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獨立媒體

文／提子 (黎子恆) 近日看到了一篇很有趣的文章，發現原來我們一直忽略了殘疾人士最不為人知的需要，亦是我們一般人的需要─性慾。 這篇文章名為 “On Seeing a Sex Surrogate” ，中文譯名為 「尋找性輔導師的故事」。作者為Mark O’Brien，是一名記者兼詩人，亦是一名小兒痲痺症患者。Mark 患有嚴重的小兒痲痺症， 令到橫隔膜以下的身體部份都萎縮了，而不能動彈而需整天睡在電動輪床上外。亦因為如此，Mark看不到胸口以下的身體部份，包括自己的私處。Mark更有嚴重的脊椎扭曲變形的問題，令到Mark 難以呼吸而需靠一個圓桶形的鐵肺生存下來，一天只可離開鐵肺約一小時。 但人類的本能─性慾並沒有因為四肢的癱瘓而失去，反之因為父母的原故而令Mark 去壓抑、扭曲什至恐懼自己的性慾，為自己有性的念頭而有感到羞恥。 但奈何，Mark的心底最深處卻是渴望被愛、渴望性。 最後Mark正視自己的性慾並決定尋求性輔導師的幫助，一嘗性的感覺。而他的故事更被拍成電影,名為 《The Sessions》。 這個故事某程度反映了我們這個社會對「性」的避諱。我們自小的生活環境及社會，在學校，在家裹，老師和家長都什少跟我們談起「性」的話題，什至視之為一種禁忌，視之為「非禮勿說」。在這種環境下，難怪青年人未能吸收正面及全面的性教育。 而在避諱性話題的同時，我們不知不覺間避談了他們在這方面的需要。事實是他們身體雖有所缺憾，但他們的性功能卻是健全，並且與我和你一樣，擁有性慾。 而作為健全人士的我們雖然口裹不是常常提起性的話題，但我們卻擁有能力去追求性和愛的滿足。我們可以去追求異性，成家立室而去得到愛與性。我們更可以如電影《喜愛夜浦》般去夜場尋找對象，夜夜笙歌。除此之外，作為健全人士的我們更可拿出所賺取的薪金的一部份去光顧性工作者以滿足性的慾望。如果不喜以上方法的人士更可隱於一角自行解決。 那麼那些殘疾人士有性需要時怎麼辦？可能你會說解決方法很簡單，只要有人願意幫助解決他們的性慾望便可了。實情是他們所面對的問題卻比我們想像中大。他們需要擺脫的是精神上的枷鎖。 正正因為他們身體上或精神智商上的缺惑，我們不知不覺間就認為他們不是恰當的老公或公婆，而我們的看法亦無意之間形成一種束縛，阻礙著殘疾人士去追求異性，去追求愛以至追求性的滿足。還記得小時候看的一套叫作《肥貓》電視劇（當年亞視製作的電視劇質素遠比現時無線的佳！），主角肥貓（鄭則士飾）是一名嚴重智障人士，他和同是智障人士的女孩子啊芳（寶珮如飾）相愛上了。但他們純真的愛卻受到父母間的反對。原因離不開一個──兩名智障人士難否有能力照顧自己以及將來的孩子。相信這個很現實的原因亦是每一個殘疾人士去追求性與愛的障礙物。試想想，有哪個女孩子願意將自己的終身幸福付託結一個連自己都未必能好好照顧自己，經濟能力成疑的殘疾人士。而又有哪個男孩子願意在一大片森林面前，娶一個殘疾人士作老婆。而正正因為這些很現實的問題，殘疾人士要去追求性與愛的阻力比常人大。 試想想，若追求戀愛的阻力已經這麼大，莫說是追求性的滿足。而性在今時今日仍是一種禁忌似的話題底下，更令一眾殘疾人士難以啟齒。 而性輔導師的出現正正幫助了這些殘疾人士。 他/她們幫助他/她們去了解自己的身體。他/她們幫助他/她們去思考性。他/她們幫助他/她們去面對性。他/她們幫助他/她們去有個健康的心靈。 他/她們幫助他/她們去體驗性。他/她們幫助他/她們不再殘疾。他/她們幫助他/她們去有個健全的生活。他/她們幫助他/她們不再殘疾。 假若香港出現了性輔導師，不知會否有一班衛道之士出來口誅筆伐呢？ 面對著這個看似性開放，又看似性無知的城市， 是否又需要性輔導一下？ (本文刊於學生自資刊物《頂理》創刊號，網上版請見：http://www.facebook.com/ding2lei5) 補充資料： １.性輔導師雖然在有需要時會和案主進行性行為，但卻不同於性工作者。性輔導師會為案主提供輔導，教他們如何正確看待性，更會教他們如何解決和性相關的問題，令案主不再懼怕性。而他們所提供的性服務通常只限於6至8次，目的是以防案主愛上性輔導師。在荷蘭更有36個市政府為殘疾人士支付一個月3次的性愛費用，以令殘疾人士在性方面得到滿足。 2.

