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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劫夫（1913年11月17日－1976年12月17日），原名李云龙，笔名劫夫，吉林省人。他最著名的作品是一系列为毛泽东的语录谱写的“语录歌”，此外较为有代表性的就是那首曾经脍炙人口的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然而这位红歌始祖由于卷入毛林政争而惨死于文革一片红之中。以下文字引自大陆新民网。 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罪名 　　“文革”一开始，劫夫其实就很害怕。因为，他是个音乐天才，在音乐方面，能无师自通，但对其他方面，则常显幼稚。尤其是，他的确不懂政治，不知道政治游戏中的潜规则，而从延安时期起，偏偏又看到过很多个人政治的悲剧。因此，对政治运动，他常常害怕，害怕会整到自己头上来。 　　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李劫夫就已名列省文化局右派“候选”的黑名单中。他害怕得精神有些失常，对家人，对老朋友说：“我完蛋了，就等着抓我的右派了！”幸亏，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是劫夫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老上级，非常了解他，而负责抓右派的省委书记，平日也清楚劫夫的诗化性格，故不仅不抓他的右派，反而来劝他放心，不要着急。 　　不过，1959年进行党内“反右倾”，作为沈阳音乐学院院长的劫夫，却没能逃脱。因为，他那业务第一、政治第二的作风，几乎众所周知。因此，沈阳市委给他定了一个“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不过，还算幸运，没戴正式的右倾帽子，只需作检讨。 　　“文革”开始后，像成千上万的领导干部一样，劫夫自然逃脱不了被音乐学院的红卫兵批斗、抄家的厄运。对此，李劫夫只好逆来顺受，等着挨批斗，等着被抄家。 　　事情到此，李劫夫与绝大多数其他领导干部一样，若熬过了此关，以后“文革”的日子，无非就是检讨检讨所谓“走资派”之类的错误，然后，便能随“众神归位”，可重新回到音乐学院院长之类的地位。 　　然而，此时发生的一件“好事”对李劫夫影响极大。当时沈阳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分为两派：一派为“红色造反团（红造团）”，是要打倒李劫夫的；另一派叫“井冈山”，却是想保李劫夫的。 　　“红造团”是激进造反派，势力不小，而“井冈山”虽是拥军派（拥护军区），但估计力量斗不过“红造团”。于是，他们为了不让“红造团”劫走院长李劫夫，于1967年1月15日，派专人将劫夫送到北京，藏了起来，同时，向“中央文革”与周恩来总理送信反映。 　　1月31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真的派他的秘书刘汉，来李劫夫的住处了解情况，并将李劫夫转移安排住到了北京航空学院。因当时，北航已由“北航红旗”造反派红卫兵掌了权，没有“中央文革”的话，谁也不可能从北航将李劫夫弄走的。 　　2月9日下午，戚本禹出面接见了李劫夫与沈阳音乐学院各派红卫兵代表，并公开表示，“中央文革”江青、康生与他戚本禹，都是同意“保”李劫夫的，因为，他们认为，李劫夫所作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等，他们都熟悉，也都认为是符合革命文艺路线的。 　　在北京谱曲语录歌 　　因为受到中央要人的保护，李劫夫便对去北京有了好感。因此，当他于3月8日回沈阳后，仅过一个多月，在沈阳发生了武斗，又据军区情报，知道有一派造反派仍想抓他去批斗之时，他便以要为《人民日报》写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的文章为由，在沈阳军区安排下，于4月份，又到了北京，住到了《人民日报》招待所。在以后一年多中，李劫夫大多数时间留在了北京。 　　在京期间，一是受到“中央文革”领导人的重视，李劫夫零星非正式地参与了“中央文革”文艺组的一些活动，而重点则是为一段段的《毛主席语录》，作歌谱曲，同时写下了那首当时全国亿万人都会唱、至今在每个卡拉OK歌厅也都会有的《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样，原本是从外省逃亡来京的李劫夫，反而在北京过起了充实而有滋有味的日子，甚至，还被邀出席了当年中央举行的“八一”宴会。 　　与黄永胜的往来 　　在北京的第二件事，便是加强了他与黄永胜一家的往来。 　　这是导致李劫夫陷入万劫不复的人生黑洞的开端。 　　李劫夫1943年在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时，任三分区下属的文艺机构“冲锋剧社”的副社长，当时，三分区司令员是黄永胜。因此，从那时起，李劫夫与黄永胜便有了一种部属关系。 　　1962年，李劫夫去广州开会，遇到了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当黄永胜的夫人项辉芳得知劫夫是沈阳音乐学院的院长时，便让劫夫将黄永胜的三儿子黄春跃，招到沈阳音乐学院去学音乐。结果，12岁的黄春跃到“沈音”后，劫夫让他住到了自己家中，以从生活上能照顾这个小孩子。后来，项辉芳还让黄春跃做了李劫夫的干儿子。 　　黄春跃在劫夫家中住了一年时间，就搬到学校宿舍去了。只是星期日，则或是到劫夫家，或是让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派人接去他家度周末。 　　“文革”开始后，黄春跃离开了学校，当兵去了广州部队海上文化工作队。 　　有了这层关系，劫夫1967年在北京期间，便同当时也常住北京的黄永胜一家，有了较多的往来。劫夫的夫人张洛与黄永胜夫人项辉芳的往来，则更是越来越密切，二人甚至以姐妹相称。 　　1968年3月后，黄永胜正式调往北京，任总参谋长。 　　由于两家的这层关系，特别是张洛与项辉芳的亲密往来，使劫夫不仅得知了高层很多人对江青的不满，更扯出了一件为林立衡（林豆豆）找对象、接着又受到林彪接见的事情，使劫夫在后人眼中的“林彪集团要犯”色彩，愈加浓重。“做媒”之事是项辉芳惹来的。 　　为林豆豆做媒，受到林彪“接见” 　　1968年初的一天，项辉芳告知张洛，叶群委托她帮林豆豆找一个非干部子弟做对象；可她项辉芳周围哪来合条件的工农子弟？因此，问张洛能否在文艺界找找，因张在沈阳文联工作。张洛还真在文联给找了一个小伙子，经带给项辉芳与叶群先后“目测”合格后，叶群便让项、张带给林彪看。可是，怎么让林彪看呀？叶群便安排了一个由林彪接见革命音乐家李劫夫的政治活动，让那小伙子冒充劫夫的随行人员，一道参加接见。 　　这是劫夫惟一的一次受到林彪接见。 　　接见中，叶群将劫夫介绍给林彪，为劫夫吹了一顿，说他是八路军出来的音乐家，成就如何如何，煞有介事。而林彪自然也例行说了几句鼓励的话，表扬了写语录歌的方式。接见后，林彪还送了劫夫及其家人几样小礼物：两本《毛主席语录》，两套毛泽东像章，一些治心脏病的药等。 　　虽说事由“做媒”起，但当时受到“林副统帅”接见，毕竟是大事。回家后，夫妇两人连忙给林彪写了一封感谢信，表示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等等。 　　这封信，日后便以向林彪表忠心的“效忠信”名目，成为劫夫的一桩罪行。 　　“紧跟林主席向前进” 　　除此以外，劫夫还有两个“投靠林彪集团”的问题。 　　其一，是1970年的一天，张洛在林彪的另一位爱将李作鹏家里，偶然看到了林彪写的那首《重上井冈山》，当时是写在条幅上的。