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

法广 | 法国舆论看中国: 高铁事故暴露中国发展模式问题多

文章指出,7月23日晚间在温州发生的中国高铁动车追尾事故,令全国震惊。这次事故至少造成36人死亡(后确认死亡39人),192人受伤。事故发生后,网上出现了民情激愤的声浪,遇难者家属和网民都想弄清事故的原因。但是,当局不仅没有及时公布调查进展,中宣部除了责成铁道部统一口径发布消息外,还下令媒体撤回采访动车事故的记者。 文章指出,中宣部的做法再清楚不过了;官方也对高铁事故大为震惊,急于想让事件降温。 文章作者援引“中国数字时代”(China Digital Times)网站获得的中宣部指令说,中宣部通知各媒体:“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各媒体要及时报道铁道部发布的消息,各地媒体不派记者去采访,特别是要管好子报、子刊和网站,不要链接高铁发展相关信息,不做反思性报道。”也就是说,与所有令当局尴尬的事件一样,这次高铁事故只能由官方喉舌统一报道口径。 高铁事故成为一个“敏感事件” 文章指出,中国官方企图将温州高铁事故淡化成一起普通的铁路事故,但实际上这次事故成了一个“敏感事件”。因为,从2007年以来,中国的高铁不仅是世界上最长的高速铁路网,对于执政当局来说也是一项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战略工程。中国政府把它当作中国成功走自主发展道路的一个象征,当作中国恢复强盛的一个标志。但是,7月23日发生的高铁动车追尾严重事故,使这个神话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这就是为什么在事故发生之后,不见官员出来解释事故原因;反而全面调动官方媒体,以“大灾面前有大爱”为题集中报道救护人员在现场救死扶伤和模范公民为伤者献血的事迹。总之,在事故造成两百多人伤亡的的惨剧之后,还以以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歌颂党的领导,掩饰事故和挽救形象。 文章认为,这就是为何官方迟迟不做说明;事故发生之后两天,媒体上还见不到多少有关事故的具体信息。官方的说法是一列动车因铁轨遭雷击断电而失去动力(后来还说信号系统失灵),导致发生列车追撞事故。这就是官方向民众提供的事故解释版本。但是无数“网路公民”立即对官方版本提出质疑,并在网上分享他们掌握的信息。尽管网路遭到当局的新闻审查,尽管有中宣部下发的禁令,中国网路公民又一次在重大事件面前肩负起社会反权力的角色。 网民质疑中国铁路安全 文章指出,温州高铁事故很快成了微博上中国网民热议的话题,其中讨论的热点之一就是中国高速铁路安全问题,包括不到一个月前投入营运的京沪高铁,此前也多次出现故障。网民们质疑道,在这类事故发生之前,高铁电路就已频频出现故障,为何不早早重视,查找原因? 另有文章援引中国网民指出,几个月前中国官方人民日报向德国专家询问时,德国专家曾说一个高铁列车驾驶员至少要培训3个月,才能驾驶列车,为何中国的高铁动车司机只经过10天的培训就驾驶列车? 还有网友在博客中指出:中国铁路管理也存在问题,行驶在同一条线路上的列车怎么能由两家不同的铁路公司来调度?出事故的D3115动车系由上海铁路局管理,而另一列D301动车则是由南昌铁路局管理。由此可以解释铁路局和列车之间缺乏协调也是导致事故的一个致命原因。 文章还提出疑问:为什么这类事故会在才建造不久的中国高铁线路上发生,而运行了47年的日本新干线和1981年营运至今的法国TGV高铁却从未没发生过类似事故?营造高铁,本是为提高运输和方便民众旅行;而中国的高铁管理如此的缺乏技术安全保障和职业精神,长此下去,还要多少无辜民众的生命作代价? 文章最后指出,这次高铁事故暴露出中国发展模式问题多,包括技术和管理的缺陷和弊病。现在许多观察人士都意识到,中国这场高铁事故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最近数十年中国发展模式弊病和漏洞太多的必然结果。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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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方绍伟:“高铁”为什么这样红?