禽流感再度來襲，人類固然受害，而動物更是第一苦主。一隻染病，數條生命陪葬；看著新聞鏡頭，也覺悽然。 為甚麼禽流感總是每隔數年出現一次﹖或許這是必然的結果：視雞鴨為商品、貨物的人，根本不會關注動物福祉：這些被視作生財工具的動物；被迫密集地住在一起。商人只在乎牠們下了多少蛋、重多少千克，何時可出售；商人只在乎生意的利益與成本。動物健康與否，人類是否受影響，從來不是商人所關心的。我們只能說，商人在「生產」動物，在剝削動物之餘，也拿人類的健康開玩笑：錢在商家口袋中袋袋平安，可一旦發生疫症，就要全人類付出代價。 如果事隔千里的上海，也令香港人感到受威脅，那麼，如果有朝一日，在你家的隔鄰左右，就有一批毫無專業知識的人，以同樣的商業方式，利用動物賺錢，要整個社會付出代價，你會否同意﹖ 說的是漁護署近日提出的139B修例。一眾動物團體都支持是次修訂，但卻擔心署方提出的條款實在太寬鬆。飼養動物，甚至讓其繁殖，本來都是個人自由；只要飼養者有愛心，好好照顧自己的動物，其實沒有問題。問題是，當事情加入了「商業」元素，一切就變質了。飼養動物作家中一份子，和繁殖動物作買賣，是完全兩回事：前者把動物的健康、衞生、保健、醫療和良好的生活環境等作最重要的考慮，後者卻把動物視作生財工具，以賺錢為先，務求搾取最大利益與付出最低成本。署方的修訂為這類人大開中門，卻要整個社會冒健康的風險，是否合理﹖ 有關139B的修訂問題，之前已有很多文章提過，我嘗試將之整理如下： 1.署方提出的修訂內容：無須商業登記牌照 後果：住宅內可繁殖，影響民居衞生 2.署方提出的修訂內容：無須專業繁殖知識 後果：無知而只顧賺錢的繁殖者胡亂讓把不同品種的動物交配，遺棄賣不出的動物，造成死亡、疾病等衞生風險 3.署方提出的修訂內容：牌照不設數量上限 後果：持牌人遍佈全港，署方無法監管場所衞生 從以上可見，139B的修訂內容，是社會上的一個衞生炸彈；無良私人繁殖者得益的同時，卻要全香港人和全香港動物付出沉重代價﹗漁護署掌管的是動物福祉，而動物福祉正正就關乎人類福祉，何以署方要為少數金錢為上的私人繁殖者護航，把香港人和香港動物置於險境﹖ 我們一眾團體堅決贊成139B修訂，但必須是單一的高門檻專業牌照﹗若強行向私人繁殖者發牌，後果堪虞﹗

（獨媒特約報導）猶記得去年膠粒事件，大嶼山三白灣如「雪景」一般，膠粒厚厚覆蓋整個沙灘。膠粒事件後，海上廢物的問題短暫引起公眾關注。不過一個更大的陰霾在三白灣一直揮之不去。長年以來，愉景灣一帶持續發現針筒，針嘴、甚至殘有液體的藥瓶。三白灣雖屬公眾沙灘，但位置偏遠，政府只會間中清理，醫療廢物長期留在沙灘上。當年首先揭發膠粒事件，愉景灣環保組織 DB GREEN 成員 Tracey Read 擔心，每逢週末都會有過百家庭，帶同小孩和寵物來愉景灣遊樂，他們一不慎就可能被鋼針所傷，後果嚴重。記者向環保署查詢，署方表示並無發現，但記者到訪當日向外判的清潔工查詢，該工人表示每次清理沙灘都可以輕易找到醫療廢物，問題亦不單止是三白灣而是遍及大嶼山。 沒有如「膠粒」般引起公眾廣泛關注的事件，政府部門的態度又回歸得過且過。 圖：Tracey Read 展現少部份收集得來的醫療廢物 從七年前搬入愉景灣開始，Read 就不停受醫療廢物問題困擾：「你不知腳下會有什麼危險。作為家長，想帶小孩到沙灘玩，但沙下面又可能藏著針筒，心情十分矛盾。 