张洛便将它抄下，回沈阳时，带给了劫夫。 　　为毛泽东诗词谱曲谱上瘾了的作曲家，情不自禁地主动为林彪的这首《重上井冈山》谱了曲。后来，6月底劫夫因病去北京301医院治病时，黄永胜与吴法宪、叶群便特地又接见了他一回，并请吃了一餐饭。其间，劫夫便向黄、吴、叶展示了他为林彪诗词所谱之曲，并当场演唱了一番。黄、吴、叶听后，都很满意，说曲子“很雄壮”。也不知是客套，还是真心。反正这事，劫夫的罪已铸成。 　　其二，1971年9月下旬的一天，劫夫从偷听到的外蒙古电台所播的信息中得知，中国有一架飞机飞到外蒙古时坠毁了，但飞机上有许多文件，是中国内部出了事，毛泽东病危了。而到“十．一”国庆那天，劫夫又看到北京没有像往年那样举行庆祝，便愈来愈猜想高层出了事，但见报上报道了周恩来总理依然如旧，他便胡猜可能是毛泽东病重，已由林彪战胜了江青文人集团而接了班。 　　于是，他便又来了创作歌曲的瘾，想提前操作一首庆祝林彪接班的歌，因而，在一张纸上写出了《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曲题目，其他歌词尚未想好而正在思考时，他的夫人张洛进来看见了，问他写什么，劫夫就告诉她：主席病危，林彪就要接班了，现在写一首歌，一旦正式接了班就拿出去。 　　张洛却说：你现在写这个干什么？赶快别写了。 　　劫夫一听，也就停止了写作，并将那写了歌题的纸给烧了。 　　按理说，这两口子之间的事儿，无影无踪，怎么日后却能被弄成了罪证呢？ 　　所谓“学习班” 　　据张洛后来回忆说：她被关进“学习班”后，1972年春节左右的一天晚上，吃过饭后，她突然觉得脑袋里轰的一下，随后，她便感到自己的头盖骨变得像木头一样了。她便问“学习班”的人，是不是给她吃了什么药？反正，自那以后，她就控制不住了，什么都讲。后来，出“班”时，她收拾东西时发现，抽屉里有她写的莫名其妙的东西，如交待她与基辛格的关系等等。 　　张洛怀疑的事，应该是不会发生的。无疑，是她自己产生了幻境。 　　凡经历过“文革”中那种所谓“学习班”的人，都能明白“学习班”的厉害，“学习班”虽然不是正式监狱，但其精神摧残力度，却大大强过正式监狱。 　　为什么？ 　　你想想，不让你好好睡觉，一批又一批的专案人员对你搞“车轮战”，连番来上阵对付你；还有精神战，拿你亲人的前途，威胁恐吓你，没日没夜。不怕你是个多么坚强的人，也能将你的神经折磨成病态。在那种情况下，除非是曾受过特别训练的人，是没有一个人能将心中的秘密长期守住的，都会一一吐出来的――只要办“班”的专案人员认为需要。 　　因此，劫夫两口子之间的一些话，也能被掏出来，并不奇怪。 　　只是，劫夫两口子当时不知道，在劫夫的所有问题中，这为可能上台的林彪所写的《紧跟林主席向前进》歌一事（尽管只有一个题目），也许是导致他们长期受审、并永无政治上翻身之日的关键。 　　因为，当1971年10月20日，上面决定将劫夫作为林彪集团的人而进行隔离审查时，也许仅仅还只是因他与黄永胜等有往来。而这种有各种工作与生活上原因的往来，只要查清了，问题也就还有消除或减轻之日。因为，毕竟劫夫并没有参与林彪集团的什么政事，而与黄永胜等有一般工作与生活往来的人，也不是仅他劫夫一人。但是，将劫夫审查后，却发现，在1971年9月与10月间，劫夫竟写出了准备迎接林彪上台的《紧跟林主席向前进》一歌题目，这，却是全国全军独一无二！ 　　你劫夫说你没有投靠林彪的意图，可是人家亮出这歌的题目，你还能说清楚？谁还能为你劫夫说话辩解？ 　　当然，如果真正按实事求是的原则看，从全面的逻辑上讲，分析一下劫夫作为音乐家作曲家的历史与性格，也就会知道，即便他写了这个什么《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也不应将他视为林彪集团的人。一则，以当时他的地位，他的能量，入那集团，显然还不够格，并且，也的确没有他劫夫参与了林彪集团活动的证据；其二，他原本就是个喜欢为党的事业、为党的领袖写歌的文化人，并非只为林彪而写。况且，当时，林彪还是进了党章的名正言顺的领袖接班人，在情况不明之时，为他写了歌，也不是什么投靠。 　　若真正按实事求是的精神办，劫夫的这些问题，都不应算什么的。 　　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另类处理的。 　　歌曲解禁，结论照旧 　　1971年10月20日，从锦州押到沈阳，正式被解放军战士予以分别逮走的，尔后，被关进了地处沈阳的“学习班”，进行审查。 　　专案“学习班”一办五年多，直到“四人帮”都被打倒的1976年12月了，还没有“散班”的信息。 　　终于，老天来唤他了。1976年12月17日，中午12时多一点，因心脏病发作，李劫夫不幸猝逝于“学习班”中。

无论如何，我从他最后一次作的报告中，即使是在电视上，察觉到了他这些年奋斗，拼搏下来的足迹。无论如何，在世界上，表现得比温家宝差的总理多了。 3月5日，北京。 5点钟起床，冥想，思考，写作。 7点半从北京的家出门，往平时跑步训练的龙潭公园跑去。都三月了，首都还那么冷，在这呆了9年，依然不适应。 路过位于朝阳区的华威南路，每隔10米就有警察正在“维稳”。我穿着黑色的训练服，带着黑色的墨镜，突然被阻挡。男性警察带着严肃的表情对我猛说“你在这儿干什么？”我吓了一跳，与平时一样在公道跑步而已，藏着恐惧，装着冷静地回应说“我在跑步，这里是公共场所，不可以跑步吗？”同样带着黑色墨镜的警察稍微收回口气说，“哦，你别瞎跑啊”。我则控制愤怒的情绪回应说，“知道了，请您也别瞎管。”这些内容，上午的时候，我也在依然不习惯使用的微博上说了一些。 9点回家，打开电视，把频道挑到CCTV1。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了，听温家宝总理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我看着电视，打开笔记本电脑，打字，忽然间开了微博页面。微博上已经有不少媒体人、文化人以及广泛的网民就温总理所传达的数据、口号等各说各的，有的还互相呼应。 我也受到影响，觉得“对于两会，什么也不说，好像不好”，于是对温家宝总理的表现以及两会现场发表了一些浅见。发微博，总是先写到500字以上，然后删到140字。往往被删掉的是最好的文字，经常被保留的是最差的文字。算入乡随俗吧。 “温家宝正做一年一度的政府工作报告。温爷爷显得很慎重，稳重，沉重，我从中能感觉到他‘这是最后一次报告，我努力，圆满完成’的信念和疲倦。人民大会堂依然那么地隆重，台下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大代表们的反应和鼓掌反而显得有些别扭，与温总理的表达之间存在着一些鸿沟，就像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似的。” 关于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国内外的表现，有许多说法和评价。有人讽刺说他“在作秀”，有人评价说他“促民主”，有人感慨说他“很可爱”。无论如何，我从他最后一次作的报告中，即使是在电视上，察觉到了他这些年奋斗，拼搏下来的足迹。这些年，我也在北京奋斗，拼搏，他的表情反映的“我做了，我累了，我走了”，对此，我深有同感。 作为一名住在北京见证了中国政治的外国人，说点心里话，我一直认为外媒驻京记者是根本没有资格对中国总理温家宝带着讽刺的口气说三道四的。我谨代表自己对那些媒体人说，“你以为统治中国有那么容易啊，瞧瞧你们本国的领导人，比温家宝优秀，踏实，积极多少？不要说体制属性，民主还是独裁，无论如何，在世界上，表现得比温家宝差的总理多了。” 对于中国总理温家宝所做到的经济政策，以及没做到的政治改革，我们外国人或许需要谦卑、低调、诚恳地给予现实的评价，并且，冷眼思考“下一步，谁来继承，或承担温家宝所遗留下来的遗产？”肯定的是，2012年“两会”的闭幕真正意味的是中国未来10年政治的开端。 午后到母校北京大学办点手续，难得回来一趟，校园里上碰到了几位熟悉的老师，站在马路边上聊一聊。 我说，“两会在举办，行动很不方便啊。