2011年7月23日上海铁路局管内“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人们纷纷质疑微观层面的管理、技术和质量问题。同时,人们也开始追问相关的宏观层面的问题:中国20年来包括动车和高铁在内的基础设施为什么发展这么迅猛?这次事故会不会迫使中国思考并改变基础设施甚至整个经济的发展模式? 1990年代以来,中国各地的基础设施发展的确让人难以置信,不要说俄罗斯和印度这种与中国同类的“金砖国家”,就连欧美各国也无法与之相比。在美国,过去近20年各地的基本面貌几乎没什么大变,铁路系统之老化和破旧则到了不堪入目的地步。而在中国各地,特别是沿海地区,基础设施和城市面貌的变化简直让人无法想象,就连二、三线城市也已经令人无法辨认。这些年地球上过半数的钢筋水泥都用到了中国的土地上,难怪有人戏称,相比之下的欧美反倒更像发展中国家,而印度之类的则完全是未发展国家。 在投入大、见利慢的基础设施发展上,为什么市场经济国家无法做到的中国却做到了?通常的看法,是把原因归之于中国特色的“举国体制”。可问题是,为什么其他类似的投入大、见利慢的项目(如基础教育、社会公德、环境保护)却没能有类似的发展速度?停滞甚至倒退的社会公德这里就不提了(见“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什么?—用’演化博弈论’解读中国人的堕落”等文),可基础设施的发展体制难道真的不同于基础教育的发展体制吗?基础设施的神奇之处到底在哪里?作为基础设施高端代表的“高铁”为什么这么红? 本文认为:中国特色的基础设施“发展体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恶性激励”的政治经济体制;在基础设施“一支独秀”背后,是一个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圈内投资人”三位一体的反均衡发展体系,它集中体现了“绩效合法性冲动”、“政治晋升冲动”和“个人腐败冲动”三个方面的行为动机,以及政府土地垄断和国有金融垄断所提供的便利条件。这种“制度化”的反均衡发展体系,是对中国本届政府所提倡的“科学发展观”的对抗和反讽,“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等,相比之下只是一种“非制度化”的愿望或空想。 1,“恶性激励”下的“大跃进” 1958年至1960年间“大跃进”,是一场由毛泽东发起的经济发展“超英赶美”的“过程政治化”的左倾冒进运动。中国近20年来的基础设施“大跃进”,则是一场吸取了“过程政治化”教训的“目标政治化”的行政经济运动。当年的“大跃进”用政治压经济,如今的“大跃进”则是用政治助经济,从而使地方政府对地方基础设施的发展出现了过度亢奋的恶性激励。 地方官员对基础设施的兴趣和努力,与他们对基础教育、社会公德、环境保护的兴趣和努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地方官员对“发展性”基础设施(如交通运输)的兴趣和努力,也同他们对“福利性”基础设施(如地下排水排污)的兴趣和努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当然不是因为中国的官员比其他国家的官员,更懂得“发展性”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重要,而仅仅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方面受到了更多的制度性激励。发展基础设施本来是好事,但不均衡就要坏事。地方官员也是普普通通的经济人,基础设施的发展失衡在结果上“不理性”,基础设施的发展失衡在行为上却非常理性。问题在于刺激行为的制度。 具体而言,地方官员在基础设施发展上的激励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涉及当代中国中央政府的政治“行为责任模式”,按照我在“党中央究竟在想什么?—论中共高层领导的行为模式”一文的分析,“党权最大化、鼓动忠诚、注重政绩”是这个行为模式的要点。随着中共的政治合法性所面临的挑战和流失,中央政府日益强调把经济发展或“绩效合法性”当成提高“政治合法性”的手段,以便用政绩来保持“党权最大化”。在这个意义上,“发展是硬道理”,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经济发展就是最大的政治忠诚。国体上的政治单一制和党对地方首脑的升迁任免控制,也最大程度地保证了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压倒一切的重视。 第二个方面涉及当代中国地方政府的政治“行为约束模式”,按照我在“不腐败才要亡党?—地方官员腐败与地方治理危机”一文的分析,“忠诚、政绩、廉洁”是这个行为模式的要点,而“忠诚、关系、政绩、资历、廉洁”则是地方官员的“晋升标准”,这个“晋升标准”造就了“升官型”和“发财型”两大类型的地方官员。基础设施发展的核心秘密就是在这个第二方面,它是中央行为模式“绑架”地方行为模式,地方行为模式又反过来“要挟”中央行为模式的结果。 我当然不是说“升官型”和“发财型”之外中国就没有别的好官,但目前中国的体制倾向于灭绝这样的好官,或者让他们根本混不下去。无利不起早,什么事情有利于升官发财,什么事情就是地方官员的兴奋点。