Read 表示有些狗主喜歡到沙灘放狗，雖然狗不會吞食藥瓶裡的殘餘物，但狗隻出於好奇心往往會去碰針筒，一不小心就會被意外刺到。居民更擔心針筒的源頭可能來自船上吸毒者，或者醫院病房，病毒和疾病會因此傳播。 清潔工：十分常見 遍及全島 記者就此事向環保署查詢，署方回覆稱「在三月初南早報導事件後，已經多次派人到三白灣、坪洲、長洲、南丫島及大嶼山南部的沙灘巡查，並無發現任何醫療廢物。」環保署並表示無證據顯示有關醫療廢物是源自本地醫療機構，又謂香港有完善機制收集和記錄醫療廢物，表示三白灣廢物可能源自海上船隻和海面漂浮垃圾。 不過就在採訪當日，記者遇到政府外判的清潔公司正在清理沙灘，細問之下發現與政府的解釋有出入。其中一名清潔工表示大嶼山的沙灘多，位置偏遠，每次他們都只從水路前往。大部份沙灘每月只會清理一次。三白灣的情況已算良好，大嶼山西面沙灘例如二澳和分流的情況則更加惡劣。該清楚工人表示「針筒，藥瓶很常見，每次清潔都會執到。」他又表示這個情況在夏天颱風季節時情況會特別嚴重。他估計這些醫療廢料來自遠處水域，然後隨著海浪被沖上島。 圖：連帶針頭的針筒，經常在三白灣發現 政府拒絕追查來源 在Read給記者展視的醫療廢物中，有寫上繁體字的，也有的是簡體字。Read 曾要求政府追查這些醫療廢物的來源，但政府多次因為資源問題，拒絕為 Read 提供藥物成份測試。「這些測試的費用相當昂貴，沒有政府幫助基本幾乎無何能得知這些醫療廢料的源頭。假如政府認真處理事件，除了化學測試，其實還有很多方法可以著手，其中一個是突擊檢查醫療廢物產生者，看它們有沒有用在海上棄置醫療廢物。」 現時全港有七家持牌醫療廢物收集商，所有醫療廢物產生者須用這些持牌收集商運走醫療廢物。當中有無人為了減少成本，繞捷徑將部份醫療廢物棄置在海上？只有政府認真巡查，才會得到答案。但環保署稱現階段正進行研究以了解海上垃圾的來源，並無回答會否加強巡查醫療廢物生產者。 圖：印有簡體字的醫療廢物 Read 所屬的環保組織 DB GREEN，定期組識居民、學生和義工清潔沙灘，但成效有限。因為一日不堵截源頭，醫療廢物只會繼續糾纏。她說：「清潔活動只能短期使沙灘乾淨，只解決表面問題。但居民如何努力清潔沙灘，海浪也只會把更多廢物從海上沖上岸。 Read 表示愉景灣即將有新酒店落成，離三白灣不遠，假如政府不妥善設理好問題，將會增加愉景灣遊客的危機。 其實南華早報早在十八年前就已經有報導指在三白灣發現醫療廢料，證明這個問題不是一朝一夕。十八年來，只是政府對事件充耳不聞，任由這個問題存在。膠粒事件，大批市民自發執膠粒，很大程度是一種「政府唔執我去執」的抗議態度。政府要繼續沿用這緩慢的思維嗎？ 編輯：黃俊邦

（獨媒特約報導）貨櫃碼頭工潮持續十一日，香港碼頭業職工會及各界支援碼頭罷工後援會發起「碼頭工人撐到底」大遊行，號召全港市民支持碼頭工運。遊行隊伍下午三時由維多利亞公園出發，經長江中心遊行至政府總部，大會指有四千人參與遊行。出席者來自五湖四海，有合約制的受害者、普通學生、留學生、外傭等等。 普通市民黃小姐最初只是透過報紙和電視得知此事，但她對碼頭工友的遭遇身同感受，因此她以前曾任合約制的文職工作，感受到工友不受保障和不公平的難受。她認為現在在香港很多工作也是合約制，市民應該關注這個問題。 浸大胡同學跟表姐參與遊行，稱自己只是普通大學生，也要來支持工友爭取應有權利和工資。她是透過網上平台得悉此事，除了遊行外，她亦捐錢支持。