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

中国式辩论中的“文革法则”   胡泳   方韩之战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对立阵营双方使用同样的标签指认和声讨对方。第一个标签是“五毛”。一边断定：“原来的韩寒已经死了，现在的韩寒已经是一个名声最响的五毛”；另一边质问：“ 方舟子：除了五毛还有可能是什么？ ”。在天涯杂谈上，有个帖子的题目叫做：《 方舟子和韩寒，到底谁是五毛？》 。 第二个标签是“文革余孽”。一边分析：“从打击别人的手法上看，方舟子骨子里就是一文革余孽”；另一边反驳：“其实韩寒的支持者才是真正的文革余孽”。还有篇来自天涯杂谈的帖子说：《 方韩大战，我看到了文革余孽后代们继承的原生愚昧 》。 上面所述是一些韩粉或方粉的标签化行为，然而卷入这场争论的知名知识分子，也在用更雄辩、更富断言性的语言进行类似的批判。比如法学家萧瀚，创造了一个词叫做“转基因文革”，对今日互联网上的种种恶意推定，义愤之情溢于言表：“将恶意言辞肆无忌惮地滥施于任何人，正是互联网时代转基因文革暴徒、网络红卫兵们的典型特征。这种转基因文革，在其时机合适时，绝不会仅仅限于键盘，完全可能脱下马甲走上大街，而那时将会是现实而直接的人身与财产侵害，那将是无限的惨剧。”教育家信力建说得更加惊悚：“如果韩寒被搞掉，中国将倒退 20 年；如果连挺韩寒的众多知识分子都被搞掉，中国将回到文革。” 社会学家赵鼎新尽管同萧瀚、信力建对韩寒的认识相左，也没有忘记拿文革来说事： “ 如果一旦意识到韩寒有重大欺诈嫌疑还要继续坚持保护韩寒，并且仅凭手中所控制的一部分媒体就能对韩寒尽情成功保护的话，那么中国就不是倒退到文革了，而是倒退到世界历史上都找不到的黑暗地方去了。 ” 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今日反韩的人，被称作“网络红卫兵”，而同样的头衔，曾经在数年前韩寒卷入的另外一场著名争论中，被安放在韩寒及其粉丝身上。在韩白之战中，著名的“父子兵”陆天明和陆川分别说过这样的话：“这哪还算什么讨论，给我的感觉就是一帮当年的‘红卫兵’拿着皮带在肆无忌惮地对待别人。”“如果说在老一辈的手中，我们得不到批评的自由，那么在韩寒这一拨人的手中，我们就能得到了吗？我们依然得不到！韩寒，中国文学平民化实际上的既得利益者，以一幅破四旧的嘴脸打砸抢的气势，挥动手中的皮鞭棍棒，喊着铲除文坛壁垒的口号，骨子里却行党同伐异的暴力之实。说他们是红卫兵，没有任何错误。没有一丝一毫的错误。我讨厌红卫兵，因为他们会把铜头皮带抽在老舍的脸上。韩寒他们不是在这么干吗？” 事实说明，中国任何形式的公共讨论，都会出现对立者互指文革余孽的奇观。我将此称为中国式辩论中的“文革法则”。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法则”，是因为了解早期互联网文化的人，都熟悉“戈德温法则”（ Godwin’s Law ），由美国知名的互联网律师迈克·戈德温（ Mike Godwin ）在 1990 年提出，该法则表示：当一场在线讨论不断延展时，参与者把用户或其言行与 纳粹主义 或 希特勒 类比的概率会趋于 1 。这里的“ 1 ”也就是 100% ，意味着确定无疑。换句话说，戈德温观察到，只要时间足够长，所有的讨论——无论何种话题、何种范围——都一定会有人出来批评意见不同的另一方的看法类似希特勒或者纳粹。由此“戈德温法则”也被称作“纳粹类比法则”。 循此推论，我所谓的“文革法则”是说：当一场中国的在线讨论不断延展时，参与者把用户或其言行与 文革 或 红卫兵 类比的概率会趋于 1 。 为什么西方世界的网络讨论总会“归于希特勒”？