基础设施之所以成为地方官员的兴奋点,具体原因有六个: 一是,地方经济发展是地方官员升迁的关键指标; 二是,1980年代以来的财政包干和1994年以来的分税制度,极大地增加了地方增加各种财政收入的积极性,使地方更有动力发展经济; 三是,基础设施发展非常有利于“招商引资”和扩大经济规模; 四是,基础设施所通常涉及的大项目增加了“捞油水”的可能性(哪一个腐败大案不是大项目“回扣”出来的?高铁的项目规模够大吧?败露的原铁道部长刘志军手中就握有每年高达千亿的高铁工程招标采购审批权); 五是,地方政府对“集体土地”的产权控制和垄断征用给基础设施发展带来的便利; 六是,国有金融体制和地方融资平台所提供的便利条件。 如此“六大兴奋点”,使得地方官员发展基础设施既有动机、又有手段。所以,地方的基础设施和城镇面貌不日新月异,那才叫不可思议;中国的高铁不实现毛泽东梦寐以求的“赶英超美”,那才是毫无道理。 2,“六大兴奋点”之下的“五个不害怕” 但更奇妙的地方却在于“六大兴奋点”及其后果的细节上。总起来说,“六大兴奋点”导致了地方官员的“五个不害怕”:不害怕地方之间的恶性竞争,不害怕地方之间的贸易保护,不害怕各种重复建设,不害怕基础设施项目和实体的亏损破产,不害怕贪污腐败。 地方官员为什么要害怕地方之间的恶性竞争、贸易保护或重复建设?没有理由,起码是理由不充分,除非上级部门实在看不下去而出来干预。咋一看有点不可思议,国与国之间尚且可以通过协议而实行自由贸易,国内地方之间怎么反倒不行?这就是“五个不害怕”的威力,良性竞争和自由贸易与地方官员的“升官发财”通常没有直接关系,相反,以邻为壑可能反倒有利于自己“升官发财”,因为官位就那么多,少一个“政绩不佳”的竞争者,自己就多一分机会。所以,地方之间“攀比效应”之外还有“妒忌效应”在起作用。这个道理几乎已经是中国经济学的常识了,这主要应该归功于编写了《为增长而竞争》一书的张军和周黎安。这两个教授一南一北,一个在复旦大学、一个在北京大学,他们才是中国少有的和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家。 “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各地乘坐高铁的人数骤然大减,这对已经亏损的高铁来说势必是血上架霜。这个后果肯定有人害怕,但建高铁的决策者肯定不怕,他们或许已经升官走人了,何况纳税人的钱他们有什么好怕的?中国高铁的京津线、武广线、郑西线和京沪线都面临法国高铁客源不足、亏损严重的局面,例如,京津线第一年运营共发送旅客1870万人,亏损额超过7亿元。刚开始运营就事故不断的京沪高铁,是中国历史上最昂贵的工程,该项目投资2209亿,超过了世界上最大的水电项目三峡工程。京沪高铁同样无法实现象日本高铁那样的效益,因为速度比不上飞机、价格比不上普通火车(特别无法与隔夜到达的竞争),亏损在所难免。 近日网上流传着一个故事。记者采访一扫地大妈:您对这次7.23动车事故有什么看法?大妈一脸正义:没让老百姓赔动车就不错了。记者又问大妈:您认为红十字和铁道部的区别是什么?答:一个要钱,一个要命;记者:那他们的共同点呢? 答:都不要脸。记者再问大妈:那你和我的区别是什么?大妈立即回答:我敢说,你敢报道吗?大妈说“没让老百姓赔动车”肯定是错了,铁道部的亏损最后还会落到谁身上? 地方官员为什么要害怕贪污腐败?没有理由,他们害怕的是没有机会腐败。纯粹“冷酷实证”的经验证据表明,哪个地方的腐败越厉害,哪个地方的基础设施发展就越快;相反,哪个地方的反腐力度越大,哪个地方的基础设施发展就越受到抑制。实际上,不仅中国如此,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如此。所以,对地方官员来说,腐败不怕,反腐反而可怕,因为反腐不仅反掉了发财的机会,还可能因抑制经济发展而反掉了升官的机会。一听说“腐败有利于经济发展”,不明白的人马上以为是在主张腐败,其实正好相反。 地方官员不怕腐败的另一个原因,当然是腐败的无孔不入和无处不在。潜规则大家都懂,所有人都这么预期和做事,腐败还有什么可怕的?所以大家也都知道,只要有的人表现得很反腐,肯定跑不出这三个原因:要么一心想升官,要么捞够挣足了,要么嫌贿赂少了。也就是说:装清纯的理由往往要比痛痛快快的腐败还要险恶得多。 腐败当然不是地方官员才有,腐败自然是“条条块块”都腐败。审计署2011年3月23日发布的“京沪高速铁路建设项目2010年跟踪审计结果”显示,个别施工单位及个人转移挪用公款和建设资金达1.87亿元,工程设计违规招投标的金额近50亿元。公开招投标制度在中国早就变形了。 但更精彩的地方却是腐败文化的“互保效应”。什么叫“互保效应”?大家在大街上都遇见过胡作非为的事,每到这个时候,让人吃惊的不是光天化日之下的歹人歹事,而是歹人歹事周围的冷漠和怕事。胡作非为者之所以不怕光天化日,那是因为警察不可能处处把守,而周围的冷漠怕事一旦成为文化,铤而走险就没有顾虑。比较之下,相同情形下的美国人太爱管闲事了,这就是文化的差别。中国的制度腐败无疑,可文化的腐败更是无疑。所以一切就看谁胆大,官场的腐败同街上的强夺一样是被吃定了,反正有“互保效应”在。大家都心照不宣、官官相护,反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结果败露的都是太不像话的或二奶告发的。 现在你告诉我,什么叫全党腐败、全民腐败吧?每到这个时候,谁敢认为中国有戏?“铁路私有化”又能怎样?到时政府监管坑蒙拐骗再跟不上,结果更糟。你说什么叫恨铁不成钢吧?死结,中国式死结。 所以我说“不腐败,天理不容”(见“有权、没约束、不腐败,天理不容!—腐败的’集体无意识’和’演化博弈均衡’”一文),不明白的还以为我在说“腐败,天理不容”。所以我还说“不腐败才要亡党”,不明白的还在那坚持认为“腐败才要亡党”。