北大好像也变了，到处都是高楼，老师不在研究室里，学生也忙着出国留学，找工作”。一位80年代末在燕园里读书的老师对我说，“北大变了，我读书的时候，这里是自由讨论的天堂，什么都可以谈，不娱乐化、场面化、形式化，不像当今的‘两会’。行政化是一方面，更要命的是师生们都缺乏进取的精神和思考的兴趣。” 我走到上学期间每天跑步的未名湖畔，去校方行政单位办点手续，预料之内，办不成，缺材料，负责人不在办公室，只能在某一天再过来…… 我选择放弃，无语，悄悄离开。走两步，在椅子上坐下来，未名湖里的水还冻着，我的脑海里，回想着上学期间的教室场景，去想着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路在何方？想了半天，根本想不出来，“不过，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课堂民主比党内民主重要很多。我同意中国的政改首先必须是党内的选举改革，要一步一步来，但着眼长远的未来，年轻人在课堂上以什么样的心态求学、成长，其影响更加深远。” 溜达溜达，自然走到了北大东门外的万圣书园。我在北京这些年，万圣的学风一直伴随着我的观察与思考。今天，我要思考什么？写作什么？ 喝着习惯了的黑咖啡，自觉“别写两会了，写不了什么，没什么意义。” 毕竟来到了Thinker‘s coffee，就思考点知识分子该做什么吧。 学者、记者、作者、教师、文化人、出版人、书店老板、艺术家、历史学家……都可称为知识分子。他们应该是思想的供应者、知识的塑造者、信息的传播者。在一个正常的公民社会里，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什么呢？我想有三种：一，抗衡权力；二，启蒙公民；三，推动共识。 不妨把思考的现场流传到二战前夕的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军国主义膨胀，失控，文官，甚至具有统帅权的天皇都被军官“忽悠”，日本最终选择了错误的战争，社会则陷入了无序和崩溃的边缘。 一位亲历过二战前夕日本的资深记者曾对我说过，“战前，在国家明明走向错误方向的形势下，知识分子真无能为力，无所作为，没批评该批评的，没推动该推动的，而选择沉默和懦弱。我后来为什么做记者？就是要阻止国家失控和膨胀。凭什么证明政府说得总是对的，政府做得总是对的？” 当今，日本政局处于高度的不稳定，所谓“频繁换相”，首相每年都要换，早就陷入“无政治状态”，即国民不关心政治，不信任政治家。不过，立场截然不同，被称为左右两家的《朝日新闻》和《产经新闻》都不会去主张“我们的国体或政体不对，必须得改”。什么是日本的国体？战后日本的国体是“象征天皇制”，政体则是“议会内阁制和三权分立为支柱的民主政党政治”。对于这一“核心制度”，这两家报纸之间是没有争议的，围绕既成的国体和政体，日本国内舆论是有共识的。那位记者说，“这是我们的底线”。 GDP总量上已经超过日本，正在迈向负责任大国的中国，观察其国内舆论，我想，日本战前的教训是深刻的。国家快速崛起，容易膨胀，陷入失控时，知识分子的作用、责任以及角色再高估都不过分。中国的知识分子抗衡权力，抗衡得怎么样？启蒙公民，启蒙得怎么样？ 推动共识，推动得怎么样？ 难以抗衡，有体制原因。一名中国女性媒体人的感慨很到位，“没办法，政府呢，不让有右，又害怕左”。确实如此，中国左右两派都去情绪化，要么陷入全盘西化，即中国如何学习西方制度，要么张扬中国模式，即中国该走自己道路。 启蒙公民，启蒙平台似乎仅有微博，但依我观察，在微博这一战略平台，被展开的总是吵、闹、搞，情绪化、娱乐化、商业化的左右之争似乎难以启蒙公民，若说它是启蒙，意味深长，则是中国的悲剧。 至于共识，共识何在？左到右，决策层到老百姓，企业家到文化人，不用说赞同，至少大家都不会否认的“中国底线”，国体也好，政体也好，到底何在？ 知识分子最大任务，显然是推动共识。前提则是，知识分子务必属于独立、中立、自立。我想，中国人首先应该重新认识现状，并探索如何使得知识分子确保独立、中立和自立，从而正常地扮演应有的作用。 注重认识，回归常识，重塑共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3月２４日至２５日在湖北调研透露，中央确定近期工作的总基调是“ 稳中求进 ”。 ３月３１日李源潮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上指出，要以迎接党的十八大为主题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推动 经济发展稳中求进 ，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 ，切实加强基层组织，更好地为完成党的中心任务提供动力和保证。 李源潮指出，为党的十八大召开营造良好环境、创造优异成绩，是今年创先争优的主题。要组织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围绕本单位改革和发展的中心任务，立足本职创先争优，克服经济形势变化带来的各种困难，促进科技创新、产品质量提高、节能增效等工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多做贡献。要继续深化窗口单位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按照群众意见改进工作、转变作风，提高服务质量和群众满意度。要把学雷锋作为创先争优活动的重要内容，党员干部带头学雷锋，努力做践行社会先进思想道德的模范。 李源潮指出，要切实抓好基层组织建设年各项工作落实，确保取得实效。要把工作抓到支部，在分类定级基础上，指导每个支部提出创先争优的具体目标和措施，重点抓好后进支部整顿，抓好“一定三有”、“四议两公开”等政策措施的落实。要抓好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选派机关干部特别是优秀年轻干部到难点村、贫困村、后进村担任党组织书记，注意在大学生村官中发现优秀苗子，培养有文化、有抱负、有眼界、有胸怀的新一代农村党组织带头人。要建立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下基层改进作风、了解实情，指导基层组织建设。要坚持条块结合，充分发挥行业部门指导作用，形成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合力。 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中央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副组长沈跃跃和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会议。（据人民和新华网）

