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

高铁列车竟然在关键的动力轴处发现不明裂纹，这不大可能是机械疲劳导致，如果不是探伤器出问题或者探伤工误操作，就只能是材质问题或者工艺缺陷。

　　如果不能尽快转变发展方式，即使高铁热得到遏制，这套发展模式一定会在另外的领域找到新出口 　　“7·23”高铁追尾事故引发的对高铁发展方式的思考和讨论，已经取得初步成果：政策层面的降温措施开始执行，专业领域的讨论出现多元化趋势，舆论对高铁的评论渐趋冷静。由此，几年来一浪高过一浪的“高铁大跃进”开始了理性复归。 　　高铁较快发展根植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对快捷交通的需求，其成绩也有目共睹。但是，自刘志军主政铁道部以来，高铁的“跨越式发展”越来越呈现为对规模和速度的盲目追求，在很多方面，十分类似1958年的“大跃进”。从列车制造技术到工程建设，从区域经济空间的整合到地方产业规划，从出行方式的便捷到生活形态的变革，高铁被塑造成了这个时代的一座新神像，“突破”缤纷而至，“革命”旋踵即来，高铁兴奋弥漫于整个社会。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志军主政下的铁路部门为“高铁大跃进”精心制造了一套“修辞学”。在被刘志军高度赞扬的一篇报道中，高铁被描述为“中国梦”的最佳模本，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人间奇迹”（铁道部原发言人王勇平语）。刘本人则是这样描述中国高铁成就的：“我国高铁丰富和发展了世界高铁理论与实践，把世界高铁发展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把世界高铁运行品质提升到新的水平，为世界高铁发展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技术领域。目前，我国高铁技术创新正在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引领世界高铁发展新潮流。”熟悉中国政治的人们对这套语言或许有似曾相识之感。“高铁修辞学”有这样几个关键词：速度不断刷新、本土创新、世界第一、民族自信心和全世界羡慕。这些关键词糅合起来，将高铁塑造成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实现崛起的代表性事件。本是一种交通工具的高铁演变为高度政治化的符号，基于便捷出行需求的高铁幻化成显示民族自信心的工具。 　　“高铁修辞学”向社会传递了两个信号：一是铁道部门围绕高铁所做的一切都是合理的，二是对高铁的质疑有可能变得政治上不正确。在这种不良氛围里，严肃的专业问题无法得到耐心、细致、科学的研究。例如，高铁一再提速，但速度的经济合理性则很少被提及。世界高铁发展经验显示，超过一定速度将导致车辆制造、路基、运营和乘坐成本大大增加。过高的速度使安全性下降，本是常识，而支持高铁的专家的结论却是：不同时速下的列车，其脱轨系数都要小于0.8，中国新一代高速动车组的脱轨系数小于0.1，远远低于限度标准，中国高铁更安全。对此，一位铁道部前副总工程师对财新记者说：“这并不说明高速安全，只能说明我们原来用的数学模型在这么高的速度下不符合实际。”但这种质疑不被重视，相反，“违反科研规律的行动计划”还是获得通过，更“令人振奋”的跨越目标不断被提出。技术这一高度专业化、累积性的领域在“技术民族主义”的压力下无法得到自由研究。 　　透过这一套修辞，我们看到，被吴敬琏等经济学家一再批评的那种发展模式，即“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和“威权发展模式”。铁道部是政企合一的体制，它对整个行业形成垄断，它拥有众多企业，它还曾拥有自成体系的公、检、法（目前尚在改制之中）。刘志军主政铁道部之时，“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成为国家主导思想，但是，这位部长很少谈及转变发展方式，相反，在其任内进一步强化了政企合一的体制，将垄断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有一篇报道这样描述其体制优势：“中国铁路运输市场，任何一个车，任何一个配件，都不能分割。”这种抵制竞争，强化统制的发展模式在创造“奇迹”的同时，也制造了虚假繁荣和泡沫，在路内公司越来越强大的同时，大量民间企业被排斥出局；在权力经济规模不断膨胀的同时，腐败也愈演愈烈。 　　“7·23”事故之后，高铁热开始降温。但是，如果不从根本上对支撑“高铁大跃进”的体制实施改革，不改变其政企合一的威权发展模式，过一段时间，高铁热或许会再次出现。铁道部门的改革已经不可再拖延了。 　　作为一种发展模式的代表，“高铁大跃进”暴露的弊端应当引起决策者的高度重视。在其他领域，这种旧的发展模式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虽然转变发展方式已经提出20多年，最近十年来更是成为主导性的政策取向，但是，模式转变的任务仍然艰巨，旧体制的基础仍然深厚。即使高铁热最终得到遏制，这套发展模式一定会在另外的领域找到新出口。因此，全社会应当形成广泛共识，汲取高铁热的教训，谨防高铁式热病再次出现。

