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铺天盖地的鲜花刹那间点燃的乃是人心，是久违的市民精神，这是市民社会重新复苏的一个信号，也是重建世道人心的一次机会。与穿蓝衣的说真话少女相比， 滚滚的人流和献花的方式是何等的温柔、何等的节制、何等的低调，但鲜花的后面毫无疑问乃是同情、怜悯和爱，是人道、人性和人心，爱己及于爱人，将个体的生 命与尊严放在一个至高的地位。这是每一个人表达爱的方式，也是每一个市民表达公共关怀的方式，是具体而直接的表达。鲜花既是献给死者，也是献给生者的，鲜花终究要点燃一个春天，那是每个生命都得到尊重、每个人的权利都有保障的春天，当然也是一个市民社会的春天。
作者：傅国涌
此刻我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今天，我是上海人，我站在那些亡灵的一边，站在千千万万献花的普通中国人一边，共同承担这个时代的苦难，共同承担这个时代的责任，来告慰那些死者的在天之灵。百日盛典之后，一场大火令上海乃至整个中国一夜之间陷入了巨大的哀恸之中，面对在惨烈的火光中化为灰烬的生命，活着的生命感受到了穿心透肺的疼痛，这种痛感成为一个曾经长久麻木的社会复苏的催化剂，一个拜金主义、犬儒主义盛行，膜拜超个体的强势权力，漠视普通个人生命的社会是毫无指望的。多年以来，世人对上海的印象并不太好，然而，胶州路大楼前如潮的鲜花和人流，刹那之间改变了我们的印象。上海，还是上海，这个一百六十多年来一次次见证了重大历史时刻的都市，这个近代中国的文明中心，这里拥有过一个强大而成熟的市民社会，市民精神曾在黄浦江畔得到过多年的彰显。
久违了，那种与自己生活的城市呼吸相关的市民精神。在今天的上海，我看到了市民精神在长期中断之后的回归，那完全是民间自发的、零散的、自愿的、毫无组织的聚集，也是纯粹的、干净的发自人心深处的哀悼，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尊重和在意，一切他者的无辜丧失都与我们息息相关，这些来自普通人在人性层面的正常反应，表明我们又一次在巨大的灾难面前向一个常态社会靠近了一步。尽管有些人会不以为然，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偶然，根本算不了什么，小市民还是小市民，该过什么日子还是过什么日子，天还是那个天。但此时此地我却不这样看，今天的上海胶州路上，铺天盖地的鲜花，布满泪痕的面容，还有黄丝带与音乐，自发赶到现场演奏的上海城市交响乐团，那种阳春白雪的高雅音乐这样与城市的公共生活融为一体，与我们的生命变得如此切近，多少年来这恐怕还是第一次，还有那个穿蓝衣的普通少女，她的照片已传遍微博……，上海令人刮目相看，在这个超大型的现代化都市蕴藏着巨大的潜能，只是还没有机会释放出来，这次在灾难面前的表现就是小小的证明。面对“上海不哭，阿拉同在”的横幅，说到底，小市民与大市民之间其实也只有一步之遥，真正的市民社会也并不是遥不可及。
我的朋友默雷说：“上海市民不是没有公民意识，而是这种意识此前被抑制了。即使如此，某些人还是顽强的发出了声音：如老一辈的沙叶新，年青的韩寒等。每一个地方都有小市民，也同样有公民。只是上海作为中国近现代开埠最早的标志性大都市之一，最近几十年在引领文明思潮方面确是与其在中国的地位不相称，但其底蕴仍在，市民综合素质还是相当高的，一遇合适时机，就会爆发出来，虽然其表现方式可能比较和缓。但文明的底蕴，终究是要显示其力量的。”我同意他的判断，曾经引领过中国的上海，在百年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是不可替代、不可抹杀的。晚清立宪运动最有力的民间社团“预备立宪公会”诞生在上海，代表上海工商界自治重心的上海总商会，在相当长的岁月里在中国的大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武昌起义发生之后，上海工商界掌握的商团在确保上海和平易帜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除了攻打江南制造局有一点战事，整个上海可以说平静如常，连商店都照常开门，这与上海当时市民社会的共识有很大关系。自开埠以来，历经半个世纪，上海不仅在道路交通、自来水、电力等硬件上领先于中国，在市民社会的发育方面也足以为其他城市的示范。
上个世纪30年代初，上海在“一二八事变”中的表现，见证了市民社会的成熟、热忱和力量。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突然袭击上海闸北，十九路军、第五军等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在炮火硝烟之中，上海各阶层的市民，从实业家、银行家、民间报馆到普通市民几乎都站了出来，各按本分，各尽其责，将上海的市民精神演绎得淋漓尽致、可歌可泣。在教育家黄炎培的日记、实业家穆藕初的年谱中，在当时的《申报》等报纸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生动而感人的细节。