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The Economist

编译/一颗马 & 雨山 & 臻一 & 伍豪

译读：T-Read | 译读小号二世：WinnieTheFool

来自上层的指示能够决定中国经济的面貌。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城市更应该像海绵一样，平时能吸收雨水，干涸时又能再利用；而现在全国正在建设大约30个“海绵城市”。到了2014年，习近平又表示政府应该鼓励企业对国家项目进行投资。从那以后，中国就陆续公布了数千项有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PPP）”的计划，其中就包括建设“海绵城市”；然而投资者似乎对此并不感兴趣。海绵城市项目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来吸收私人资本，却收效甚微。

16年9月，在西北部常年气候干燥的宁夏固原，中国第一个“海绵城市”PPP项目启动了。然而，与其他不少已经开工的例子类似，该项目合作伙伴中的“社会资本”方并非完全像其所吹嘘的那样。事实上，该项目的社会投资者北京首创集团是一家政府所有的公司。而且，为了促成这笔生意，政府还大手笔进行了补贴，总额接近该项目总成本（五十亿元，即七亿五千万美元）的五分之一。

这件事折射出一个更大的问题：中国民间投资正在急剧减少。9月13日的新数据也突出了这种趋势。 2016年前8个月，来自私营企业的投资仅比15年同期上升了2.1%，创下了2005年以来的最低增幅记录。同时，带有国家背景的投资却激增（见图表）。由于中国经济一直需要政府拉动的缘故，此图乍一看并不让人惊讶。不过，其中却暗含着重大的变化：过去十年中，全国大约三分之二的投资来自民间。由于投资占中国GDP的比重将近一半（译者注：若使用支出法核算，国内生产总值（GDP）为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项之和），民间投资的减少其实是（中国经济）发展前景阴云密布的信号。

对于这种衰退趋势，最简单的解释便是国家挤走了民间投资。长期以来，政府背景的企业更能获得银行的资金支持。过去，私营企业还能够通过使用自己的收入以及向影子银行借贷来解决融资之困。但如今这两条路子都更难走通。利润已不再像前不久那样能保持飘飘然的两位数增长。同时，监管机构也钳制着影子银行，开始谨慎地对待其内部酝酿的风险。然而监管的副作用使得某些私营企业的“融资难”问题雪上加霜。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摩根大通的朱海斌说，许多公司有钱却不花。这些企业深深地意识到了从煤矿到太阳能板制造等行业比比皆是的产能过剩。根据兴业银行的资料，如今资本回报率自2011年以来下跌了三分之一，如今只有7%。而银行平均贷款利率为5.25%（译者注：银行贷款利率决定投资成本），只是稍低于资本回报率，于是许多公司都观望不前，期待回报率会提高。国有企业则能够相对忽略利润。尽管投资回报低于私营企业，国企仍会继续投资。

大型基建项目中的政治因素也是社会投资的绊脚石。当地政府不舍得把有前途的项目让给私人投资者。许多官员对私营企业心存疑虑。北京市政府最近签署了高速公路PPP项目协议，并选择了国企巨头中铁建作为合作伙伴。负责该项目的官员暗示，私营企业既没有必需的能力，又没有资金。私人投资者也并不清楚如何从“海绵城市”这类有风险的项目中获利。与一般的PPP项目如收费公路或发电站不同，升级排水系统和水库是不容易转化为利益的。

在中国，与投资相关的数据也一向质量可疑。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去年的救市行动中政府持有了更多公司的股份，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趋势变动因此被夸大了。当救市导致的股权变动被当作数据收集起来后，政府本就明显的投资活动可能就会显得更夸张了。另外，16年辽宁经济的“断崖式下滑”也打乱了全国的数据。在辽宁，投资数额下降了接近60%，不过主要反映出的是政府正在清理之前被美化的数据，而不是一场经济灾难。

但政府的应对措施令人感觉投资停滞并不仅仅是一场统计事故。今年夏天，政府向18个省派出督查组，调查民间投资停滞的原因。9月初，国务院又出台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其中承诺将在健康和教育等行业对来自民企和国企的投资一视同仁，并呼吁银行向企业增加贷款。政府称将开展更多PPP项目，并用更多的政府补贴吸引民间投资者。

如今政府已经开始公开讨论拉动民间投资的必要性，因此，这些承诺在未来几个月可能会收到一定成效。但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需要增加改革的幅度。首先，中国应该为私营企业在金融、交通等国家掌控的领域内的投资创造条件。其次，政府应该打散目前控制这些领域的部分国企。但暂时看来，政府正朝相反的方向前进——合并国企以建立更大的国家巨头。

中国民间投资者在此中表现出的精明则是一大闪光点。他们的谨慎态度说明，相较自上而下的政治指令，如今市场力量已在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政府迫切希望公司慷慨解囊。但如今中国的私企却表现出与世界各地企业相仿的理智。他们留着现金，等待着比“海绵城市”更好的投资机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