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认分类

俄羅斯“復仇者”歸來 　　一起空難讓俄羅斯建築工程師維塔利刹那間失去了愛妻和一雙兒女。面對試圖推卸責任的航空調度公司，憤怒的他跨越國境，到瑞士手刃失職的調度員。他對妻兒的摯愛，讓無情的司法制度為之動容，輕判他8年監禁。入獄3年後的2007年11月12日，維塔利被提前釋放回到俄羅斯。 　　莫斯科的夜晚，寒冷的空氣中充斥著潮濕的氣息。空曠的街道上，稀疏的路燈發出慘白的光。卡洛耶夫推開住所沉重的鐵門，家人魚貫而出。片刻後，一輛小汽車卷起地面上的泥水，朝多莫傑多沃機場駛去。一路上，不斷有車輛彙集而來，大家要把卡洛耶夫接回家。11月12日夜，整個俄羅斯注視著多莫傑多沃機場，注視著被稱為“復仇者”的維塔利卡洛耶夫的回家之路。 　　1．讓人心碎的午夜 　　“維塔利是個善良的建築工程師。”在俄羅斯北奧塞梯首府弗拉季高加索，熟悉他的人都這樣說。擁有賢慧的妻子，養育著一雙兒女，生活富足……在維塔利看來，這樣的生活足夠了。然而，一個讓人心碎的午夜，讓這樣一位彬彬有禮的中年男子跨越國境，製造復仇血案。 　　2002年7月1日晚，俄羅斯巴什基爾航空公司的一架圖154客機，正向目的地西班牙巴賽隆納飛去。這架飛機上的主要乘客，是一群準備去度假的俄羅斯孩子和他們的父母，飛機上充滿了孩子們的歡笑聲。不過現在，飛機上安靜下來了，經過幾小時的飛行，孩子們有些疲憊，窗外的夜色成了催眠劑。維塔利的妻子斯韋特蘭娜，照顧著兩個孩子，11歲的兒子康斯坦丁和4歲的女兒季阿娜已經進入夢鄉。斯韋特蘭娜和兒女此行的目的，是去看望正在西班牙工作的維塔利。 　　此時，在瑞士蘇黎士空中管制中心，值班的航空調度員彼得尼爾遜正在兩個工作臺之間巡視。另一位同事臨時離開，他不得不來回照應。 　　當晚23時29分，德國慕尼克管制中心把對這架客機的管制權，移交給瑞士蘇黎世管制中心。6分鐘前，一架屬於敦豪公司的波音757貨機，獲准飛往德國斯圖加特。 　　“BTS2937（圖154的航班號），立即下降高度。”當晚23時34分，彼得尼爾遜覺察到碰撞危險後，慌忙向圖154航班發出指令，圖154航班隨即降低高度。但彼得尼爾遜沒有注意到敦豪貨機同時向控制臺發出的下降報告。43秒之後，在德國和瑞士交界的博登湖上空，兩架飛機相撞。 　　2．他要讓責任人謝罪 　　噩耗傳來，維塔利失魂落魄地趕往墜機區域——博登湖的德國一側。他是第一個趕到那裏的遇難者家屬，由於沒來得及與現場指揮部門溝通，負責現場保護的員警拒絕讓他進入警戒區域。本來能講德語的維塔利，語無倫次地哭喊著、掙扎著往裏闖，直到德國員警意識到他是遇難者家屬。 　　目擊者這樣形容這起事故：“兩個巨大的火球從天上掉下來，很多燃燒著的物體甚至屍塊也這樣掉下來。”飛機殘骸和遇難者的遺體分佈在大片的區域裏，維塔利在救援人員的陪伴下，艱難地挪動腳步。當他們找到維塔利4歲的女兒季阿娜的遺骸時，維塔利幾乎崩潰了，甚至失去了看妻子最後一眼的勇氣。 　　事故發生後，瑞士蘇黎士空中管制中心稱，圖154客機的飛行員對降低高度的指令反應遲鈍，導致客機同貨機相撞。空管中心所屬的空中導航公司透露，他們曾多次要求圖154降低飛行高度，但飛行員對此置之不理。當它終於下降時，迎面飛來的貨機也開始下降。空中導航公司地區控制中心的負責人在記者招待會上稱，瑞士導航員彼得尼爾遜具有多年的導航經驗，他當時“正確地啟動了正常的躲避程式”。 　　但是，俄羅斯和德國方面的調查報告對此並不認同。維塔利逐漸從痛不欲生中擺脫出來，要為妻兒的死討個公道。維塔利數次找到瑞士蘇黎士空中管制中心，對方的態度從置之不理轉為試圖破財消災。這讓維塔利相信，事故是“人為”的，他決心讓責任人謝罪，為家人報仇。 　　3．從受害者變成罪犯 　　2004年2月24日傍晚，蘇黎世郊區克洛騰鎮列巴維戈大街26號門外，來了一個中年男子。“我想找彼得尼爾遜。”通過門口的對講機，尼爾遜太太知道來人要找自己的丈夫。“彼得，門外有人找。”尼爾遜太太上樓讓丈夫出來接待客人。不多時，尼爾遜太太聽見門口傳來爭吵和打鬥聲，當她從樓上跑下來的時候，發現丈夫倒在了血泊中。 　　