對於學生參加工潮，她認為學生有意識去支持是一件欣喜的事，希望勞資雙方談判成功，工友得到合理的待遇。同是浸大學生的社工系池同學指自己父母都是低下階層，深深明白到碼頭工人的困難。「社工學生一直以同行者的身份支援工運，早前亦到過碼頭聲援工人，以及募集物資。」 是次遊行亦有一些外地朋友參與。居於新加坡的加拿大學生 Simo 曾經參與2012年魁北克之春學運，抗議高昂的學費和爭取學術自由。今次來到香港參與遊行，他稱讚香港人很和平理性:「蒙特利爾的示威經常都與警察發生很大型的衝突，但香港的遊行人士都十分冷靜地理達自己訴求，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於理工大學攻讀博士的內地學生梁先生，一直關注是次罷工事件，他說香港工運與大陸的工運明顯有著差異，內地過去沒有社會運動傳統，即使得知有罷工行動，最多只會在網上關注，而很少有聲援的行動，不像香港，能夠看到市民與學生的身影在其中。 外傭參與：與工友像是一家人 外傭團體也有參與今次遊行，她們聲嘶力竭地叫口號和唱歌，為工友打氣之餘，也遊行增添活力。「今天要遊行支持自己的朋友，而朋友就是碼頭工友。」印傭 Ganika 說，「家傭和工友一樣，沒有合理待遇，如工資、休息時間等。而且跟工友談天，大家好像一家人，即使國籍不同，但目標一致。她說自己人工也很低，所以只能帶食水去支持。」她說工友一定要繼續抗爭，抗爭到底。 工友：首次上街 看到市民和學生對工人的支持，有第一次參與示威的工人表示很鼓舞，亦有工人與女兒一起參與遊行。工友阿明本身認為好像不關其他人事，但其實大家也是「打工仔」，應該互相支持。亦有工友指他們信心會贏出這一場仗，日後更會為勞工權益出一分力:「很開心今次看到來自各行各業的工人都來支持我們，認識了其他的工會、社工和學生，其實他們都沒有義務支持我們的。如果香港再有工運，我們都會站出來支持。」 遊行完結後，工人返回碼頭繼續罷工。左翼21、學聯等團體則與參與遊行的人士於政府總部進行小型討論會，探討如何將工運帶入社區。 記者：辛辛、吳卓恆、李雨夢

一個不讀歷史的社會是多麼恐怖。最近戴卓爾夫人的檔案解封，內容談及就香港與中共談判，一些本土派攻擊司徒華為首的民主派當年打着「民主回歸」的旗號，「出賣」了香港。 正如筆者舊文〈 泛民內鬥二部曲：反蝗與反反蝗 〉所說，泛民互相傾軋，遭重重打擊後，不少本已受人民力量激進思想影響的青年，民主信仰出現真空，極左轉極右，本土派應運而生。 本應香港獨立，或者回歸英國統治，是個人政治信仰，立場上無可非議之處，不過一些本土青年為了正當化自己的信仰，嘗試從扭曲香港過去的歷史面貌，便是在刪改港人共有的記憶遺產，便不能不出言制止。 不少本土派的首要敵人不是共產黨，而是泛民主派，而且對之攻擊之猛烈，毫不亞於中共報章，而泛民主派最大的歷史罪名，莫過於「民主回歸」送香港入中共的虎穴之中。 只不過從二〇一三年的角度，去刁難一九八二年的人，刪去當時香港的政治社會脈絡是絕不公允。在八二年前的十多年光景之間，香港又到底處於甚麼的狀態，港人處於一個怎樣的心理境況？八十年代前的殖民地政府首腦絕大部份都是英國人，香港的經濟命脈，還是牢牢掌控於與殖民地政府關係親密的英資財閥之下，發出遠東商業帝國的餘暉。政商之間，基本上是以大部份普羅市民不諳的英語維繫的，縱使七十年代香港的社運和學運界發起中文運動爭取了中文成為法定語言，英語作為統治階級的語言地位是超然的，也是要投身管治階層的必要條件。