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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新:质疑与反抗是历史学家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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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与反抗是历史学家的使命

文:罗新

我几年前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一年,那里有一位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90多岁了还每天到办公室上班,经常写文章、演讲。他写的很多文章是适合专业之外的人读的。

后来我看到他有一本书叫作The Scientist as Rebel,就是《作为反叛者的科学家》,书名很有意思。我想我们应该也有一本书叫作The Historian as Rebel,《作为反叛者的历史学家》。这涉及历史学是干什么的,我们为什么做历史,我们做历史是为了谁。

质疑与反抗

是历史学家的使命

历史学家归根结底不是传承什么文化,也不是要把某种古代的东西保存下来。他的使命本质上是质疑现有的历史论述,去反抗、去抵制种种主流的历史理解。

我们身边的情形是,人们时时刻刻都在使用历史,但其实绝大部分都是滥用和错用——即便历史学家自己也不免于滥用和错用。可以这么说,我们讨论的历史,我们所使用的历史,我们所说的历史,多半都是靠不住的,经不起追究的。

在我的领域也是如此,我是做魏晋南北朝史、北方民族史的,很多大家常常提到的东西都是经不起追问的。

比如有一个常见的说法,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的开发,这当然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因为从此以后南方人口、经济的占比大大增加,整个历史都改变了。

说起原因,中学教科书里有一句简单的话,而且大学里也有很多老师这样讲,说是因为北方战乱,大量北方农民到了南方,带来了北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所以南方就得到了大开发。

我做学生的时候,很容易就接受了这个说法,等当了教师自己在课堂上可能也讲过。其实这个说法经不起追问:先进的北方生产技术是指什么呢?是作物品种,是生产工具,是种植技术,还是劳动者的组织方式?当时北方旱作农业比南方稻作农业的技术更先进吗?那么旱作农业的种种技术能够直接移植到稻作农业去吗?

这是一个简单的说法,这个说法掩盖了许多深刻的历史议题。换个思路,首先要问的是,那时的南方劳动者是从哪里来的?都是北方逃难南下的流民吗?难道不是以土著为主吗?土著是些什么人呢?除了原有的在郡县体制下的国家编户,大量不说汉语、不服属国家管理的山区土著人群,所谓蛮人、山越,是如何进入国家体制的?

今日所谓南方人,他们的祖先难道都是北方移民吗?当然不都是,或主要不是。更多的是南方土著人民,不是北方移民,而是被北方来的统治者成功改造过的,从蛮人、越人改造成了国家体制下的新型劳动者,他们转变了文化和政治认同,成了说汉语、服属王朝的华夏臣民,也就是我们今天汉人的祖先的一部分。

由此完成了一个深刻的历史过程,华南变成了华夏、也就是后来汉人的家园。

然而这一转变不是那么简单流畅,那么理所当然的,不是一首浪漫曲,不是英雄史诗,其中充满了征服、反抗、血泪和压迫,充满了人类历史上许多近似情形下已为我们所知的那种人群对人群、体制对个体、强力对弱者所制造的痛苦。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叙述中,这些痛苦早已被掩盖、被遗忘、被转化,成了一曲充满浪漫气息的、值得后人讴歌的英雄主义江南开发史。历史叙述多半如此。哪怕是看起来确切无疑的那些说法,也经不起追问,经不起深入推敲。

做主流的抵抗者

重新质疑已有的说法

那么历史学家做什么呢?历史学家去重新考察这些东西,作为一个rebel,作为反叛者、起义者、异议者,去质疑那些被广泛接受的说法,重新质疑、一再质疑。

在座各位不只有做历史的,还有各个学科的朋友,我想rebel这个定位对大家都适合,各个学科都差不多,要做的都是重新质疑已有的说法,我们都去做已有说法的异议者,都去做主流的抵抗者,不限于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社会、特定的文化和政治环境。

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在什么样的时代,所有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都应该是反叛者、抵抗者。

正好最近我在想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历史学对历史的责任问题。历史学和历史学家不仅仅是黑暗时代的受害者,也是黑暗时代的制造者。历史学家参与了历史的内在发展,或至少是做了很多推波助澜的事。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家都熟悉的,就是纳粹德国的历史。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反犹主义,是哪里来的?其中作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历史观,不能不说是17、18世纪以来德国历史学家的制造品,他们宣讲的民族史,特别是日耳曼民族史观,就是德奥历史学家的重要成绩。

对日耳曼民族主义的一路上扬,这些历史学家做了大量不只是推波助澜的工作,甚至可以说他们就是主要的责任人。后来纳粹精神的很大一部分营养即来自这里。

看看我们今天,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发展状况,大家各有自己的体察。我们做北方民族史的,在网络上无论说点什么都会有人来骂,比如,大家肯定知道这几年大批网络爱国者对姚大力先生的围攻谩骂。

历史学者姚大力曾因他的专业意见

挑战到了大众的“常识底线”而遭到围攻

其实我理解这些骂人的人,因为他们已经被教育成这个样子,他们骂是因为你说的历史和他们知道的历史不一样,而他们相信自己知道的历史才是真实的历史,你说的历史是错误的。那么他们的历史自信是从哪儿来的?

其实也源自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以来历史学自己发展出来的教条、观念或常识,不是突然出现的,不是这几年才有的,是很久以来、许多历史学家参与制造的。

当我们反感、反对乃至痛恨此刻正在发生着的历史时,不要忘记这个时代是慢慢形成的,不是一两天突然冒出来的。纳粹德国不是希特勒凭一己之力突然制造出来的。希特勒式的领导人也是被历史制造的,历史知识恰恰是制造他们的原料之一。

历史学和其他一切学科大概都是一样的,都是要对各自时代的历史负责任的。这个责任我们过去检讨得不够,我们太喜欢把自己当作受害人,把责任推出去。

1945年之后,西方学界对纳粹时期的历史学、考古学,有很多批判、反思。其实还应该追到更深更远的地方,因为20世纪的学者又是继承他们前几代的学者而来的。

历史学家做什么,为谁做?所谓探究真理、探究真相,该探究什么,为谁、为什么探究?这些都是应该反思的。没有哪一个学科、哪一个人能宣称自己真正掌握了真理,这是到了今天我们应该完全明白的事情。但是做什么、不做什么,做到哪个程度,这确实需要我们反思学术史上、历史上的教训。

李礼让我在签到板上写句话,我就写了句“有所不为”。今天我们必须知道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的,坚决不做。作为一个rebel,一个反叛者,有所不为是一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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