隨後趕到的醫生證實，彼得尼爾遜身中數刀身亡。員警迅速封鎖了小鎮。當年2月25日，瑞士員警在蘇黎世的一家酒店裏抓獲了正準備乘飛機返回俄羅斯的48歲的犯罪嫌疑人維塔利，並在他身上搜出了包括彼得尼爾遜在內的瑞士空管人員的資料。 　　面對員警，維塔利很平靜，他表示自己做了該做的事情。得知尼爾遜太太和孩子們更換了住所時，維塔利平靜地表示：“我不會去傷害他的妻子和孩子，因為過錯是他一個人的。”          4．“拷問心靈”的庭審 　　為妻兒報仇的維塔利，得到了俄羅斯人的普遍同情，人們發起了一場解救維塔利的運動，甚至向外交部門施壓，希望政府出面為維塔利說話。 俄羅斯官方於是通過多種管道與瑞士政府和司法部門溝通，希望將維塔利引渡回國接受審判。不過，瑞士司法機構沒有同意。經過一年多的調查，瑞士檢察機構以“蓄意謀殺罪”正式向瑞士聯邦法院起訴維塔利。 　　2005年10月26日，法院宣判了此案。這天，法院的旁聽席上坐滿了人。德國一家報紙用《對心靈的痛擊》為題，記錄了宣判前法官和維塔利的對話。 　　“這個不幸事件重創了你的生活。你說過，它把你的生命推到了盡頭。是這樣嗎？” 　　“是的。” 　　“你親自鑒別了自己孩子的遺骸？” 　　“我的孩子是遇難者中最小的，他們的遺骸幾乎不用鑒別。” 　　“那你妻子的呢？” 　　“我沒有能力再看她一眼。” 　　“控告中指出，為妻子和孩子報仇成了你生命中惟一的目標。是這樣嗎？” 　　“這是我能為他們做的全部。” 　　“你曾說，每天早晨，你都要把妻子和孩子的照片拿出來看，夜晚也是如此。是這樣嗎？” 　　“是的。” 　　這時，維塔利出示了一份2003年11月11日的協定，協定由瑞士空中導航公司出具：“空中導航公司決定為事故的遇難者提供額外賠償，每個遇難的孩子賠償5萬瑞士法郎，遇難的父母，每人賠償6萬瑞士法郎。作為交換，遇難者家屬放棄追究本公司的任何權利。”維塔利表示，正是這份協議，促使他在2004年 2月來到瑞士，向空中導航公司和彼得尼爾遜討個說法。 　　維塔利向法官和旁聽席上的人們講述了自己與彼得尼爾遜的那次會面。 “我找到了他，但他不準備為過失承擔責任。我拿出了孩子的照片，對他說‘這是我死去的孩子，希望你想一想，如果你看見自己的孩子在棺木中，你是什麼感受’。” 　　“這導致了你的憤怒是嗎？”法官問。 　　“是的。他們居然試圖用一紙協議讓我出賣親人的屍體！這絕對辦不到！這是對遇難者的褻瀆！” 　　“你為什麼要到瑞士來？” 　　“我要讓空中導航公司向我的家人謝罪。” 　　“你對與彼得尼爾遜的會面有什麼期望？” 　　“讓他道歉。” 　　“你怎樣介紹自己？” 　　“介紹自己？如果他不知道我是誰，為什麼打我，為什麼扔我裝著照片的信封？當他把我妻子和孩子的照片拋開的時候，我感到妻兒的屍身在墳墓中被翻轉，甚至被從棺木裏拋出來。” 　　“當時你做了什麼？用刀刺向他？” 　　“關於這個我不想再說。” 　　此刻，法庭上沉默下來，可以聽見陣陣嗚咽聲。 　　5．“復仇者”回家 　　2005年10月26日，瑞士聯邦法院判維塔利“蓄意謀殺罪”成立，判處他8年監禁。今年6月，法院將維塔利的刑期減至5年零3個月。今年11月8日，瑞士聯邦最高法院決定提前釋放維塔利。 　　維塔利被釋放的消息立刻充斥了俄羅斯主要媒體。11月12日，維塔利的大哥尤裏得到維塔利即將回國的消息後，匆忙聯絡親朋，準備到機場迎接弟弟。維塔利的姐姐準備好豐盛的家宴，等著弟弟回來。 　　在從瑞士飛往俄羅斯的航班上，俄羅斯電視臺的記者採訪了維塔利。“我不覺得瑞士人都是壞人，在監獄裏我交了瑞士朋友。”維塔利說。俄羅斯電視臺還報導了一位元瑞士老太太，3年來堅持給維塔利寫信，勸他好好活下去的故事。維塔利說：“即使不看發信人是誰，我也知道哪些信是那位老太太寫來的，她總在信封的一角畫一個金燦燦的太陽，希望我今後的生活永遠在陽光下……” 　　莫斯科多莫傑多沃機場。今年11月12日23時24分，隨著閃光燈一片狂閃，眼裏噙著淚花的維塔利出現在眾人面前。 　　經過兩天的調整，維塔利回到了弗拉季高加索，在下飛機的一刹那，他再次落淚。