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海

中国大陆 生态上的破坏，不是几十年能恢复的。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他说为了保持 GDP 的增长，中国的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如果把保护生态的钱也算进去，中国的 GDP 就基本没有增长。海外著名作家郑义，写了一本书叫《中国生态环境报告》，历数大陆环境污染恶状，如造纸厂和化肥厂的毒气排放，完全没有按照台湾、美国的标准，因为他们要“节约”以免投入更多的资金，用破坏的方法来强制让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非常可恶。现在，内蒙古草原基本都快变成黄土高坡了，西藏雪地到处都是老鼠洞，鄱阳湖现在变成草地和一条小河了，过去洞庭湖是一望无际的八百里洞庭，现在变成了一个一眼望穿的池塘。包括建三峡大坝，也造成了各种的后果，现在党都承认了；甚至汶川大地震都和三峡有某些关系，因为对地壳断裂层造成了滑动，……。 这些都是毛泽东直接造成的后果。过去民间一直反对造三峡，反对植树造田，围湖造田。现在洞庭湖周围很多县都是平原，河床要比周围高出七八米、十来米，每年都有大水灾，堤垮的时候每年都被淹掉。但 1958 年大炼钢以前，这些地方都是郁郁葱葱的，山上都是树。 1958 年后山上都光秃秃的，树都被砍掉了。假如没有这种人为的大跃进的瞎搞，没有这种对大自然的严重破坏，顺其自然的话，天灾不会变成人祸，连带的灾难也会更少。 现在连空气都是脏的，连水都是可以致癌的。很多官员、商人都吹嘘“中国崛起”，但他们也知道现在形势越来越糟。因为现实告诉他们，在中国大陆官再大，再有钱，喝的水还是有污染的水，哪天得了癌症了都不知道，现在中国的癌症率很高。即使他们有“特供”，但空气却不能随时“特供”，他们同样要生活在这片漂浮着癌症气息的空气中。 据中国大陆第一健康门户网站“ 39 健康网”报道，中国大陆每年新发癌症病例 200 万人，因癌症死亡人数为 140 万；居民每死亡 5 人中，即有 1 人死于癌症；在全国不少大城市，恶性肿瘤已经超越心脑血管疾病，成为第一死亡原因。 因环境污染而形成的“癌症村”正在中国大陆逐年增多。据资料显示，已有 197 个癌症村记录了村名或得已确认，其中有 2 处分别描述为 10 多个村庄和 20 多个村庄，还有 9 处区域不能确认癌症村数量，这样，中国癌症村的数量应超过 247 个，涵盖中国大陆的 27 个省份。在中国大陆，由水质污染、土地污染所导致的重金属污染，已经给人们生活带来重大隐患，生命安全受到挑战，职业病高发，病死率大幅上升，死亡的年龄普遍提前至 45 岁左右。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海外著名作家郑义曾对中国大陆“癌症村”做过调查，他在“从癌症村走向癌症河”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污染之害正在从癌症村迅速走向癌症河。 另据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六年前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中国 5 万公里主要河流的四分之三以上，都已无法让鱼类继续生存。污染最严重的大辽河、海滦河、淮河、以及黄河的相当多河段，已经可以视为癌症河了。 有资料收集者发现这些死亡之村地分布规律的，很多都是沿着河流而散布在两岸的。一位民间的收集者在网上写道：“比如淮河、沱江、海河、黄河、大运河等等，这些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大江大河，或许还能找到很多歌颂这些河流的文学作品，歌颂她们养育了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可是现在呢？她们带给沿岸的人不再是鱼米之乡，而是一个个渐渐死去的“癌症村”，到底有多少这样的村庄？谁也不知道。” 据大陆多家地方媒体的报道和民间收集整理出来的“癌症村”名单正越列越长，在这 200 多个名单中，绝大多数属于化工厂、垃圾处理厂、矿山等污染了当地的水源、耕地和空气，患癌症死亡人数和比率正急剧增加。 据羊城晚报报道，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 10 月 10 日表示，全国 3 亿亩耕地正在受到重金属污染的威胁，占全国农田总数的 1/6 ，而广东省未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仅有 11% 左右。每年被重金属污染粮食达 1,200 万吨，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200 亿元。而这些粮食足以每年多养活 4000 多万人，同样，如果这些粮食流入市场，后果将不堪设想。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近年来，血铅超标、尿镉超标等时有报道，重金属污染出现了工业向农业转移、城区向农村转移、地表向地下转移、上游向下游转移，从水土污染到食品链转移，由逐步积累的污染正在进入突发性、连锁性、区域性的爆发阶段。 另有资料显示，在广东，清洁土壤只有 11% ，轻度污染占总耕地数量的 77% ，重度污染土壤占总量的 12% 左右；在太湖流域，有三分之一的耕地受到了污染；湖北省受三废污染的耕地面积已经达到 40 万公顷，占全省耕地面积的 10% ；湖南冷水江河水污染严重， 37% 水稻田重金属超标几倍；沈阳因土壤镉污染，致使大米成为镉米……。 湖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蒋秋桃说，土壤质量的保护工作需要大量投资和技术攻关，比如需要政府加大投资进行浩大的改水工程和搬迁工程，只有以国家意志为后盾，以科学为指导，才有可能彻底改变土地污染地区重金属中毒现象。 在重金素污染日益严重的中国大陆，环保人士普遍认为，由于大陆官方当局把重金属污染信息数据当成国家机密秘而不宣，民众被剥夺知情权；与此同时，大陆官方在继续追求经济增长的大前提下，相应的法规及监管严重失效，重金属污染将长期肆虐中国大陆。 早在 1980 年代，就不断有学者呼吁重金属污染防治的重要性。但大陆官方更关心的是 GDP 的增长速度，而对于民众最需要知道的重金属污染高危地区却不予公开。 环保部门例行的环境监测数据虽也包含了最近 5-10 年大气与水体中重金属含量与变化数据；但具体排放源在哪里，则秘而不宣。有环保人士指出，重金属污染信息不公开，导致高危地区民众被剥夺自我保护的权利，业已成为重金属污染防治的最大软肋。 毫无疑问，大陆官方对 GDP 的疯狂追求是导致重金属污染的主要原因。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与 GDP 、政绩挂钩，一旦涉及到地方招商引资，污染也就无人理会。 有业内专家表示，环保部门是地方政府的一个下属部门，自然无法制约创造 GDP 的污染企业，这也决定了只有将癌症村民们沦为牺牲品。据民间环保人士透露，在大陆现时管理框架下，一个企业易于被怂恿偷排私放。