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转载]鲁迅走开了,他笔下的人物欢呼雀跃了

并且以一篇《’茴’字有四种写法》的论文,晋级为教授、学者、国学大师;也不再提心吊胆地“窃书”了,而是平心静气地在 网络 上“窃文”了;不仅可以舒坦地“温一碗洒”,而且还能以其博导的诱惑力对“伊”来一把潜规则了,他岂能让鲁迅揭了他前世的底?! “资本家的乏 走狗”们复活了。 … 如果姓夏那小子在牢里不规矩,不用再“给他两个嘴巴”,令其“ 躲猫猫 ”足矣。想想,这些下做的勾当儿怎能让鲁迅这种尖刻的小人评说?! 阿Q们复活了。从土古祠搬到了网吧,但其振臂一呼的口号已经不是“老子革命了!”而是“老子民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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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非常道

   五四非常道              史景第一  戊戌的贝壳   戊戌变法失败,康梁仓皇逃亡海外,六君子被处死于菜市口。学者蒋梦麟欷歔不已地说:光绪皇帝1898年变法维新,结果有如昙花一现,所留下的惟一痕迹只是北京国立大学,当时成为京师大学堂或直呼为大学堂,维新运动短暂的潮水已经消退成为历史陈迹,只留下一些贝壳,星散在这恬静的古都里,供人凭吊。 公车上书那年      康有为公车上书时37岁,而立已过,不惑在望;而梁启超则年仅22岁。那一年,陈独秀16岁,鲁迅14岁,沈尹默12岁,周作人10岁,钱玄同8岁,李大钊6岁,胡适4岁。属于他们的时代还没到来。   五四畸零人   1924年,林琴南逝世。1928年,辜鸿铭逝世。1929年,梁启超逝世。1934年,刘半农逝世。1936年,章太炎逝世。1936年,鲁迅逝世。1939年,钱玄同逝世。1940年,蔡元培逝世。   ……      革命第二 请校长回办公室去吧   5月4日上午,北大学生列队前往天安门广场,蔡元培在校门口拦住同学们,权他们不要上街游行,张国焘挤到前面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请校长回办公室去罢。”几个学生一拥而上,把蔡氏半请半推地拥走。其实蔡元培也只是尽校长本分,做做样子而已。队伍立即像开闸的洪水一样,一泄而出了。 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火烧赵家楼之后,军警在赵家楼开始捕人,走在后面的易可嶷等32名学生被抓,军警把他们两人一组捆起来,用板车押往步军统领衙门。易克嶷沿途大呼:“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北洋政府的警察   被捕学生从步军统领衙门移送警察厅之后,待遇大为改善,警察总监吴炳湘亲自慰劳学生,给他们换了较宽敞的囚室,允许他们走动与交谈,还赠送报纸给他们了解外面的情况,伙食标准按警察厅科员例,每人每餐约一毛有零,吃饭时共分五桌,每桌六七人;允许外面的同学探视,也允许里面的同学托寄信外出。   教授们在忙什么    五四运动期间,《新青年》同人在做什么?李大钊每天往图书馆跑,跟学生商议事情;陈独秀在家中写文章,写一系列短小精悍的时评;陶孟和赴美考察教育不在国内;鲁迅为搬家到处看房子,忙得晕头转向;刘半农5月4日上午坐守北大,下午在鲁迅家做客;沈尹默当天在什刹海吃茶,回家看见满街水流,才知火烧了赵家楼。     人论第三 回也非助我者也   张勋复辟,康有为积极下海,被“皇上”封为弼德院副院长,梁启超发表通电指:“此次首造谋逆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有人问他:“今令师南海先生从龙新朝,而足下露布讨贼,其于师弟之谊何?”梁启超正色作答:“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康有为听了,长叹道:“回也非助我者也。这句书,我今日到底才明白了。”     陈独秀愤而出走   陈独秀狎妓流言被散播,北大教授会汤尔和沈尹默等力主驱赶陈独秀,蔡元培屈从内部压力,取消文科学长一职,陈独秀愤而出走。16年后,胡适仍然无限欷歔,他说:“独秀因此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的影响,故不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论定。” 中国的苏格拉底   后来做过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对当时的北大有一个令人悠然神往的描述: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谑。