外國人以外語壟斷的官商統治系統，如果今天的以港人文化為宗的本土派回到過去，會站在社會運動的一邊還是統治階級的一邊呢？ 八二年前在殖民地互相較勁的國共之爭已經逐漸式微，取而代之是火紅年代的學運和社會運動。一九七二年的保衛釣魚台示威，被警察以警棍追打至頭破血流的情景在上一輩社運人口中還是歷歷在目，一九八〇年國際政治刊物《新政治家》踢爆殖民地政府政治部轄下的壓力團體常務委員會，對眾多學生組織和壓力團體進行滲透、監控、輿論戰抹黑等工作，當中包括學聯、教協、香港觀察社等。加上了惡名昭著的《公安條例》，免經審訊便可遞解出境的權力，還有六六、六七年的兩場大規模暴動（六六暴動和香港反英獨立運動，詳見拙文〈 港獨之父馬文輝：六十年代的民主運動 〉），廉政公署成立前後的警隊貪污風氣和官警衝突，英殖時代的香港，絕不是八、九十後想像的花花世界。 殖民地年代種族階級觀念分明，深層的種族主義無處不在，政治社會風氣保守抑壓，殖民地彌漫着的，是一片十九世紀的殖民主義氣味。香港人對殖民管治的普遍心理在呂大樂的《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有深刻的描寫，他們對殖民地政府有一種故意的疏離和區隔，一些人甚至有潛在的抗拒。這種抗拒背後的基礎，自然要追溯自自身的歷史文化身份，結果中國國族身份便成為一個正當理由。這跟今天的本土派舉起龍獅旗的英殖身份，抗衡中共的國族主義一樣。但當年尋找中國國族身份也分成兩大宗派，火紅年代的大專的「認中關社」，便分成了全盤接受中共政權的「國粹派」，以及有批判精神的中國國族主義「社會派」，其中社會派內的眾多人物後來成為本土派的口中，中了「大中華情花毒」的泛民主派。 泛民主派的中國國族主義，以何俊仁為例，可追溯自錢穆、牟宗三、徐復觀、司馬長風等的反共國族主義思想，四九年大陸變色紛紛南來避秦的中華傳統旗手這一套「花果飄零」精神，便受美國大力支援促成新亞書院的誕生，也成為新亞校友劉細良的〈 花果飄零—殖民地的文化認同 〉故事。這種批判思辯精神的反共國族主義，成為排拒中共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武器，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精神來源，「民主回歸」的理論基礎。然而本土派挾英殖身份抗共，當中不見對英殖時代的公正評價，盲目把英國統治寫成美麗的神話，不尊重歷史事實，未有批判精神，比泛民的反共國族主義相形見拙，吹捧陳雲的仇恨民粹理論，甚至落得跟當年支持四人幫的國粹派同一層次。 然而這種「民主回歸」的想法對英國與中共的談判有多大的影響？當時的民調清楚反映大部份人都希望維持現狀。不論是他們根本不當自己是中國人也好（有某些極端的本土派論者真的相信「大中華主義」是泛民對港人洗腦的結果）、恐共心理也好，還是基於政治冷感的保守態度也好，「民主回歸」並非主流意見，更非戴卓爾考慮的因素。 相反，戴卓爾夫人諮詢的港人對象，在八二年的三次會談中顯示得十分清楚，行政局非官守謝員、工商界代表、包玉剛。在檔案之中可以看到，前兩者對倫敦與北京的會談中完全被動，只跟隨戴卓爾夫人的鼻子行事，除了包玉剛外。