中国处理一吨污水的处理费用要 1.2 ～ 2.0 元，一个工厂一天排放污水十几万吨，每天治理费用要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如果该企业偷排私放，即使被发现，在 2008 年 6 月之前最多罚 20 万元。加之中国《行政处罚法》规定“一事不能两罚”，企业只需要罚款一次，而可以排放一年，企业自然选择放弃污水处理。 据《中国经济报》报道，湖南省国土资源规划院基础科研部主任张建新等在调查了 7 万人 25 年的健康记录后发现，从 1965 年到 2005 年，骨癌、骨痛病人数都呈上升趋势。在重金属污染的重灾区株洲，当地群众的血、尿中镉含量是正常人的 2 至 5 倍。 而内蒙古的河套地区因土地污染地下水质量较差，造成砷中毒、氟中毒等地方病较为严重的情况。河套地区共有近 30 万人受砷中毒威胁，患病人群超过 2,000 人。巴彦淖尔盟五原县杨家疙瘩村是砷中毒的重点区，该村病人多，而且死亡人数也多，主要是以癌症为主，大多在壮年时就由于病魔的折磨而过世。 距离包钢尾矿坝西约两千米的打拉亥村由于受尾矿水的下渗造成地下水以及粮食中的稀土元素、氟元素以及其他重金属元素的污染，使该村的居民受到严重危害。各种怪病多，以心血管病、癌症、骨质疏松为主。 内蒙古自治区地质调查院高级工程师王喜宽忧虑地说，尽管有国家相关部门很“重视”土地污染的调查，但由于不是“显而易见”的大问题，调查结果很难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 辽宁省锦州葫芦岛一带，土地主要受锌厂污染影响，污染元素以镉、铅、锌为主。此类元素攻击人的肾器官和骨骼，造成骨质疏松。最大的影响是，这里得癌症的人群比较多，年轻人死得多，单亲家庭多，社区去年死亡 14 人，其中 6 人死于癌症；今年 1 至 5 月死亡 5 人，其中死于癌症的 2 人。最小的死亡者年龄均在四十五六岁。 在目睹亲人一个一个离世之后，剩下的癌症村村民须要怎样才可能活下去？他们的希望在哪里？每一次给村子带来的污染总是简单又粗暴，修复治理却复杂又拖沓，对生命的救治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完全被漠视的地步。对癌症村的治理该从何开始？成千上万癌症患者的生命又该由谁担起责？在一个个村子渐渐凋蔽冷落，人烟渐渐绝迹时，有没有一种信念可以带来希望，有没有一步行动可以带来福音？据《经济参考报》报道，在内蒙古、辽宁、湖南三地土地污染地带职业病高发地区调查发现，当地政府多对发病情况知之甚少，即使知道也表现“漠然”。发病群众对此也习以为常，反映多次后再无下文后即过一天算一天，求诉无门。 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五原县杨家疙瘩村村民杨三民表示，现在有很多人议论说，人们吃掉了被重金属污染的饲料喂养的猪，又吃掉了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壤中种植出来的蔬菜和粮食，有些人甚至还喝着被重金属污染的地下水，肯定会生病。 46 岁的辽宁省葫芦岛锌厂职工高秀峰今年 2 月 2 日死于肝癌。他的妻子刘凤霞说：“对于锌厂的污染，我们已经习惯了，日本发生核辐射时，咱们一点儿都不怕，这儿的辐射可是要比日本厉害多了。”…… 而在中国大陆，重金属污染数据成国家机密，“癌症村”加剧扩散已无法避免 。

中华民国一直拒绝承认将传统上西藏拥有的约9万平方公里领土划进印度的麦克马洪线，但毛泽东建政后，讳谈麦克马洪线，纵容印度对西藏地区的侵略扩张，终成边境危机。1962年10月20日，中印边境战争爆发，仅一个月，中方军队军事大胜，收复几乎所有9万平方公里失地。但11月22日，毛泽东却单方面无条件停火、无条件交还缴获物资和战俘；不仅放弃所有已收复的失地，还自麦克马洪线后撤20公里。这一世界战争史上“绝无仅有”之举，让“全世界目瞪口呆”。 中印边境战争，中国胜而不利；中印边境危机持续紧张，时至今日，印度屯兵逾10万，成中国边界最紧张的“热线”所在。中国收复而又放弃的面积83743平方公里、被誉为“西藏的江南”的藏南，已被印度正式宣布成立为阿鲁纳恰尔邦，更成为中国人的心头之痛。 有评论表示，中印边界战争，“胜利者除了没有失败的名义，却具备了失败者的一切；失败者除了没有胜利的名义，却得到了胜利者的一切。胜利者因为胜利的飘飘然，以至连对胜利成果的彻底丧失和巨大的屈辱都无动于衷。失败者因为唯独还没有得到胜利者的虚名，所以一直在摩拳擦掌，发誓要报一箭之仇。” 麦克马洪线是一条由英国探险家为印度测量时划的一条位于英属印度和西藏的边界。其走向起自不丹和西藏交界处，大致沿分水岭和山脊线至云南独龙江东南的伊素拉希山口，将传统上西藏当局享有管辖权、税收权和放牧权的约9万平方公里领土都划进印度去。英属印度政府和印度都声称这条边界就是正式疆界。 1913年10月，西藏、英国和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代表在西姆拉举行三方会谈。西藏的立场是要求承认和保证其完全完整的独立地位，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则坚持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要求拥有西藏的外交和国防权利，以及一定程度的地方行政权利。英国则以划分外藏和内藏的方案进行调和，并据此达成了一个三方协议，但中华民国政府最终拒绝在协议上签字，并拒绝承认英藏双方签订的任何条约和协议，即麦克马洪线单方面地将部份西藏领土划归印度。20多年后，英国政府正式把麦克马洪线标入地图和政府文书后，也遭到南京国民政府的反对。1947年，当刚独立的印度在南京建立大使馆时，国民政府也对印度代办明确表示不承认麦克马洪线。 1949年大陆政权成立后，执行反美意识形态外交，一切以反美为重。当时毛泽东对印度的政策是：内部打招呼不承认麦线，但这个态度不公开，尤其不对印度公开，也不向印度提出这一问题。新成立的印度利用中国大陆政权对自己的依重，完成了当年英国人也未能实现的领土扩张。英印统治期间，虽然公布了麦克马洪线为边界，但是英国人也仅仅在极个别地区，试探性地侵入门隅和下察隅地区，不敢放胆占领。1950年初，印度军队则大胆越过西山口进军达旺，到1954年印军完全控制麦线以南原西藏的门隅-洛隅-下察隅地区。印度政府为此成立了东北边境特区进行管辖。 对于印度人所干的这一切，中国大陆按照既定方针始终保持沉默。在1950年代初两国政府进行的历次交涉磋商中，印度也不提出这一巨大的领土问题，双方似乎有默契，好像麦克马洪线并不存在。甚至在1954年两国签署关于西藏问题的政府协议时也未谈及此问题。中国大陆总理两次访印，印度总理一次访华，中国大陆方面没有任何人对印度的非法入侵提出过异议、抗议和交涉。这也构成国际交往史上一大奇观。 后来当中国大陆提出谈判领土问题时，印度总理尼赫鲁坚决给予拒绝。尼赫鲁早在中印总理会见前，就从缅甸得到了消息：毛泽东已经接受了麦克马洪线作为中缅两国的西段边界。另外由于中国大陆对门隅-洛隅-下察隅地区一向表现出的漠然态度，尼赫鲁明确对周恩来表示，门隅-洛隅-下察隅地区是印度领土，而领土问题是不容谈判的，要谈就谈中国把阿克赛钦归还印度。尼赫鲁说：（大意）“当你有机会提出异议和要求而未提出时，就意味着你已经放弃了要求”。周恩来对此辩解说：（大意）“我们虽然没有提出口头和书面的异议，但是我们出版的地图始终把这一地区画在中国一侧”。 