教室里,座谈会上,社交场合里,到处讨论者知识、文化、家庭、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等等问题。   这情形很像中国先秦时代,或者古希腊苏格拉底和阿里斯多德时代的重演。蔡先生就是中国的老哲人苏格拉底,同时,如果不是全国到处有同情他的人,蔡先生也很可能遭遇苏格拉底同样的命运。        英风第四 亡命之经验家   1915年,袁世凯预谋称帝,筹安六君子活动,梁启超称“吾实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复能属文耳!”写成《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派人送去20万大洋,梁启超决然表示:“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三万九千就摆九十九人赞成,而梁某一人断不能赞成也!”有人劝他,你已亡命十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梁启超大笑回答:“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 恭请学生出狱   教育部苦劝被抓学生出狱,学生们不听,徐世昌又派一名官员,偕教育部两司长,到拘留所向学生们低声下气道歉,学生们还是不理。到第二天,步军统领衙门和警察所派人道歉,预备了汽车和爆竹送学生出狱,学生还是不肯,最后一个总务处长连连向他们作揖道:“各位先生已经成名了,赶快上车吧!”学生们这才离开拘留所,在欢呼与军乐声中,昂昂然返回各自的校园。   蒋梦麟感叹道:“各地学生既然得到全国人士的同情与支持,不免因这次胜利而骄矜自喜。各学府与政府也从此无有宁日……”   要想活,一定要上马路   袁世凯复辟,恢复三卿士大夫,刺杀宋教仁,提倡忠孝节义,陈独秀忍无可忍,他生气对汪孟邹说:“你要死,只管缩在弄堂里;你要活,你一定要上马路。”果然,陈独秀此后上马路散发传单,上马路组织群众运动,走上了一条“马路”——马克思主义道路。 给学生五百条枪    罗家伦、张国焘等学生领袖曾拜访孙文,希望得到他的鼓励与支持,孙文开始指导学生,“你们反抗的行动是好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但你们无非写文章、开大会、游行请愿、奔走呼号,你们最大的成绩也不过是集合几万人示威游行,罢课、罢工、罢市几天而已。如果我现在给你们五百支枪,你梦能找到五百个真正不怕死的学生托将起来,去打北京那些败类,才算是真革命。”学生与孙文剧烈辩论三个钟头,孙文始终娓娓不倦,硬是要说服学生。      性情第五 鲁迅玩弹弓   鲁迅与周作人住在绍兴会馆时候,夜晚被叫春的猫吵得无法入眠,两兄弟便搬凳子,操竹竿,爬到院墙头上做棒打鸳鸯的事情。有一回沈尹默去绍兴会馆看鲁迅,碰巧有人在墙边小便,他看见鲁迅正用一弹弓聚精会神在射此人的屁股。   干不了,谢谢   黄侃有次对学生解释文言文优越时,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之多,如用文言文仅需“妻丧速回”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一。”多年以后,胡适上课对学生说:行政院邀请他去做官,他决定不去,清学生们用文言文代他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最后他挑出一个字数最少的电稿:“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说,这份写得确实简练,仅用了12个字。但我的白话文电报却只用了5个字:“干不了,谢谢。” 孙文闭门读书      孙文私下对五四运动大加褒扬,但在报刊上一直没有公开发表支持言论。一位老同盟会员忍不住写信质问他何以对青岛问题一言不发。“顾此次外交失败,凡有血气者,莫不奋起,乃我公噤不一语,以开国之伟人,效刘胜之寒蝉,真令人百思不解其故。蜚语传来,谓我公与徐、段一鼻孔出气,然耶?否耶?”孙文简单地回答:“近日闭户著书,不问外事。”      狂狷第六   为四万万人留君   1913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文学革命没有影子,教育改革阻隔重重,蔡元培意兴阑珊,挂冠出洋。袁世凯极力慰留说:“我代表四万万人留君。”蔡氏回答说,“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刘师培扶病而起   陈独秀被捕后,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当时患病卧床,闻讯扶病而起,联络教授学者七十余人,联名请保陈独秀。函称:“陈先生夙负学界众望,言论思想皆见称于国内外,此次被捕,恐激起全国学界再起波澜,当此学潮紧急之际,殊非息事宁人之计。”