关键在于,有人认为腐败导致失控,会出现“腐败无能”,可中国现在的问题恰恰不是“腐败无能”,而是“腐败有能”,“中国研究”的迷人之处就在这。 还有人说“腐败不会亡党”、“不腐败也不会亡党”。可问题是不腐败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腐败才要亡党”指的是“维忠”和“维稳”比“维廉”更重要,“维忠”和“维稳”的投入必然比“维廉”的投入更大。贪官既要用又要反,“维忠”和“维稳”要抓面,“维廉”只要抓点,抓那些影响了“维忠”和“维稳”的点。如果全部都廉洁了,中国的经济也就玩完了。所以,不廉可忍,不忠不稳则决不可忍。当然,所有这些都不是我的主张,我只是在讨论我的观察和发现。 3,“集体土地”和“国有金融”的奥秘 “六大兴奋点”的最后两条就是“集体土地”和“国有金融”,如果前四条(政治升迁、财政创收、招商引资、大项目腐败)是基础设施“大跃进”的充分动机,那么这两条就是便利手段。 说起“集体土地”那又是一件伤心事。人、地、钱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现在人是自由一些了(除了该死的户口),但地和钱还不那么自由。什么叫“集体土地”?中国的 “集体土地”就是“农民集体”不能做主买卖的土地。“集体”不能做主,当然就只有政府才能做主,而政府做主也就是贪官做主。刚给枪毙掉的苏州市前副市长姜人杰和杭州市前副市长许迈永,两人就都是分管城建、交通、房产开发的,一个单笔受贿达8250万元而成了中国腐败单项“第一贪”,一个以钱多、房多、女人多而成为名副其实的“许三多”。我收集的案例太多,罄竹难书。都以为农地“集体所有”是因为上头吴邦国的“五不搞”里有一条叫“不搞私有化”,实际上,土地私有化另一方面的阻力来自于千千万万的“许三多”。用地不再找我的话,你让我还怎么贪? “国有金融”是属于“概念简单、头绪复杂”的那种问题。说概念简单,因为金融机构是国家开的,名目不同,但只此一家。而地方首脑是“上级任命、有限任期”,这就必然导致地方首脑的短期行为。你要是被地方首脑请去当“顾问”,然后很来劲地谈长期问题,那你就是在犯傻,因为人家会一边听你的高见,一边心想:“长期而言,我早不在这了”。地方首脑的“忠诚、政绩、廉洁”行为模式说的就是:赶紧把GDP搞上去,然后我升官发财走人。 说头绪复杂,因为基础设施的融资问题实在是说来话长。大的背景是,中央政府不再象改革以前那样提供大部分投入,除了西部部分地区,现在的基础设施绝大部分是地方自己融资。正因如此,这个领域集中了“制度经济学”最精彩绝伦的一些大看点。 首先是“条条的块块化”问题。“条条的块块化”指的是中央产业部门“地方化”现象。由于铁道部的用地需要和自然垄断性质,铁道部成为中国“政企合一”的典型,其“部门办社会”做法已经到了把自己变成一个“独立王国”的地步,以至于早在2003年提出的剥离“铁路公检法”至今仍未见尾声,并被公认为“集路网垄断者、主导运输商、价格制定者、运行总调度、行业管制者和行政性执法者多重角色于一身”的计划经济的最后阵地。 在“部门最大化”和“地方大跃进”的共同推动下,铁路部门与地方政府“群策群力”,铁路可到之处,人、财、物、房、地全面会通整合,投资规模屡创新高。过去两年,铁路建设投资额超过1.4万亿元;未来五年,高速铁路建设投资额将保持在每年7000亿元左右。京沪高铁“为党的90岁生日献礼”提前两年投入运营,中国的高铁即将超过各国用40多年时间建设的时速300公里高铁里程的总和。资金方面,铁道部的中国铁路投资总公司与地方政府下属企业成立合资公司,通过债券和股票市场进行融资,建成铁路由铁道部属下的地方铁路局进行委托运营。到2010年年底,铁道部总资产3.3万亿元,总负债合计1.89万亿元,每年的铁路建设基金收入已不够支付利息;资产负债率达57.44%,累计亏损772亿元。 其次是地方公债问题。西方国家的地方政府一般都是可以卖公债的,所以美国的一些州地政府就因债台高筑而烂成一团;增税之外的妙方当然很多,但最可怕的是这两条:一是提早释放囚犯以削减开支,二是交警到处开罚单。中国的地方政府无权卖公债,幸亏如此,否则上述的短期行为官员早让明的地方公债爆炸了。 也别高兴得太早,明的地方公债不准,那就来暗的,这当然是我们中国人驾轻就熟的方面。实际上,近年来个别省区的地方公债已经开始“项目性松动”。其他的当然就是令人望而生畏的“预算内”、“ 预算外”、“非预算”和“地方融资平台”等等名目繁多的融资渠道。这些当然也就是地方政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运用自如的领域,多数国有地方金融机构就是这样给搞垮的。2011年6月27日,国家审计署发布的《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已接近11万亿元,其中银行贷款近80%,地方融资平台运作的金额占46%。很简单,“国有金融”在政府这属于“会计”的角色,“会计”要听从竭泽而渔的短期行为官员,正好,不往死里整才怪。 再次是“土地财政”问题,“集体土地”和“国有金融”在这里实现了最“完美”的结合。土地垄断制度使地方政府能把低价征来的“集体土地”高价转给开发商,地方政府再以财政担保或土地抵押取得银行贷款,以此循环实现“土地滚动开发”。难怪地方开发规模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难怪2010年全国土地成交达2.7万亿,占全国总财政收入的32.5%,更占4万亿地方一般性财政收入的67.5%(地方政府土地出让的净“收益”一般都超过40%)。