比较而言，尼赫鲁的说法更为符合外交惯例。一个政府可以通过公开声明，抗议，外交照会，会谈等等方式表明自己的观点，地图只能是补充和非正式的方式，其作用和效力非常有限。当印军占领门隅-洛隅-下察隅近10年后，中国大陆才正式提出了不承认麦克马洪线，这使中国在领土交涉中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 1959年3月，西藏抗暴，中央镇压，达赖喇嘛逃亡印度。中印关系进一步恶化。印度政府并且对中国新疆的阿克赛钦提出领土要求，要求把有争议的12.5万平方公里土地全部划归印度。1962年6月起，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前进政策”，声称中国不应独占西藏，同时印军开始进入中国境内新建哨所，印军有的前哨据点甚至设在了中国边防哨所之间和侧后，同中国哨所形成了犬牙交错的态势。10月20日印方称中国军队攻击印度，尼赫鲁向印度军队下达了“将中国军队赶出去”的命令，中印边界战争全面爆发。 1962年10月20日至28日是战争的第一阶段。在东段，中国西藏的边防军占领了藏南和达旺地区；在西段，中国新疆边防军驱除了37处据点的印军。10月24日，中国大陆发表声明，提出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提议双方从战前边境线各自后撤20公里。印度表示无法接受，宣布印北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并在东线的藏南及达旺地区大力增援士兵。11月16日至21日为战争的第二阶段。11月14日和16日，印军再次于中印边境发动进攻。在东线，中国西藏边防军在东、西段对印军施以反击，至11月21日，中国西藏边防军占领了印军的16处据点。在西段，中国新疆边防军则占领了印军在班公洛地区的据点。由于印度军队在东线藏南、西线新疆失败，印度朝野提议要求美国介入，当时印度总理尼赫鲁同意此说，向美国要求国际介入调停。 1962年11月，美国介入并以物资支援印度军队。 中印边境一个月的战争中，中国部队歼灭印军3个旅（第7旅，第62旅、炮兵第4旅），基本歼灭印军3个旅（第112旅、第48旅、第65旅），另歼灭印军第5旅、第67旅、第114旅、第129旅各一部，击毙印军第62旅旅长霍希尔‧辛格准将以下4,885人，俘印军第7旅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以下3,968人（其中校官26名、尉官29名）。中国部队阵亡722人（其中军官82名、士兵640名），负伤1,697人（其中军官173名、士兵1,524名）。 中国大陆于11月22日零时起突然宣布边防军全线停火。12月1日起，中国大陆边防军不仅放弃全部收复的失地，并全线再从“麦克马洪线”后撤二十公里，与印军脱离接触。另外还无条件地将缴获的武器、军车和军用物资交还印方，并在1963年5月26日前释放和遣返战俘。中国大陆突然单方面宣布停火，各方猜测的主要原因为以下数点：  1）在政治上，中国大陆发动战争本身是为了吓阻印度以逼使尼赫鲁入谈判桌协谈领土争议并维护西段边境稳定，并非真的要征服印度，收复失地。 2）在经济上，青藏高原地型不利军队后勤补给，当时中国大陆军队的后勤补给来自四川和青海，主要依靠公路运输到西藏，然后靠人力畜力运输翻越喜马拉雅山脉进入藏南。而藏南地区入冬后大雪封山，后勤保障非常脆弱。另外，毛泽东当时实施大跃进的激进经济政策，处于三年困难时期，无力维持长期战争。 3）在国际上，印度受到美英苏等国不同程度的支持，而毛泽东却因为韩战，中苏交恶和中印战争先后遭到国际孤立，国际地位低落。与毛泽东相比，尼赫鲁在第三世界的崇高地位和声望则使得不止第一第二世界想利用印度制衡中国，同时第三世界更是一面倒批评中国发动战争。美国当时曾警告，如果毛泽东再不停火将派遣军队支援印度。 但有分析认为，当时美国的战略对手是苏联，美苏两强当时正在古巴导弹危机的严重对峙中，双方差点爆发核大战。而在亚洲，韩战之后，美国的战略重点在越南，不大可能为了印度与中国开战。分析称，中国大陆军队当时做好了作战三个月以上的准备，实际上只打了一星期；后勤并无问题，起码不比当时的印军更困难。在战争的主要阶段，主要方向上均修通了公路，实现了机械化运输。甚至把重炮运到了达旺。另外，地形虽然带给了中国大陆部队后勤补给上的劣势，反过来看，同时也带给了军事上的进退自如，攻由高山乘势而下，守是居高临下，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如果印度真的选择反攻并和中国持久对抗，在麦线附近的攻守战中，攻力不从心，守也必须耗费重兵，这就需要付出比中国大很多的代价，全面衡量战争资源的消耗，中国绝不会吃亏。分析表示，若在第二阶段作战后，中国军队停止进攻，守住中印传统边界，一方面说明中国军队是仁义之师，出兵不是为了侵犯别人的领土；另一方面说明师出有名，出兵是为了夺回中国自己的领土。而撤军，不仅被说成是中国大陆军队耀武扬威欺负人，而且还容易被误会这块地区本不是中国的领土，如此一来，世界舆论被错误引导，对中国非常不利。 印度虽在1962年战事上失利，但在毛泽东退兵后仍然得以继续占领藏南和达旺领土。随着中国大陆军队后撤，印军不但轻易返回原来控制的地区，又趁虚而入，继续向北蚕食推进，建哨所，修工事，反而多占了上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到1963年开春后中印两军重新在麦线附近形成对峙。据中国大陆军方总参谋部统计，仅在1963年上半年，沿边境对峙的中印两军互相提出抗议照会总数达到60余次。可见，战后的边境地区根本未实现和平。 印军的这种蚕食行为愈演愈烈，1967年中印两军在中锡边境发生两场冲突，双方互有伤亡。按第三者的评价来说，这两仗中印两军打成了平手。这是由于印军在1962年战后已得到更好的训练，而中国大陆此时正陷入文革内乱之中，军力状况已大不如前。 1985年在中印边界东段，由于中国大陆军队建设直升飞机的起降场，引起两军严重对峙。这次印军反应迅速，立刻出动部队和中方形成面对面、胸对胸的对抗。毛泽东随即妥协，起降场工程被迫停止。1987年由于印军在全线开展“铜钉”大规模演习，中国大陆军队被迫向西藏和新疆大举增兵，造成边界局势剧烈动荡，两军几乎开战。 1962年战争以后，印度把中国大陆视为仇敌，在边境全线增加兵力，印军的战略简单说叫作“东顶西攻”，既在东段固守麦克马洪线，在西段谋求切断新藏公路夺取阿克赛钦。据英国《简氏防务周刊》2008年2月22日报导，印度将向其东北部增派两个新组建的山地师，每个师员额1.5万人。2009年7月2日，《印度时报》又报导称，印度陆军计划向东部边境调派一支新组建的炮兵师。对此，美国《华尔街日报》2009年7月14日报导称，新增兵力加上原有驻军，印度在中印边境部署的兵力已达10万。 据日本的“中国、美国和日本比较研究所”的军事专家松本明透露，2005至2010年，印度调拨大量资金，修建军用和民用机场，已在靠近中印边境地区修建了51个机场。在这些机场中，有的机场能起降中型战术运输机，有的则部署印度空军最先进的苏-30MKI战斗机。印军在阿克赛钦的对面就部署了辖有三个山地步兵师的第14军，在列城机场优先部署SU-30战斗轰炸机。从中国几万公里边防线看，由神仙湾到空喀山口这一段阿克赛钦边界是最紧张的“热线”。