这位被激进派批判的守旧教授,在陈独秀危难之际,不计前嫌施以援手。 爱说过头话   陈独秀曾豪气十足地对汪孟邹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改观。”陈独秀有一个特点,喜欢说过头话来打动人心。词气之间,天下皆醉,唯我独醒的气魄,不让前辈康有为。       识见第七 一败再败,必有缘故   陈独秀自称,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奋发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知道甲午战争,才知道世界是一个一个国家组成,中国只是众多国家中的一个。而且还听说有个日本国,把中国打败了;后来又听说八国联军把中国打败了,可就是没听说过中国打败过谁。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 黄门侍郎,胡说弟子    胡适初到北大,当时学生拉傅斯年去听他的课,因为傅斯年有威信,曾率学生把一位不学无术的老师轰走。他们让他去鉴定一下,要不要把胡适照样轰走。傅斯年听了以后却很满意地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于是大家就安静下来了。傅斯年是黄侃的爱徒,他摇身一变,从“黄门侍郎”,成为铁杆的“胡说弟子”。 对学生运动的成见   蔡元培说,“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 梁漱溟独持偏见    学生被抓之后,所有舆论都支持学生,但梁漱溟认为,即使学生们的目的是正义的,也不能作为侵害他人自由的理由。他撰文说,“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去遵判服罪。因为,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纵然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   梁漱溟的言论,遭到社会舆论的猛烈批评。几乎所有批评者都认为:学生是爱国的,法律不能惩罚爱国;学生运动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难免过火。     立言第八 我的辫子是有形的   辜鸿铭到北大第一天上课,脑后鞭子遭到学生哄笑,辜鸿铭不慌不忙地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马上剪掉,然而,诸位脑袋里面的辫子,就不是那么能剪掉的啦。”这一番话,直如当头棒喝,把大家震得不敢吱声。 杀君马者道旁儿   1919年5月9日凌晨,蔡元培留下一张字条,悄然离去。字条云:“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学校,各集会,自5月9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从此,“杀君马者道旁儿”一语,成为历史上的难解之词。 五四运动的“副作用”    胡适评价五四说,“因为中年的智识阶级不肯出头,所以少年的学生来替他们出头了;中年的智识阶级不敢开口,所以少年的学生替他们开口了。现在大家往往责备各省的学生干政,酿成学潮;殊不知少年学生所以干政,正因为中年的智识阶级缩头袖手不肯干政……故五四与六三之大牺牲,正是全国中年智识阶级的羞耻。”    但胡适晚年,对五四的看法有了大变化,他认为五四有一个很大的副作用: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为一个政治运动了。  乱世灭孔,盛世尊孔    本书著者叶曙明云:有人说乱世灭孔,盛世尊孔。其实,往往是治乱交替之际,才最需要用孔子来镇雅俗,励颓风,以道德化天下。什么时候人们耳边充满了尊孔的呼声,那一定÷是因为社会上开始出现许多令贤者觉得礼坏乐崩、山谷陵夷的乱象。中国一向把秩序价值看的比什么都高,在皇权倒塌后的价值崩溃时期,儒学的涨潮,实在是一种自然的社会文化心理需求,就像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溺水的人抓根稻草也不放手一样,无足深责。           注:本版“五四非常道”内容均系摘编自一本杰出的著作,叶曙明著的《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重返五四现场》。在此向作者致谢并致敬。 编者:潘采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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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鲁迅的年代已经过去!