機場附近站滿了迎接他的鄉親。當數不清的人們陪著維塔利連夜來到他妻兒墓地的時候，維塔利第三次流淚了。他把臉貼在冰冷的墓碑上，用有些顫抖的手輕輕撫摸著墓碑上妻兒的遺像，任淚水流淌。 　　在維塔利刺殺空管員彼得尼爾遜的3個月後，博登湖空難調查逐漸落幕，瑞士政府正式向俄羅斯道歉。時任瑞士聯邦委員會主席伊奧傑弗戴斯，在一封公佈在瑞士駐俄羅斯大使館網站上的信中寫道：“我代表瑞士聯邦委員會向您表示歉意，瑞士方面在這場空難中犯了許多錯誤。請普京總統放心，瑞士方面將調查事故責任人，並將採取包括刑事訴訟在內的一切措施。” 　　今年5月在瑞士比拉赫市舉行的法院聽證會上，空難案的8名被告拒絕承認自己的罪過，將責任推到已經被殺害的調度員彼得尼爾遜身上。今年9月4日，比拉赫市地區法院確認，蘇黎士空管中心所屬空中導航公司的4名雇員，在空難中犯有過失殺人罪，其中3人被判處12個月監禁，緩期執行，還有1名被罰款，另外4名被告被宣佈無罪

中国专家提醒民众在实现航母梦的同时，也要理性看待中国航母与世界上已有航母的差距。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原所长、海军少将杨毅说，要理性看待中国的首艘航母。首先，它不是中国自己建造的，而是从乌克兰引进后再进行现代化改装，性能上也只是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与美国等国的航母相差二三十年。其次，这艘航母采用的仍是滑跃式起飞，而美国航母已经是蒸汽弹射式，而且正向着电磁弹射式发展，中国与之差距非常大。第三，中国的第一艘航母并非执行作战任务的航母，主要用于训练和试验，从航母下水到形成战斗平台，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中国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李杰也表示，中国的这艘航母与其说是航空母舰，不如说是大型水面科研训练实验平台。航母起降设备非常复杂，从乌克兰引进的只是一个外壳，中国要经过学习、借鉴相关知识，攻关难题，安装、调试设备，使之具备起飞降落的条件，才能为我用。 　　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张召忠指出，中国从来没有发展过7000吨级以上的大型水面战斗舰艇，也从来没有一个人驾驶固定翼飞机在航母上起飞或降落过。因此，中国发展航母一切都必须从头来，摸着石头过河。 　　李杰说，改装后的这艘航母将极大提升中国海军立体化、综合化、信息化水平，使中国海军更好地从近海向中远海推进，维护中国海上权益、保护贸易通道安全，同时对于抢险救灾、反海盗等非战争的军事功能具有重要意义提升。 　　杨毅则称，中国即使有了航母，防御性军事战略也不会改变，不会依靠海军力量搞炮舰政策，不会以强凌弱，不会穷兵黩武。除了维护国家利益外，中国拥有航母还有利于在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更大作用。

震惊世界的中国甬温铁路高速动车组列车“7·23”追尾事故已经过去了两天，虽然事故现场搜救已经结束，事故原因调查和责任追究已经启动，但网上民意显示，人们对铁道部等有关部门的处置工作极不满意，此事甚至引起了舆论的怒火。     第一，事故发生后，上海铁路局局长被免职，铁道部将总调度长安路生调任该局局长。但人们发现，2008年山东胶济铁路特大撞车事故发生时，安路生也是总调度长，他被免职调往成都铁路局，2010年，他再次调任铁道部总调度长，并升至副部级。依常识可职，总调度长掌管全路的车辆调度和管理，这个职位和撞车事故当有关系。两次重大事故都和安路生有关，可他居然被调任上海铁路局局长，人们认为，这是对受害者的挑衅，对公众的藐视。     第二，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出轨的车厢车体被就地掩埋，但网上资料显示，在掩埋车体的过程中，甚至还发现里面有旅客遗体和行李。