总之，1962年战后中印边界地区的形势仍然是紧张的，印度在1962年战后，继续占有双方争议的9万平方公里土地，并未改变其蚕食中国领土的政策，也未停止对西段中国新疆的阿克塞钦提出领土要求，印度继续在全线对中国保持高压。对于中国而言，1962年一战是一场胜而无利的战争。相比之下，印度却从战败中吸取教训，整军备武，时至今日，在中印边界全线形成压倒性优势。 1962年中印战争中，中国大陆夺而复弃的藏南地区，被印度于1972年改为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印度在该区广设甘地铜像、医疗诊所，普及国民中、小学，并设民族学院及大学。1986年底印度议会两院通过立法将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升格为邦。翌年，印度正式宣布成立阿鲁纳恰尔邦，意思即为“旭日之国”。在阿鲁纳恰尔邦，总兵力超过5万的印度陆军第4军，在这一带已苦心经营40余年，下辖主力全是经过特殊训练的山地部队。印度仅军用机场就多达8个。提祖新机场、马丘卡机场、苏克瑞丁机场和阿朗机场，都靠近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均能起降直升机，其中，提祖新机场还可以起降米格-21战斗机。 阿鲁纳恰尔邦的面积为83,743平方千米，相当于一个江苏省、一个浙江省；相当于三个台湾、六个北京；相当于一个匈牙利、两个丹麦、三个比利时；相当于六个科威特；相当于十个英阿争议的马尔维纳斯群岛；相当于二十个日俄吵得不可开交的北方四岛；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一国被另一国强行侵占的最大一片土地；是中国版图的一百零一分之一。 至今印度已有多少移民屯居在藏南，数字不详。但是根据阿鲁纳恰尔邦总人口数约为两百万来估算，在藏南地区的印度移民约为近百万（另有说法称，阿鲁纳恰尔邦移民已达700万；定居在那里的印度人比全西藏的人口总和还多两倍）。然而因为阿鲁纳恰尔邦和藏南地区并不完全重合，所以中国以后如果再提出边境的问题，如何处理这些移民将有很大的困难。 阿鲁纳恰尔邦地处喜马拉雅山南麓，海拔下降到一二千米甚至几百米，有印度洋暖风的滋润，属亚热带生态环境。土地极其肥沃，植物茂盛，能够生长菠萝香蕉，是比西藏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富饶的地方。自然景观奇异，矿产丰富，被誉为“西藏的江南”。 雅鲁藏布江著名的“大拐弯”，可利用的落差2,230米，如果横切大拐弯建一条40公里长的引水隧道，可建成世界最大的水电站，装机容量最低为4,500万千瓦以上，是长江葛洲坝电站的17倍，是三峡电站的4倍，投资却比三峡低得多，又没有移民、生态、战争灾难一类的问题。然而这个设想中激动人心的超级水电站，却被“麦克马洪线”拦腰切断。 西藏高原生态研究所所长徐凤翔说：“我们搞森林的，一说起来就是西藏林蓄量居全国第二位，可谁也不说这只是理论林蓄量。因为实际上，西藏森林的一半在控制线之外，准确地说，是52.8%在人家手里。其实，这个数字仍然不准确。这只是按森林面积算……（控制线那边的）中低海拔原始森林单位面积的蓄木量大得多。把这些因素考虑进来，那么实际上，西藏森林资源的80%不在我们手里。” 那些打仗时亲身到过那片土地的军人，对那片土地的得而复失最为耿耿于怀，至今念念不忘，甚至敢于直截了当地批评毛泽东，现在的北京政府在他们眼里就更为软弱。现任林芝军分区司令员王克忠大校这样说：“那可是个好地方啊，比这边还好。当年打过去的时候我们都见了。指望谈判是根本谈不回来了……老头子（指毛泽东）在这失策了。我们一撤，他们（指印度）又占了过来，越占便宜还越卖乖。他们口头上喊和平，实际上是真干，完全是积极进攻的态势。我们也说和平，倒是言行一致，一点动作也没有，就是消极防御。现在这么下去，我们越来越被动，越来越要命。即使后人想收回来和有能力打了，可是机会也已经让我们现在的政策给拖没了。”阎士贵大校虽然没有点名，但说得更厉害：“可惜了这片土地，现在想拿回来不容易了……搞成这个样子，后人要骂我们还不如清朝的最后一个驻藏大臣赵尔丰！” 西方记者马克斯韦尔在《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写道，“当中国军队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中国政府突然宣布单方面无条件撤军，这与其说让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不如说是让全世界都目瞪口呆。世界战争史上还从没有过这样的事情，胜利的一方在失败者还没有任何承诺的情况下，就单方面无条件撤军，实际上也就是让自己付出巨大代价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化为乌有。”中国作家金辉在《墨脱的诱惑》一书中对那段历史作了这样结论，“胜利者和失败者是十分明确的。但是，经过了近三十年之后，结合现在再来看那场战争及其结果，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了——胜利者除了没有失败的名义，却具备了失败者的一切；失败者除了没有胜利的名义，却得到了胜利者的一切。胜利者因为胜利的飘飘然，以至连对胜利成果的彻底丧失和巨大的屈辱都无动于衷。失败者因为唯独还没有得到胜利者的虚名，所以一直在摩拳擦掌，发誓要报一箭之仇。也许这就是历史的嘲弄，如果当年印度取得了胜利，那么现在他们在这一地区肯定不会如此占尽便宜，如果当时中国在此地失败，那么现在反而大概不会这么被动和可怜。”   中印战争，中国胜而不利，“全世界目瞪口呆”。

美国民众的“占领华尔街”行动，是一种和平理性的活动，虽然人们的诉求多种多样，但重点是反对经济分配不公、华尔街的贪婪、欺诈，以及用纳税人的钱来维持金融大亨们的高收入和高消费，并谴责政府监管不力。在金融危机初期，美国政府与议会之间的协商、角力，延时误事，而公民的权利、公民的诉求，还没有得到充份的表达；痛定思痛、美国民众终于找到一种颇有创意的“占领”行动予以抒发。人们不是要求政府下台，而是要求政府用实际行动限制和惩处华尔街的贪婪和欺诈，要在法律层面罚富济贫，并非有一种仇富心理。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一切经济活动必须有道德基础，才会有诚信。但同时要有健全的法制来规范一切经济活动。在民主社会，公民的明确诉求、公民的严格监督和政府有力地执法才能保障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对于“占领”行动，各地政府和白宫都表示支持，支持公民自由表达意见的自由，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神圣权利。而这些权利的行使，必须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前提。所以必须依法进行管理，对于妨碍公共秩序、阻塞交通的人要进行疏导。 民主制度是“占领”行动能善始善终的保障。而民主制度不是全自动连作的，它必须有公民的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推动和监督。“占领”行动，也许正是美国公民在新形势下创造出来的一种促进民主制度发展的新形式。