因为纳粹的事例极端疯狂，这符合辩论的要求，当举例来否定对方观点的时候，一般都是尽量挑极端的。极端的例子容易让参与辩论的所有人理解。而且，纳粹类比特别有用也因为几乎人人都熟悉。如果你想让所有参与辩论的人都能迅速明白你在讲什么，那么谈谈希特勒当然是最容易的事情。 为什么中文世界的网络讨论总会“归于文革”？因为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极端疯狂事例，而且所去未远。问题是，如果总在讨论中互指“文革余孽”，这本身就不免像“文革余孽”，因为文革的手段之一就是扣帽子。本文开头提到的互指五毛的现象，不过是“文革法则”的一个较小应用而已。 无论是“纳粹类比法则”还是“文革类比法则”，都给公共论域提出了重大问题：为什么这样的类比前赴后继、层出不穷？历史上最残忍的大规模屠杀和迫害，为什么那么轻易地就被拿来形容你不同意的人或事？ 乔治·奥威尔早在他 1946 年的名篇《政治与英语》中就睿智地看到，法西斯主义的新定义，已然在很多时候变成“任何你所不同意的东西”。过度的使用导致廉价。这里不妨篡改一下安迪·沃霍尔的名言：在将来，每个人都会成为 15 分钟的希特勒。 1990 年的时候，戈德温对论坛、用户新闻组、网络社区中盛行的纳粹类比厌烦透顶，他在想：缺少了这样现成顺手的修辞榔头，难道讨论就无从发生了吗？他觉得纳粹类比及其戾气已经形成了网络文化中的某种基因，所以，他提出“戈德温法则”的本意，是要创造一种“反基因”，令讨论的参与者在油滑地做出类比之前，用力想想那究竟意味着什么，自己是不是一个愚蠢而具侮辱性的弥因（ meme ）的带菌传递者。 戈德温的逻辑很有力量：当我们看到一个不好的或者错误的弥因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用一个反弥因（ countermeme ）去与之对抗吗？我们难道没有义务去改变我们的信息环境吗？好的公民应该致力于创造好的弥因以改善社会，并精心制作“抗病毒”的反弥因来中和甚至去除在网络空间和更大的社会中浮动的坏弥因。 今天我们提出中国式辩论中的“文革法则”，也是要让中国网民深思，当你轻易地把你的竞争对手形容为文革红卫兵的时候，其实可能意味着你失掉了好的论证，而去借助了煽情的力量。想象一下这个对话场景： A ：你这种做法真像文革中的红卫兵。 B ：你这种乱扣帽子的做法才是文革余孽！ 在这样的氛围中，理性的讨论即告终止，同人身攻击和标签化、污名化所必然导致的结果一样。   反思“文革法则”，实则为了倡导一种社会规则，和一种辩论共识：一旦一场讨论进入了文革类比，它的有用性就完结了。因为它不仅侮辱了对方，而且还把讨论引入主观式的对错判断。 对戈德温法则或者文革法则的一个常见的批评可能是：有时候和纳粹或文革对比的确是需要的，因为情况就是如此。戈德温本人对此批评意见的回答是：我的法则并不评论具体情况下与希特勒（纳粹）作比合适与否的问题。正因为这些类比在有些情况下是合理的，更要防止滥用，否则合理类比的效果不能充分显示出来。 在具体的论辩中，如果你有强烈的冲动要把对手比作红卫兵，不妨遵循如下步骤： 1 ）停止打字。 2 ）断网，关掉你的计算机。 3 ）造访离你最近的书店或者图书馆。喝杯咖啡，找一本关于文革的书，比如萧瀚文中提到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或者《文革受难者》，仔细地阅读这本书。 4 ）重新上网，重读那个让你如此愤怒的帖子。 5 ）如果你还是忍不住要把别人比作红卫兵，再重复一编上边的步骤。 6 ）一旦你获得了不一样的视角，你就可以上网发帖了。 我一直希望，书店里能摆更多关于文革的书，图书馆里能借更多关于红卫兵的书。如果说在线讨论中的文革类比有任何可取之处，那就是，中国的网民的确是把它当做恶劣的历史先例在警示他人的。

