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 國家公眾史學委員會網站
《檔案法》對於一個國家或地區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而且更能發揮監察及約束的作用。香港卻是少數國際中沒有設立《檔案法》的地區，政府檔案所記錄的是政府內部的重要資料、文件和會議紀錄等。而一般有檔案法的國家均需在凡和政府行政事務有關的檔案，作出開立、編寫、保存及公開。當中包括一些內部指引，如公開的期限等。但正正因為香港沒有此法，致使特區政府在回歸以來，均能無需通報便可以肆意銷毀當中的文件檔案。不過，檔案法的出現其實是源自公眾史學，兩者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
公眾史學對於大眾來說或許有點陌生，這一詞源自羅拔凱利教授 ( Prof.Robert Kelly) 於1978年創刊的《公眾史家》 （The Public Historian），後至1980年更發展成為美國國家公眾史學委員會（The National Council on Public History) 。這個委員會的功能主要關注的是用歷史去解決一些社會問題，如法律訴訟、古蹟保育及市政規劃等。簡單來說，公眾史學就是服務於公眾利益的歷史學。而在實用及學性層面上，歷史學家須將自己的史學知識與技能，應用到與公眾相關的事務中去承擔社會責任，為社會培養掌握歷史知識及培養人才。
而公眾史學的領域包括以下多項，一是檔案管理，即公營和私營檔案館，二是文化、藝術和博物館，如推廣、展覽和公眾教育等。三是圖書管理、書刊編輯和教育。最後是政府機構史、私人企業史、社區史和團體史。而公眾史學的研究及紀錄人員的獨立性均十分重要，其中經費來源如接受公、私營機構的委託，而工作成果更要面對受託人或爭取普羅大眾的接受。
當中公眾史學與普羅大眾也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因為公眾史學家作為公共知識分子，要有公共關懷的社會良心，具自由意志和批判能力。他們必須在公共領域內發揮公共知識分子的作用，先是對基層群體、邊緣群體，在歷史上被消聲的人，給予適切的關懷，讓他們的聲音再現。
圖： 政府檔案處前處長朱福強多年來力爭訂立檔案法 ( am730 圖片 )
更重要的是他們肩負著重寫人民的歷史的責任，因為歷史不單是精英的歷史，人民大眾才是參與歷史的大多數，歷史是從下移上的。而公眾史學更是新文化史和新社會史的結合。而公眾史的精粹是指「公眾的歷史」，即服務社會大眾的史學專業。這是為公眾而寫的歷史，讓公眾能理解歷史；並能夠由公眾參與歷史的編寫。
此外，公眾史的另一特點是關心那些不具赫赫事功之人的態度與信仰等，亦即是民眾史。而且強調關注下層平民，連續的日常生活世界和當地人的看法，重構過去由國家和政治精英建構的歷史。公眾史著重對地方社會文化的關注，更強調微觀的個案研究；從中透過比較，展示地方性差異的重要性。
華南地方社會正是應用公眾史學的表表者。在族譜的編輯這個例子上，以珠江三角洲為例，宗族歷史的建構先述宋代由粵北的南雄遷珠江三角洲，然後經過數次的遷居，約在明代初年定居下來。但亦同時加以說明，流動不一定是宋元之間幾代的共同特點。而定居也不一定等如建立宗族，所以不要把遷移和定居的祖先作為宗族開創者。華南地方史把以上宗族的歷史記錄得十分仔細，也為後人存下了重要的一頁。
圖：部分實施《檔案法》或 資訊自由法》的國家地區情況 ( 明報圖片 )
《檔案法》正是公眾史學中「政府機構史」的紀錄，不過香港卻從缺多年；在前年政府總部搬遷時，特區政府把來自特首辦公室和多個政策局的多個檔案銷毀。檔案法之重要是因為當中所紀錄的政策制定的原因及過程、公職官員的問責甚至去年特首兩名候選人的誠信問題等，都必須要在一定限期後公開。但令人擔心的是，特區政府在沒有《檔案法》的約束管制下，已有刪改會議紀錄的前科（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處理維港巨星匯一事）。
然而，香港市民不但對政府及多個政策局如何處理和保存這些公共檔案缺乏知情權，更連檔案的翻查及閱讀權也沒有。在新加坡及澳門都已為《檔案法》制訂法案時，標榜尊重自由及法治的亞洲國際都會 – 香港，卻連和大眾息息相關的《檔案法》也從缺。回歸已經十六年，到底還要有多少政府及公共檔案文件要「不知所蹤」？《檔案法》的立法問題實在已經去到刻不容緩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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