从历史的宏观视野来看，这正表现了民主制度朝气蓬勃的生命力，也证明了民主制度超强的自我完善能力。尊重普世价值的社会，具有天赋的免疫力。回顾中国大陆，当年也有一次“占领”行动，但后果全世界至今记忆犹新。 美国民众的“占领华尔街”行动，中国大陆权贵专制集团以为抹黑民主制度的机会又来了，于是开动宣传机器大肆张扬，似乎美国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大陆正好乘此机会解放美国，解放全人类。不过，当中国大陆权贵专制集团幸灾乐祸、急不可待地搬起了“占领华尔街”这块石头的时候，才感到了这块石头的重量，它沉重得只能砸在自己的脚上。因为，中国人很快就领悟到，既然美国人和其他几十个国家的人，都可以用“占领”的方法反特权、反贪婪、反一切不公义之事，为什么中国人不可以？！中国正是无产者最多的国家，完全可以联合起来。于是手一抖，石头就砸在自己脚上。 中国大陆权贵集团总是不放过在世界上寻找天灾人祸，以示特色中国也和民主世界一样。但人们还发现，民主制度同样对特色中国俯首贴耳。 比如，美国近几届政府都害怕中国大陆。原因何在？因为美国政府首脑在竞选时都向选民许愿，若自己当选一定在任职期间改善国民的生活品质，但是都未如愿。为什么不如愿？因为大陆中国大陆权贵勾引那些强国大财团到中国投资，许愿给特大优惠，于是一些肥的流油的巨富们为了降低产品的成本和提高竞争力，把产品加工业务送到工资低廉的中国大陆，于是中国大陆成了世界第一加工大国，而他们本国人民的失业率急剧上升。但钱并没有到创造财富的中国人民手中，而是到了不劳而获的中国大陆权贵专制集团手中。大陆中国大陆权贵各级官员把钱存在海外自己户头上，还用大笔的钱购买摄像头、雇用五毛党；中国人连买把菜刀都要实名制。这些，奥巴马知道不？他比谁都清楚，但他装糊涂，因为奥巴马政府需要钱来改善人民生活。于是，中国大陆权贵集团提出在美国建公司、工厂，说是为美国提供多少多少个就业机会。但反过头来看一看，把美国经济搞的如此惨，使美国失业率越来越高的就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权贵专制！那些黑心肠的美国大财团与中国大陆权贵共舞，帮助大陆中国大陆权贵富起来、让美国穷下去。这也是美国民众要“占领华尔街”的原因之一。 再比如，10月4日，为避免“利比亚第二”，中国大陆驻联合国代表李保东对制裁叙利亚投了否决票。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也表示，俄不希望使针对叙利亚的制裁合法化，也“不接受用军事手段单方面改变一国政权的行为”。俄罗斯外交部随后发表声明说的很露骨：如果任由草案通过，叙利亚可能会面临国际军事干涉，其结果将无异于利比亚。很多国家的代表表示非常失望，说，这是联合国最不幸的一天。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和俄国造成了世界上的大不幸。俄国现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利比亚问题上曾使用弃权票，而普京确定明年要当总统候选人时，总统梅德韦杰夫已经成为傀儡，俄国政府已然成为俄共政府，所以在制裁叙利亚的问题上使用否决权并不令人意外。 10月1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和韩国总统李明博在白宫举行韩美首脑会谈后，出席共同记者会。两位总统的发言都很美好，让人充满希望。不过充满希望的话听多了，肥皂泡爆破的次数增多了，时间长了，听到后马上会拿他们的谈话当作尺子衡量他们的过往行为。 比如在这次访美时，李明博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说：“自信、自豪、自由民主、自由市场、言论自由、对自由的坚定信念是韩美两国共有的价值。”李明博的演讲高尚不高尚？话里一点挑不出毛病，但实际上没有道德良知。当记者向奥巴马提问：“利比亚发生的民主化示威是否会在不久的将来在朝鲜发生？”奥巴马回答说：“独裁政权通往民主社会之路总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各种危险，但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人类精神最终必然战胜压迫人民的政府。”利比亚的成功告诉世界，如果美国和联合国尽早帮助，那么利比亚不会死那么多人，也不会搞成后来那种艰难的局面。利比亚最终的成功确实是利比亚人民不畏流血促成的，他们的血流成河让世界看不下去了，在强大的压力下，中国大陆投了弃权票。而德国的表现则令人不可思议，总理默克尔是在东德长大的，亲受共产党的迫害之苦，却居然和中国大陆权贵站在一起，不肯帮助受独裁压迫的利比亚人民。美国除了嘴上给力，行动上也一直非常不给力。美国真没有钱吗？那为什么每年给亲共的巴基斯坦政府惊人数额的资助？最后本•拉登还藏在巴基斯坦首都。最无俚头的是，在德国投弃权票的2个多月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6月7日不但在白宫以19响礼炮高调迎接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到访，随后还在正式国宴上给默克尔颁赠“总统自由勋章”。 奥巴马表示“朝鲜百姓长期在独裁体制的压迫下饱受折磨，没有人知道这样的政权何时会突然崩溃”，但在中东，中国大陆却花那么大力气帮助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和叙利亚独裁者阿萨德，卡扎菲军队最后顽抗使用的武器还是中国大陆军火商运过去的。其实，美国总统并不糊涂，奥巴马说“无论是哪个国家，国民都希望能说出自己的想法，并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和具有21世纪特征的信息自由。朝鲜国民也不例外。”但到今天为止，奥巴马却还没有勇气说出“中国国民也不例外”，因为美国很多大财团的经济利益在中国大陆。 又比如，2011年10月14日，新华网刊出高清图片《中华文化：世界舞台，我们来了！》，第一张就是2011年1月17日，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的电子显示屏正在播出的“旨在向全世界展示立体的中国”。图解说：“生旦净丑，唱不完华夏文明无穷韵味，笔墨纸砚，写不尽炎黄子孙灿烂文明。行进在中华文化世界展示之征途上的中国，正以文明、开放、包容的新形象，迈着坚实的步伐，走向世界的舞台。”中国大陆的“红色娘子军”挥舞着大刀在美国首都的舞台上任意砍来砍去，奥巴马都无动于衷，美国人能不举着国旗首先占领华尔街么？！ 现在，中国大陆民众又开始一场网络公民运动。博客作家发起的“不跟你玩”运动，主张互联网开展政治不合作运动的非暴力抗争，宣告与执政者不合作姿态。也就是网民透过网络宣告他们的公民权利运动。现在看到的就是“不跟你玩”的标识，只要将“不跟你玩”的标识图案叠加到自己的网路头像上，并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知道谁是“自己人”。博客作家北风发起的这项“不跟你玩”网络运动，希望参与者通过共同立场的表达，对执政者构成现实的压力。只要认同普世价值的人都可以参与。“不跟你玩”行动指引中提示参与者，将普世价值作为自己思考和行动的价值判断基础；尽可能抵制与普世价值相违背的事物；并向其他人传播“不跟你玩”非暴力不合作理念。 