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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China Faces a Difficult Economic Transition – CEIP
译文：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中国面临着艰难的经济转型
作者：Michael Pettis
发表时间：2010年8月25日
译者：Fuge
校对：@xiaomi2020
中国增长模式是亚洲增长模式的加强版，它与其它的“奇迹”增长期（包括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巴西）的发展战略有一些相同的基本特点。在形成巨大增长的同时，它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失衡。中国似乎早已跨过了拐点，也许正在处于调整为不同的增长模式这一艰难转变的边缘。
中国增长模式的核心是家庭收入对制造业和投资的补贴。在一些情况下，比如说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巴西，家庭收入成本是很明显的——巴西政府对国民收入课以重税，然后投资到制造业和基础建设之中。亚洲的区别是依靠不那么明显的机制来达到这个目标。
亚洲模式使用三个主要的机制来确保国民为投资买单。第一，工资的增长水平被限制在远低于工人生产力的增长水平之下，迫使工人补贴老板；第二，汇率被低估。通过提高进口成本，同时在可售商品领域补贴制造企业，减少了工资的真实价值。第三，也是最强有力的机制，就是金融抑制。在这些国家，大多数存款都变成了银行储蓄，而银行又被货币管理机构控制。货币监管机构可以决定信贷投放、贷款风险让整个社会承担、设定借款和储蓄利率。
极低的借款和储蓄利率创造出一个强大的机制，这个机制用家庭存款来促进增长，大笔地补贴了资金成本。中国的情况是，通过把家庭存款转移给银行，借款者再从银行以被压低的利率获得贷款的形式实现了每年5% -10%的惊人GDP增长率。资本的低成本也解释了看似矛盾的中国资本密集型，而非劳动密集型的增长——人工也许很便宜，但是资本几乎是免费的。
这个巨大成功模式导致了相当多由投资驱动的增长，创造了就业机会，即使家庭存款被大规模转移，但是家庭收入仍然激增。过去10年，在中国以每年10%-12%的稳定增长率发展的时候，中国人的家庭收入，还有家庭消费，也以每年8%-9%的速度在增长。
但是这个模式至少有两大羁绊。在初期，当投资规模比较低，转移的家庭财富投资在了产能和基础设施上的时候，也许在经济上还算有效。但是当补贴投资延续得越 久，资金成本就变得越低，也就越有可能投资在浪费型的项目中，而信贷风险却转嫁给了全社会。从某一点上来说，资金使用人是在破坏财富，而非创造财富。但是，只要从家庭收入中转移的资金超过了被浪费的投资产生的损失，账面上就仍然有利润。
第二，迫使家庭补贴增长的政策，有可能产生消费增长赶不上生产增长的情况——家庭收入增长的一个重大功能就是家庭消费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大量而且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来吸收过剩产能。
这就是中国在过去10年发生的事情。而且只要世界上其它国家——主要是美国和有贸易逆差的欧洲国家——能继续吸收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中国国内市场可以消费的产能在不断下降也就无关紧要了。
但是，在2007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占全球GDP的份额创造了100年内（也许是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而其它国家发现自己已经无力吸收更多的贸易顺差。更糟糕的是，全球金融危机极大地削弱了其它国家哪怕只是维持目前贸易逆差的能力和意愿。
中国已经被这两大羁绊勒住了——资本也许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被浪费，而其它国家发现，要消化中国的过剩产能已经越来越困难。尽管中国过去创造了辉煌的成就，但是现在它亟须抛弃这一发展模式。
中国越早做出改变，转变的痛苦就会越轻——但是无论如何，这个过程将是艰难的。中国必须提高工人工资和利息，并使货币升值，但是如果这个过程走得太快，那些 严重依赖补贴的企业和项目受到的资金压力会相当沉重。结果是，当中国在海外的竞争力衰退，失业率就会增加，这也会导致消费下滑。如果中国调整得慢了，那它 就需要其它国家来适应这种缓慢调整的步伐，但是，世界上其它国家，最主要是美国和欧洲，是否会允许他们的贸易逆差缓慢下降？这尚不清楚。
进行过这种调整的历史先例并不是那么鼓舞人心，而中国要采取的措施得让前人都相形见绌。不管愿不愿意，中国必须改变自己的增长模式。在许多年中，它进行调整的速度都将会影响到全球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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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说明：本文原文来自文中标明的出版公司，译文1.0版本来源译者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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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译者:
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中国面临着艰难的经济转型
“要翻墙，用赛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