铁道部解释说，掩埋车体是为了方便抢险，可问题是，这些车体完全可以拖至一旁，因为他们是事故的证物，如此匆忙掩埋，人们当然会怀疑有关人员想销毁证据。尤其是车体内尚有行李和旅客遗物，这种掩埋是对死者的极大不尊重。     第三，曾经有媒体引述铁道部的话说，中国的高铁避险技术很高明，如果前方有障碍物，后方列车会自动搜索发现并自动停车。这次事故的发生，要么证明铁道部吹牛忽悠公众，要么证明有人为因素导致了事故发生。不管怎样，这起事故是责任事故无疑，既然如此，检察院就应该介入调查。可事故发生至今，整个现场清理、原因调查都是铁道部自己在进行，人们未见检察院的介入。这岂不是让铁道部自己调查自己，岂不是便利有关人员和单位隐藏证据并串供？     第四，关于事故的死伤人数，网上舆论质疑不断。铁道部公布说是36人死亡，但有人在微博上晒出了38个人的死亡名单。有网民要求铁道部公布全部旅客名单（因为动车组实行实名制购票），这就能逐一核查死伤者。但铁道部至今不肯公布，人们当然更加怀疑事故死伤数据是否准确。     第五，事故发生至今，铁道部只让新闻发言人出面解释和应对，部级领导无一公开面对公众。这样的态度，只能证明铁道部对民众利益和情感的漠视。     当然，质疑归质疑，最终的事故鉴定和责任追究，还得以证据为基础，以事实为依据。那么，这起事故到底应该怎么追责呢？     从法律和政策的层面看，我国的宪法规定了政府机关和公务员应当对公共利益负责，对人民负责。发生重大事故，表明官员没有对人民尽到责任，那就应该被追责；根据我国的《安全生产法》、《铁路法》，发生重大铁路运输事故，也应该追究官员的责任。     《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发生特大安全事故，社会影响特别恶劣或者性质特别严重的，由国务院对负有领导责任的省长、自治区主席、直辖市市长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正职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这次事故，毫无疑问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当然应该追究铁道部长和浙江省长的行政责任。     更大的问题在于，根据刑法的规定，这起事故肯定涉及到玩忽职守和渎职犯罪。这两年来，铁道部门以大跃进方式在高铁问题上冒进，留下了很多安全隐患。铁道部的调度、管理等环节，亦存在很多失职的地方，如此种种，必须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尽早介入调查。     记得1988年1月24日，由昆明开往上海的80次列车运行至贵昆线区间时发生颠覆，造成88人遇难、202人受伤，时任铁道部长的丁关根引咎辞职。在我看来，这次事故的性质是恶劣和后果之严重，一点不亚于那次事故。因此，铁道部长盛光祖应当首先引咎辞职。     发生重大事故后中央政府的主管部门长官引咎辞职，也是民主国家的国际惯例。部长不一定对事故发生有直接责任，他到任不久，很多积弊也不是他任内造成的，但其领导责任和执政的伦理准则决定了他应该这么做，这也是一个真正的人民政府向人民负责的必然要求。     鉴于本次动车追尾事故后果之严重以及铁道部处置严重失当（包括人事调整、公布死伤人数、掩埋车体、舆论应对等多方面失当），铁道部长盛光祖应引咎辞职。     要知道，引咎辞职，是执政党及其政府向公众证明起码政治道德的实际行动。

