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与晚清宫廷

傅国涌

自1898年到北京,这个叫埃蒙德·巴恪思的英国爵士长期生活在中国,曾是京师大学堂的教授,英国驻华外交官,1944年死在中国,身后留下一本惊世骇俗的英文回忆录手稿,在尘封六十八年之后,中译本以《太后与我》为名首度在香港出版(王笑歌译,新世纪出版社)。巴恪思在书前誓言记录的绝对是事实。他自述与慈禧太后自1902年开始交往,直到1908年慈禧驾崩前夕他们还有接触。他与慈禧之间“秽乱清宫”的细节叙述触目惊心,当时慈禧已是七十老妪,却性欲旺盛,他要靠春药才能满足其需要,多次细致入微的性生活细节描述,明代小说《金瓶梅》的场景也不过如此。

在他的笔下,晚清宫廷,从慈禧太后、王公贝勒、达官贵人到太监、宫女、伶人,过的都是淫乱污秽的生活,男女之间还算是正常的,更多的是男与男、女与女、人与兽……许多王公、贝勒、大臣、将军榜上有名,他本人也癖好同性恋,只有与慈禧太后例外。恭亲王溥伟,庆亲王及他的儿子载伦、载振,差一点取代了光绪帝的“大阿哥”溥儁,贝子溥伦,肃亲王的次子,大学士荣庆,将军张勋、姜桂题……在他笔下都是同性恋,慈禧太后甚至要微服密访他们常去的浴室,亲眼看他们淫乱。

慈禧让太监、宫女称呼他为洋侯,给了他很高的待遇,而他利用慈禧的宠爱,游走于王公大臣和男宠之间。在大量不堪入目的性描写间歇,他也记录了慈禧与他的一些闲聊,1903年的一天,慈禧问起他是否读过她最近的诏令,把革命者沈荩在宫外鞭笞而死。“今年是我的幸运之年,如果没有日俄战争,我会下令为我明年十月的七十大寿举办庆典。处死沈荩,我也非常犹豫。然而他是第二个康有为,我别无选择。你们外国人认为我残暴,却对他的挑衅一无所知,我不得已才对他极端处置。”这一记录为沈荩之死提供了新的材料。当沈荩惨死之后,西方人闻之胆寒,《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把慈禧叫做“那个该杀的凶恶老妇人”。当年9月14日的天津《大公报》报道,各国公使夫人在觐见慈禧太后时都为沈荩喊冤,慈禧也颇有悔意,面谕廷臣,会党要严拿,但千万不可株连良善,以致丧失人心。这则报道与他的回忆科研相印证,特别是语气。巴恪思记录,慈禧死前不久与他说过:“我不信任袁世凯,此人虽能干,却不择手段。”“或许我该启用张勋,我唤他是我的‘巴狗儿’。”他说,辛亥年袁世凯重返朝廷,要他修改《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为袁评功摆好,每年可得到3500英镑直到他死

虽然巴恪思的回忆录因为缺乏其他有力的旁证,只是一家之言,无法完全采信,但不可忽略,这位英国人提供了观察晚清宫廷和上流社会日常生活的一个新视角,他的视角主要是性,特别是那些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权贵们的性癖好,他们在怪异的性生活中寻求刺激,飘飘欲仙,乐在其中,压根没有想到这个朝代正在陨落,荣华正在逝去。性的背后是政治,性和政治某种意义上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说,他记录的性事不无夸张和荒诞,晚清宫墙内外的骄奢淫逸、残暴、迷信则是是毋庸置疑的。二十年后,当军阀孙殿英掘开慈禧的墓穴,打开棺木,那干瘪丑陋的尸身裸露在七月毒辣的阳光下,他禁不住叹息说:“即便是不朽的汉尼拔或恺撒,最终也是尘归尘,土归土。”

                                               【原载《新京报》2011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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