为什么道德不应他律？   近来的许多公共事件都关乎道德，方舟子质疑韩寒代笔、以活熊胆汁牟利的归真堂企业上市遭抗议、当局又开始倡导雷锋精神 … 方舟子对韩寒的所有质疑都基于作品分析，并无任何证据，却得到相当数量的读书人支持。有人说，作为读者有权知道作品到底是否作者所写，要求韩寒逐一澄清疑点。如果是诉讼律师，立即可以明白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如果只需要逻辑而不需要证据几乎可以将任何人定罪，而被定罪者所出示的证据只会招来更多的质疑。从中不难看出许多看客的道德洁癖，因为韩寒是人气旺盛的偶像，因此即使质疑者不能提供证据，韩寒也必须自证无暇。 我在网上看过有人冒险录制的《月亮熊》和其他对黑熊插管引流的报道，令人心寒而战栗。但是看到那些从业者和交易者的谈吐，我并不认为他们就是凶恶之人。而且，道德攻击对他们不会有什么作用，只会令他们行动更隐秘。看《月亮熊》时，我脑中却常浮现出被人类用于实验的小白鼠甚至我难以相容的家鼠。或许对于万物之灵的理性人，上帝造人的同时也造了其他为人所用的动物，这不过是物尽其用的生存法则。 有网民指出雷锋事迹乃为宣传而造假，也有网民表示愿意学雷锋，但要求官员一起学。当局说过学雷锋的主体是特定的吗？好像没有吧。   道德，真是无处不在却无处灵验。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比较中英文“道德”之区别，英文之 Morality ，来自拉丁文 Moses ，指习俗惯例，既然是习俗惯例，那就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演变；中文之道德，道乃规律、天理，德乃德行、善，其中隐含着必然性和神圣性。 在一个缺乏宗教精神的国度，道德几乎成为一种信仰。这大概就是问题之所在。 从道德严苛逐渐走向道德宽容，这几乎可以说是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道德水准真的因此而降低了吗？从整体趋势上看，答案应当是否定的。这是否意味着，道德中的被动捆绑特性逐渐被真实自愿特性所取代？ 人性大概可分三部分，动物性（本能）、理性和神性。理性是人的主要部分，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基督教认为，人是神按照自己的样子造的；神性就是人与神最相似的部分，也可以看成人的神性。 如果道德是人性的一部分，那就是人本身所具有的，人所努力的只能是爱护、维持并发展她，而不是通过灌输、强迫和捆绑来建立道德。后者等于认为，人本身是没有道德的，而且也混淆了道德和法律的界限。最早的律法应当来自宗教，乃人与神定约，正因为人不是神，达不到神所期待的，因此神与人约定行为规范。而神造之人是丰富多彩的，有共性，也有丰富的形成差异的特性，而这样的人要一起生活，显然不能仅仅依靠各自具有的那点神性，而必须制定律法，约束彼此的行为。   英文之 Morality 与中文之道德，虽然指向共同的东西，但前者强调自愿和演变，后者强调必然和神圣。 网上有人感慨，为何宣传学雷锋的“我国”雷锋品质在消失而不宣传学雷锋的“敌国”（网民用语）雷锋品质很平常？个人以为，这就是道德真实自愿与道德强迫捆绑的区别，也是道德与法律各司其职及道德与法律混淆之区别。我们回到前面三个事例。 要求韩寒自证清白的网友似乎有两个主要理由：一是他是公众人物，因此有这样的义务，二是读者有权知道作品到底是否作者亲为。第一点我之前已经说了，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公众人物不是超人；至于第二点，读者的愤怒来自哪里？