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散文

博主注：重发一篇旧作，也许还能读出点新意。   十字路口上的中国：向前走还是向后退 刘亚伟   2008年《南方都市报》披露，被称作坚持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典范的南街村早在2004年就已悄然改行股份制，从那之后，网络和平面媒体上关于南街村的议论一直不绝如缕，最近又有形成新一波浪潮的迹象，这大概是因为发生在南街村的事情，对于正在经历着转型期的中国大陆，的确具有某种典型和象征意义。 大陆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之一，是承认了“私民”社会，承认了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与这一进程背道而驰的是，南街村共同富裕的标志却是要消灭任何私人财产，用村总支书记王宏斌的话说，就是让村里人“富得一分钱存款都没有”。 南街村一直自称，他们走的是共同富裕道路，实行了“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村民每人每月只发少量的工资，干部工资也不过250元人民币，名曰“发扬二百五精神”；村民能得到定量发给的吃穿用住几乎所有生活用品，其中包括一套住房，住房也只有两种样式，一种是92平方米的，分配给人口较多的及领导干部住，另一种70平方米，分配给人口较少的普通村民住；每家还统一配置了一套家具和电器（但不包括录相机、影碟机、计算机网络等等，传说这类电器在南街村是禁止使用，以防止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村民），所以家家户户的模样几乎都是一样的。 南街村的共产主义神话一直延续到2008年2月27日，这天的《南方都市报》发表题为《南街村真相：权力经济的荒唐与可怕》的深度报道，披露：南街村集团早在2004年就已在村民不知情下悄然改制，南街村“三大班子”12位领导成员以自然人股东的身份占有了本属南街村集体所有的60%股份；南街村欠债额高达16亿余元；村主任王金忠遗物中至少发现2000万元现金及多本王金忠的房产证，其追悼会上有几个抱着孩子的女人以“二奶”名义要求分割遗产；而在背后支撑“共产主义小社区”南街村的，是两个能量巨大的“隐形外援”——巨额银行贷款及大量廉价外来劳动力。 由集体所有制变为股份制，这关涉到每个村民的根本利益，可不是一件小事。南街村的领导层何以能够瞒天过海，在村民不知情下把集体财产通过所谓股份制改造，变为十几个当权者的私产，从而实现了由“共产主义引路人”到“红色资本家”的华丽转身？其深层原因就在于南街村实行的所谓集体所有制。 从理论上说，村民作为南街村的一分子，自然而然地具有村民股东的身份，从而对南街村的集体财产拥有一份所有权。然而在实际上，南街村村民不但对南街村集体财产没有任何真正的所有权，就是对分配到自己名下居住和使用的住房和室内家俱、电器等设施也没有真正的居住权、使用权和支配权。网上早就有人揭露，该村一位村民因不听村干部的话，就被停水停电停粮，勒命留下室内全套设施，全家“裸身”搬出，自找住处。 近年来，网络上不时出现一些让人很不安的声音，一些人怀念毛时代，希望回到前三十年去以致形成了一种被人们称为“毛左”的思潮。应该说，这种诉求有其合理性，然而我们却不能不指出，对毛时代的怀念实在是出于一种错觉。这种错觉的产生除了现实的背景外，还由于人们对于历史真相被遮蔽而导致的无知。 这种思潮出现的现实背景是经济生活中贫富两极迅速分化，差距越来越大；政治领域里权力寻租、权钱交易猖獗，贪污腐败呈现公开化合法化趋势，大面积腐败成为人人都看得见的现实。因此我认为，这种怀念更多的是一种情绪性反应。 如果我们能够冷静地进行一些理性的思考，就会发现，和南街村改制的故事一样，无论是贫富两极分化还是大面积腐败，实在是由于一个原因，一个根源于前三十年的原因：虚幻的公有制—— 名义上的全民所有，实质上的权力占有 。目前的贫富两极分化、贪污腐败，是一些人钻了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型这个特殊时期，权力对国有资产对社会财富仍具有几乎是绝对支配权这个漏洞。 向前走还是向后退，中国又一次站在一个十字路口。 寻求公平正义，这是全人类千百年来努力的目标和方向。 在人类文明的漫漫路途上，人们曾经历了无数的失败，也已经摸索出一些成功的经验，取得了一些理性的共识，这就是：财产权为个人创造了一个不受国家控制的领域，限制了政府的行动范围及统治者的专横意志；财产权是抵制统治权力扩张的最牢固的屏障，是市民社会和民间政治力量赖以发育的温床；使国民人身和财产权利从专制制度的“奴役地位”、“绝对统辖权”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从法律上得以确立和保护，无疑是现代社会经济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础和首要条件；国民的财产权在国家法律和法理体系中地位的确立，决不仅仅是简单地对私人权益的保障，相反，以此为起点而开启的，是一种通过保障“国民个体安全”进而推进到保证“社会安全”的宪政之路。 对于这一点，我们今天已经不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了。 我们已经有了一次经由所谓公有制寻求公平正义的失败经验，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和我一样，都不愿意回到改革之前去。