1999年，28岁的徐明进军足球，凭借占其产业5%的足球带来的好名声和更强烈的欲望，徐明在短短6年的时间内布下了一个涉及3家上市公司、3家商业银行、2家保险公司、1家基金以及10多个关联企业，跨越塑钢、家电、足球、金融并随时准备举全部筹码进军大石化的大场面。 成因足球，败也最早体现在万人瞩目的足球上，徐明在足球方面表现出的颓势提醒我们应该仔细审视这个庞然大物。迅速繁衍的幻想让人们忽视了徐明帝国脆弱的根基。太多的东西阻碍了人们的视线，这个曾经是中国最富有的年青人用神奇财技打造的帝国也许到了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 现在，徐明会怀念1999年之前纯粹的时光吗? 徐明的“商业帝国”有多大?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伪问题。因为这位中国福布斯富豪榜的常客，其财产和涉猎“疆域”时常处在飘忽不定的状态中。 以徐明核心资产大连实德集团有限公司来看，2005年其资产总额就有三个说法，国家统计局辽宁调查总队得出的数据是104.2亿元，辽宁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调研组提供的数据是130亿元，该集团公司对外招聘公开的数据是165亿元。 以徐明“商业帝国”涉足的范围而言，按照其公司介绍，目前实德集团在以化学建材为核心的基础上，形成了化建、家电、体育、保险、石化、汽车和医疗七大产业格局。但如果稍加调查，就会发现，其家电业务深陷成本之苦;保险仍然处在“陪太子读书”的发育阶段;石化和医疗大部分处于政府审批未果的“纸上谈兵”阶段;以大连实德集团瓦房店客车公司为内容的汽车产业已经在2005年被发改委撤消了汽车产品的注册。而令徐明在本世纪初风光一时的化建，其赢利、市场和规模从2003年达到顶峰后就开始萎缩，已被龙头企业甩在了身后;以足球为标志的体育产业，不断爆出甩卖球员、拖欠工资的消息，也已呈强弩之末之势。 让“帝国”最尴尬的数据应该是大连市利税50强排行榜， 2000-2005年，大连实德集团公司只是在2003年出现在第43位上，其他时期完全是空白，甚至2005年没有进入该市利税百强。而同为民营企业的大连万达集团公司和大连华农豆业集团公司，2003年以来无论是资产规模、销售收入还是利润，都一直压在实德集团的“头上”。即使大连工业产值百强中，实德集团下属的大连实德塑胶工业有限公司和大连实德塑料建材有限公司，一直都在20名以外。这与徐明在福布斯排行榜上不断冲入中国前10名的气势，大相径庭。 6月28日，首届全球华商500强颁奖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由世界杰出华商协会组织评价的“全球华人企业500强”和“全球华人富豪500强”出炉。徐明以个人资产48亿元人民币位居“全球华人富豪500强”第109位。但2005年自称资产总额165亿元、销售收入86亿元、利润3.5亿元的大连实德集团没有入围，尽管“全球华人企业500强”最末尾的标准是销售收入71亿元。 “真不知道，现在的徐明和实德，谁靠谁出名?”近日，一位离开大连实德集团的知情人士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说，此次“全球华商500强”活动已经从一个侧面暗示，徐明个人财富的荣耀已经掩盖了“实业报国、德以兴家”的大连实德集团，“可以说，实德的成长速度已经追不上徐明的财富传奇了”。 自去年以来，《商务周刊》经过对徐明和其“商业帝国”大量的调查，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版本的财富故事。唯一的传奇是，当时注册资本只有1.2亿元的大连实德集团，在2001年年初突然得到了一笔高达近40亿元的注资，这才是成就徐明财富传奇的最大转折点。 其后，大连实德的“实业报国”开始被徐明眼花缭乱的资本运营“财技”所取代。甚至在2003年主导产业化学建材走下坡路后，徐明一点也没有放松向金融、石化甚至能源的资本扩张。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扩张，无论是投资石化、能源、金融，还是进军足球、铁路、汽车和医疗，都是以声震海内外的豪言开幕，以项目缩水或查无所有而告终。调查中发现，一些资本运营项目更多是“空中楼阁”，一些项目一直处在停滞状态，甚至一些已经确定的投资，其资金至今迟迟未能到位。 “去年以来，大连实德的资金紧张形势开始从暗处转向明处。”这位在实德干了5年多的知情者一直怀疑实德众多投资的钱从哪里来，“因为很明显，实德主导产业的价值不可能吸引到那么多动不动上百亿元的投资资金，或者是虚张声势?或者是‘飞钱’(过路资金)?”但他认为有一点很明确，实德过度膨胀的多元化，和诸多有头无尾的投资失败，正在让其资金捉襟见肘。 一家与实德同行的龙头企业高管也私下向《商务周刊》透露了相同的判断，在其与实德近期的合资中发现，实德资金链出现了问题。“实德表现出三个特点：不透明、多元化和资金链紧张。”他说自己的第一感觉是，“实德更像是一个私募基金，这几年有点把实业放掉了，转向资本运作，进行了很多金融型的投资，很有当年德隆的味道”。 那么，“徐明帝国”的真像到底如何呢? 徐明前传 由大连庄河市往西大约十几公里，便到了徐明的老家吴炉镇。 吴炉镇地处一片山坳之中。在依赖海产的庄河，吴炉是距海岸较远的一个镇，由于山多地少，玉米是主要的农作物，经济条件比较差。由吴炉镇再往西几公里，经过一段坑洼不平的土路，就看见依山势稀稀拉拉散落在坡地上的光华村，这是徐明的出生地。村里的人家沿山脚一字排开，绿树成荫，一条小河从村前流过，几头牛和一群鸭子在河边悠然自得，一个典型的辽南山村。 当地民风淳朴，听说打听徐明的老家，一位老乡放下手中的活，领记者来到一个小院落。不大的院子中间是当地普通的4间草屋，院门紧闭。老乡介绍，徐明一家很早就搬走了，老家只有一个耳聋的叔叔。 据徐家的邻居一位老奶奶介绍：“这个院子还是徐家生活改善后新建的。”她领记者来到不远处的另一个更小的院子，院中央孤零零耸着一间草屋，大概只有30平方米大小。老奶奶说，徐家早年生活非常艰苦，徐明的父亲徐盛家在有了4个孩子后曾去北京学习，4个孩子就跟奶奶在这个小屋度过了贫穷的童年。后来徐盛家学成回到村里，在光华村大队担任村干部，徐家的生活才开始有了起色。“徐明一家现在只有每年清明上坟祭祖才回来。”她说。 徐家兄弟姊妹四人，出生于1971年4月5日的徐明是老小，G大元(600146)董事长徐斌是老大，比徐明大6岁，中间还有两个姐姐。据邻居们回忆，少时的徐明孤言寡语，“虽然很聪明，但实在看不出日后会成为亿万富翁的架势”。徐明在光华村的村办小学上学，后来随着家庭条件的改善，初中就读庄河31中，高中就读于庄河第二中学。在当地，都不算太好的学校。 按照村民们的分析，徐明的经商头脑和商业道路来自家传。其父徐盛家——也就是后来大连大河集团公司、四川大河投资公司以及上海大河投资公司的董事长或实际控制人，在1980年代初到吴炉镇供销社任职，期间还曾担任当地的黄海机械厂厂长。“脑子聪明，有经济头脑，为人也很和善。”向当地的中年人打听，人们依然对徐盛家的名字印象深刻，当地人至今认为徐盛家后来调往庄河后，黄海机械厂就再也没辉煌过。 1982-1994年，徐盛家在庄河市的红光集团任职，1990年代初，任红光集团党委书记，是红光集团实际掌门人。红光集团是位于庄河市中心区的红光村集体资产。据当地人介绍，徐盛家成为红光村村支书前后，红光村靠卖地积累了很多资金。在徐盛家的主持下，红光村用这些钱办起了很多企业，这些企业在徐的经营下迅速壮大，成为当地著名企业。徐盛家也因此成为庄河颇有威望和实力的人物，获得1998-1999年度大连市劳动模范称号。从这样的背景可以看出，徐明并非白纸一张打拼，他的父亲给他从庄河开始发家做了很好的铺垫。 对于自己的故乡，成为富豪后的徐明没有忘记“德以兴家”，为村里投资修建了一个小学，取名叫实德小学。后来还从自家门口到镇里的公路之间修了一条长约2公里、宽3米左右的“思乡路”，将在思乡路距离徐明家最近的一座小桥，取名为“学子桥”。 1988年8月，徐明进入沈阳航空工业学院学习。不过据《商务周刊》调查，徐明考入的是该院成人教育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专科，而非该院经济系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正规本科。当然，英雄不问出处，学历代表不了任何问题，只是后来徐明脱颖而出后被演义的“两年跳级完成学业”的“神童”表现，却并非事实。 按照目前市场公开流传的故事，徐明自称其商业经历是从求学的沈阳航空工业学院开始的。徐明向媒体介绍，自己从沈阳五爱市场批发一些日用小商品，“坐公共汽车背两个包东西拿到学校来卖，价格翻两倍到三倍。现在想起来可能不太道德，但实际上利润率非常高，都是两三倍的利润”。 这一点徐明没有说假话。《商务周刊》通过一番周折找到了当年徐明在国际贸易专业求学时的辅导员。