加上各种费税和开发利润,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就这么吹出来了,而谈论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也就是在讨论土地制度和地方制度的破灭。显然,问题要么根本不可能,要么很难看。 4,结语:中国经济永远“过热” “动车追尾事故”一发生,美国就又开始有人说傻话,说什么中国“或将”因此改变整个经济发展模式。说美国人不懂中国国情他们还老不服,可事实一再表明:美国人就是不懂中国国情。中国改变经济发展模式,那地方官员还怎么升官?那地方官员还怎么发财?汪洋还怎么“主要在做大蛋糕”?发展模式难道只是一个说改就能改的政策问题吗?从“绩效合法性冲动”、“政治晋升冲动”到“个人腐败冲动”,从土地垄断到国有融资,这么大一个制度体系是小小的“动车”所能动的吗? 中国经济的“过热”是一种“制度性的过热”,“紧运行”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做空中国经济”必定死路一条。6%的增长在西方是“繁荣”,在中国就是“衰退”。所以,要知道中国的高铁为什么这样红,要知道中国的基础设施为什么这样疯,要知道中国的经济为什么这样热,全部的答案都在政治里。 我根本不担心中国经济会很快超过美国,我担心的是中国经济的质量和结构,经济过热是会热死人的。五分之一的地球人已经踏上了“高铁”……  (方绍伟:“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家;作者文集: http://blog.sina.com.cn/fangshaowe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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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日报 | 670页资料10天培训 中国高铁司机“速成”

中国高铁第0001号驾驶证的拥有者李东晓2008年3月和9名同事一起接到了进行高铁驾驶训练的命令,他当时只是一名普通的火车司机。当他们来到河北省唐山轨道客车公司接受训练时,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像石头一样重的670页德文技术资料。然而,培训时间只有10天。10天后,李东晓必须把时速350公里的动车组开回北京。 《新京报》26日报道称,中国动车司机培训时间明显短于其他国家,存在“速成”现象,同时上岗的动车司机还存在疲劳驾驶的情况。 高铁运行初期,驾驶普通列车的司机们在经过短短十天的培训后,便成为首批高铁司机。首次驾驶高铁的司机们此前从未见过CRH3型国产高速动车,甚至不知道司机操作台有多少控制开关。《新京报》还报道称,没有任何驾驶火车经验的30名大学毕业生在接受短短六个月的培训,便于2008年8月京津城际铁路通车前几个月投入到高铁运行。有关条文明确规定,动车司机选拔的条件是,必须担任司机职务两年以上,并安全行驶10万公里以上的现职电力机车司机,但由于动车司机需求激增,这一规定并未得到充分的遵守。 《新京报》报道称,因司机人员紧缺而导致的疲劳驾驶也增加了发生事故的危险。据报道,有的司机白天完成驾驶任务后,没有时间休息,晚上又要上动车值乘或者一次连开四、五个小时。 日本新干线每两、三个小时换一次司机。中国也规定要严格防止一次连续驾驶4小时以上,遇到恶劣天气,必须两人同时交替值乘。但是,23日在温州撞车事故中遇难的D301动车司机是在雷雨交加的恶劣天气中独自驾驶。   朝鲜日报中文网 chn.chosun.com 本文内容归朝鲜日报和朝鲜日报网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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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必须出现”的红灯

“必须出现”的红灯 事发5天了,寿达山仍然对他看见的那一幕困惑不已:前面的那辆火车为什么突然停下来? 寿达山是“7·23”动车追尾事故当地若干目击者之一。事故发生地位于温州双屿镇下岙村,这里是温州城郊的一个“城中村”,村民们与数倍于村民的外来务工者聚集此处。来自安徽宿州的寿达山在一个鞋厂上班, 他的厂子离出事地点不到一百米。 “前面的那辆车” 就是D3115,7月23日20:23,列车停在了高架桥上。在其后12公里的永嘉站,是另一辆动车D301。距离两车追尾的惨剧发生,还有最后的8分钟。 一份网上流传的火车 “调度记录”详细描述了事故发生前这一段复杂惊险且令专业人士费解的调度作业过程。南方周末分别向多位有关专家、温州南站相关负责人求证,基本认可这份记录的真实性。 根据这份调度记录,可以还原两车的行驶状态。在此之前,温州南站发现永嘉方向下行来车三接近(临近车站的三个闭塞分区,约5-6公里)电路出现红光带(无理由全部显示为红灯的故障 ) 。因此调度布置温州南站与永嘉站均转入非常站控。 据了解,事故线路使用CTCS-2列控设备,正常情况下列控设备会将铁路隔成若干区间,一个区间理论上只能放入一辆列车,列车进入后,区间尾部信号灯将显示红光。同时,铁道信号设计采取的是 “故障导向安全原则”,即假如出现故障问题,则自动导向安全一方的技术原则。假如地面信号系统损坏,无法发现列车信息, 则该区间永远显示红灯。 D3115与D301此时都已被调度呼叫转入非常站控模式运行——非常站控意味着区间信号故障,但出于效率需要,要维持一部分行车。