同樣地，民聯要成就馬來西亞政權改朝換代，一舉打破國陣的執政壟斷局面，也必須爭取到「首投族」的選票。不難理解，這股新力量所具有的影響力，將是本屆大選的勝負關鍵，也使朝野雙方都絶不敢掉以輕心。 到底「首投族」會否因年輕人普遍具有的開放、求變態度而傾向支持反對黨呢？國陣援引近年舉行的數次國會議席補選及國立大學校園選舉的記錄，證明年輕一代並非一面倒傾向支持反對派陣營。根據國陣所作的估計，現階段對選舉仍然抱持觀望態度、仍未決定把票投向哪方的選民大約有50%，但隨着選舉臨近，這部分選民的人數已經明顯減少。國陣視此為對他們有利的趨勢，但這也有可能是國陣分析局勢時所作出的錯估，也有可能是國陣對外界堆砌的樂觀態度。 說這可能是國陣錯估形勢或強裝的樂觀表現，是由於近月來國內持續爆出對執政黨派不利的課題，包括廿萬菲律賓移民獲國陣發選民證、新近蘇祿「索回」沙巴州主權引發武裝衝突等。這些課題已經讓今屆全國大選出現馬來西亞選舉史上未見的朝野勢均力敵局面，甚至比較去屆「308政治大海嘯」，更似會實現在野黨派奪得國家執政權力的歷史性時刻。 首相納吉一直採用拖延選舉日期的策略，大抵是希望有更多時間實行針對「首投族」的拉票工作，這也說明儘管國陣一再表現出對「首投族」投票意向的樂觀態度，但實際上他們也明白大部分「首投族」對國陣還心存猶豫。 說到底，拖延選舉只是權宜之計，面對不利國陣的連串風波和醜聞，首相納吉將採取什麼應對策略，如今更備受注目。納吉處理稍有不當，拖延選舉所換來的時間，不僅不能為國陣利用以爭取更多選民支持，反而讓民聯有更充裕時間醞釀反對勢力，一舉實現國家史上首次政權輪替。 蘇祿蘇丹「索回」沙巴州歷史背景 15世紀，蘇祿王國於蘇祿群島建國，與中國明清兩朝及印尼等有貿易往來。16至 19世紀，西班牙與美國先後殖民菲律賓，儘管兩國從未佔領菲律賓南部地區摩洛蘭（包括蘇祿王國），但 1898年兩國交接殖民權的協議中，卻把該區納入美國殖民版圖中。美國接管菲律賓初期，曾與摩洛蘭伊斯蘭勢力達成協議，容許摩洛人自治，承諾北部天主教徒不得進入，但協議在 20世紀初廢除。二戰後，菲律賓獨立，美菲協約中，蘇祿群島納入摩洛自治區，盡歸馬尼拉政府，即否定了蘇祿蘇丹王國的獨立地位。摩洛分離主義至今在菲律賓南部活躍，其中伊斯蘭武裝組織阿布沙耶夫自1990年代起屢與菲律賓政府爆發衝突。 近日，自稱蘇祿蘇丹的查瑪魯基蘭與其「皇家蘇祿軍」堅持擁有現時大馬沙巴州主權的依據源於 17世紀。1658年，蘇祿王國協助汶萊平定內亂，獲割讓婆羅洲北部和東部部分土地作回報，包括沙巴州；直至 19世紀末，蘇祿王國將沙巴州租借予英國北婆羅洲公司。英國與西班牙對菲律賓南部和北婆羅洲區域存在殖民權爭議，直至 1885年兩國簽署協約，蘇祿群島屬西班牙，沙巴州屬英國，變相忽略蘇祿獨立王國地位及沙巴州只是英國向蘇祿王國租借所得的協議。 英國對沙巴州的管治維持到 1963年，沙巴州人民在聯合國主導下公投，結果沙巴州與馬來亞合併組成馬來西亞。這形成今天蘇祿群島歸菲律賓領土，而蘇祿蘇丹一直堅持為「祖地」的沙巴州卻為大馬州份。 至今，大馬每年仍向蘇祿王國繳付象徵式的沙巴州租金。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