他告诉记者，徐明没有给他留下太深的印象，“在班上不是很活跃，学习成绩也不是很突出，看上去好像比较有钱，可能喜欢在宿舍里倒腾一些袜子、小收音机之类的商品，但学校里很多同学都这么干，并不显眼”。唯一留给这位辅导员深刻印象的是，“喜欢交朋友，出手大方”。 从这一切来看，许多笼罩在早年徐明身上的神话，大部分都属于想象。进入社会前，徐明只是一个普通的孩子。 起 家 1990年8月毕业后，徐明回到大连，进入庄河市对外经贸委员会工作，很快徐明又调入经贸委下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 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是庄河外经贸委唯一的贸易公司，由当时该市外经贸委主任杨兴普在1989年8月25日领导组建而成。后来成为大连实德集团副总裁的隋信敏，当时也从庄河市计委调到这家公司担任业务科长的二把手职位，时年28岁。也就是这家有着政府背景的贸易公司，成了徐明和大连实德集团打造“商业帝国”的起点。 从1990年8月到1992年年中，按照徐明自己的介绍，是钻了政策的一个空子，以熟虾代替生虾搞对虾出口的时期。据对大连对虾出口市场熟悉的人士向《商务周刊》介绍，当时确有许多人都在这么做，借此赚了大钱有名有姓的不少。 尽管不知道徐明是否因此也大赚了一笔，不过当时他应该比较活跃，业绩也应该得到了杨兴普的赏识。1992年11月9日，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进行了公司变更，21岁的徐明取代了一位刚刚在经理位置坐了一年的领导，成为该政府公司的经理和法人代表。 有知情人士告诉《商务周刊》，徐明得到这个位置，可能还并非是做对虾生意取得了辉煌业绩。当时按照大连市政府规划，1993年将开始大搞城市建设，许多企业为了抓住机会，纷纷组建土石方工程公司。他介绍说：“徐明将这个消息传递给了杨兴普，同时拉来了一个港商搞合资。” 经过庄河外经贸委审批和大连市外经贸委批准，1992年10月27日，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和港商周一鸣的香港恒和机械工程公司，共同出资80万美元注册了中外合资的大连实德机械工程有限公司，其中中方以44万美元现金占55%的股权，外方以36万美元从日本、美国购买的37台二手机械设备占45%股权。杨兴普任董事长，徐明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周一鸣和隋信敏任副总经理。《商务周刊》从工商资料上看到，事实上，这家合资公司的股本和投产后所需的流动资金，全系中国农业银行大连分行国际业务部的贷款。 “提供了商机，拉来了外商，搞到了贷款，杨兴普没有道理不把庄河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总经理的位置给徐明。”这位知情人认为，“在杨兴普看来，让徐明出任这家政府背景的外贸公司，更方便合资公司的运作。”他同时介绍，这其中隋信敏起了关键作用，“也是隋跟随徐明的起点”。1993年2月10日，徐明又拉来了佐藤宏、温田宏裕和纸谷丰三位日本土石方和机械方面的工程师，他由此开始了成就未来徐明帝国“第一桶金”的传奇。 按照徐明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公开说法，“当时做(大连站前胜利广场)基础工程的时候，它有60多万立方米的土，要排到什么地方呢?我当时考虑到，应该在做一个工程的同时，也同时把另外一个工程做好。我们跟政府提出来，结果政府拿着我们的要求，在星海湾那边依山填海，现在建设了一个可能是亚洲最大的广场。这样可以说在做一个工程的同时完成了两个项目。”据其透露，这项“挖土填海”的壮举，为22岁的徐明一举赚了3000万元。 事实上到底如何?《商务周刊》在大连找到了当年负责星海广场筹建的大连市建委一位退休官员。据其透露，“星海广场面积达160万平方米，土方工程量之大可想而知，而胜利广场面积只有14万平方米，用胜利广场的土填满星海广场根本就是天方夜谭嘛。” 这位官员回忆，从1993年开始，大连市大兴土木，大量挖掘的土方按照规定应该运到距离大连市区很远的毛莹子垃圾场。但当时考虑到星海湾位置优越，而且大连缺少一个外向的金融商务中心，市府领导就决心把星海湾这个大垃圾场填造成这样一个中心。他认为：“实际上是大连市出台相关政策，整个大连市的土方都往星海湾倒，后来还是不够，最后炸了相邻的一座山头填海，才成就了亚洲最大的星海广场。徐明那么说，有点贪天之功喽。” 据这位官员介绍，由于胜利广场地下地质结构复杂，对施工方资质要求严格，徐明刚刚成立的实德机械工程有限公司因为资质不够，并没有完成整个胜利广场土方，“干到一半就被踢了出去，由大连城建总公司接手最后完成”。他认为，徐明应该在土石方工程上赚了些钱，但“一项工程一举两得赚了3000万元，就有些夸张了”。 但无论怎样，依靠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的扶正，和实德机械工程公司在大连的出现，徐明终于在商海有了立足之地。 飞来横财? 尽管如此，但不可否认，对虾生意和土石方工程，都证明徐明善于从政策和市场的结合点上寻找机会的商业头脑。1994年，徐明也是凭借这种头脑抓住了进军塑钢建材的机会。 1993年时，在徐明的老家庄河市，有一家名为大连海德利塑胶工业有限公司的企业最早从事塑钢型材生产与门窗加工。大连城乡建设委员会一位官员告诉《商务周刊》，在一次视察中，原大连市市长薄熙来对这种完全不同于铝合金的新材料很敏锐地表现出极大兴趣，现场亲自给大连建委负责建材的副主任布置任务，要求召开一个塑钢建材的产品推广会。 “以建委的名义给一个企业的产品召开推广会，显然具有非常的号召力。”这位建委官员回忆，这次高规格的推广会受到了商人们的追捧，许多中央级的媒体对推广会进行了报道，“而徐明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公开表示要响应号召，生产塑钢建材”。 1994年8月5日，徐明还是借助具有政府背景的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与一家名为德国亚洲进出口公司的外商共同出资900万美元，成立大连实德塑胶工业有限公司，中方出资675万美元现金占75%股份，外方以价值225万美元的设备入股占25%。杨兴普任董事长，外方代表陈基任副董事长，徐明任总经理，隋信敏任副总经理。同样，这家合资公司的中方股本和投产后所需的流动资金，仍全系中国农业银行大连分行国际业务部的贷款。 作为企业实际管理者，又一次抓住机会的徐明表现出果敢的一面，一举引入了12条塑钢挤出生产线，当时年设计生产能力1.5万吨。大连市建委的一位领导在大连实德塑胶工业有限公司开工典礼上问徐明：“这么做是不是风险太大了?”徐明回答：“推广会一开全国就知道了，市场肯定非常大，而我的生产线是最先进的，可以生产不同颜色的塑钢门窗。我有12条，而海德利只有2条，他们肯定竞争不过我。”徐明把实德定位于塑钢生产商，只管生产批发，具体门窗的制作就让各地的销售点完成。事实证明，徐明选择的这条道路不但让其拥有了真正的实业，而且迅速做大了市场。 大连实德塑胶工业公司显然要比大连实德机械工程公司赚钱。一个明显的标志是，不像实德机械工程公司中外方老拿设备充资、且行动不积极，至少截至2003年，德国亚洲进出口公司不断追加真金白银，股权从25%一直攀升到49.7%，使得大连实德塑胶工业公司注册资本2002年达到了1.5亿美元。 但这个财富故事远远不及几年后大连实德集团获得的巨额注资更为刺激。 为开辟更多的经营渠道，在成立大连实德塑胶工业公司的前后，徐明还注册了大连金德工贸企业有限公司、大连实德塑料建材有限公司、大连实德房地产开发公司、大连实德装饰装卸公司等10多家公司。其中，成立于1995年2月18日的大连金德工贸企业有限公司，就是徐明商业帝国的旗舰企业——大连实德集团公司的前身。 