通俗地说,两车都将以调度授权,人工结合信号的方式行驶。 事后分析,极有可能是由于调度与信号结合过程中出现的双重错误,导致追尾。 当晚为雷雨天气,来自铁道方面较早的说法,D3115 停车是因为遭受雷击。“动车遭到雷击后失去动力停车, 造成追尾。” “雷击说” 甫一出笼,即引起广泛质疑——即使因雷击导致前面动车失去动力停车,由于动车有自动防护系统 (ATP),后面的车也不应该撞上,而是在距其一定距离时自动刹车。西南交通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郭进告诉记者,“正常情况下,由于动车的速度很快,所以不能靠人来进行车速的控制,而是ATP设备自动控制车速保障安全。” 事实上, 在京沪高铁刚开通的三起事故中,虽然有一起事故因雷雨天气导致。但据专家分析影响的其实是风而并非雷电。一位有着20年驾龄的火车司机对南方周末记者称,他的开车生涯中从未碰过到因雷击导致的停车事故。 而对D3115的行驶状态进行分析,在停车之前,D3115从永嘉站出发,8分钟内行驶12公里,平均时速近100公里,最高时速接近200公里。雷击丧失动力一说显然不能成立。 按照寿达山的描述,前面的动车(D3115)缓缓驶上高架桥而后停止。尽管每天有数十辆动车从头上飞驰,但停车的情况此前却从未发生。寿达山心里升起不祥预感:别出什么事吧? 20:25,D3115再度缓缓开行。按照调度授权,司机以目视模式闯红灯行驶,按规定时速20公里。在6分钟之内,列车向前行驶了2公里。 几乎在D3115重新启动的同时,后方停靠永嘉站的D301也接到调度指令重新开车。但和给D3115的指令不同,调度并未授权D301目视闯红灯,而是接触红光带后按信号行驶,也就是说,当信号显示红灯,D301必须停车等待。 调度的设想是,让D3115先目视闯红灯驶过红光带,D301则在红光带前停车,待确认D3115已经进站,再授权D301目视驶过红光带。 这里的关键在于,D3115车后区间的信号,必须是红灯,这样D301才会按信号停车。 在调度的计划中,那盏红灯理所当然地会出现——整个信号系统正在检修之中,修复之前一定显示红灯。那盏红灯也必须出现,它实际已经成为D3115和D301两个庞然大物之间最后的屏障。 调度 “潜规则” D301上的乘客傅丽娟原本打算乘坐Z60,一趟北京直达福州的火车。但是她发现,高铁开通后就买不到这趟车的车票了。她只能多花超过一半的钱买D301的二等座票。 D301先后经过几段不同线路,在京沪之前走京沪高铁。不过,在傅丽娟看来,在京沪高铁线上,D301似乎是 “二等公民”:“从济南之后就开始晚点,到南京时晚了有半小时”。有长期乘车经验的乘客告诉傅丽娟,这是因为京沪高铁线路上首先要保证高铁的速度和正点率,动车必须为高铁让路。 南方周末记者在这趟车的运行图上发现,其在京沪线上最长停站时间达25分钟。这对动车组而言极为罕见。在 “7·23” 追尾事故之前,京沪高铁正饱受非议,开通后四天内发生三起故障,导致高铁一度大面积停运。 在乘客们的抱怨声中,D301一路驶过京沪线,过了上海、杭州,便驶入繁忙的甬温铁路线。 2008年建成的甬温铁路于2009年10月开通动车组。短短一年半里,其开通的动车车次由7对增加到30对。不少动车相互间隔时间在10分钟以内。业内人士清楚,车次越多,间隔时间越短,铁路调度的难度和压力也就越大。 D301的乘客们还对在永嘉站停车不解,实际上它在永嘉并不需要停靠。 同样感到奇怪的还有D3115车16号车厢乘客宋建新。他乘坐的火车在永嘉进站后不久,旁边车道很快驶来另一辆动车D301。宋建新之所以注意这辆车, 是因为他发现这辆车的车厢都是卧铺, 但乘客却都坐着。 D3115在D301之前开走,这一事实在后来曾引起广泛质疑——按照列车时刻表,它本应在D301后面。 前文所提火车司机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此行车安排应由位于上海铁路局的列车调度员决定,它也符合铁路系统的 “潜规则”:D301晚点起自济南局而非上海局,而统计列车晚点的指标是按趟数而非晚点程度来计算,由于D301已经晚点,调度员索性让它再晚一点,给D3115让路,以尽力保证后者不晚点。这样虽然D301会晚点更多时间,但在统计上,晚点趟数却只有一趟。 此外,铁道论坛上一位参与讨论的资深版主徐先生称,2006年京九线发生追尾事故后,铁道部曾作出规定,如发生信号故障,一律按站间闭塞办理,就是说两站之间仅容一辆车通过。具体到事发情况,也就是在让D3115从永嘉站开出后,D301在其抵达温州南站前绝不发车。然而,事实相反,后车在前车未到站前即出发。 徐先生认为,调度员之所以违规将D301放行,目的可能除了让整个过程省时间外,同时过于迷信ATP,以为有了这个系统,两车就不可能追尾。 灾难的因素似乎正是从此次行车顺序调整萌发,这导致其后两车都必须以复杂的非常规的方式通过温州南站前的区间。D3115于当晚20:15从永嘉站开出。9分钟后,20:24,D301从永嘉站沿同样线路开出。从现在起,两车的每一次停止与启动,都将关系到一场灾难是否发生。 最关键的环节都出事了 对于任何铁路专业人士而言,动车组相撞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动车组装有自动防护系统 (ATP),如果后车迫近前车,系统将会自动导致后车停车,司机 “就是想撞也撞不上”。据《东方早报》报道,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铁路建设高级顾问王梦恕表示,中国高铁在控制系统、信号系统方面很成功,能保证后面不追尾、前面不撞车。 那么,这起不可思议的事故究竟如何发生的?