        尽管毛泽东借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取得了政权，但他经常形容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曾私下对他的医生承认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少研究，可人人都知道他对中国历代帝王的研究是多么的“炉火纯青”。为了建立他毛氏王朝就必须干掉那些也想分一杯羹的所谓的革命元老，至于先从哪一伙下手，那纯粹是随机而行的。         一九五三年，毛泽东本想利用“五马进京”之一的高岗先把刘少奇搞掉，但建国之初的刘势力是很大的，当发现高岗要搞掉他以取而代之时，便联合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对“高绕反党集团”进行反击，毛泽东确躲到了杭州，高岗本以为是按老毛的指意干的，要求去杭州找毛，但毛泽东拒绝见高岗，也不回北京，事实上是怕高岗要和他对质，并私下里指示刘少奇把高岗往死里弄，当高岗明白了毛泽东翻云覆雨，出而反而的本性后，就只有自杀之路了，因为他更不敢再咬出毛泽东来，据高岗老婆李力群后来说：“本来是毛泽东秘密唆使高岗要把刘少奇搞掉，但到一九五四年发现高岗不是刘的对手时，毛泽东便翻手一掌，落井下石，将高岗顺便联从陕北帮一起干掉了”。          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大家千万不要认为是彭德怀的上书有问题才被毛泽东打倒的，事实上一直到现在的共产党内部人士也没有人能看出当年彭德怀的信在什么地方有错误，完全是他毛泽东以相同的目的借机又搞掉一个“彭德怀反党集团”而已，可怜这位为共产党出生入死的将军，到死也不知明白过来没有，在现在看来，建国后“只会玩花”的朱德是何等的聪明啊。本来随后倒霉的应该是周恩来，但周真的是命大福大，如果不是柯庆施肺癌意外的完蛋，六五年前的总理早就换上了那个鼓吹“跟从毛泽东要到盲从的地步，相信毛泽东要到迷信的地步”的柯庆施了。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无故的死亡几百万人，几乎将中国带入崩溃的边缘，当时毛的旗号是反修防修，当然搞掉的又是一个“刘少奇反党、反革命的修正主义集团”但明眼人看的很清楚。王光美后来说：“当刘少奇明白文化大革命是要以干掉他为目的时，私下对王光美说：‘毛泽东当年“大跃进”闯了那么大的祸，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他自己假惺惺的又是作检查、又是掉眼泪，声称自己愿意退居二线，我们给他擦了几年屁股，国民经济刚刚走上了正规，如果我们有他这样的恶人之心，五九年到六一年搞掉他毛泽东还不是易事吗，我们吃亏在于心太善了’这时的刘少奇才认识到毛泽东是一个大恶魔”，但他毛泽东后来对这一时期的描述确是，“那个时期的大权榜落责任在我自己”，他的眼里只权！。        一九七一年的林彪叛逃事件，如果不是林发现他毛泽东下一个要收拾的是他林彪，他能急火火的杀毛不成，反叛逃跑吗？当然又是一个“林彪反党集团”了，写到这里请大家回答一问题？这所有的反党集团反的这个党是谁？谁是中国的“共产党”？        周恩来是个明白人，在病中依然批评邓小平说：“你就不能忍一忍”言外之意大家很明白，就是让邓小平学越王“卧心尝胆”，等老毛死后一举消灭那个毛家党。          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标准的大混君，一直混到老！他死前所组织的那个政治局名单：华国锋、汪东兴、江青、毛远新、张玉凤、一看就知道他混到了何等的地步？他本想让老实人华国锋作一个过度，就象新加坡的李光耀选吴作栋一样，然后再把权力交到他毛家子孙毛远新的手里，但人算不如天算，中国必经是一个十几亿人的大国，他毛泽东自以为自己是最高明的，但还有比他老毛高明的人，这是他毛泽东到死也没有想到的！