穿透历史的灰尘，我们可以看到面对强敌，他们如何自发地紧急动员起来，出钱出物出力，在战时状态下维持一个都市的秩序和日常生活，除了原有的银行公会、商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等民间行业社团和自主团体，很快出现了“上海市临时救济会”，普通工人自发组织的“上海各业工人反日救国联合会”，史上著名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也应运而生，拥有《申报》和另一家大报《新闻报》多数股份的报业大亨史量才被选为会长，实业家虞洽卿、刘鸿生、穆藕初，教育家黄炎培，律师张耀曾，银行家林康侯、徐新六、钱新之等人，以及杜月笙、张啸林等帮会大亨都是重要发起人，各行各业的精英，大批中产阶级、普通市民都积极参与，这些《申报》、《新闻报》的读者们构成了上海市民社会的坚实基础，在这些报纸上不断刊出的募捐启事几乎都能迅速得到社会的广泛回应，几乎把全上海动员起来了。利用募集到的各种交通工具，源源不断地将食品、药物及大量战地所需物质送到前线，感动了蔡廷锴等抗日将士。“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下设慰劳组、救济组、交际组、捐款组等五个大组，地方后援、交通、粮食等十个委员会，工作人员达到2020人，临时组织伤病医院七所、难民收容所65所，在一百多天当中共召开了71次大会，不到两天就开一次，还开过17次理事会和15次演讲会，工作之繁重，效率之高，也许都是我们而今难以想象的。这个团体可以看作是上海市民社会的象征，它的档案记录至今保存在上海档案馆，白纸黑字，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跌宕起伏的大时代中，在民族危急的关头，民间可以有怎样的作为，可以怎样地书写自己的历史。
“ 一二八”战事平息之后，“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改组为“上海市地方协会”继续存在。1934年初冬，会长史量才遭到军统暗杀，上海市民社会失去了一位坚定而有声望的领袖。当“八一三事变”中日血战上海之际，上海民间仍然有值得我们敬佩的表现，各界精英定期轮流做东的聚餐会，不是一个休闲的名人俱乐部，而是谋划抗战的一个民间智库。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在大战之前，1937年5月，金融界、实业界的许多代表人物几乎都参加了上海地方协会的公民训练大会，黄炎培提议组织一支年龄不限的特别训练队，将企业家集中起来训练。亲历其事的“灯泡大王”胡西园回忆，参加这个特训练队的有130多人，都是各企业的头面人物，有吴蕴初、杜月笙、王晓籁，有“火柴大王”刘鸿生和儿子刘念义、刘念智，面粉兼棉纱大王荣宗敬的儿子荣鸿元、荣鸿三，民丰造纸厂的金润庠，中国垦业银行的王伯元，大中华橡胶厂的薛福基，家庭工业社的陈小蝶，美亚绸厂的朱公权，每天早晨6点上操时，浩浩荡荡，汽车就有一百十几辆。这样一支特殊的“老爷兵 ”特训队，每天出操却没有中断。直到“七七”事变之后，“八一三”事变的前一天，也就是8月12日早晨，他们大多数人还是像往常一样准时出操。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这些养尊处优的企业家，包括许多富二代，能够做到这样，实不容易。透过他们，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上海的一个侧影。
曾几何时，上海是中国新文明最骄傲的中心，由此造就出一个深刻影响过那个时代的市民社会(或者说民间社会)。从精神层面上看，那是百年老上海最有现代气息、最有文明魅力的阶段。老实说，今天上海的市民社会还无法与之同日而语，即使有年轻一代的意见领袖韩寒这样的人生活在这个城市，毕竟今天的上海没有穆藕初这样的实业家，没有陈光甫这样的银行家，没有黄炎培这样的社会教育家，没有老牌《申报》所代表的大大小小的民间报纸，没有《生活周刊》这样的民间杂志，没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这样的民间出版机构，没有数量众多的行业自治团体和各种各样的民间社团，更缺乏产生类似“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这种社团的社会条件。但是，在不同的时代里，在不同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空间中，今天的上海仍然可以有不同于前人的出色表现。在惨烈的灾难与冰冷的死亡面前，文字，文字是多么无力，眼泪，眼泪同样的无力，鲜花，鲜花也是无力的，然而铺天盖地的鲜花刹那间点燃的乃是人心，是久违的市民精神，这是市民社会重新复苏的一个信号，也是重建世道人心的一次机会。与穿蓝衣的说真话少女相比，滚滚的人流和献花的方式是何等的温柔、何等的节制、何等的低调，但鲜花的后面毫无疑问乃是同情、怜悯和爱，是人道、人性和人心，爱己及于爱人，将个体的生命与尊严放在一个至高的地位。这是每一个人表达爱的方式，也是每一个市民表达公共关怀的方式，是具体而直接的表达。鲜花既是献给死者，也是献给生者的，鲜花终究要点燃一个春天，那是每个生命都得到尊重、每个人的权利都有保障的春天，当然也是一个市民社会的春天。
2010年11月21日杭州
【按：此文写于11月21日，刊于《南都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