南方周末记者由铁道系统内部核心人士了解到,事故原因已经基本查明,其中调度方面有着难以推卸的责任,而信号系统也在最为关键的时刻出现了最致命的错误。 回到灾难前的20:25,D3115开始目视缓慢通过红光带。 据西南交通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信号系统专家郭进分析, 非常站控后,授权列车遇到红灯改为目视模式是正常情况,虽然地面信号系统出现问题也属信号故障,但这种情况也在铁路列控系统的设计框架内,所以D3115与调度员联系后以限速20公里行驶没有问题。 但D301却为何从D3115车后驶来?那盏 “必须出现的红灯” 为什么在最为关键的时刻消失了? 根据铁道系统内部核心人士所透露的事故初步原因,在两车同时前进时,雷电把甬温线一处铁路信号系统地面设备保险打断,按照要求,地面设备出现故障后应 “导向安全”, 即“发出红灯信号”;但由于地面设备电路设计本身存在问题,结果造成故障升级,迂回电路错误发码,红码发成绿码,即 “发出绿灯信号”, 原本出现故障后应自动亮出的停车红灯变成了行车绿灯。 据铁道系统内部消息,负责该事故路段地面设备电路设计的公司是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通号” 是铁路信号领域的大鳄。 目前全路都在紧急更改电路设计,铁道部估计一两天内全线电路能够修改完毕。但该人士担心,由于是设计不成熟导致的问题,所以不确定除了该故障外是否还存在其他设计纰漏。 另外,除此技术原因外,铁道系统内部认为应还有其他人为因素叠加造成 “7·23”动车悲剧,尤其是已经遭到广泛质疑的调度问题。 7月25日,新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安路生在该局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南方周末得到的消息。安在 “重点强调” 的一点中如此提到:“……设备故障时,……必要时要采取停车措施。”“……出现红光带,第一暂定按站间办理行车; 第二由调度集中区段转为非常站控时, 必须经调度所值班主任准许、 确认车站盯控人员到岗后, 方可转换。”“……要把设备故障当成发生严重事故来对待……行车部门不要盲目指挥行车。” 此外,事故发生后,上海铁路局除原局长龙京外,副局长何胜利亦被免职——何分管的领域正是工务电务。 D301得到的调度指令是按照信号行驶,此时前方一路绿灯,司机应该据此认为前方D3115已经进入温州南站,前方区间畅通,因此正常高速行驶。从永嘉站到出事地点约14公里,D301只跑了约7分钟,平均时速120公里, 最高时速接近200公里。 在D301这个飞速的庞然大物之前,最后一道技术屏障消失了。挽救两车乘客性命的,此时只剩下最后一个可能:调度控制室内本应可以看到逐渐靠拢的两车,还可以通过无线电呼叫停车。 但无线电呼叫为何没有发生?目前对于调度室内所发生的问题仍在调查之中,一种分析认为,为了让D3115目视通过红光带,调度命令司机关闭信号系统前进,而关闭后不再报告列车位置,D3115在调度控制室内就此消失。 再没有任何可以阻挡悲剧发生的可能了。从23号20:25开始,一系列似乎合理的复杂调度实际上把两辆动车放到了致命的悬崖边上,而信号设备的故障则把两车最终推下了悬崖。 D301开了过来,它显然没有遇到那个 “必须出现的红灯”。20: 31,D301驶上桥面,司机似乎已经刹车。但显然为时已晚——D3115正在以更慢的20公里时速爬行。 目击者寿达山眼睁睁看着D30撞上了前面的D3115,“后面的火车像骑马一样,撞完后‘骑’ 到前面车的上面, 然后几节车厢翻下桥去”。 根据事故后现场勘查,两车相撞后,后车D301车头爬上前车的尾车16号车厢,16号车瞬间被压垮塌陷,遇难乘客多来自这一节车厢。接着D301的前四节车厢跟着爬上D3115,再从桥左侧护栏掉下高架桥。对于被压垮的16号车以及掉下高架桥的4节车厢里的很多人来说,这短短的几秒钟, 即是他们人生的最后一瞬。 ———— 【数据采集板软件设计严重缺陷】 动车上装有“自动停车系统”,遇有险情列车会自己紧急停车以避免相撞,但“7·23”事故发生时相关自动系统为何没有发挥作用? 答:事发当时,由于雷击造成温州南站的信号设备故障,正常行驶的D3115次列车列控车载设备由于接收的码序不稳定,造成停车后按规定缓行。 此时,防护D3115次列车的后方信号由于列控中心的数据采集板软件设计严重缺陷,造成本应显示红灯的信号错误升级为绿灯。 致使列车运行控制系统没有发挥作用,造成D301次列车按照错误显示的绿灯进入区间,与前行的D3115次列车发生追尾事故。 {lang: ‘zh-CN’} 相关日志 2011/07/30 — 7月30日新京报头版。 (0) 2011/07/30 — 铁道部为何急于恢复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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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点评中国:高铁事故拷问中国模式