在我看来就是道德律他不律己。先不说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你就将韩寒定罪，而且，你部分因为作者是韩寒才购买并阅读他的作品，这是韩寒必须负责的吗？   再说归真堂所受的抗议，很显然抗议者与被抗议者的认识有很大偏差，前者认为动物应当被人道对待，后者认为动物就是应为人所用，归真堂否认残酷对待动物，认为其利用方式是合理的。这几乎就是人类文明和道德演变的不同阶段。 从后者到前者本来应是文明进程，但看到两方在昨晚凤凰“一虎一席谈”中的表现，我却不敢如此定论，因为前者的道德自负在我看来也很野蛮。前者谩骂甚至诅咒后者，情感上可以理解，但如果因此使人仇恨人甚至不惜伤害人，这就很可怕，因为改善了畜道却可能没了人道。 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人对人连基本的理解和包容都谈不上，也就谈不上爱。人喜欢将 人 与 人的行为 划等号，这是极不宽容与道德自负和缺乏敬畏的表现。“这个世界上，一个义人都没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和道德缺陷，人实在不配充当他人的道德审判者。美国南北方曾经分别蓄奴和反对蓄奴，南北战争结束后虽然解放了所有奴隶（南北战争的真正起因并非解放所有奴隶而是反对分裂），但种族隔离的最终打破，除了立法和执法，也有彼此的妥协和包容。 文明是一个进程，没有一蹴而就的文明。   当局倡导雷锋精神有人反感，有人欢迎。欢迎的理由似乎是基于腐败泛滥社会溃败的现象，反感的理由主要有：一、雷锋本身有伪造嫌疑，有网民提出了物证和人证；二、当局同时贩卖的是忠党爱国的集体主义精神，意在奴役；三、我认为公权不适当地干预私域、混淆道德和法律，危害甚大。 倡导雷锋精神并不能解决官场腐败、假货毒食品充斥社会的现象，并不是因为雷锋精神只对百姓倡导而不对官场倡导，而是人必然是有道德局限的。这世上不仅没有几个圣贤，而且人也不可能被改造成圣贤。真实自愿的道德必是律己的，律他就成了绳索和棍棒，那应当是法律、制度而不是道德。倡导雷锋精神的问题在于，假定人可以为圣或者可以改造成圣贤，因此不在制度设计上下功夫，其结果是粗疏的制度纵容人性中的贪婪和无耻，客观上淘汰了人的道德秉性。   有人说过，中国是横向发展的民族，西方是纵向发展的民族。不记得言说者的具体意思，我脑中浮现出的前者就是拥挤在一起的喧嚣场景，而后者让我想到高耸壮美的教堂里零星散座的沉默的人们。 人以人为尺度，只能横向发展，彼此拥挤、彼此倾扎；人以神为尺度，更有利于精神成长，彼此宽容，确定界限。 人不能为人设立标准，人也不是人的范式，每个人都是“优美的容器”，这也是人与人之间的界限。 道德只在与人交集时彼此约束，除此之外，那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 人类文明发展至今，道德的底线是诚信，即对人诚实信任、不无故怀疑他人，除此之外，是先人后己还是先己后人，都是个人权利和自由，他人无权干涉。   道德律他的结果是，道德有不同的标准：对自己一套，对他人一套。在中国大陆，百姓要遵守既定道德标准，但公权力就超越法律，不仅擅定法律而且肆意解释法律，由此导致肆意侵犯并践踏民权。这不是道德，这是愚昧，是非人道。民众的前途，不是用道德彼此捆绑彼此践踏，而是挣脱绳索，争取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并维护彼此的权利和自由。 让道德的归道德，让法律的归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