                         蒋经国——大贤虎变愚不测                                            ——台湾政治转型的启示 人类社会走到今天，文明获得了高度发展，其标志固然离不开物质方面的成果，比如通信和交通手段；精神方面的成果也非常丰硕，其中最突出的大概要算全球化的趋势、普世价值的广泛认同和政权更迭、政体革新的非暴力形式。在最后这一方面，成功的范例远有以波兰、捷克为代表的东欧各国，近有海峡对岸的台湾地区。 考察这种非暴力方式政治革命，其成功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或曰显著特点——执政者与反对派双方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协商与妥协，这需要过去曾经的对手，现在要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全体国民的福祉，携起手来，成为合作者，贡献出各自的智慧。 东欧离我们较远些，文化背景差异也大，暂且不提。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语言文字、文化传统都与大陆相同，同时，台湾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与大陆的执政党共产党，都是按照苏俄列宁的建党原则改组或新建的革命党，两党组织架构大同小异。 我曾经提出一个诘问：西化不要，台化可否？ 今天这里就来说说在台湾的政治转型中执政者的作为，看看我们能从中获得什么启示。 1984 年是 74 岁的蒋经国担任台湾最高领导人的第七个年头。这年的 10 月 15 日，写了《蒋经国传》的作家江南在旧金山遭枪杀，此案震惊海内外。美国联邦调查局迅速侦破此案，查出了暗杀江南的三个凶手。新闻界披露的调查结果证实，此案有台湾情治人员介入，蒋经国次子蒋孝武难逃干系。这让蒋经国和台湾当局立即陷入了世界舆论的声讨之中，名声扫地。 蒋经国与结发之妻蒋方良有三个儿子，老大蒋孝文从小被娇生惯养，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浪荡子。在美国留学时，因数度交通肇事，被美国驱逐出境。回台湾后，整天歌红酒绿，醉生梦死，并因酒后驾车将一军官轧死。三子蒋孝勇进入商界，成了一名颇具实力的企业家。所以当时朝野都认为，次子蒋孝武可能是蒋经国着力培养的接班人。蒋经国似乎也将希望寄托在二公子的身上，从 1976 年起便让蒋孝武进入情报部门，使其担任多个部门要职，涉及党务、军特、宣传等重要系统。 “ 江南命案 ” 对蒋经国打击极大，据其身边的人回忆，蒋经国一见到蒋孝武就摔东西，骂之为 “ 蠢货 ” 。 蒋经国也不再信赖情治机关，蒋孝勇这时变成父亲的亲信，每星期二和星期五要向他报告最新的政情发展。某些反对派刊物开始称蒋孝勇是“地下总统”。为了澄清事态，蒋经国 1985 年 8 月接受《时代周刊》专访时表示，他“从来没有考量过”由蒋家成员接班。这年的 12 月 15 日，蒋经国向“国民大会”发表讲话时，更明白地针对在他身后是否有蒋家人或军人主政的问题，回答说：“既不能，也不会。” 促使蒋经国下这个决心，当然还有更多因素，但江南命案无疑是一个契机，促使他在政治改革这条路上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在蒋经国上任的最初几年里，台湾仍处于“戒严”时期。蒋经国虽延续其父的做法，继续搞“威权政治”，是公认的“政治强人”，但言路尺度已经有所放宽，其标志就是 1979 年《八十年代》和《美丽岛》两份反对派刊物被批准创办，社会上的反对派开始形成。 当时岛内有两个反对派，一派是以《八十年代》为阵地的温和反对派，一派是以《美丽岛》为阵地的比较激进的“美丽岛”集团，这一派声势最大，普受欢迎，杂志发行量在 10 至 30 万份之间，并陆续在全台各县市成立办事处，又主办街头活动。同时，台湾街头也开始出现油印的刊物，例如《潮流》专门报道反对派活动以及批评政府的言论。几种力量在岛内互动的结果，终于酿成了“美丽岛事件”。 事件发生当日—— 1979 年 12 月 10 日上午，蒋经国以主席身份在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发表重要演讲，确认：厉行民主宪政是国家政治建设所应走的大道，必将继续向前迈进，决不容许后退。