温州动车事故使人们质疑中国发展高铁的速度。 中国高铁是将中国送进“世界一流高铁大国”行列且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几乎凝聚了“中国模式”的一切特点,涉及了今天中国在知识产权、政府投资及危机应对等方方面面的品质。 7・23甬温铁路特大交通事故撕去的不仅是中国高铁的堂皇包装,更是“中国模式”的华丽外衣。因此,有必要从各方面剖析中国高铁。 “拿来主义”(市场换技术)的陷阱 中国模式经济方面的最大特点被总结为“自力更生”与“自主创新”。被当作“自主创新产品”并向他国输出的中国高铁,从诞生之日开始,就被相关的知识产权争议如影随形般地缠绕着。 7・23甬温铁路特大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国际媒体几乎不约而同地再次指出中国的高铁技术是中方用从他国引进的技术拼装而成,将关注焦点放在日本厂商一直关注并提出抗议的安全问题上。 如《日本经济新闻》7月26日社论明确指出“中国高速铁路车辆是根据从日本、德国、加拿大引进的技术制造的。各种技术混杂,缺乏安全运行所必需的先进控制系统。控制系统是中国独自研发的技术,而这次事故看来也显示了这种系统在运行中令人不安。” 这里有必要剖析中国在技术引进上的“拿来主义”为何成为惯例且北京不以为意。 刘志军成为中国铁道部长之时,正逢中国地面长距离轨道交通亟需更新换代。当时高铁的国际市场饱和,世界高铁技术四大巨头都盯紧中国这个新兴大市场。这个市场有多大?据估算,到2020年国高速铁路总规模将达到1.8万公里,占世界高速铁路总里程一半以上,平均每公里投资额超过1亿元。 在内心深处将知识产权看作“国际资本恶意垄断”的中方眼中,如此庞大的市场,换你们一点技术理所当然。于是中方利用德、日的竞争关系迫使他们为争夺市场竞相降低门槛,在一系列交涉中屡屡让步。最后中国用从各方“拿来”的技术,拼装出了“自主创新产品”中国高铁,并开始向世界输出中国高铁技术。 这种自以为得计的投机做法,决定了中国高铁必定存在安全隐患。正如一些行家指出的那样:高铁项目是大规模系统工程,高铁技术也绝不仅限于车辆、线路、信号等硬件设备,还包括安全控制系统等软件系统,以及如何进行日常维护、发生意外时如何应对、如何发现重大事的征兆故等常年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教训。中国这30多年来沾尽了便宜,以为高铁与其他技术一样,在行车安全自动控制系统问题上,也可以自己慢慢地“山寨”好了再上。 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这次事故其实是中国为这种奠基于剽窃基础上的“自主型技术创新”付费,让人痛心的是这次支付的费用不是国家信誉,而是国人的生命。 公共工程的腐败陷阱 中国模式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权力市场化,公共权力堕落为官员谋私的工具。 中国只想要高铁巨头的硬件,却不想花费巨资去买行车安全自动控制系统的软件。难道是刘志军为首的铁路系统利益集团想为国分忧,节省公帑吗?当然不是,这个利益集团的腐败纪录表明:他们不愿意花钱买安全控制系统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要将这块蛋糕留下一大块供其私用。 这块蛋糕有多大?刘志军于2003年3月接任铁道部长,3年之后正好赶上“十一五”铁路大投资时期, 政府在铁路建设上共投放2.2万亿。刘志军亲自安排和指挥项目的分配。他与丁书苗的关系是典型的权力市场化产物:刘手中有权,但权力变现则需要依靠中介,丁书苗的角色就是做帮助刘将权力变现为金钱的中介。 这块蛋糕实在太大了,所以参与分肥者的腐败数额动辄上亿。丁书苗拿到的中介费就高达8亿。刘志军本人受贿或涉数数10亿元,其属下张曙光据说存放在海外的巨款高达28亿美元,妻子女儿早已移居海外。攀附在刘志军这条寻租链条上的人还有其弟刘志祥及数位铁路系统的官员。剖析铁路系统的腐败寻租链条,可以看到中国模式中最不堪的特点:利益集团俘获国家。 公共工程既然成了为官员生产贿赂的机器,其质量与安全性自然无法保证。这就是中国 修桥桥 断,筑路路毁,建楼楼 塌的体制性 原因。 漠视人权与生命的陷阱 追尾事故遇难者家属乘温家宝到访之际请愿 中国模式还有一个特点,漠视人权,不尊重生命。这一点表现在引进高铁技术与高铁运行的过程当中,就是铁道管理部门从未将乘坐者安全作为首要考虑因素。日本只向中国提供车辆,不负责信号等系统。2008年后中国大幅提速,超越了东日本铁道公司JR技术合作范围,JR和川崎重工向中国抗议,并提交了“后果自负”的备忘录。去年JR东海董事长葛西敬之曾对“中国高铁轻视安全、速度临界,改良的技术也是盗用外国”提出批评。但中国从来就不以为意。 控制舆论、掩盖真相是中共从成长期就一直在做的事情,在互联网使世界透明度大大增加之时,中国政府仍然不改恶习。7・23甬温铁路事故发生后,中国在抢救死伤者的同时就开始掩埋车厢,销毁追查事故责任的必须物证。 事故发生后的次日,中国《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与《解放军报》的头版头条均是中央军委举行授衔仪式。中宣部仍然严厉管制媒体对事故的报道。此次事故的真相,只能借助于南方媒体及互联网的微博及时传递消息。对这一现象我曾在微博发表评论:“一个无法形成制度性反馈的国家已进入制度僵死状态。 如果将一国比做人体,政府、立法机构是大脑中枢,媒体则是神经系统,人民是全身的肌肉。肌肉存则人命存。 当今中国肌肉疼痛直至溃烂,网络媒体的揭露反应再多,大脑中枢唯一的反应是切断反馈系统。这就是近年中国灾难频发,却不能促成任何改良的根源。” 如此祸国殃民、只有利于权贵官僚集团的“中国模式”,还有必要继续坚持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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