而“与执政者不合作”中的“执政者”，指的是参与所在国家的执政者；活动内容是不与执政者及具有执政者背景的机构有任何合作，包括不替他们工作，不从他们手中获取研究专案及经费，不与他们有任何商业往来，不附和及参与他们发起的任何活动。前《中国民营》杂志记者专栏作家刘逸明说，“如果说中国一大半人或者是非常非常多的人，尤其是精英阶层的人，能够做到跟当局尽量的不合作，我想这个力量就会很大。”维权律师唐荆陵也表示，非暴力合作运动几乎都是由普通民众发起，体制内的精英往往先观望再行动。“非暴力合作运动它首先是普通民众合法参与的，风险也不高，但是它对于体制内的精英呢，他是很难参与的，因为体制内的精英一开始不合作，可能会付出很多代价，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收益，但是当民众的合作变成十分庞大的时候，体制内的精英才会考虑跟着民众走。”唐荆陵律师还表示，虽然中国大陆权贵严厉控制言论自由，但当这种自由的言论，从量上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就会改变舆论的环境。“今天在中国，互联网已经发展到现在这样的地步，一个是网民数量的迅速增加，二是网民权利意识的迅速社会觉醒，对这个社会危机感大家都很清楚，在网络的发言方面，大家也都很开放，但是对于当局来讲，言论控制依然很严。” “不跟你玩”运动还张贴风险提示，提醒网友这个运动与结社无关，在其他国家的法律里，并没有规定这是非法行为。唐荆陵律师说：“我们要观察，那些因为这个很彻底的非暴力革命而发生变化的国家，这方面最典型的国家，那就是1960年代的美国，然后就是1980年代的南非，再有就是20-40年代的印度，这三个国家是最典型的，因为他的社会转变，是十分彻底的，同时他在坚持非暴力原则方面也贯彻的相当到位，你观察这些国家，就是非暴力革命给这些国家带来的改变，那就可以看到，如果中国也发生一场类似的非暴力革命的话，那么中国真的可以成为令人尊敬的国家了。”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国的网络行动正逐渐成为中国公民行动的一股重要力量，公民参与是否渐渐成为共同塑造未来中国的一个趋势，人们将持续观察。 从纽约开始的“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已经进入第二个月。纽约市政府原本要求示威者暂时撤离他们安营扎寨的祖科蒂公园，由清洁工人打扫卫生后，再回来；但示威者自行打扫了卫生，纽约市政府于是决定，抗议者可以继续留在该公园，继续他们的抗议。太平洋彼岸的北京，官方媒体紧盯发生在美国的抗议活动，期待出现一些能让他们借题发挥的内容。然而，诸如中国政府动用军队、坦克和机关枪，对请愿学生施以血腥“清场”的场面，永不可能在美国出现。即便有人在“占领华尔街”的示威中被捕，那“被捕”的含义，也与中国不同。在纽约的示威中，有人因非法闯入银行而被捕，那是理所当然的法制反应；另有人因故意冲撞警察红线（或借此吸引媒体镜头）而被捕，这类被捕通常在几小时、至多一夜之后，就会被释放，任由他重回示威队伍；而同样情形，在中国被捕后，肯定被判处多年以上重刑。 美国的“占领华尔街”示威，被中国大陆权贵喉舌指为针对美国制度，声言美国民众的诉求，是要“改变美国不公平不合理的政治经济制度”。但，恰恰是美国制度，才使这类抗议活动成为可能。如果把美国改造成中国大陆这样的一党专政，新闻封锁，“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扼杀于萌芽状态”，类似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当然难以“发生”；即便发生，也不过就是“无足轻重”的“群体性事件”；即便真的发生，也不会在国内媒体上“发生”。资讯隔绝，各地民众互不知情，仿如“孤立事件”。但“占领华尔街”，并不孤立，经由新闻媒体和互联网的传播，扩展到全世界，至10月15日，类似抗议活动已经蔓延至82个国家、951个城市，包括与中国同文同种的台湾、辖属中国的香港。主题大致都是：不满金融管理混乱，抗议企业主贪婪，反对贫富不均；正经历债务危机的国家；欧洲民众还抗议政府削减公共开支，呐喊“我们不能为债务埋单”、“偿还债务不能加重弱势群体的负担”。…… 中国大陆权贵媒体，试图把所有这些抗议诉求都归结为“西方的问题”，然而，中国本身，岂止是金融管理混乱？乃是金融垄断、黑箱操作；岂止是企业主贪婪？乃是官员贪婪、官场腐败，无所不在的行贿受贿；岂止是贫富不均？乃是贫富分化、贫富悬殊；岂止是“加重弱势群体的负担”？乃是对广大弱势群体赤裸裸的盘剥、压榨、任意欺凌！ 中国大陆权贵公然操纵人民币汇率、大规模抢购囤积他国债券、大肆侵犯智慧财产权权，不仅是酿成国际金融危机的祸首，而且是制造中国官场腐败、贫富悬殊、人民敢怒不敢言的元凶。论及制度，中国大陆权贵刻意回避民主与专制之分，只说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别；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国际上，现今的“中国模式”，早就被定义为“专制资本主义”，或“中国大陆权贵资本主义”，连“占领华尔街”的美国民众，都如是描绘今日中国。而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或者说福利主义，大抵只存在于欧洲，尤其北欧国家，如瑞典、瑞士、丹麦、比利时等。而这类福利主义或社会主义，也因欧洲债务危机的加深，正经历反思。 中国大陆权贵喉舌还把矛头指向美国媒体，先是说美国“新闻封锁华尔街抗议潮”，后来又说“美国媒体对‘占领华尔街’失声失焦”，再后来，又说“‘占领华尔街者’不满美国媒体表现”。且不说中国大陆权贵本身才是新闻封锁的全球首恶，并无资格指控他国“新闻封锁”；就说中国大陆权贵的指控，也完全是无中生有，欺骗中国民众而已。针对“占领华尔街”示威，美国不仅有铺天盖地的报导，以至于家喻户晓，更未“失声失焦”；至于有“占领华尔街者”不满美国媒体表现，更是民主社会的正常现象，那种“人人都满意”、媒体或政府“获得百分之百拥护”的假像，也只有在诸如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金正日统治下的朝鲜，才能“做”得出来。 中国大陆权贵喉舌嫌美国媒体对“占领华尔街”报导不够，不如前段时间对北非和中东的“茉莉花革命”报导多，因而大加挞伐。似乎想证明美国回避本国问题；而北非和中东的革命，仿佛是美国和西方媒体鼓动的结果。岂不知，北非和中东诸国，正因言论和新闻自由的缺失，才爆发革命，被这些国家独裁者遮罩的他国媒体，又岂有跨国鼓动的神通？而在保障言论和新闻自由的美国，人民自有宣泄管道，国家得以有效调节。就如美国历史上的反战运动、民权运动等一样，“占领华尔街”运动，只会带给美国社会新的反思与进步。 这就是美国精神！这就是美国常态！！ 只不过，那些被洗得“脑残”的中国大陆御用媒体或御用文人们，看不懂、读不明，或者，假装看不懂、读不明，其“终生职业”，不过就是误国误民、充当千古罪人而已！ 常言道“谎言走不远”，因为谎言是块石头，谁搬起来，就打谁的脚。大陆意识形态信奉“不说谎话办不成大事”，所以常砸自己的脚。1940年代延安用新华日报甩出了一大堆石头：反对一党专政，“一党独裁遍地是灾”；要民主、要自由、要普选，等等。一大堆石头，如今都砸到了自己的脚上。前不久，以批孔起家的当局又抬出了孔夫子立在天安门广场，不久又被偷偷地搬走，狠狠地砸了自己的脚。最近，美国兴起了“占领华尔街”行动，大陆如获至宝，声称美国爆发了“茉莉花革命”，立即搬起这块石头，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几天之后却发现，这块石头又摇摇晃晃地落到自己的脚上。 中国大陆权贵专制，其本质决定了残暴、蔑视生命、毫无道德底线。改革开放之后迅速暴富的中国大陆权贵阶层，对手中巨额不义之财，视若生命，权力就是它的命根子。他们担心，一旦失去权力，甚至只是削弱了权力，他们强取豪夺的地位、财富都可能不保。这是一种浸透了全部神经的巨大恐惧。这种恐惧，随时都会变成神经质的狂暴；因为恐惧，就丧失人性。