大连金德工贸企业公司仍然借助的是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徐明利用这家公司的政府背景与大连一家街道办事处所有的大连京华工贸企业有限公司共同出资3000万元，其中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出资2875万元，占95%股份。成立9个月后，大连金德工贸企业公司变更名称为大连实德集团公司。而后悄无动静。 变化出现在1999年。首先，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和大连京华工贸企业公司把股份全部转让给了徐明、隋信敏、徐斌和陈春国(现大连实德集团总裁)4位自然人。而后4人追加注资到1.2亿元，其中徐明占有96%的股权，隋信敏2%，徐斌和陈春国各1%。这样，大连实德集团公司完全变成了私人公司。 而后，在2001年3月29日，大连实德集团又一次追加注资，这一次是足足40亿元。 这次变更使得大连实德集团公司在工商资料中出现了20名自然人股东和13名法人股东。自然人股东中，既有像隋信敏、陈春国、徐盛家和徐斌这些徐明的嫡系和亲友，也有同为徐明沈阳航空工业学院校友的现沈阳宏元集团和金德管业集团董事长张澎及其嫡系，比如沈阳宏元集团副总裁、金德发展(000639)总经理和金德足球俱乐部财务总监赵忠杰、金德铝塑复合管公司和金德发展(000639)副总经理毛锐，以及江湖传言“曾为张澎挡了沈阳黑社会老大刘涌砸过来的酒瓶子”的前金德足球俱乐部总经理于雷。 法人股东中，既有与徐明家族有关的企业大连实德塑钢门窗厂、大连大昌房屋开发公司、大连德银商行和大连大河庄农产有限公司(徐盛家所有)，也有张澎宏元集团旗下的沈阳东鹏机械施工公司、沈阳金德建筑装饰板公司、沈阳一织装饰工程公司、上海立鹏科技投资公司、辽阳鹏德石膏公司、辽阳煤矸石热电公司。 这些股东中，最低的出资3000万元，最高的出资达3.87亿元，甚至一直被认为穷得只有卖球员份的大连赛德隆足球俱乐部也出资了2.58亿元。工商资料显示，40亿元巨资在2001年3月6-7日两天内，几乎同时从大连商业银行现金转账进入大连实德集团在交通银行大连分行的账户，这与徐明所属公司在注册中时常拖延资金到位时间的风格大相径庭。 按照这些股东的资历和成立时间，通过原始积累拥有如此庞大资金的可能性值得怀疑。《商务周刊》经过努力，仍没能找到这批巨资的真正源头。但无论怎样，可以明确的是，资金是通过徐明体系和张澎体系进入大连实德集团公司的，按照《商务周刊》可以证实的身份计算，大致出资对比为70.9∶20.4。 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的球迷们一直关心的那个问号了——后来分别掌控大连实德足球俱乐部的徐明和沈阳金德足球俱乐部的张澎，两人之间是什么关系?有知情人士告诉《商务周刊》，大连实德集团1.3亿元控股沈阳宏元集团。 事实上，40亿元大注资后的2002年8月30日，大连实德集团还进行过一次资产的合并，宏元集团持有3.6亿元的9%股份无偿转让给了徐明，其在大连实德集团占有的股份上升到17.75%，成为第一大股东。同时，张澎的嫡系于雷和宏元集团旗下几家公司也把股份无偿转让给了徐明和徐明体系的人员。至于徐明和张澎之间现在的关系，从工商资料显示，至今张澎和上海立鹏科技投资公司仍然是大连实德集团的股东，分别占2.5%和4.17%的股份，例行参加徐明主持的股东大会。 如此一来，不但张澎与徐明之间公开交恶的故事令人感到滑稽，而且40亿元巨资来源更让人迷惑。 徐明财技 没钱的时候就“点子”不断，有了钱、而且是巨资，当然更要玩财技。在调查中，徐明的财技令记者和很多采访对象很是佩服。整个大连实德体系，几乎完全是踩在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这家政府背景企业的肩上站立起来的。 知情人向《商务周刊》透露，在构建自己的商业帝国的过程中，徐明以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法人代表的身份，充分利用这家政府性质公司的市场资源和信用资源，“借鸡下蛋”，为自己“孵”出了大连实德机械工程公司、大连实德塑胶工程公司和大连实德集团公司三大核心企业。 1998年10月，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因“未进行年检”而被吊销营业执照，1999年，杨兴普突然去世，这两件事使得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完全掌握在了徐明的手中。工商资料显示，杨兴普在大连实德塑胶工程公司和大连实德机械工程公司的董事长职务，在没有股权转让发生的情况下，分别在1999年8月和2004年4月被徐明接替。2005年11月，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将其名下大连实德塑胶工程公司50.3%的股份无偿转让给大连实德集团公司。 而工商资料中显示唯一支付股权转让费用的是，1999年10月6日，徐明向庄河市对外经贸委原数退还了1995年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最初投资大连实德集团的2850万元出资数额，从而获得了大连实德集团95%的股权。 如此一来，徐明实际上只拿出2850万元，就获得了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这家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全部资产和在实德系三大核心企业中全部股权。其中，仅大连实德塑胶工程公司的股权资产价值就达6.26亿元。 现在，谁也不清楚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到底有多大的实力。《商务周刊》仅从大连实德塑胶工程公司项目可行性报告中看到了唯一的描述：1994年时，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固定资产7360万元，年出口1亿元，出口到台湾、香港、日本、朝鲜、加拿大、美国、独联体等经济体，下属16家企业。 “因为是一家政府外贸公司，股权单一，而且脱离主管单位管理，所有的资产和经营只有徐明和隋信敏清楚。”知情人认为，如果能搞清楚这家公司的资金账目，许多涉及大连实德集团的投资活动可能会有更清楚的描述。在他看来，徐明“第一桶金”更像是从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而来，而并非赤手空拳的民营色彩。 另一个能够展现徐明炫目财技的，是以外资身份进入2003年上市的凌云股份(8.57,-0.82,-8.73%)(600480)。不过这一次徐明深藏幕后，站在台前的是大连实德集团总裁陈春国。 陈春国比徐明小两岁，出生于大连庄河市小孤山镇，离徐明老家只有几公里远。1994年大连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开始跟随徐明，大连实德集团公司的工商注册就是他完成的。如果说徐明早期的重臣是隋信敏的话，现在的股肱之臣则是陈春国。 凌云集团前身是河北凌云机械厂，属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下属企业。2002年10月，成立于2000年2月的北京实德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拍卖会，以6837万元拍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凌云集团38.36%股权，其余61.64%的股权仍由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持有。其后，凌云集团又将11.64%股权转让给上海实德投资公司，价格不详。