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獨立媒體

風從那裡來 從碼頭風雲看香港資訊傳播現況 除Gwiyomi 和H7N9以外，在這個假期中，大家接觸得最多的字眼可能是HIT (Hongkong International Terminals，即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及罷工工人。 基本上，不論你上網或看電視，也會接收到有關資訊，當中包括碼頭工人的罷工場面，資方的立場解釋，乃至業界和評論員的各類分析，或普通市民的反應。表面上，從碼頭風雲看來，香港仍是一個資訊流通的自由社會，但若我們細心觀察，當中我們至少可以發現四處值得深入研究的現象。 傳媒可以有立場嗎? 傳媒為保專業形象及機構聲譽，必須力求客觀中立，這是長期以來的社會共識，但隨著近年社會政治及文化生態劇變，眾所周知，本地主流傳媒或多或少已出現所謂「歸邊」現象──即報導新聞時長期抱持某一政治立場，而當中，大致可分為親政府或權貴的「維穩派」和較多揭露政府或在上者陰暗面的「反對派」。 就以今次碼頭風雲為例，同學便可以輕易地利用「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嘗試從傳媒的用字和角度找出各大傳媒的立場。而以下，就是其中的一個小例子。 資料分析小測試 有貨輪已轉換港口 碼頭日蝕500萬 勞資和解始免俱輸　（香港商報） 碼頭罷工持績 貨主損失慘重　（太陽報） 職工盟勞聯圍剿HIT 李卓人：政府無力解決工潮　（蘋果日報） 各位同學，試從上述三篇文章找出三份報章的立場和取態。 （提示：他們分別將責任歸咎於哪方？他們又認為如何可以解決問題？） 本來，在一個民主政治較成熟的環境，諸如歐美各國，類似上述支持或反對某政黨的歸邊情況實在是屢見不鮮，而受眾亦能從多元的選擇中覓得自己所需的資訊。但可惜的是，基於回歸後香港獨特的政經環境轉變，傳媒歸邊的結果只會帶來一面倒傾向支持政府或財團的情況出現，而傳媒作為社會監察的第四權角色亦慢慢失效。 長遠而言，這對我們攫取資訊的自由將帶來極大的危害。 資訊娛樂化的缺失 相信不少同學對於「資訊娛樂化」一詞及其帶來之壞影響並不陌生，就以今次碼頭風雲為例，TVB的＜東張西望＞中的偏頗立場已引發網上連番討論與攻擊。（見《東張》Master Joe報平安 未被雪藏） 但令人擔心的是，對於資訊娛樂化的禍害，包括表達時傾向過份簡化以致因果關不清甚至帶來誤導，或過份強調事件中的煽情成份，卻並非所有受眾都察覺得到。 舉例說，若非有周刊對事件中的個別主角進行深入調查，並找到相關證據，在公眾心目中看似忠奸分明的事實其實不過只是源自沒有證據的臆測。更令人不安的現象是，不少評論人，尤其來自網路的評論者為了突顯其獨特的思考角度，或僅為顯示自己正掌握最新最快的資訊，經常在資料未經核實的情況下便作出所謂分析，或將有關資料轉發。 這個狀況，將令資訊傳播變得真假難分，極為混亂。 失諸交臂的新聞台 本來，愈來愈多的新聞節目，尤其是廿四小時新聞台的出現，將有助資訊傳播，但令人擔心的是，目前的所謂新聞台節目本質上不過是將新聞作滾筒式重播而已，根本未有提供更深入或更寬闊的思考角度或討論空間。更甚的是，如果傳媒機構如上文所言早就抱持主觀立場，觀眾便可能在接收資訊的過程中被人「洗腦」，情形如同罷工初期某電視台不停重播罷工工人的所謂衝擊畫面，以致部分人先入為主地以為今次罷工充滿暴力色彩。 無可否認，在很大程度上，本地的新聞節目無法像外國大電視台一樣製作高水準的紀錄片或專題式調查是由於資金不足使然。但製作有水準的新聞節目是否必須投放天文數字的資源呢？就以今次碼頭工人罷工事件為例，傳媒人是否可以乘時製作一些介紹類似歷史事件或外國如何應對工潮的特備節目呢？