在“文革”的“大破大立”宣传中，军报连续推出许多“英雄人物”，作为“正面典型”来反复宣传，并通过对他们的宣传、评价，往里注入渗进自己正要鼓吹提倡的东西，为此他们不惜将某些一般言行加工拔高和利用改造，借题发挥，或索性制造、编造出一套又一套“英雄行为”、“先进思想”和“时代语言”。 典型宣传的重要手法之一，就是将本来是在意外事故中偶然丧生的人物，说成一个英勇献身的“英雄人物”，将其树为“重大典型”来大吹特吹。 王杰—— “文革”前夕大肆宣扬的王杰，原是和民兵在一起进行爆破训练时，由于不慎使炸药突然爆炸而不幸牺牲，所在部队最初将此事作为“事故死亡”上报并请示处理办法。部队出了事故死了人，当然是一件糟糕的事，不仅所在单位的“四好”一下吹了，还得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这时有人“活学活用”了毛主席的“辩证法”即“变正法”教导，灵机一动地将此事来个反戏正唱，经过有关方面特别是军报某些“笔杆子”的加工创造，结果就宣传并树起了一个因“活学活用”而“舍己为人”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杰出典型，在报上连篇累牍地宣扬鼓吹了好几个月，使那个出了事故死了人的部队，不仅保住了“四好”荣誉，还出现了一个轰动全国的英雄人物，反使大家都因他的牺牲大沾光。事后才知道，这次宣传正是按照林彪的直接授意进行的，事发并上报以后，林彪于 1965 年 11 月 5 日指示说：“我们宣传王杰同志，主要宣传他的优秀品质、模范行为和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关于事故问题，可以避开。”军报就据此指示，借宣扬王杰的机会，宣传了军队在林彪倡导“活学活用”后的“伟大成果”，将本来的一件坏事，反过来吹成了一大好事。 刘英俊—— 也许是“好事”年年有，唯有“文革”多，就在“文革”运动全面展开时，黑龙江佳木斯的驻军部队，又出现了一个叫刘英俊的新典型。刘英俊为救护孩子拦惊马而献身，确是舍己为人的英雄行为。部队里组织人写出了稿子，要报道这一英勇事迹，并为此与军报进行联系。刘英俊所属部队 23 军搞报道的说了一些其他情况，说是刘英俊在本连队曾被人认为是一个“后进战士”，即他有过一些牢骚怪话，还曾顶撞过某位领导，因此不太受人欢迎和注意，直到他因为拦车救人而牺牲，才开始对他进行表彰和宣传，认为他为本部队增了光。不过一旦需要宣传他，所有负面的东西不仅一点不见，反而被说成是一直“先进”和一贯“优秀”的“活学活用”出来的“英雄典范”。军报的宣传就是这样的。 对于刘英俊的宣传，军报一开始就大搞借题发挥和移花接木。报社派人将刘英俊的英雄事迹、成长过程及其思想道路，作了很大的发挥与提高，特别是加进了许多根本不是刘英俊的事或他说过的话，使其成为一个具有强烈“文革”时代色彩的突出典型。 1966 年 7 月 13 日，军报发表了长篇通讯，生动详细地介绍了这位“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又一个伟大共产主义战士”，同时用“毛主席语录”中的话，配发了以“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为题，画著刘英俊拦惊马场面的大幅美术作品。在当日的社论中，军报的 ” 笔杆子 ” 学习他的活动的各种照片图片等等。直到 8 月 10 日又出了一个新的英雄典型，对刘英俊的宣传才基本收场。所有的文章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以刘英俊的事为“载体”，强加进军报本身正极力宣扬的各种最新精神和提法，实际上都是借题发挥甚至别有用心的。这种做法早已是军报的“优良传统”，这次仅仅是“发扬光大”而已。 蔡永祥—— 1966 年 10 月 31 日 ，军报又从一版到二版发表了一篇本报记者、通讯员采写的重大报道，说是在杭州钱塘江大桥守桥连队出现了一个“文革”的“忠诚保卫者”蔡永祥，“一心为公舍身抢救红卫兵列车”。报道说，当年 10 月 10 日凌晨 2 时 34 分，一列载有大批大串连红卫兵的列车就要开到时，正在桥头警卫的蔡永祥，忽然发现桥南铁路上横著一根大木头，他马上意识到 ” 这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怀有刻骨仇恨的阶级敌人在搞破坏活动！“就在列车已经驶近时，他奋勇上前全力抱起了那根大木头，使列车顺利通过，”红卫兵保住了，钱塘江大桥保住了！只是蔡永祥也“壮烈地牺牲了！”同天报上发表了军报为蔡永祥写的第一篇社论：《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战士》，此后整个 11 月、 12 月都是对蔡永祥的先进事迹和向他学习的活动的连续报道。当时照例又选发了蔡永祥的日记及其手迹，那日记手迹当然是挑了又挑精选出来的片断，至于已更有军报对他的宣传评价。蔡永祥的英雄事迹宣传了不久，就偃旗息鼓甚至不好再提了。原来当时那个对“文革”运动“怀有刻骨仇恨”，居然在铁路轨道上放上大木头的“阶级敌人”一直没有找到，连那个“大木头”也不知哪儿去了。事件发生时正是凌晨，在场的只有蔡永祥一个值勤战士，他怎么知道即将开到的火车上坐的都是红卫兵、那火车后来又按时“顺利通过”？蔡永祥的英雄行为到底是谁又是怎样发现和被确认的？他当时推断的“阶级敌人在搞破坏活动”，别人又是怎么知道的？几乎一切都是无从查究的“无头案”，所以不得不停止宣扬和不再提起这个“文革”的“忠诚保卫者”的“英雄事迹”了。 吕祥璧、李文忠、门合—— 对蔡永祥的宣传到 1966 年底才停息，紧接着 1967 年春季又出现了一个“为保卫红卫兵安全，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的“毛主席的好战士吕祥璧”，因此他将像“王杰、刘英俊、蔡永祥等同志一样，永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里，永远激励和鼓舞著亿万人民。”——中的话都引自军报 1967 年 5 月 31 日社论。这一社论的标题就是后来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的林彪的一句名言“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社论中除了大段引用林彪的指示外，说吕祥璧如何“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说他“为我们作出了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榜样”等等。