这个文章似乎就是借鲁迅新闻为药引而已!   据说鲁迅文章大篇幅从教科书撤退,也有人辟谣。其实,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社会上读鲁迅的人越来越少的,读鲁迅少,意味着鲁迅文章的现实需求的退潮。扪心自问,近期有多少人会去读鲁迅?大规模阅读鲁迅的年代是出版市场的极度匮乏,顶着当代圣人(毛泽东语)的帽子,鲁迅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唯一能全部出版文章的作家,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因为其在政治上的问题而无法出版,而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代表人物,胡适,在当时,作为反面人物,其书反而无法出版,甚至被组织批判,至今,陈、胡的文章虽然可以大部分出版,然而,入选教材这种政治敏感性,恐怕无人会作此猜想。   历史学家朱学勤说过,毛泽东也是五四青年,有新文化运动改造中国人人性的冲动,文化大革命中多少包含这种动机。这观点不乏真知灼见。当然,也可能是来自新儒家的人皆可为尧舜理论。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干将之一,其主要的成就在批判丑陋人性上,当然,这个人性特指中国人的人性。晚清以降,天朝崩溃,清政府、北洋政府丧权辱国,中国人从世界的中心(自我认识)沦落到半殖民地的国民,我们民族的一批精英,在深刻反思为什么?五四的口号是要民主、科学,而反思中国为什么没有民主、科学,大部分人就归咎到中国的文化上去,打倒孔家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口号之一。   清末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破产,到了新文化运动时,全盘西化理论已经喊出。由于见到日本引进兰学、(西学)议会政治等一套西方体制后,进步神速,留过学的“医生们”(鲁迅、陈独秀是留学日本,胡适是留学美国),自然更会相信中国病需西方药来医,而且需要连文化一起更换,这里面就包括鲁迅想以文章来改造国民性。   平心而论,新文化运动中很多批判观点是过激的,什么废除汉字,二千年封建都是吃人的文化等,基本上是否定中国之前的一切,似乎,中国这二千年是活地狱。鲁迅的批评对象,是中国人的人性中的愚昧、冷漠(《药》,吃人的礼教(《狂人日记》),奴性(《阿Q正传》),一系列杂文,笔锋所向,无一不是旧文化下的阴暗面。贫贱夫妻百事哀,一个国家穷且弱之下,病急乱投医,似乎中国人本身是最大的病因,鲁迅弃医从文,看的主要是这一“精神病”。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鲁迅太冷了。他笔下的人物几乎没有阳光。看多了鲁迅,似乎中国人没了希望!   90年过去,时势异矣!当下的中国,已经是《中国可以说不》流行的年代。按照国民生产总值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国民似乎已经超乎寻常的自信,除了时评家在杞人忧天,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似乎已经为某些国家所接受,中国不输出革命,但输出政治威权和国家控制市场经济的模式。至于文化,随着一些人的荷包扑满,并见识了西方的危机后,文化居然也徒然奋起了。反思鲁迅,反思新文化运动,其实也早就在民间默默进行。   鲁迅批判的人性,其实是不是中国人的人性,全世界的人性都是一样,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西方人也是人,有人性的贪婪、冷漠,君不见,金融危机的引发就离不开那帮华尔街精英的贪婪。只不过,西方慢慢发明了一种自由、法治的制度。