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18日，96岁的彭冲离世。13年前（1997年4月26日），他的上司和搭档彭真先他而去。“二彭”的远去，使我们突然意识到，上世纪80年代那段立法的流金岁月，在30年后的今天，仍然是无法超越的，岂止如此，当下中国的法治正在倒退。
通过操作这组封面报道，我们清晰并痛心地发现，中国法治现状和前途令人悲观，似乎无法阻止其继续倒退。难道非得再来一次动乱，使今日的中共领导人也遭遇当初邓小平、彭真等人在十年文革浩劫中的磨难，非得让他们有切肤之痛，才能痛下决心，彻底告别人治，追求法治么？
立法流金岁月
20世纪70年代末，经历了十年文革梦魇的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集体，痛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人治的无穷祸害，毅然决然地与既得权力、利益切割，拥抱法制。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为期十年的立法流金岁月开始了
本刊记者/章文 申欣旺 文/舒琳
2010年10月18日，彭冲逝世，享年96岁。
新华社讣告称其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政治工作和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杰出领导人”。
13年前(1997年4月26日)，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另一位杰出领导人彭真，彭冲的昔日上司和搭档，先彭冲而去了。两位老人远去的背影，勾起人们对上世纪80年代那段立法流金岁月的回望。
生前低调、离职后已多年不露面的彭冲，去世时也是静悄悄的，除了几篇新闻报道外，没有引起社会的太多关注，这和他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巨大贡献很不相配。
在年近6旬的许海星眼里，父亲彭冲一生淡泊名利，有八个字可以形容：儒雅、豁达、淡定、从容。父亲给他留唯一一幅字，上录庄子哲语：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昔日部下程湘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原研究室主任)的心潮却被掀起，在随后不到两周内，连发两篇纪念文章，深情缅怀这位担任过10余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上司。
程湘清回忆说，2003年，88岁高龄的彭冲接受媒体采访，语气中掩不住自豪：“现在人大目前的基本的程序、制度都是那时候搞的。”
彭冲所说的“那时候”，在尚健在的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王汉斌看来，指的是1979年2月——1988年3月。那10年中，在彭真主导、彭冲和王汉斌等人的配合下，全国人大起草和制定了百余部法律，为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奠定基石。
这三人，在文革动乱中都遭受过冲击。其中数彭真遭罪最大，失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被关进上世纪50年代他在兼任北京市委书记、市长时修建的秦城监狱。
1979年复出回到“黑据点”——全国人大时，彭真已垂垂77岁了。此时的彭冲比他年轻，但也64岁了。两位本该颐养天年的老人，却被历史再次赋予重任：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当选为人大副委员长。彭真还兼任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
彭真和彭冲等人刚恢复工作，就立即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导致的无法无天状态，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中国的法律体系。
“他们一拍即合，两人理念很近，这也是缘分。”许海星评价他父亲彭冲和彭真的关系。
一拍即合，铸就了其后十年中国立法史上的流金岁月。彭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订逮捕拘留条例。文革期间，从国家主席到元帅，包括他本人，都被随意抓起来。
彭冲一上任，便向中央写报告郑重提出，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的权力机关，召开会议时，会场正面悬挂的应是国家的象征——国徽，而不应是领袖画像。彭冲的建议，中央很快就接受了。
早在建国初期，针对新中国成立并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彭真就认为，为适应这一历史性转变，必须把法制建设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从1954年起，彭真连任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当年，他参加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工作，还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为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提供了宪法和法律规范。
接着，彭真又提出要先起草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到1957年，刑法草稿已出了22稿，提交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征求代表意见，大会授权人大常委会审议修改。到1963年已修改到第33稿，并经中央书记处、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同志原则审查过。刑事诉讼法草稿到1963年4月起草了初稿。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还着手研究起草民法。
然而，随后到来的文化大革命，使这一切搁置。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无法无天”的混乱时代。连国家主席都不能保护，法律沦为一纸空文。
10年过去，从秦城监狱走出来的彭真更加坚定了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信念，他相信只有确立宪法法律的地位，才能防止那种糟糕局面的重演。他再次提到了“历史性转变”：文革结束后，随着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国家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劫后重生的他更加清晰地看到，“管理国家，靠人治还是法制？一定要靠法制。”
这些在建国之初就萌发过的意识，由于十年动乱带来的切肤之痛，使得中共领导层认识到了人治的可怕，也使得彭真主管的立法工作快速运转起来。
1979年3月到5月，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内，全国人大加足马力制定了包括刑法、刑诉法在内的7部法律。年迈的彭真和彭冲等人，像年轻人那样拼起命来。
在旧部顾昂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原主任)的回忆中，彭真那段时间夜以继日地工作。他在大会堂的办公室、会议室，几乎晚上都亮着灯，连大会堂的服务人员都非常感动。由于过分劳累，彭真发高烧住医院期间，也没停止工作。医院的病房在很多时候就充当了办公室、会客厅等多种角色。
已过6旬的傅洋犹记得父亲当年的忙碌，“他工作量之大是你难以想象的。比方说明天有一个会要开，他在做好一切准备之前睡不着觉，满脑子都是那个事。我们回去以后尽量避免跟他谈工作，陪他打打麻将，松松脑子。那时我想给他提点意见，又怕他太累，只好写封信放在我妈那里，让我妈在他不那么累的时候再给他。”
在其后的十年立法岁月中，彭真反复讲，中共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中共也领导人民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中共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针对有人提出“是法大，还是党委大、首长大”的问题，彭真毫不含糊地回应，“我看是法大。”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则是主导那个年代立法工作的另一条原则。彭真早在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发言中，就对这一原则作了深刻的阐述。1982年宪法恢复了1954年宪法关于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规定。彭真同志反复强调，不管你是什么人，都要服从法律，在法律面前不承认任何人有任何特权。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将在预定的时候宣告完成，现在和当初彭真、彭冲们面临的问题不同，不再无法可依，却时常面临有法不依、执法犯法的困局。
许海星曾在香港工作多年，回到国内看到不好的现象，小心翼翼地和父亲彭冲讲起，未曾料想被骂了一通。许海星认为，父亲虽然不说，心里还是担忧，“父亲那一代人从枪林弹雨中打过来，条件艰苦异常，却从未退缩过。我觉得他始终是坚持民主自由这样一种信仰，从未改变过。”
许海星说，“父亲觉得光发展经济是不够的，要成为强国、大国，还是要有民主法制作为基础。”
对于1979年后大规模的立法，当时许多同志心存疑虑，担心制定了的法律不能执行。彭真在许多次讲话中，有针对性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首要的一条是要把法律交给全体人民掌握。”
他进一步阐述说，我们的法律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利益和意志的集中体现，它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一旦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强大的物质力量。人民群众运用这个武器，监督国家机关和任何个人依法办事，对违法行为进行揭发、检举和斗争，就可以有力地保证法律的贯彻执行。
30年过去，这段话在形式上已经略显老旧，但并未过时，其中真义值得现在的人们深思。 ★
详见《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第44期封面报道 立法流金岁月
http://news.sina.com.cn/c/sd/2010-11-25/165021533224.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