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威权主义

古典极权主义，即国家掌控所有机构和公众生活多数方面的制度，大多已随苏联消亡，只有朝鲜等极少数国家仍在坚持。中国共产党则一面维持国家对政治领域的垄断，一面允许私有经济成长壮大。但现在，一种新式的极权主义已经出现──它所依靠的不是国家对企业或财产的垄断，而是国家对人民信息的侵入性收集和分析。

作为技术驱动的专制主义——数字威权主义（Digital authoritarianism）特指专制政府利用信息技术，不仅压迫和控制公民权利，而且通过监视、镇压、操纵、审查和提供服务来塑造其公民的行为，以维护和扩大其政治控制的新兴治理模式。其极端形式为国家全方位控制公民的数字极权主义。

这些“治理模式”包括：

• 通过手机应用和社交媒体平台对个人实行网上识别、监控和审查。
• 使用摄像头、面部识别、全球定位系统追踪，大规模监控个人。
• 国家宣传系统，包括使用虚假信息宣传。
• 社会信用体系

中国是数字威权主义的主要实践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加强控制信息颁布一系列新法律，以及支持对相关技术研发的投资。中国政府在全球爆发大流行病期间收集大量数据，更新了监测技术的使用，强化了政府的应变能力。中国在公布《中国制造2025》和《网络超级大国战略》后，已经打造了数十家科技独角兽，试图在监控和面部识别方面对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施加影响。

中国通过“数字丝绸之路”（DSR）和“一带一路”倡议（BRI），输出数字技术，建立其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领域的优势霸权地位，同时传播其数字威权主义模式和机制。中国通过开发和实施一套新的技术和做法来挑战民主治理的核心原则，挑战开放、安全和可互通的网络空间的本质，并进而挑战国际社会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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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一直在通过以下方式在中国境内培育数字威权主义：

1，宣传：党国始终通过塑造公共话语来增强政权的合法性，并动员自己的支持基础和压制任何政治和社会的抗议运动。政府出于自己的目的积极颠覆和选择社交媒体（ proactively subvert and co-opt social media）。现在更是通过计算宣传-使用算法，自动化和人为管理来故意散布误导性信息-进一步增强其宣传机器的有效性。

2，审查制度：中共出于其自身的利益考量和统治需要，会在互联网上封禁相关话题或某些特定信息，既是出于用尽量小的成本维持统治秩序的稳定以助于政府政策法令之实行的需要，更是为了塑造统治的合法性以制造“党国一体”的国家认同——让国人潜移默化地同意这个一党专政的体制。

中共制定法律和行政条例，加强党对信息技术工具的操纵；党国也不断利用最新的信息技术工具，加强其审查制度（censorship apparatus ）， 以确保被认为不利于该党国“的信息不会到达其公民手中。

3，大规模监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AI）推动了数字监控的兴起和传播。中国利用新兴技术更有效地跟踪个人。

1，中国网络审查和监控的历史

中国网络审查监控广泛，对政府而言，只要是含有「不合适」内容的网站，均会受到政府的直接行政干预，被要求自我审查、自我监管，乃至关闭。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中国的公安部也就是警察部门已经开始建立电子化信息技术的「金盾工程」系统。这个系统目的是对中国公民进行综合监控，分数据库和监控网络两部分，其功能包括：语言识别技术，自动监听电话对话；远程监视和自动面部识别的技术；建立全国成年公民数据库（包括指纹）；建立高保安度的光纤网络通讯系统等。当时中央提出：「要创建一个对因特网的总监控管理中心。」

2003年9月，「金盾工程」启动。用于监控网络部分的功能是：监听、截断、复位、审查中国公民的网络活动；监听电话、蓝牙传输、无线网络；强制使用某些所谓的「过滤软件」，直接侵入公民的桌面、文档，进行监控。并要求软件公司提供软件使用中的记录，比如QQ、微信等社交软件上传的聊天记录，并扫描用户文件。「金盾工程」从2003年启动以来，公安部门已经把大陆96%人口的资讯输入到资料库中，也就是说13亿人口中12.5亿人的资料都在公安的掌控中。

随着互联网用户人数在中国的不断扩展，中国政府更是在2001年开始建成「防火长城」系统（英语：Great Firewall，简称：GFW），这是一种内部网络与外部网络之间的网络安全系统，是中国政府监控和过滤互联网国际出口内容的软硬件系统集合，防火墙的作用主要是监控国际网关上的通讯，对认为不匹配中共官方要求的传输内容，进行干扰、阻断、屏蔽。