今后当更积极致力于健全民主政治的本质，从发挥公意政治功能、加强法治政治基础、提高责任政治观念三方面同时并进。“重视民权自由的保障，更重视国家社会的安全，使自由不致流于放纵，民主不致流于暴乱，以建立安定的民主政治。” 但是对于在高雄发生的民众上街游行示威，蒋经国还是选择了镇压，他觉得若非如此，可能会滋生更多暴乱，以致改革的进程失控。蒋经国批准逮捕美丽岛集团首要分子，同时把《美丽岛》及温和的《八十年代》统统停刊。 另一方面，蒋经国又展现逐步走向代议民主政治的决心：因美台断交中止的“立法委员”增额选举，定于 1980 年 12 月 6 日恢复举行。蒋经国对国民党的选务部门交代，即将举办的选举务必民主、干净。他说，国民党“进行改革，不是为了赢得选举，而是在改革的道路上举办选举”。 为了争取民众支持执政党，从 1979 年开始，政府增加新的民众福利、修订公司法，最低工资由每月 67 美元调升为 84 美元，还设置劳工买房贷款专案，大幅增建民众住宅，提高对贫困户的福利赈济等。 1980 年代初期，台湾的市民社会已经在家庭、宗亲、宗教、嗜好和工作的范围获得发展空间。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成立于 1980 年，动员民众对米价、核能发电等议题关心。地方及全国性的反污染组织也出现，有些强悍的环保组织，如台湾绿色和平组织还跟国际组织串联，互通声息。这期间，劳资纠纷案件激增，追求民权已经蔚然成风，谁也阻挡不了。 1985 年，蒋经国告诉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马树礼，他决心在今后一两年内推动全面民主改革，并要求马树礼召集几个专案小组，非正式地讨论政治改革事宜。 蒋经国认为，孙中山 1924 年在鲍罗廷指导下，采取的列宁式政党架构组织，已经不合时代需求。按照这套架构，国民党是意识形态挂帅的革命党，以历史的任务来合理化党对真理、道德的垄断，这与多元、民主的社会，与开放、竞争的政治制度根本不相容。 经历了将近一年在党内营造共识的准备工作之后， 1986 年 9 月，蒋经国表示将要解除实行 38 年的戒严令，并开放党禁，开放报禁。此言一出，令台湾民众如久旱之逢甘霖。那些多年来坚持不懈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的人士，迫不及待地于 9 月 28 日在台北圆山饭店集会，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 这可吓坏了那些满脑子专制思维的国民党大员，情治部门还向蒋经国呈上了一份抓人名单。但蒋经国没有批准，他对幕僚们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他说，国民党过去 “ 太骄傲、太自负 ” ，现在起，不能再跟从前一样。 国民党内有许多人向蒋经国提出质疑，国民党大佬、“国策顾问”沈昌焕跑来提醒蒋经国：“这样做，国民党将来可能失去政权的 ! ”蒋经国却淡淡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 ” 1987 年的台湾是个丰收年，不仅政治革新有进展，蒋经国鼓励投资高科技产业的政策，也得到亮丽的成绩。台湾成了全世界第 10 大制造业产品出口地，外汇存底接近 400 亿美元，以每人平均持有外汇之数值来看，高居世界第一。 当蒋经国 1988 年 1 月 13 日逝世时，台湾的民主转型虽仍有许多地方有待进一步推动，但大体而言，到了 1988 年元月，民主政治已在台湾实现了“软着陆”—— 1988 年 1 月 1 日，台湾当局正式结束了报纸的限证、限张的禁令。数天之内，就有 200 家左右新出版物向政府办理登记，街头立刻出现许多新兴画报。同时，也有 60 多个政治团体申请注册成立政党。后来，包括民主进步党在内，共有 20 个政治组织获得通过，正式成立政党。   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上，具有广阔战略视野的领导者供应不足。                             ——兰德公司《国际领导能力新挑战》      

                      胡适临危受命与罗斯福的“隔离演说”   现在人们看到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从朝鲜到越南，从阿富汗到伊拉克，目前又针对叙利亚和伊朗提出制裁……会误以为这是一个喜好穷兵黩武的国家，其实历史上的美国恰恰相反，自美国立国以来，孤立主义一直是美国传统的对外政策核心。早在 1796 年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发表的《告别演说》中就提出：美国“避免与国外世界的任何一部分永久结盟”，不能把美国的“命运与欧洲任何一部分的命运纠缠在一起，以致使我们的和平与繁荣卷入欧洲的野心、争夺、利益、情绪和反复无常的罗网中去。” 1823 年，美国第五任总统门罗提出“门罗主义”，发展了华盛顿宣布的原则，提出了：欧洲任何列强“把它们的政治制度扩展到西半球任何地区的企图，对于我们的和平和安全都是有危害的。”