急于求成毁掉了中国的高铁之路。中国人制造出了能跑出世界纪录的高铁，却还不能完全控制它的速度

核心提示：微博能对抗审查机器吗？从本次动车事故之后的表现看来它有这种潜力。 原文：In Baring Facts of Train Crash, Blogs Erode China Censorship 作者： MICHAEL WINES and SHARON LaFRANIERE 发表：2011年7月28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图：Sim Chi Yin为“纽约时报”拍摄】 在中国的一个网吧。上周的一起高铁事故触发了数百万条微博消息。 发自北京——“狂风暴雨后的动车这是怎么了？？爬的比蜗牛还慢…可别出啥事儿啊…”周六晚上发在新浪微博上的这条预言性的消息这么说。 这短短的几句是年轻女孩@Smm_苗的一条微博。但五天后，这场暴风雨依然在中国的网络上刮着，并在政府官僚、审查机器和国营媒体的脚下激起涟漪。 那个女孩看见的那辆正沿着浙江省温州的铁轨前行的列车在数分钟后就被另外一辆从后面追尾，造成40人死亡，191人受伤。从那时起，中国的两大类似于Twitter的微博平台对这起悲剧发布了令人吃惊的2600万条消息，这些内容中有些迫使尴尬的官员们不得不收回成命。这些消息中既有铁道部的强烈的蔑视，也有政府解释的怀疑，还有公民和职业记者的专业报道。 和本周快速、综合的微博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铁道部的搪塞说辞，而铁道部已经深陷受贿丑闻之中。这些说辞不过是共产党的新闻媒体和国家电视台的通常表现的小小范例而已，它们只是浅尝辄止地报道了一些关于获救儿童的故事，而且姗姗来迟，结果只能让位于那些谨慎地反映了公众不满的报道。 虽然微博之前就揭出过丑闻和爆炸新闻，这一周微博的表现可能是它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登台亮相的标志，即使它面对着政府想控制互联的影响的种种努力。 虽然不是所有的微博帖子都能在网络上畅通无阻，但是负责监控政府的审查机器还是让大多数的帖子得以发出。许多专家说他们已骑虎难下。微博这种比审查机器的反应更快的特性，让它不那么容易受控。微博平台如雨后春笋地普及开来，又让控制它们成了一件棘手的事。 周六的动车惨剧就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这一事件又在中国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中产生了共鸣，他们都精通计算机，买得起动车车票，对官方的宣传本来就深为怀疑。 而周六的国营电视台在晚间报道的又是挪威的大规模屠杀，一名乘客在撞车事故发生后四分钟，在微博上报告了停电和“两次强烈的碰撞。”9分钟后，另一名乘客发布了求救微博，它被转发了100,000次：“孩子们都在车厢里大哭！这儿没有一名乘务员！”两个小时后，一则呼吁捐血的微博迅速让当地医院挤满了捐献者。 接着各种反馈开始大量出现。“这么大的事故，怎能归咎于天气和技术因素？”一个浙江省的高级官员蔡奇发微博说，“该谁来买单？铁道部门应该痛定思痛，从中汲取深刻教训。”（注：此为蔡奇微博原文。） 一名湖北省的微博博主说，“我刚刚观看了在温州的火车相撞事故的新闻，但我觉得我还是什么都不了解。什么都不可信了。我觉得连天气预报我的没法相信了。还有什么是我们能相信的吗？” 微博对政府本身的影响是体现微博影响力的最确凿无误的标志。 上周末，温州的官僚下令，当地律师不经允许，不许接受受害者家属的案件委托。在微博曝光了这一消息后，他们撤回了成命并道歉。 铁路工人们很快就在事故现场将追尾的车的第一节车厢掩埋了。周一，网上一片哗然，认为这是在掩埋真相，之后，他们又把车头挖了出来，并带到温州去做分析。，国营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指出，他们满足了“许多网友”的要求。 “我把这称为微博革命，”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国际新闻和通信方面的教授展江在上周四接受采访时说。