2003年凌云股份上市前，凌云集团净资产为1.84亿元，实德手中总共控制50%股权。 凌云股份的前身凌云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是由凌云集团和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第五汽车有限公司共同出资1.65亿元组建的中外合资企业，其中第五汽车有限公司持有38%的股份。 《商务周刊》调查到，第五汽车公司是由百慕大注册的北方工业投资有限公司全资持有。北方工业投资有限公司是一家股东超过1400人的私人拥有的公司。2000年左右，北方工业投资有限公司期望转让手中持有的凌云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股份。 也就在这年的3月22日，高登国际(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在香港注册成立，董事和股东包括陈春国、徐明、徐斌和隋信敏，董事长为陈春国，财务总监为现任大连实德集团公司副总裁的姜岩。 2002年5月，北方工业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第五汽车有限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高登国际(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大连大河投资公司协助高登国际完成了这起转让的支付，具体价格不详。但《商务周刊》调查得知，第五汽车有限公司截至2003年5月31日的净资产为7612万元。这样一来，通过高登国际与北方工业投资有限公司的置换，“徐明帝国”又间接得到了凌云股份的股权，而且这部分股权的外资身份没有发生变化。 2003年7月，凌云股份(600480)上市，陈春国以高登国际(香港)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英属维尔京群岛第五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出任凌云股份副董事长，持有27.23%股份，为第二大股东。如果算上北京实德通过凌云集团持有的凌云股份的股权，“徐明帝国”持有凌云股份49.05%的股份，刚好超过第一大股东凌云集团持有的43.64%。 如果按今年3月1日股改完成后G凌云的股权变化计算，实德系持有42.66%，凌云集团持有37.95%，实德系实际控股了G凌云。也就是说，“徐明帝国”前后最多拿出1.4亿元，就控制了总资产14.5亿元的G凌云。 令人惊诧的是，6月29日，G凌云(600480)发布公告，北京实德投资公司和上海实德投资公司把其手中50%G凌云股权仅以1.3亿元转让给了兵器工业集团子公司北京工业公司。 现在，根据《商务周刊》的调查，“徐明帝国”以资产置换和间接持股方式，还分别通过大连实德工程塑料有限公司和宏元集团间接控制着G大元(600146)和金德发展(000639)。 徐明另一项让人拍案的财技是收购大连万达足球俱乐部。 1999年12月24日，徐明以1.2亿元代价从王健林手中收购了大连万达足球俱乐部。《商务周刊》找到的当时转让《合同书》显示，大连实德集团只付出5000万元现金，其余的7000万“通过实德集团指定的承贷单位承担万达集团在建设银行大连分行的贷款来支付”。除了甲A足球俱乐部的牌照，实德获得了万达足球队1-4队现有全体队员，5000平方米的足球训练中心，5000平方米的中山区荣盛街32号足球产品专卖商场。 工商资料显示，2002年6月3日，大连实德集团召开董事会修改公司章程，对大连实德足球俱乐部进行整体评估，把原来公司3000万元的注册资本修正为1.2亿元。同时股东也修改为大连实德集团以实物出资7680万元，林乐丰以实物出资1320万元，余泽美(致公党大连支委秘书长)以实物出资1000万元，徐春以实物出资1000万元，姜岩(现大连实德集团副总裁)以实物出资1000万元。并在10天后，委托评估公司进行了评估。 收购价是1.2亿元，注资修改后也正好是1.2亿元，难道是巧合?对此无从知道，但一位注册会计师就此分析后告诉《商务周刊》，“这样一来，把大连实德足球俱乐部向银行抵押，就可以获得同样数额的贷款，7000万支付所承担的万达债务，5000万还回实德，大连实德集团一分钱不花就可以得到大连实德足球俱乐部。”他认为，要证实这一点，只要查看4位自然人实物出资的真实评估报告就可以了。 多元化膨胀 奇巧的财技，加上巨额资金，在2001年前后，徐明的野心开始向全国膨胀。和当时许多市场传奇人物一样，徐明也未能脱俗，期望像当年的摩根一样，通过金融资本整合产业帝国。而要完成这个伟业，必须首先“下注”金融业。 2000年11月，徐明第一次进军金融业，与广东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武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北京丰利投资有限公司、巨能实业有限公司、龙赢投资有限公司、合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发起成立生命人寿保险股份公司。其中，武汉武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和北京丰利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平安保险股份，合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巨能实业有限公司和龙赢投资有限公司，则直接或间接曾是上市公司戴梦得(600208)的股东。 据《商务周刊》调查，大连实德集团公司当年出资1.8亿元持有生命人寿保险股份公司13.25%股份，按照目前生命人寿的所有者权益20.79亿元计算，大连实德集团公司可分享的所有者权益为2.75亿元，是当年投资额的152.8%。 《商务周刊》同时了解到，2001年和2002年，大连实德集团公司两次注资大连市商业银行，共计投入2亿元，获得大连市商业银行28.7%的股份，成为其第一大股东;2002年12月，太平洋保险集团私募，资本实力达90亿元，大连实德集团公司购得10%的股份;2003年6月，大连实德集团公司又发起组建了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资1700万元持有17%股份;2005年8月，大连实德集团公司参股银川市商业银行，出资8250万元获得15.5%的股份。 完成这些投资后，“徐明帝国”的金融产业占到全部产业的18%，仅次于化学建材产业。许多事实显示，进入足球和金融业可能是徐明比较成功的投资，但金融方面的投资因为量小而分散，无法形成财力帮助徐明进行其他产业的整合和投资，比如他最为期待的石化。 石化一直是徐明多元化的主攻方向。徐明去年9月向媒体谈到其石化战略：“化学建材主业的绝对数额仍然要增加，但其相对比例会缩减到30%-40%的规模，而取代化学建材的新主业——石化产业，将在未来5年内占到整个集团30%以上的比例。”他指出，这将是大连实德集团“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努力的方向。 大连实德目前的主业是化学建材产业，占总资产的67%，其中塑钢产品市场份额最大。从产业链来看，塑料异型建材的主材是PVC，其原料正是乙烯。按徐明的打算，通过购买原油进行炼化，再生产乙烯等化工原料，这样便形成了一个完整闭合的产业链条。 2002年末，大连实德集团正式向大连市政府提出建设双岛湾大型石化项目，包括1000万吨的原油炼造装置、100万吨乙烯装置和30万吨的石油专用码头，预计投资达到50亿美元，约合416亿元人民币。 2004年9月，国家商务部发布公告，大连实德集团公司获得成品油国际贸易经营权牌照。其后，不断从大连实德传出其与沙特基础工业公司(SABIC)共同开发双岛湾石化项目的消息。