2，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

中国互联网发展重要节点。2010年，当时网民普及率大概到了三分之一，互联网公司市值到了千亿级。2010之后移动互联网进入爆发期，BAT开始基本垄断了整个互联网。到了2016年，网民超过一半，移动互联网走向成熟，并且深入社会。整个社会联结度大大提升。

2017年，中国政府概述了其到2030年成为“世界主要AI创新中心”的路线图。政府已将百度，腾讯，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和语音识别软件公司iFLYTEK选为AI领域的全国冠军。智能语音助手，并管理智能城市，即使用各种传感器收集有关人们生活状况的数据的城市空间，然后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以减少城市对环境的影响，促进经济发展并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

强大的私营公司正在塑造现实：7家顶级AI公司中有3家是中国公司。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政府对监控和ID技术的巨额投资，扩大网络监控、数据搜集、审查批评言论，并用新的科技手段进行社会控制。

2020年是个重大转折，中国信息通信技术研究院最新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显示，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35.8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6.2％。真正进入数字治理阶段。所谓治理，在中国，就是从数字威权主义走向数字极权主义。

信息技术的变化（特别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并不仅仅是帮助了无权无势者的普通人，也帮助了大公司和大政府等统治者。拥有这些巨大的资源并能够用算法来最大地使用这些资源的人，只有大公司大政府；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对于控制、监视和使得人们服从以实现社会控制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2.1 新时代的审查和监控 Growing Panoconic state

中国政府非常鼓励于大数据、人工智能、人脸识别、语音识别等控制社会的技术，而这些技术确实是对人的自由会产生重大的威胁和挑战。不仅是在中国，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失去隐私的监控社会（surveillance state）中，生活在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民主制度本身可能会被普遍挑战的社会中。但是，在中国这个专制的政体下，它可以解决它以前不好解决地两个很基本的问题，一个是它可以大大降低它强制镇压社会的成本，二一个是它可以对任何一个微小的反抗作出精准镇压，因而是任何一个专制者梦寐以求的技术。

与此同时，大数据还有预见的作用；它能看到的不只是社会上个人的意识，它还可以从统计上分析出群体行为的潜意识。在专制统治下的中国，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等互联网巨头不可能不和政府合作，政府也就拥有民众全部的数据。一旦这些数据被整合起来以后，形成的整体预见和控制的力量都非常之大，这是今天技术发展的一个可能的方向。对于专制者而言，则是如虎添翼；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在获得生活便利的同时，失去自由的代价却是巨大的。这种监视和控制的目的还远远不只是消除危险，它还可以让统治者调动潜藏在人们肉体、情感、欲望和信仰中的一切因素，强化专制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实现其控制社会的目标。

中国政府扩大巨额资金以支持中国公司开发能够实现其专制统治模式的产品。中国还利用了众多的数字工具。国有铁路公司，航空公司和主要的电信供应商都要求客户出示政府发行的身份证以购买SIM卡或票证，从而对经过某些地区的个人进行异常精确的大规模监视。

数字威权主义的另一趋势是通过从社交媒体行为到购买习惯的在线活动来加强对个人信息的大规模检索，收集和处理。这与配备了面部识别系统的庞大且快速扩展的摄像机群以及众包的报告制度相结合，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监视粒度，可以进行单独的行为操纵。

由于别无选择，超过十亿的中国人使用了少数几个电话应用程序，这些电话应用程序虽然极为方便，但却通过向蚂蚁集团和腾讯等有义务与中国政府共享此数据的大型科技公司透露其通讯，交易和行为，从而破坏了隐私。

而大数据、人工智能这样的信息技术彻底改变了用户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中国人已经习惯自己成为透明人，个人的兴趣爱好、教育健康、学历资历、经济状况、饮食消费习惯、交友乃至阅读嗜好都在管辖者的视野当中。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在监视、控制、操纵和迫使人们服从等方面的力量非常大，在诸如“面部识别”，“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辅助下，中共正在国内外发展和扩大大规模监视，并将这些技术部署为实现对民众管辖，控制，操纵的手段，这些技术已集成到“智能”和“安全”的城市基础设施中。新疆，我们看到了真正的极权主义监视制度的雏形。