从英国的传统中,民众多争取了些自由,光荣革命后,慢慢地发展出限制君主专制的制度,有了这一模式的创新,君主立宪模式和法国大一统模式等进行“市场竞争”,慢慢地,西方民众有了选择,加上政教分离等,社会似乎也慢慢文明起来。要知道,西方文化在野蛮的时候,可并不比中国文明。社会学家伊利亚斯的巨著《文明的进程》描述,西方从野蛮的社会习俗到后来的文明,其实是一个社会不断分工,把人链接起来,处于互相依存的网络,这网络要求人在采取行动前瞻前顾后,自我调节,自我制约,这样的过程离不开国家、社会、民众的互动。假如说,没有国家的民主化,法治化,西方的文化能否达到现在的文明水平,结论是不可能。   鲁迅阅读退潮,一方面是因为鲁迅文章本身的缺陷。另一方面,可能是中国人由于物质上的自信延伸到文化上的自信,也可能因为看到西方这种浮士德精神(严复归纳)的缺陷,如环保危机,全球变暖,无不是这种所谓工业文明的副作用。   阅读鲁迅的退潮,恐怕也是认识到中国人并非一无是处,全盘西方的破产,认识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共性和不同,从国学的复兴,到中秋节等的回归,无不是觉文化的有些部分总是有差异,文明的多样性是常态,文明单一化才是灾难。而,中国传统文化部分也是中国近现代落后挨打的替罪羊,专制及其造就的专制文化部分,跟随专制制度一起,才是应该反思的东西。而所谓,中华民族就是适合专制,只不过是逆转因果关系而已。如果说中国人适合专制,那么台湾人不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吗?东西德、南北韩无不是同一文化、同一种族,民主法治的实例不就表明了文化不是决定性的,只是众多重要因素的一个。而一些普世价值,确实人类文明所共享的,如民主、自由、法治、人权。而鲁迅笔下的所谓中国人的民族性,有时倒过来,成为有人认为中国人不适合民主、法治的借口。因此,或许有人爱读,有人不爱读。   阅读鲁迅的退潮,并不是中国现在已经完全摆脱了旧的文化,无疑,中国现在的文化已经是中西混杂,文明的冲突和融合,中国人穿上了西装,引进了选举制度,民主、法治也写进了宪法。然而,无疑,如俄罗斯一样,由于上千年的专制统治,造成民众政治文化的一些偏好,会有路径依赖,如偏好大一统,偏好面和心不和,不喜欢论辩,如对私人的忠诚超越法律职责的文化,这些迎合专制文化的东西,无疑仍需要鲁迅精神予以批判的。因而,批判精神的式微或许也是,社会觉得批判没什么用,以至于如鲁迅所说的,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因此,更多的人就只生活在平庸里,得过且过。   毋庸置疑,新文化运动已经过去90年,中国社会土壤也大不一样,文字表达方式也发生变化,阅读鲁迅的不流行是很正常的,我们社会有了韩寒的杂文,也有了余华的小说等,温和讲理的胡适也已经回来。且彼时新文化时代的主将的卓见,已化为报纸时评家笔下的常识。一个不需要偶像鲁迅的时代,或才是新文化运动的终结。可惜,以笔为刀的新鲁迅如韩寒已产生,不同的是,韩寒笔下有风雨,却也有阳光。这一点,和胡适其实有类似之处。   鲁迅虽死,其批判精神自然不会磨灭。但是,社会不光要批判,也要建设。中国人既不是天朝,也不是劣等民族,我们是正常的民族,文化中有被专制改造过的,也有可以留存的东西。我们天性中没有奴性,我们的文化不都是吃人的礼教。批判鲁迅等新文化运动,无疑用的仍是鲁迅的精神。   鲁迅阅读退潮不是中国新文化演进的退潮,是国人对现代文明、人性、民族性理解的进步。因此,鲁迅文章有没有退出课本,或者将来,胡适、韩寒的文章能否进入课本,这种事情看似很重要,然而,也没什么大不了,因为,社会已经把后者列入阅读对象,把前者放到了书架顶层,社会,本身就是大课本。 http://www.21cbh.com/HTML/2010-9-13/1NMDAwMDE5NzE1NQ.html?source=hp&position=recomm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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