船王包玉剛在七八年返大陸營商時已經與鄧小平建立私人關係，鄧告訴他中共會在九七年接管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不變，地契可以延續至九七以後，包玉剛迅速棄船登岸，大規發展房地產事業，收購九龍倉，成功於世界航運業式微之時延續其商業帝國。包玉剛更於香港前途談判中充當鄧小平的傳話人，對戴揆說若果香港經濟出現動盪，中共可以趁低吸納，買起香港資產。 戴卓爾夫人堅持兩條不平等條約有效，英國擁有香港及九龍主權，直至駐華大使柯利達告訴她九龍和新界的邊界只是一街之隔，而鄧小平早已決定九七年接管香港原則不會退讓。其實早在戴卓爾夫人訪問大陸之前，香港的前途已成定局。而英方也在八一年修訂國籍法，褫奪了港人公民身份，餘下要做的便是確保英國統治下的香港保持繁榮穩定，以及英陸的良好商貿關係，這一基本方針直到六四事件後大幅改變，已是後話。香港的社會領袖除了移民海外，就只有中共統戰之下委任成《基本法》諮委、草委的工商界和「民主回歸」的民主派在九七前後力爭民主政制以保障港人的自由和人權鬥法，在六四後遠赴美國國會爭取關注，甚至要求重訂聯合聲明。民主派這算是將香港人送入虎穴嗎？ 然而新一代以九十年代彭定康正值大力量推動民主，提拔華人出任政府首腦，英資撒離香港令社會向上流動速度前所未有的快，他們把依稀記得已經大幅去殖的殖民地美好生活體驗，加上一些專欄作家幾篇偏頗的諷刺文章，來對比大陸近年的急速崛起沒有如所料的給予香港繁榮安定，反而強大的經濟向心力把有把香港本土文化和英國人遺下的制度吞噬之跡象，中共隨着經濟改革會促成的政治改革仍沒發生，但香港人的危機感已頻臨崩潰，本土派舉起英殖象徵的龍獅旗而興起並非偶然，但香港以及民主派的困局也非主觀意志所能改變。 筆者不敢說以上對歷史的分析及見解都是沒有錯誤的，它畢竟只是眾多切入面之一，不過我們在責難上一代人時，不能永遠只站在自己處境和感受，就像筆者的一篇文〈 愛民主的香港人，你和你的祖父輩們 〉提出，不剖析當時的時局和那一代人的處境，便施以道德審判，往往變成這一代罵老一代，呂大樂叫舉龍獅旗的人要面對殖民時期的不公，反遭狠批的失語情況。這反映不僅是香港不同世代的思想文化斷層，而且更反映了整個港人的歷史記憶原來是如此脆弱，如此容易給扭曲和刪改，事實本是可以為自己說話，而非為某特定政治立場服務，但當社會都不認真對待歷史，這些人便放棄了記憶的權力。這種權力今天雖可為本土派利用，但明天更可以為統治者刪編。 可能有些會認為在facebook加入一個以香港歷史為名的page分享香港的舊照片，繞過閱讀那些認真的香港歷史研究著作，便滿以為已經充份理解這片土地的過去。他們然後便可把自己對美好殖民地年代的想像，都投射在那些facebook上的舊照片上，大讚以前中環的殖民地建築多麼的美。然而呂大樂在那時社會商討拆卸舊香港會時，便引述市政局議員黃夢花這樣說：「以建築藝術角度看，該建築物或有其價值，但論政治因素，則該座大樓應盡快消失，而且愈早愈好。」 戴卓爾夫人的外交檔案解封，引起全球廣泛報導，我在想有沒有可能三十年後一個以曾蔭權命名的基金會會將他一〇年峰迴路轉的政改決策過程的檔案解封，引起香港市民議論。這個想法當然是痴人說夢，特區政府在沒有《檔案法》的約束下，每天在幹銷毀香港社會公有的歷史文獻這種合法罪行，而最嚴重的，大部份香港人根本毫不關心。 貝加爾 原文按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