但据媒体向SABIC中国总部求证，得到的答复是：“SABIC从未与中方签订正式协议，只是初步探讨过合作的可能性，项目从来没有开始过。” 不过从工商资料上，《商务周刊》的确发现大连实德集团公司和一个沙特企业进行了合资。这就是2000年11月6日与沙特本拉登集团共同投资2980万美元成立的合资公司——大连实德石化有限公司。其中大连实德集团出资1175万美元现金，本拉登集团出资价值961万美元的设备，共同经营一条年产8万吨的钛白粉生产线。 按照2005年美国季刊杂志《家族企业》公布的全球最大200家家族企业排行榜，沙特本拉登集团以50亿美元位居第93位，为本拉登家族所有，是沙特最大的地产开发商。其法人代表是著名的国际恐怖主义领袖奥萨玛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的父亲穆罕默德本拉登(Mohammed bin Laden)，也是此次与大连实德合资的外方代表。不过，这个很有新闻性的项目因各种原因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也远远不如双岛湾项目宏伟。 2004年，徐明通过各种力量促成了双岛湾项目在国家发改委的立项。但其豪迈的气魄与现实似乎差距过大，比如该项目涉及到环保部门环评这样的政策风险、筹集巨额资金、寻找油源以及石油垄断企业的掣肘，双岛湾石化项目超出了大连实德集团的负荷能力。据称辽宁省领导第一次听大连实德汇报时就连问了3个问题，“油从哪来?资本从哪来?产品怎么销?” 7月10日，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表示，“中国的化工石化行业存在严重布局性环境风险，”强调将加大治理措施。而双岛湾项目因地处旅顺和蛇岛国家自然环境保护区，将受极大考验。 而且，随着今年年底加入WTO后原油和成品油贸易的全面开放，徐明手中那张成品油国际贸易经营权牌照，正在成为一张没有价值的废纸。 同样与石化一样有头无尾的投资还包括汽车产业。1996年7月，大连实德集团托管大连瓦房店客车厂，组建大连实德集团瓦房店客车公司，进军汽车产业。经过4年，只是在2000年8月的大连车展上，展出了一台实德牌客车，而后就悄无声迹。近日，《商务周刊》从国家发改委公告的2005年 第11号文中发现，2005年3月25日，大连实德集团瓦房店客车公司的汽车产品目录已经被撤消了。 这样的例子还包括辽宁盘锦、葫芦岛两地建设40万吨的乙烯生产基地和年产40万吨PVC生产基地、大连铁路轮渡项目、66层的大连市工商联大厦、占地180公顷的大连梭鱼湾森林体育公园、大连标志性建筑新世纪“人类之爱”纪念塔、投资4亿元的6万人体育场……这些项目一般都是在徐明的豪言壮语中完成舆论宣传后，随着时间而销声匿迹。 当然，而后还会有新的一批项目、投资规模更大的工程再次夺“声”而出。比如今年2月，《中国证券报》报道说，大连实德集团参与竞购广东发展银行，与法国兴业银行组成的投资团出价235亿元，仅次于花旗财团。 3月19日，大连实德等10家知名企业落户新疆的项目签约仪式在新疆迎宾馆举行。最大数额的投资方大连实德集团副董事长王平宣布，拟在新疆投资60亿元，建设一个年产煤炭500万吨的煤矿、年产甲醇60万吨的化工厂和发电装机容量为60万千瓦的电站。 “帝国”余晖? 徐明帝国的迅速膨胀，特别是向非主业的扩张，从2004年开始影响到了其原有的主导产业——化建产业，这使得原本资金需求就很迫切的化建产业，资金更为紧张。“无论怎样多元化，到目前为止，大连实德集团能真正挤出点‘奶’的就是塑钢建材，毕竟这一块占了所有产业的67%。如果它有点三长两短，动摇的可能会是整个实德的基础。”实德内部知情者告诉《商务周刊》。 银河证券建材行业分析师洪亮对《商务周刊》指出，由于塑钢建材行业技术壁垒和门槛比较低，国内塑钢建材行业一直处在群雄割据、过度竞争的状态中。以大连实德所在的辽宁省为例，目前就有PVC建材企业1000余家，99%以上为1万吨左右的小型企业，没有自己的特色产品，主要靠打价格战来抢市场。“全国情况大致也如此。”他说，“这直接导致塑料建材行业竞争力下降，利润持续走低。” 2003年，又出现了一个令整个市场雪上加霜的变化。由于受商务部对进口聚氯乙烯(PVC)树脂反倾销初裁胜诉影响，国内PVC树脂价格从2003年初的5800 元/吨左右升至9000元/吨左右，涨幅约55%。以 1吨塑料型材为例，PVC占去总成本的75%-80%，而其他辅助材料(ACR、钛白粉、CPE、复合稳定剂等)以及厂房设备折旧、管理费用要占到成本的20%-25%左右。这对塑钢建材行业尤其是塑钢门窗行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全行业的开工率仅在50%-60%，行业效益大幅下滑。 由此，行业调整开始加剧。根据全国门窗协会提供的资料，2003年各企业之间在生产、销售情况方面差异已经拉大，其中浙江中财、芜湖海螺、西安高科、大连实德等产销还能实现正增长。但进入2004年后，随着宏观调控各项政策的实施，以及 房地产市场收紧，这个行业加速向下调整，主要表现是中小企业普遍处于停工状态，甚至大连实德塑胶工程公司的开工率也开始下滑。 洪亮说：“2004年整个行业成本没有明显下降，而塑钢门窗的市场价格经过惨烈竞争后，利润空间非常薄。”他告诉记者，塑钢建材行业最好的是海螺型材(000619)，当年也只获得了几千万元的利润。 据其介绍，海螺型材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塑料化学建材生产商，年生产各种PVC塑料型材50万吨，2005年国内市场占有率接近30%，是业内第二大厂商的两倍左右，行业领先优势明显。而他所说的“业内第二大厂商”，就是年生产能力只有28万吨却号称“世界上最大的PVC型材生产企业”的大连实德集团。 “2003年以前，实德和海螺应该说是旗鼓相当，实德的市场主要在北方，海螺的重点市场在南方。但近年来北方市场被海螺蚕食得非常厉害，尤其是2005年后，实德被海螺甩开了。”洪亮认为，与大连实德相比，一直专注于塑钢建材的海螺型材，通过2005年下半年加大成本管理，尚且今年才开始恢复元气，多元化分散投资的实德在塑钢型材方面能保持经营的持平，就已经不错了。 因为不是上市公司，大连实德在塑钢建材方面详细的赢利状况无从得知。但在采访中，大连实德塑胶工程公司一位生产管理人员无意中向《商务周刊》透露，长期以来，实德的PVC主要从韩国LG公司进口，“目前因为资金紧张，为了降低成本，生产塑钢所需的PVC大部分改为向国内厂商采购，型材质量有所下降，影响到了销售”。 资金紧张的领域还包括金融。据《商务周刊》了解的情况，在2002年太平洋保险集团增资扩股中，大连实德集团购入10%股份的出资，有明确的说法称“没有到位”，甚至因此在内部股东间造成了争议。而且，2005年8月参股银川市商业银行投资的8250万元也没有完全到位，以至于大连实德方面现在仍然无法进入董事会。 不知道是否是对这些事情的黯然，徐明开始从前台“退隐”。 2004年年中，“德隆帝国”突然崩塌，宏观调控加紧。该年的12月5日，实德集团公司董事长徐明宣布，不再兼任大连实德集团总裁职务，由原实德集团副总裁陈春国出任总裁。 2005年，太平洋保险集团中大连实德的董事位置也由徐明换为陈春国。2006年5月，保监会发布公告，陈春国接替徐明出任生命人寿保险公司董事一职。如果加上北京实德投资公司董事长的位置，至少在表面上，陈春国开始全面接管大连实德集团所有关键资产。 隐身幕后的徐明，不知道下一步还会有什么样的传奇? 6月23日下午，记者结束在大连的采访之际，再次来到大连市西岗区高尔基路38号的大连实德集团总部。回望这块徐明的大本营，7层高的实德大厦看不出徐明帝国的霸气，外面贴着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流行的白色瓷砖，十几辆黑色轿车停在门口。夕阳撒下，大楼沉默地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