2.2 人工智能和技术删帖

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公安，司法机关动用暴力的抓捕、镇压，网信办督导下各大社交平台公司使用技术和人力手段的删帖、封号，国家防火墙不断升级对境外信息和翻墙技术服务的封锁，还有官方媒体与各级各地的大学及形形色色的公关公司联手开展的”舆情研究“服务（说穿了就是为各级政府提供舆论控制的相应情报和服务），共青团和各级政府在网上组织了大量的“五毛”、“水军”，试图把“网络舆论”彻底变成国家统治技术的一部分。

如今，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监控体系，既发展用于社会管控的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高科技，也全面部署低技术含量的人工删帖部队。

中国许多科技公司雇佣了更多的人力和审查人员来清除“非法”内容报告，新浪微博、今日头条和“快手”等主流应用程序雇佣的从事人工审核工作的人员多达数千人。许多公司已经把内容删除工作外包给“审查工场”——一家名为博彦（Beyondsoft）的公司已经雇佣了8000多名工人。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Citizen Lab）2019年8月披露，微信已经具备图像过滤功能，如果用户试图躲避文本审查、以图像发布有敏感内容的文章也会被发现。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的网络版一直在提高其人工智能辅助的审查能力，“人民网”的审查服务可能已经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副业——今日头条已经将其内容审查活动外包给人民网。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人民网负责人预测，在未来三到五年内，中国的内容审查大军人数将增加到100万。该报道还说，阿里巴巴和腾讯也已成为内容监管和审查技术领域的行业领导者。

中国网上“敏感信息”的内容，种类繁多，既包括宣传禁令、高层政治斗争的内幕等所谓的“内部信息”，也包括腐败、房价、医改、工资和环境污染等社会话题。而受到最严格审查的话题包括香港抗议、天安门事件30周年、新疆地区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受关押等。 2.3. 摄像监控 FACIAL RECOGNITION, SKYNET AND SHARP EYES

习近平对中国的国家监视系统进行了重大升级。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安全和监视技术市场。2020年，中国安装近3亿台摄像机。（check）

面部识别是一项强大的AI技术。现在“中国在人脸识别这块已经领先于西方国家，除了企业自身外，从政府战略 (from the stratigic perspective of the Party-State ) 的角度来看，这项技术将比美国和欧洲更快。”“中国人脸识别应用已相当广泛，并积累了相当多的实战经验，在人脸图像采集、预处理以及特征选取等方面的工程优化也做得很好。” 在消费者安全和环境领域，这可以使生活更美好。但这赋予了警察控制人民的新权力。

目前中国正在将人脸识别与庞大的监控摄像机网络相结合，政府已经掌握了每个人的档案，可以根据之前的记录来预测谁更有可能犯罪从而加强监控。

中国当局正在将旧的和最先进的技术（电话扫描仪，面部识别摄像头，面部和指纹数据库以及许多其他技术）整合到广泛的工具中，以进行威权控制。

这些工具一旦组合起来并可以全面投入使用，就可以帮助警察在街上走走时抓住人们的身份，找出与他们会面的人，激活后，系统开始嗅探个人数据。这些盒子被称为IMSI捕获器的电话扫描仪，在西方广泛使用，它们从手机中收集了识别码。摄像机记录了脸部。

在后端，系统尝试将数据绑定在一起，对其底层数据库进行了检查。如果面孔和电话出现在相同的时间和地点，则系统会变得更加自信，它们属于同一个人。

这些网络可以帮助中国完善诸如面部识别之类的技术。例如，相机和软件通常难以识别以一定角度拍摄的脸部。结合电话和身份数据，匹配变得更容易，并且识别人脸的技术也变得更好。 警察没有掩盖他们的监视推动。即使是压倒性监视的感觉也可以阻止罪犯和持不同政见者。 许多人和公司都可以通过合法途径访问中国强制性身份证系统的基础数据。与警察有联系的公司使用身份证上的面孔来训练面部识别系统。该卡系统还跟踪指纹，面部，种族和年龄。

新疆是中国西北部地区，这里居住着许多穆斯林族裔。中共在该地区使用包括语音识别和人脸识别这样人工智能强化的大规模监控技术来压制言论，行动和宗教自由。警方部署的监视网显示，相机，电话追踪器和布满传感器的检查站掩盖了该地区。新疆高级警官李亚斌8月在警察简报会上公布的数据显示，在该地区首府乌鲁木齐，警察封锁了3640个带有检查站的住宅区，并安装了18464套面部识别相机。在新疆南部的喀什市，《纽约时报》统计了一个由37个电话跟踪器组成的密集网络，该跟踪器永久安装在一个平方公里的社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