“过去的一年，微博，尤其是新浪和腾讯，在报道方面都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主要作用，特别在突发新闻上。” 少数的报纸和杂志不仅将它们对撞车事故的深挖出来的调查报道发表在纸媒上，也张贴到微博上，这样数百万的人都可以看到。如此一来就可以持续地对抗审查制度。还有数以百计的更传统一些的国营媒体也如法炮制。 即使是共产党的喉舌《人民日报》也有自己的微博服务。但该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是两大微博。新浪控股有限公司的新浪微博，拥有1.4亿用户，通常都受过良好教育，和其他微博用户相比，他们在时事方面更感兴趣。腾讯公司的微博有2亿用户，他们则通常更年轻，也更喜欢社交。 在某些方面，中国的微博“山寨”了西方的同类服务：将每条微博的字数限制在了140个以内（不过在中文里，每个字都可以表达更多的意思）。发微博也被称为“织围脖”，因为这个词听起来象“围脖”。 但中外微博也有差异。一个人可以评论别人的微博，变成一种对话。用户也可以在自己的微博中附带图片和其他文件，这一功能很有效果：上周四，喜欢验证事实的博主们张贴了温家宝总理最近的官方活动的照片，以驳斥他在温州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他生病了，所以不能更早一些到达事故现场的说法。 虽然西方的社交网络如Twitter和Facebook都被屏蔽了，但它们的中文类似应用却在蓬勃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所有者同意政府的监测和审查——也许还因为中国政府一旦担心出现反应，就可以将其关闭。关于高铁惨剧的大量信息看起来是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官方许可（译注：这种许可显然已经在上周六晚上被彻底关闭，详见“译者”的动车相撞事故专题）：许多分析家认为，政府觉得微博是个虚拟的蒸汽阀门，可以让公民以安全的方式发泄不满。 根据一名因担心透露此信息而被解职，所以保持匿名的腾讯网络编辑的说法，一旦有需要，微博也的确有数十个电子开关可以稀释、隐藏或删除[令当局]讨厌的帖子。然而，微博也在和审查机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如果我们没有任何言论自由，那么我们公司也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因此我们公司必须采取主动，以保障我们的空间，”他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和政府部门讨价还价。” 甚至专门的审查者也发现微博很难被约束。政府的看守可以通过寻找如“人权”和“抗议”这样的关键词自动删除一些帖子。但正如Twitter一样，能够立即转发给数十人意味着审查命令在执行之前，信息就可以传播。 并且总是有截屏来保存那些已被删除的帖子，比如中国最著名的演员葛优的这条微博： “死一个大一点的领导，就会有无数花圈。而死了多少个百姓，只有不停的和谐。死一个大一点的领导，就会说全国哀痛。而死了多少老百姓，也不会有句道歉。死一个大一点的领导，就会有高规格下葬，而死了多少个老百姓，只有冰冷的数字。死一个大一点的领导，就有不停的表彰，而死了多少个老百姓，只有渐渐地遗忘。”（注：录自葛优被删除的微博原文。） Jonathan Ansfield对此文有贡献，Adam Century, Li Mia, Li Bibo 和 Edy Yin 对研究有贡献 {lang: ‘zh-CN’} 相关日志 2011/08/02 — 纽约时报:高铁相撞后中国媒体被噤声 (0) 2011/07/31 — 封口令与开天窗,This is China (0) 2011/07/30 — 传中宣部发布高铁事故报道禁令，国内各大媒体连夜大规模撤稿 (0) 2011/07/15 — 宋石男:我为什么离开新浪微博 (0) 2011/07/15 — 每个人都是受害者——致新浪微博 (0)

“我们原来想不成熟的，无非是车上一些小设备，比如卫生间的马桶偶尔会堵，谁会想到是关系到人命的这么大设备，信号灯是我们的生命啊！太致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