从文革到现代建设，人们有意无意地砸掉、拆掉、毁掉代表着传统文化的古时建筑和文物，有学者就此愤慨地评论“找不到任何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急于践踏自己的文化”，而著名文化人物陈丹青却语出惊人：这是“中国人大气的一面”，因为对中国人来说“活着”就是最伟大的信仰，即使“两三千年以来遍布全国的草根文脉已被切断”。 记者：你怎么看现在的国学热？ 陈丹青：国学要热就热，可以“养”很多官员嘛。就像钱文忠说中国国学基础很差，开那么多孔子学院，他想不通老师从哪儿来，想的太天真，一成立孔子学院，院长、副院长、党支部书记就都有饭吃了？！ 中国最要紧就是混饭吃，大家都有口饭吃，管它什么文化。 记者：为什么现在商业突然开始利用文化？ 陈丹青：人太多，该利用的都利用过了，忽然想起来把文化忘了，干脆来弄文化，这也是一种文化，机会主义文化。活着一天是一天，逮着一件事是一件事， 中国人是不讲原则的。这是中国人最不好的地方，也是中国人最好的地方。 记者：这是因为中国人普遍没有信仰吗？ 陈丹青：是没有西方那样的信仰。中国人有自己的信仰–活下去最要紧，这是很伟大的信仰。什么东西有用咱们就用，没用就打倒它，如果翻翻历史发现有用，又会再拿出来，中国人不讲原则， 不像欧洲人按照一个哲学系统、思想系统来处理国家的事和私人的事，照胡兰成的说法叫“无故一本正经”，永远在问“我们从哪儿来、我是谁，我们往哪儿去，这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中国人不管这些，一会儿很怂、一会儿很猖狂，但是他总能过自己那关。 记者：像刘震云的纪实作品《温故1942》，写河南大灾荒时，人们卖国求荣也要活下去？ 陈丹青：对！我觉得文化最好的办法就是读史，远的读不懂算了，近代史多读。虽然近代史以前被掩盖很多，但现在慢慢在拼凑、还原，很多史书已经出来了，像张鸣写辛亥革命的书（《辛亥：摇晃的中国》），里头还是有很多实情的， 你们自己去判断这100年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就很有文化。 记者：你之前说过，“人口流动已经让上海的气质改变了”，这种人口流动也是对文化的一种伤害吗？ 陈丹青：不仅上海改变了，到处都是一样。改革开放前30年，1949年到1979年，就是我们这些城市人都给送到农村去做农民，“城市乡村化”很成功的做到了，我做了8年的农民；1979年到现在，“乡村城市化”，农村人往城里跑，变得城不城、乡不乡， 没有像先进国家那样的大都市，也没有先进国家那样纯粹的农村区域，就这样混在一起过。 记者：“城市乡村化”会不会破坏程度小一些？ 陈丹青：都破坏得很大。那个时候农村被改变得很厉害，农村地主被枪毙掉或者管制起来，地主的孩子都找不到老婆。农村破坏是从土改就开始。解放后，镇压反革命断了一段时间，然后人民公社后来弄不下去，国家经济面临崩溃。接下来是改革开放，农村慢慢富裕，现在又开始盘剥农村、占用土地，农村跟官方的矛盾越来越白热化，就这样，农村被掏空，完全被掏空了。现在的农村根本不是农村，只是暂时还没有变成城市的一片区域，有人在那活着，那也不叫农民。 记者：文革破坏和现在经济开发，哪一种对文化破坏更严重？ 陈丹青：都很严重，没钱的破坏是一种严重，有钱的破坏也是一种严重。 山西平遥的城墙之所以保护下来，是因为没有钱拆城墙，结果留下一道城墙，当时全国的城墙基本全拆了。 比如北京，六七十年代的城市环境比现在有意思多了，那真是一座古城，现在哪叫什么古城啊？也不是现代都市也不是古城，隔开几块地方，有个紫禁城、有个故宫，其他地方全是高速公路、大楼–很奇怪的城市。 记者：为什么中国人对于故乡、对于传统会有一种强烈的怀恋和追溯欲，像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还兴起了“寻根文学”，而另一方面，又把传统破坏得相当厉害，比如文革或者拆迁？ 陈丹青：说怀念是以前，现在已经不在乎了，“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你去问问民工，民工还在乎什么家乡？哪儿能打工就行。现在家乡概念慢慢淡薄，拆迁拆得很多家乡都消逝了。中国人最伟大就在这里，寻什么根啊？活下去最要紧。 