相關人物的專訪，例如罷工工友及其家屬，甚至抱持不同立場者的公開討論，其實並不足夠。 試問只能重複又重複地觀看同一角度新聞片段的觀眾，又如何能夠作出更深入而慎密的分析呢？ 網上媒體補完計劃 本來，透過來自民間的網上媒體，我們還可以從「另類途徑」取得不同角度的資訊，而近來興起的民間記者／作者熱潮更有助我們取得「非主流價值」的分析觀點。但值得關注的是，這些在網上廣泛流傳的資訊之可信度有多少？ 無容置疑，社交網絡興起的確協助訊息廣泛流傳，而網上媒體低成本及覆蓋面廣的特質更可拉近弱勢社群及擁有龐大資源的資本家在訊息傳播方面的巨大差距。 近年多次群眾集會中，社交網站及網絡媒體合壁之下展示的動員能力，相信大家亦有目共睹。與此同時，各當事人亦可繞過傳統媒介，直接向公眾傳遞訊息及表達個人意見。 但同樣值得深思的是，當年輕人減少依賴傳統媒介轉而投入他們眼中的美麗新世界之同時，大多數上一輩受眾仍未掌握網上收發資訊的具體方法。就以今次碼頭事件為例，在社交網路上，年輕人也許早已看過了如碼頭的辛酸一系列針對工人苦況而製作的群組或相關內容，但年長者卻一直從傳統媒體上接收到工人為「個人私利」不惜「犧牲大局」的資訊。 這種由網絡媒介盛行引發出來的數碼鴻溝，誓將加深兩代人之分岐及隔閡。 總結： 「媒體即信息」，這句老話對於那些讀過傳播學理論的朋友而言只是一句ABC而已，但從碼頭工人罷工事件看來，如何消弭兩代人在接收、閱讀、整理和分析資訊之差異，或使兩代人能夠在差異之中維持互諒互讓，誓將成為香港社會未來的一大考驗。 延伸閱讀及收聽 [三師會] 碼頭風雲 碼頭工潮圖輯 這是一場帝國反擊戰 原文(附連結) http://tommyjonk.xanga.com/772553333/%E5%BE%9E%E7%A2%BC%E9%A0%AD%E9%A2%A…

『至於『幻想的力量』，則是來自自身的經驗。若問那個充滿不安又缺乏自信，拙於表達自己的我，當時從哪裡得到自由，答案是有時從手塚（治蟲）先生的漫畫，有時則是從一本借回來的書。 』 – 宮崎駿 感謝各位來到今天的宮崎駿放映會。我不知道大家來這場放映會前是帶著什麼樣的預期，但對我來說，今天的放映會不單單是放一下電影。對我來說，播放宮崎駿的電影，本身就是一場社會運動，而這場運動的目的是『想像力的釋放』。像反國民教育這種社會運動，要反抗的是一種體制上的，具體來說是政策上或者管治上的籠牢和控制，而『宮崎駿』這場運動，要反抗的是想像力的籠牢和控制。而沒有了想像力的釋放，就不會有體制性的社會運動的發生。想像力往往是人類行動的起點。 有關想像力的釋放，我想談兩個具體的題目：教育，和人和自然的關係。但我必須強調，宮崎駿的作品裡包含的，絕不止這兩個題目。先談教育。在宮崎駿談創作理念的合集《出發點》和《折反點》中，他常提到對日本教育制度的不信任（而我認為宮崎駿的談話有一種普遍性，正如他的電影作品，對當下的香港和中國也具有批判力）。在一篇名為《國家的前途》的對談裡，他說『明治以來，我們為了趕上歐美列強而效法他們的教育制度，現在，不妨好好地做一次檢討。 』『小學教育非改不可，小學不好，等到國中，高中再改，就太晚了。 』 想像力的破壞，源自把教育當成投資 宮崎駿不信任的教育制度的原因是什麼？他在訪談裡指出，當下教育制度的一個本質性的錯誤，就是把教育看成是對將來的投資。他說：『大人以為先在孩子的童年進行投資，以後就能得到莫大的回饋；我想這種錯覺就是最大的問題。我什至以為，這全是過著無聊人生的父母硬要把幻影投射在子女身上的結果。 』這種教育實行起來，就出現了『高壓式』的教育。在香港，很多中產家庭的小孩子，從小學（甚至幼兒園）開始，除了每天上課和做功課外，還要參與各種不同的『課外活動』或『興趣班』，縱然他們對這些活動不一定有​​『興趣』。