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与科研自由是理论创新的基础


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载《时代周报》2010年9月23日 http://www.time-weekly.com/show.php?contentid-9704.html

 

最近这些年，对高校公共政治课有很多议论，因为其研究和教学都在一步步扩张，课题数和研究经费在增加，某些学校开设的科目也在增加。面对这种情况，不少教师都很无奈。当然，其中也涉及到一些现实的利益问题，这个领域内的一些学者想方设法地扩大政治课的覆盖面，继而从中获利。

    

公共政治课的设置有增强学生对现行制度的认同感的考虑，但是实际效果却不得而知。据我了解，学生对这些课程大多都是很抵触的。选这类课大多只是为了拿学分，而大多数教师的教学过程也没有多少吸引力。如果要放开了讲，就会“出格”、惹麻烦，所以，很多老师在课堂上就只是照本宣科。更严重的是，这套刻板的理论没办法让学生感觉到它是一个追求真理、理性探索的知识体系，总有一些教条是不能质疑的。久而久之，大家都变成了“两面人”，对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无从理解，并学会心口不一，口头上说一套，心中则别有一番想法，这影响到整个国民的心理状态和诚信，确实是特别值得关切的。

    

一直以来政治课的改革都很缓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关决策人不能随意地改革，因为整个国家的话语模式没有多少变化，没办法突破以前的窠臼。一个国家在政治理论上的创新，必须建立在言论思想自由、科研自由的基础上，如果没有这些，政治理论建设就难以突破。此外，大学教育里需要一种令人心智走向崇高、灵魂有所升华的课程，我们到底通过怎样的课程设置和环境改造才能实现这一目标，这是今天大学里的工作者，包括教育者和行政管理者应该要思考的问题。

    

在台湾，过去也有“三民主义”和党义的教育，而且是不可动摇的。但是后来慢慢地发生了变化，转而教授什么是公民的精神与美德、什么是合理的国家与政府，如何通过制度和文化的建设来创造一个令所有人的尊严都得到维护的社会等课程。如果要改革，就必须重新去认识我们究竟要建立一个怎样的社会，我们的价值目标到底是什么，然后再去考虑如何设计，如何通过历史的、宗教的、政治理论的教育，来培养心智和人格健全的新一代公民。

    

无论哪个专业的学生都要去理解为什么需要一个政府，政府对公民有何义务，它的权力应当受到怎样的限制，为什么要有言论、出版等自由，如何去保障这些自由，以及如何去获得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之间的平衡，这是需要通过某种课程来体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