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指望政府没有秘密，如果没有外交官私下的沟通、折冲、协调和对所在国国情的透彻了解，各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几率将大大增加；我们也不能把政府的秘密看成必然，一个神秘兮兮的政府很难取得其他各国和国内民众的认可。政府需要在信息公开和重要机密之间平衡，做好必要的保密工作，而窥知政府的秘密，永远是维基解密、媒体记者、和大众的乐趣所在，只要这样，才能尽量减少政府犯错误的可能性。
作者：王冲
维基解密把美国的诸多秘密公诸于众，而这些秘密又涉及世界各国，于是乎，戏剧性的一面出现了：世界各国政府空前地团结起来，口径基本一致地讨伐维基解密不负责任的举措，而世界各国的自由派却觉得解密很过瘾，有人称之为“无政府主义者的狂欢”。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悖论：信息公开和国家利益之间如何权衡。按照美国人的逻辑，老百姓选出的政府本来就不应该有什么秘密，这源于两点：第一是美国根深蒂固的言论自由传统，第二是美国人根深蒂固的对政府的不信任。
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独立战争后解散军队回家务农，因为他觉得一个强大的政府会招致麻烦；前总统里根曾说，“政府不能解决问题，它本身就是问题。”
正是由于这样一个传统，美国人觉得公开政府的信息是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他有权力这样做。正是基于这样的传统，美国国会的听证会是公开的，只要接受安检，谁都可以进去听，还有一个专门的电视台直播那些辩论，谁都可以收看；正是基于这样的传统，涉及言论自由的案子，到大法官那里，总是站在支持言论自由的观点。
到了维基解密这一步，显然信息公开的步伐更大，给美国外交带来的伤害也更多，好多美国的意见领袖跳出来说要逮捕阿桑奇，关闭维基解密并对相关人员予以严惩；但同时也有理智的声音发出，认为不应取缔维基解密，或者说，要把阿桑奇送进监狱很难。
此刻，全世界都在观望，看崇尚言论自由的美国如何处理此事。这个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可以一关了之或一抓了之的事，在美国却显得十分麻烦。
12月初，美国白宫发言人罗伯特·吉布斯(Robert Gibbs)含混地说不排除对“维基解密”采取法律行动的可能，但美国的很多法律和国家安全专家表示，可能很难把阿桑奇带到美国并对其提出指控，因为美国基本法保护言论自由。杜克大学国家安全专家兼法学教授西利曼(Scott Silliman)说，要想对阿桑奇定罪对美国政府来说极其困难，美国政府面临的是一个又一个的无尽障碍。
正因为如此，阿桑奇的被捕是因为性侵犯的指控，而不是泄露国家机密等众所周知的原因。安插其他罪名逮捕阿桑奇显得有些虚伪，因为谁都知道为什么要抓他，但披着这个外衣，至少说明美国政府、欧洲各国政府不敢在言论自由问题上和公众叫板，和传统叫板，他们有所畏惧，有所畏惧的政府才是正常的政府。
在世界上很多国家，泄露国家外交机密属于有损国家利益，很容易严惩。但有时候国家利益很难定义，泄露国家机密实际上也很难定义。比如说，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看了美国外交官描述他“不负责任、自高自大、能力不够”的文件后，哈哈一笑了之；而在一些独裁国家，辱骂领导人乃是罪大恶极。可见，不同国家、不同政党、不同政府、不同时期对国家利益和国家机密的定义是不同的、变动的，但政府应该对民众公开信息这个原则是永恒的。如果以变动的国家利益来对信息公开的行为进行定罪，很容易因一时之快而铸成大错，因暂时利益而违背了大原则。危险在于，大的原则一旦违背，如决堤之江河，对信息公开和言论自由的传统将带来不可估量的伤害。
对于维基解密的评论，英国《金融时报》的社评说得透彻、在理，它旗帜鲜明地站在言论自由一边。这篇12月1日发表的社论认为，为了信息自由，难堪只是小小的代价。如实了解执政者之行为，有利于民众在选择领导人时，更好地做出决定，并向他们问责。
《金融时报》的评论提出，政府不能凭主观愿望把“维基解密”这类机构化为乌有；相反，政府必须改变和革新自身的信息处理方式。这可能意味着要更好地保护范围更窄的重要机密。
我们不能指望政府没有秘密，如果没有外交官私下的沟通、折冲、协调和对所在国国情的透彻了解，各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几率将大大增加；我们也不能把政府的秘密看成必然，一个神秘兮兮的政府很难取得其他各国和国内民众的认可。政府需要在信息公开和重要机密之间平衡，做好必要的保密工作，而窥知政府的秘密，永远是维基解密、媒体记者、和大众的乐趣所在，只要这样，才能尽量减少政府犯错误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