體育，音樂，藝術，外語，這些本應是每個人就自己的天賦和興趣而選擇參與的活動，變成為滿足名校收生要求的『必修課』。相對的就是玩樂時間的減少，和在玩樂時產生罪疚感。但自由自在的玩樂，對孩子的想像力和把想像化為實踐的能力，極為重要。正如對談者筑紫哲也在評論當下教育的影響時說說：『我想，受影響最大的應該是孩子的兩種能力吧。也就是說，小孩子擁有自己動手做東西的創造力，以及如果把他丟在一邊，就算是莫名其妙的東西他也會玩得很起勁的想像力。 』 宮崎駿對這種教育制度的回應是什麼？他沒有提出一個宏大的改革藍圖（這種做法也太不宮崎駿了）。但他常常在自己的作品裡提出問題。他說過：『人類這種生物，對於本身的存在必須更加深思才行。』『我已經點出問題了，接下來，該是每個人認真去思考自己該做什麼的時候了。』而正如文首的引文裡說，宮崎駿是個相信『幻想的力量』的人。 但我認為他的作品提出了一種『其他的可能性』。主流教育用的是一種『工廠模式』，先決定你想要什麼outcome（結果）， 然後根據outcome制定input（輸入)，這就是所謂的『目標為本』。因為他們沒有掌握到小孩的一項重要心理：『孩子只會認真做好自己感興趣的事情』。當我們還是孩子的時候，我們不會去理解那些看來無聊的課本將來能帶給我們什麼好處。它們除了是無聊的東西，就什麼都不是。因此我一直認為，教育是一門需要幽默感才能做好的職業，而且需要的是一種孩子能理解的幽默感。 宮崎駿曾把做動畫比喻為賣甜點：好的甜點會帶有營養，但吸收營養最好還是吃主餐。吃甜點最重要還是為了感覺幸福。但當市面上流通的都是有問題的主食，甜點卻變成我們要依靠的。

（獨媒特約報導）到了藍田的居屋單位，按門鈴。門開了，兩個可愛的小男孩擁抱我們的腿，阿娟和Ricky在聊天。還有兩位同住婦女阿琼和阿英，分別在看電視和在廚房弄食材。Ricky（余偉業）是這家屋子的二房東，也是創效企業 「要有光」（社會地產）有限公司 創辦人及行政總裁。婦女和小孩是合租三房客，來自三個基層單親家庭。單位業主是一名私人物業投資者。整個計劃透過私人市場，善用地產資源，創造經濟和社會效益，解決貧窮問題。 具體來說，地產資源，是指投資者的物業單位，即是「光房」。單位以合租形式租給有迫切住屋困難的單親家庭，而租金是按個別受助家庭的負擔能力而定。 創造基層租務市場 「要有光」在2010年成立。用私人樓宇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似乎有點難以置信。Ricky固然認同政府應該幫助基層市民有基本住所，但眾所周知，現在香港沒有 租金管制 ， 租住權保障 又偏袒業主。他看到香港私人租務市場缺乏供應合宜住房給基層家庭：「要麼租金太貴，要麼環境太差。我希望創造這市場。」 為何會是Ricky開始這大計？他說他願意嘗試新事物，看到有市場需要，之前在商界工作時，接觸不同群體及思維，聽到諾貝爾和平獎得主Muhammad Yunus透過微型貸款改善孟加拉窮人生活的分享，妻子大力支持，也是原因。他現在全職營運「要有光」業務。在記者會過後，陸續有人跟他洽淡出租物業。有兩家在港島的光房在3月底入伙。也有一些社福機構查詢能否轉介個案。 光房租客為單親家庭 到現在，光房受助對象是單親家庭，因為這個群體的住屋需要最殷切：「在惡劣環境下，女性和兒童容易成為受害者，而在兒童時期成長出現問題，在青少年時間才解決，需要的資源會更多。此外，如果有成年男性在合租單位，女性或許感到不舒服。要排優先次序，選擇女性和兒童是自然的。」再者，如果婦女是新來港人士，她們不符合申請公屋資格，只能租住私人樓宇。 2011年香港人口普查顯示，月入少於6,000元的單親女性有 12,168人 ，當中只要有5%居住不適合住房，那已經有600人，還未計其家庭成員。以每個光房容納3個家庭來計算，香港需要張羅200個光房。