不幸的战士吕祥璧，成为不到一年内的第三个被军报宣传所利用的牺牲者。 吕祥璧抢救红卫兵的事才过去几个月，江西又出了个事故。一批红卫兵正过一条江时，忽然翻了船，照例又是部队赶去抢救。有一个叫李文忠的战士，在抢救红卫兵时溺水牺牲了，这当然又成了英雄。军报很快为他掀起了又一个宣传热潮，连续发表社论和消息，将李文忠树为 ” “左爱民”模范，不仅一如既往地说他如何“活学活用”了毛泽东思想，又在社论和报道中将他的事迹和思想，总结概括出几句顺口溜式的新口号，这就是曾流行一时的“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在宣传李文忠两个多月后，西北地区又出了一个叫门合的部队基层干部，他在帮助民兵和农民试射防霜冻土火箭中，因意外爆炸事故而牺牲。据说门合在炸药就要爆炸时，迅速“扑向炸点，牺牲自己”，掩护了在场的群众。军报将门合宣传为“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一切为着毛主席”的典范，又说他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光辉榜样”等等。上面引述的这句话，是当时由军报“笔杆子”和某些“左派理论家”们共同创造的一个据说是对马列主义的新贡献的新提法，远在西北地区基层工作从不接触理论研究的门合，根本不知道也从来没听说这一最新时代用语，但是却成了实践和体现这一时新理论的“光辉榜样”。 刘学保—— 在军报当时宣传出的“英雄人物”中，有一个一直活在人世间，他就是 1968 年 4 月 24 日见报的“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雄战士刘学保”。当天军报一版头条发表了记者、通讯员合写的长篇通讯：《心中唯有红太阳，一切献给毛主席》，同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因此对刘学保的宣传，充满了“阶级斗争”的火药味与血腥气。 通讯中介绍说，刘学保原是兰州部队才当兵一年的新任副班长，正在甘肃一个山区林场参加“支左”。据说他当时看到“革命形势一派大好”，特别是“革命委员会光荣诞生”了，认为“阶级敌人”一定要作“垂死挣扎”，他便“高度警惕”和“严密监视”着场内一切他认为或感到可疑的人，结果认定了其中一个为企图破坏“文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反革命分子”。 1967 年底的一天，刘学保发现这个“反革命分子”正要爆炸一座“新建”的大桥时，他就一边祷念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最高指示”，一边“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向反革命分子”猛扑过去，经过一场“激烈搏斗”，他终于用自己带来的短刀和斧头，将那家伙连砍带扎“砸烂了他的狗头！”这时他又见到大桥下的炸药包正在嗤嗤地冒着烟火，随时都会发生爆炸，就又背诵著毛主席诗词：“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喊著“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冲向大桥，取下炸药包，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激荡著山谷的夜空，火光映红了大地，刘学保被震倒在河滩上……”，当人们得讯赶来时，刘学保“微笑”着要大家“不要管我”等等，结果当然是“社会主义”的大桥完好无损，被刘学保砍死的“阶级敌人”罪有应得，他立即成了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巍巍高山”式的“革命英雄”。 就“文革”中军报所宣传的“英雄人物”来看，刘学保的事迹格外富有戏剧色彩。事实上，它真的是一部纯属虚构的，由他本人自编、自导、自演的丑剧、闹剧、惨剧。刘学保是一个极其残忍的杀人凶手，一个卑鄙恶劣的政治骗子，被他“砸烂狗头”的那个“阶级敌人”李世白，是一个老实本分和勤劳的林场老工人。事实真相是， 1967 年 12 月 17 日晚上，刘学保偶然看到李世白外出，就拿着早已准备好的刀子和斧头，悄悄跟了上去，等李世白走近一座已不通车连行人都没有的破旧废桥时，刘学保突然扑上去用斧头朝李世白当头砍去，连砍几斧后又用尖刀往要害处连扎几下，使李世白死于非命。之后刘学保跑到桥下河滩上，将自己带来的一个引爆雷管拉响，炸伤了自己的左手表面，接着大声呼叫“抓反革命啊！”待有人来后他见人就说自己是如何为“保卫大桥”与“阶级敌人”李世白激烈博斗并战胜了他，最后终于保住了大桥的“英勇事迹”。他所属部队领导机关听说后，很快将这事报了上去，军报迅速组织了报道。此后刘学保不仅连升几级成为部队营级干部，还当上了兰州军区的党委委员，直至被“选”为“九大”代表，神气活现地到了北京，进了人民大会堂，多次“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与此相反的是，李世白一家突然成了“反革命家属”，被赶出林场，儿子因喊冤被抓进监牢，老妻被迫改嫁给一个疯老头，其余孩子都流落异乡改名换姓苦度岁月。 然而历史无情人心是镜，天网恢恢法理难容。当年人们就对刘学保的“英雄行为”产生过怀疑，许多干部群众都曾公开表示，说李世白企图炸桥没有证据，刘学保根本不像也不是所谓的“英雄”，军报也收到了认为刘学保不是“英雄”、李世白也不是“反革命”的读者来信。但是在当时的政治空气下，这些怀疑者反而都受到了追查、重压和惩处。直到“文革”以后，这事才被重新提起。当地的党政机关特别是政法部门，经过了反复调查核实和技术鉴定，终于查明李世白确实是无辜的冤死者，刘学保的所谓“英雄事迹”完全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为此，林场所在的甘肃省永登县召开了公审大会，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刘学保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接着公开为李世白及其全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及其应有权利。这些都登在 1980 年代出版的《法律与生活》等报刊上，军报自己也不得不作了相应的报道。不过并未为此表示过自责和内疚，更绝口不提刘学保的犯罪与军报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因果关系。 刘学保实际上是在包括军报在内的舆论工具的宣传蛊惑和煽动教唆下，从一个二十来岁的普通战士，变成了杀人凶犯和政治骗子的。不知后来刘学保本人有所悔悟没有，但对刘学保等人起过煽动教唆作用的军报的那些“笔杆子”们，对于自己做过的事写过的文章，至今几乎从无悔意。不仅如此，他们还照常升至高位，如今有的已经离退休，正在安度晚年。而受过他们“教育”的刘学保之类的人物，也许正在“安度”着无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