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被宏大敘事支配的国家，在一个正从集体主义中解放出来的社会，当然应该有更多个体的自由之声。但是，过去音乐与政治的结合，是政治由上而下地去动员、控制文化，但我们求寻求的另一种集体：是由下而上公民的集体声音。关键是，要挣脱过去各种集体的束缚和追求个体的解放，並不是只去关注个体的自由就够了；因为任何制度环境的改变，都有赖於公民自发地组织起来，形成另一种集体声音。音乐或任何文化创作，都可以扮演这些团结的黏著剂，因为他们表达了许多人的共同心声，抒发了许多人对社会现象的集体情绪。

作者：张铁志

十一月週六午后的台北街头，有一场反对在台湾中部兴建建国光石化厂的抗议游行。游行终点是在「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上，並举办一场有演讲与表演的晚会。

几步距离外的自由广场上，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场合：创作音乐奖「金音奖」的颁奖晚会，眾星云集。年轻的嘻哈歌手张睿銓当晚获得金音奖嘻哈类单曲奖，但他却没有出席领奖，没有在那个豪华舞台上（还有电视转播）演出，因为他正穿著雨衣在那个反国光石化晚会的小舞台上表演。另一个同样获得奖项提名的乐队「拷秋勤」则是先参加了反石化晚会，才去颁奖晚会。今晚金音奖的开场演出，是大牌歌手陈昇和伍佰；而陈昇刚做好一首批评国光石化破坏生態的歌曲。另一个获奖但也未能出席的独立乐队八十八颗芭乐仔不久之前在演唱会上公开批评政府支持国光石化的计画。

反对国光石化工厂在台湾中部浊水溪的出口口溼地建盖，是台湾今年的一个重大社会议题，学术界、艺文界都发起成千上百人的连署反对。也因此，今晚这么多金音奖的音乐人都以不同方式表达他们的看法。这是台湾音乐与社会关係的一个切面。
在戒严时期，音乐市场上当然少有政治或社会批判的歌曲。当时最重要的声音当然是罗大佑，但他的社会性歌曲很难算是「抗议」。原住民民歌手胡德夫在则1984年的一场重大矿灾后，写下了「为什么」诉说原住民处境的悲哀。

解严后，马上出现歌唱政治讽刺的专辑「抓狂歌」（演唱为黑名单工作室），演唱者黑名单工作室並在1990年三月的野百合学运上高唱。

在更眾声喧哗的九０年代，音乐人开始介入各种社会议题。尤其是年轻一代的音乐人。如植根於美浓社区、结合客家民谣与摇滚的交工乐队，他们深度参与在地的反水库运动，並且也始终积极参与其他人权、环保运动。他们的音乐也从早期比较直接的抗议歌曲走向更成熟，並在2001 年出版一部农村史诗的专辑「菊花夜行军」，被公认为台湾音乐史上最好的专辑。另一支乐队「黑手那卡西」则是紧密和劳工运动结合，並更积极参与抗爭现场。出身台大的「浊水溪公社」乐队一向结合恶搞与行为艺术，但歌曲也都关注台湾底层的人民与青年生活，至今成为台湾最经典的独立乐队。此外，歌手陈昇也在环保团体的邀请下，为当时台南的大炼钢厂对生態的可能破坏写下歌曲「黑面鸭要报仇」，原住民音乐团体「飞鱼云豹」则结合採集传统原住民歌谣与原住民权益运动。

两千年之后，隨著独立音乐的蓬勃发展，音乐和社会运动的结合日益频繁。相对於许多人批评八零后青年的冷漠自私，台湾更新一代的音乐人实际上比之前世代对社会的关注更多。並且，如果以往主要是少数乐队个別性地参与，当前的音乐人则更多地以集体行动来推动社会议题：不论是人权、环保或者反对拆迁。 2008年，一群独立音乐人更出版了一张献给昂山素姬的合辑。该年年底则有二十多个音乐人参加了由国际大赦台湾分会所组织的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六十週年的各种演唱会。

然而，这个现象看似热闹，却也呈现出台湾音乐地图的限制。这些参与社会运动的大都是独立乐队，主流音乐界则非常苍白，唱片公司只让旗下艺人参加可以增加公关形象的慈善活动，而不愿意触碰任何反体制的行动。这种自我设限，也使得台湾主流音乐只剩下空洞贫乏的娱乐，而不再有任何具有时代意义的好音乐。

在大陆，当下其实不乏各种或直接或曖昧的社会批判音乐。民谣歌手周云蓬的「中国孩子」是被谈论最多的时代哀歌；当前摇滚界最闪亮的人物左小祖咒一向用诗歌嘲讽时代的荒诞，去年专辑「大事」则更为直接尖锐。八零后歌手邵夷贝则在歌曲中拋出年轻世代对这个时代种种问题的困惑。这些专业音乐人之外，和社会运动更接近的是北京「打工青年艺术团」，他们高举著「用艺术维权」，並且体推动劳工文化与劳工权益。

在大陆，音乐人很难介入社会更多，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体制限制人们的批判空间，而批判空间的匱乏就必然意味著创作独立性的阉割。

另一方面，由於过去在大陆，音乐或者文化都背负著由上而下强制的巨大政治使命，是为国家服务，或者是「被」为人民服务。然后在八零年代，崔健让摇滚乐成为民间的巨大声音，成为八零年代启蒙的文化力量之一。因此到了九零年代，音乐人更希望的是卸下过去社会责任的大旗──不论是为了国家或是为了启蒙。人们更寻求个体自由带来的解放，更渴望听见个人的声音。

在一个被宏大敘事支配的国家，在一个正从集体主义中解放出来的社会，当然应该有更多个体的自由之声。但是，过去音乐与政治的结合，是政治由上而下地去动员、控制文化，但我们求寻求的另一种集体：是由下而上公民的集体声音。关键是，要挣脱过去各种集体的束缚和追求个体的解放，並不是只去关注个体的自由就够了；因为任何制度环境的改变，都有赖於公民自发地组织起来，形成另一种集体声音。音乐或任何文化创作，都可以扮演这些团结的黏著剂，因为他们表达了许多人的共同心声，抒发了许多人对社会现象的集体情绪。

音乐当然不需要被要求「为人民服务」，或者以此作为创作的標准。但是如果所有的音乐人、文化创作者、所有的公民都放弃了批判的权利，都拒绝反思社会、提出这个时代的噪音，那么人们將很难获得最终的个人自由与解放。

（时代周报2010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