Ricky 看準了這個market niche。用另一個角度看，是政府一直沒有提供或規管市場，讓基層單親家庭得到合宜住房，才有這個niche。 他知道政府未來會興建公屋，但政府猶如航空母艦，改變方向需要時間，至少由填海造地到入伙還有數年。這段時間需要有方法照顧基層住屋需要，由私人市場處理較有效率。 對他來說，長期居住公屋或購置物業，未必是基層最好的選擇，因為日後生活或會出現變化，租住房屋數年更配合特定生命階段的發展。他希望日後光房越來越多，不用輪候才能入住。 今回採訪的居屋單位，實用面積554平方呎，三房兩廳。 成為光房租客，條件有三 參與光房計劃主要有三個條件：個案住屋需求越迫切，預計在參與計劃後幫助越明顯，以及家庭遷往新社區會否造成不良影響，例如要付很多交通費才能上班或教會。不過，因為現時光房數目有限，有時即使遇上有需要的家庭，也因為光房面積不合而未能居住。 以阿英兩母子為例，兒子在唸大學，只靠母親收入養家。光房可以讓兒子專心學習，畢業後可以掙錢，分擔財政壓力，自力更生，又騰出光房給其他家庭。阿娟和兒子誠誠之前住在馬頭圍舊樓劏房，地方小而且天花漏水，晚上睡覺常被木蝨咬到，居住環境惡劣 （見另文） 。連同另一對阿琼兩母子，三個家庭在民間團體轉介下，認識「要有光」。Ricky認為有民間團體介紹，業主對住客較有信心。三個家庭跟業主互相認識，又在嘗試同住順利後，才簽租約，最長3年。 阿娟丈夫年前過身，兩母子搬往馬頭圍劏房，居住環境惡劣。在同根社介紹下，現在住在光房，誠誠也有地方玩玩具。母親感謝Ricky，又繼續在同根社當義工。 租金釐訂透明，租戶按能力交租 「要有光」是一間公司，同時是二房東。賺錢方法就靠租約差價（見主題圖片）。簡單來說，業主放租單位，「要有光」向大業主交租，租金低於市價。「要有光」再向光房租客收租（例如今次的三個家庭），收到的租金多於繳交的租金，差額就是公司收益及單位管理費。Ricky強調兩點：第一，是業主完全知道光房租客交多少租金給要有光；第二，光房租客的租金，是租客負擔得來的，例如多數只收取綜援戶租金津貼。因此，光房的單位一定要合租，而單位能夠容納不同家庭。 著重成效評估 Ricky自言不懂如何評定社會效益，例如光房租客入住前後的生活質素變化，於是找來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協助評估計劃成果，透過觀察首次光房運作，構想指標。「做好事一定要有效益，我是商界出身，問題是追求甚麼效益，很多人想到效益就是經濟效益，我想到的是社會效益。」他說。 創投基金支援：人和網絡 「要有光」是 「香港社會創投基金」 （Social Ventures Hong Kong，SVhk）的其中一個項目。基金本身聚集了各類專業界別人士，支援各項創新事業（其他項目包括「暗中作樂」和「好單位The Good Lab」）。Ricky強調人和網絡十分重要：「這家光房業主和社福機構也是靠SVhk網絡認識的。後來多了宣傳，人家就直接找我聯絡。」計劃也有律師協助解決租約等法律問題。他相信不少人也願意幫人，每個人也有才能。「要有光」是一道橋樑，配對人手和物質資源。「其實不少業主持有的私人物業，不少都是空置，但不懂得如何好好運用，你叫業主捐出來，似乎不可能，但樂意借出來幾年，改善基層環境。」他說。 除了業主和社福團體外，其他義工也可以參與光房計劃，例如幫小朋友補習，幫助單位裝修，安排住戶參與社會活動，介紹工作及課程進修。 社會網絡：致勝之道及挑戰來源 整個光房計劃其實是一個business model，但要同時達到社會效益，不是要求公司要「賺到盡」。這個model的成功之道，在於對象及人際關係。受惠對象是單親基層家庭，而且過往居住環境惡劣，一般較易得到媒體和人們體恤。業主跟Ricky認識，相信「要有光」妥善安排租客；民間團體則要挑選能夠和平共處，以及有脫貧、助人自助信念的租客，以符合計劃目標。