美国决不卷入欧洲的纠纷中。一战后，威尔逊总统关于建立国际联盟组织的倡仪，遭到了国会孤立派的猛烈攻击，最终挫败了威尔逊加入国联的外交努力。 今天的人们大概想象不到，后来美国改变对外政策，走出孤立主义，与日本入侵中国有着很大关系。 二战爆发时，美国正处于孤立主义情绪强烈增长的时期，一个参议员领导的一个调查认为： 1917 年的远征欧洲，耗费了美国人大量的鲜血和金钱，既未使世界获得安全，也未能制止战争再次爆发，甚至连战争期间借出去的债款也未收回。 1935 年，墨索里尼进兵埃塞俄比亚时，由于担心战火再一次把美国卷进去，美国国会连忙通过一个临时中立法案，规定“美国对各交战国实行武器禁运，为期半年”，把自己的中立立场、孤立主义政策和对欧亚两洲的混乱局面不闻不问的决心，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之后，国会又制定了更加严厉的 1936 年中立法和 1937 年永久中立法，前者规定禁止向各交战国贷款，后者规定不准美船航行到交战区，不准武装美国商船。可以说，中立法是 30 年代美国关于对外政策的最重要的立法。 随着二次大战爆发的可能性与日俱增，罗斯福总统对这种中立态度日益感到不安。 1937 年 7 月，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罗斯福没有像以往那样根据中立法宣布武器禁运。罗斯福对此解释道：“如果我们宣布了中立，情况又将如何呢？日本固然不能从我们这里购得任何军火，实际上它现在也并没有购买军火。中国则不是直接地，而是通过英国采购，经由英国、新加坡、香港向我们采购军火。毫无疑问，美国军火今天正在运往中国。” 这大概是罗斯福最早公开表现出来的思想转变。 “ 八 · 一三 ” 上海战事爆发，中国守军以血肉之躯，奋起抵抗，中国首都南京危急，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急待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援助，胡适受命以非正式使节的身份出访欧美游说。 1937 年 10 月 2 日，胡适与驻美大使王正廷在华盛顿拜会罗斯福，罗斯福关切地询问中国战局：中国军队能否支持过冬？胡适予以肯定的答复，并动情地说：“中国需要美国的支持，我想总统很快会以明快的眼光判断是非！”罗斯福被来自日本的危险彻底唤醒了，两天后的 10 月 5 日，罗斯福发表后来被称作“隔离演说”的重要讲话，斥责“在当今世界开始出现的恐怖统治和国际上的无法无天行为”——违反条约、侵犯弱国、没有事先警告或军事理由轰炸贫民百姓、煽动内战、无辜的毫无防御的国家成了牺牲品。 他警告：“除非全世界公正的国家采取果敢和一致的行动去阻止这种恐怖统治，否则，恐怖统治将会蔓延。”并指出：“如果那样的事情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谁也不能幻想美国可以逃脱、可以指望侥幸……如果我们不让那样的日子到来——如果我们要有一个我们能自由呼吸、没有恐惧、和睦相处的世界——那么，热爱和平的国家必须作出一致的努力。”“当今世界，不论是在技术方面或道义方面，都是休戚相关、互相依存的，任何一个国家不能完全孤立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动乱之外……不幸的是，世界上这种无法无天的传染病正在扩散……当传染病开始传染时，社会就会联合起来把病人隔离，以制止疾病传染扩散，保护整个社会健康……” 这篇后来被称作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对外关系文献之一的演讲，其中涵括的精神后来被越来越多的人们认同和接受，引导美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中最坚定的一员，导致了联合国的成立以及二战之后直到今天几十年国际和平局势的出现。这不是未经考虑的一时义愤的爆发，而是罗斯福长期深思熟虑的结果，也是他留给这个世界最珍贵的遗产。上个世纪后半叶兴起的人类共同体意识、地球村概念、全球化一体趋势……都从罗斯福的思想中直接或间接地获得了启示。 但这篇影响深远的讲话在当时几乎激起了所有美国人的不满，罗斯福受到大多数美国报纸的攻击，被严责为战争叫嚣。罗斯福心有余悸地对他的幕僚说：“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当你正试图带领人们前进时，回头一看——后面却空无一人。” 虽然美国大多数人民这时还没做好准备，但罗斯福却从此不再回头信奉中立与孤立主义了。集体安全之路是通向安全的唯一之路，这一信念在罗斯福心中日益坚定。他知道，自己的任务是用自己的全副才能来说服、影响和确保美国人民充分支持这一目标。为了完成这个任务，罗斯福经历了一个缓慢沉闷而艰苦的过程，直到珍珠港事件那个契机的来临。 胡适与罗斯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