这就是中国文化很重要的另一面，我从胡兰成和一些零碎的文人书中读到，中国人很大气，毁了就毁了，摔了就摔了，忘了就忘了，他承受得起。中国人永远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排斥新鲜事物，看看麦当劳和星巴克的生意，经常比中国人自己开的餐馆要好。这可能跟中国长期被异族统治有关系，唐、元、清，中国人跟异治文明相处时又跟其他民族不一样，会付出很大代价，会死很多人，但是高高兴兴继续吃继续喝，活着就好，保国保种就好。 记者：中国人破坏传统文化的症结在哪儿？ 陈丹青：症结就是“文化激进主义”，就是五四运动以后的激进主义。国门打开，跟西方人一打，失败了；往外一看，落后了？就着急。我们的文明本来很稳定。2000年、3000年、5000年都没有变，到19世纪末一看，不得了！赶紧抄！开始破坏传统。 记者：你反复提起五四时期的人物和精神，你很喜欢那个时代？ 陈丹青：也不是喜欢。这一切是从五四闹起来的，他们也做了很多错的、过激的事，“文化激进主义”就是五四核心：着急走极端、浪漫主义。我们都活在后果里。 记者 ：今年恰逢鲁迅诞辰130周年，萧红诞辰100周年，我4月份在周海婴先生的追悼会上采访过萧红和萧军的女婿王建中，他说他们正在策划纪念，他们不怕“沉渣的泛起”。你也写《笑谈大先生》纪念鲁迅，你觉得当代需要召唤鲁迅精神吗？那个时代的反抗精神需要现代人学习吗？ 陈丹青：乖一点吧！鲁迅是很不听话的一个人， 五四那一代精英：陈独秀、鲁迅、周氏兄弟都是山村地主的孩子，十九世纪的八零后。今天弄不起来“五·四”那样的运动了，今天的精英，全国各地的大学生，都转移到城市来，根本上是因为一个两三千年以来遍布全国草根文化的文脉全部被切断，一个两三千年文化摇篮就完全不存在了。 所以不要召唤，也召唤不起来，大家还要混饭吃呢。反抗的时代、革命的时代都已过去，现在就是大家顾自己，把自己弄的比较有文化就很好，穿的像样一点、讲话文明一点就很好，洗洗脚、按按摩、喝喝茶，多生活。你一回家就有传统文化嘛，爹妈管着你、三姑六婆管着你。如果你是农村来的，中国文化更多。 记者 ：你觉得在急促追赶经济发展潮流的文化激进主义下，当下的人们应该从哪一步开始做起来，尽量挽留一些纯粹的文化呢？ 陈丹青：光开会没有用，光呼吁也没有用，我觉得就是别管文化这一摊，让老百姓自己办，自己玩。管好国防，管一些大的工业、航天就行了，但是60年来它从来没有停止过管制，什么事情都在抓，好事是它在抓，坏了也是它抓，这也是一种文化–党文化。结果就是现在这样。 我们活了这么大年纪才明白这是一个党文化，不是一个国家的文化。 记者 ：这也是你现在渐渐离开媒体的原因吗？ 陈丹青：对呀，我不想说套话，就没什么话了。我巴望最好早日完全离开媒体。而且我们这些50后的年头不是很多了，总是被请来请去，而那些年轻人在想一些什么、说一些什么，他们在乎什么，其实我蛮想知道的，应该给机会让他们发出声音。 但是我比较沮丧的还有教育， 中国的教育实际上是“权力教育”。因为之前在清华教书，多少还要跟80后、90后沟通，他们都非常可爱，外形上跟我在纽约见到的ABC孩子相差不大，那股单纯气息也很接近，可是一开口一交流，讲的全是“国务院语言”，他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我想起来蛮沮丧的。 记者 ：你以后的规划是怎样的？ 陈丹青：我最近在做一件事情：攒几个小钱，在每年拍卖上买一些世界的老影集，说起来也挺难受的，买的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影集。日本人打这场战争非常认真的，他一个阶段战事告一段落的时候，立刻会有精美影集出来给全国人民看。我在这些照片里面看到了中国原来的城市，从日军的炮和军队的后面看到了完整的城墙。 我很想跟人交流这个。其余的，到了我这个年龄，马上60岁，能活着、不生病就很高兴，还规划什么？我被人规划、被你们规划；我走了，又被另外的人规划。就是用来用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