「要有光」本身是SVhk項目，有一群專業人士扶助計劃。出奇的是，「要有光」投入的金錢其實很少，多的反而是時間和精神。計劃的風險其實很低。 當然，人的能力和網絡有限，單靠Ricky和「要有光」發展基層租房，難免過份樂觀。理由簡單，人際關係是難以複製的，人家是相信你，才願意參與計劃。可行辦法是化整為零，複製business model，很多人運用各自網絡撮合不同團體。 光房計劃不能完全解決住屋及貧窮問題，但其創業意念及著重社會目標，短期解決基層家庭住屋需要，也許比大公司高喊著重社會責任，卻不關顧社區及僱員健康，更顯商界關懷。 採訪、撰文：易汶健、autumnyu 協力：Melody Chan

先利益申報，筆者持有和記黃埔（0013，和黃）股份。數量當然不及李嘉誠先生透過長江實業（0001，長實）持有的多，也比和黃大班霍建寧先生都要少得多，不過已足以讓筆者享受每年逾3厘的息率，及持有至今逾三成的股價升幅。想當日歐債危機爆發，和黃股價跌至近年低位，公司發出 「月報表」 ，詳列營運數據及公司價值，最後一頁的結論是「管理層繼續集中於推動增長，同時為股東產生價值」，就是相信這句話，讓我成為了股東一分子。 根據 港交所公告 ，和黃將於本年5月21日（星期二）正午十二時，在九龍海逸君綽酒店舉行股東大會。本來這是一年一次「朝聖」的大好機會，讓我們這群小股東與公司董事見面，有機會就公司管治、發展方向等提問（對一些長期股東來說更是飽餐一頓的機會）。但近日香港國際貨櫃碼頭（HIT）的罷工事件愈演愈烈，看來有很多問題已經等不及這個場合提問了。 貨櫃碼頭業務是六大支柱之一 作為和黃股東，我當然知道貨櫃碼頭業務是公司六大支柱之一，HIT更是香港經濟的大動脈。必須指出的是，和黃透過持有新加坡上市的和記港口信託（HPH Trust）27.6%單位，全權控制HIT。HPH Trust是什麼呢？這是一家商業信託機構，類似香港電訊信託（6823），將一盤生意化成基金單位出售予投資者，再委託管理人員營運。現時的管理人（Trustee Manager）為Hutchison Port Holdings Management Pte. Limited（HPHM），根據 HPH Trust網頁 ，HPHM正是和黃的全資附屬公司。 這是什麼概念？HPH Trust網頁解釋管理人的職責如下： The Trustee-Manager has the dual responsibility of: • Safeguard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investors and; • Managing HPH Trust’s businesses. The Trustee-Manager has general powers of management over the business and assets of HPH Trust and its main responsibility is to manage HPH Trust’s assets and liabilities for the benefit of the investors.

這是碼頭罷工現場認識的工友偉業製作的Photostory 是一個身上充滿紋身的有型人 整整四十二分鐘的圖片拍下了四月七日的一整天 從碼頭去遊行, 到完成遊行再回到碼頭的完整紀錄 謝謝工友的創作及任由其他人分享 [草根.行動.媒體 http://grassmediaction.wordpress.com] 影像串流:  See vide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