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 第113期
樊阳的理想是培养学生们的现代公民意识和独立精神。
本报记者 龙婧 实习生 路琳娜 发自上海
别人周末逛商场看电影，他将周末给了“私塾”。
樊阳在家里开设公益人文讲座，利用周末时间讲述文学名著、中西思想史及当下社会问题，至今坚持20年了。
已过不惑之年的他，是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高级语文教师，一直带毕业班。
樊阳戴着眼镜，瘦小却精神。他的身上，能看到书生意气和理想主义交织。说到激动处，健谈的樊阳会不自觉地加重语气，提高音量，炯炯目光射透镜片。他 不是激进之人，虽然每个周末都会给学生讲各种社会问题和思想史，但并不否定应试教育体制。樊阳坦言，自己并不希望走出这个体制—一方面，在这个体制里，他 可以接触更多的学生；另一方面，他没有勇气走出体制。
他不愿被冠以“上海版袁腾飞”的头衔。
樊阳说，给学生们上这些课，并非为了培养社会精英与公共知识分子。毕竟，除去精英，尚有大批普通人，他们拥有独立人格与思想，他们也是社会脊梁，为国家社会扎实工作。
最近，樊阳的讲座暂停了，因为学生要迎接期末考试。他说，等他们都考完，还会继续开讲。毕竟，学生们还有课内的压力。
当老师是个偶然
时代周报：您为什么想到做一个这样的讲座？
樊阳：我做老师是偶然。1991年川大中文系毕业后，因为没有门路，就回了原籍陕西，进了厂矿子弟学校。
那时我没受过专业的师范教育，也没有实习过，提一个小黑板就上去了。我爱好历史、地理什么的，上语文课就有点旁征博引，能兴之所至。这种乱七八糟的 教法，学生却很感兴趣。和学生接触多了，就感觉到学生需要像我这样的老师。当时来说，教材里所推崇的和学生所需要的并不符合，学生所需要的在教材里可能并 不能得到。
时代周报：也就是说，你的人文讲座从1991年左右就开始了？
樊阳：差不多。因为感觉到学生比较喜爱的东西，在课堂上是无法承担的了，我就想成立一个兴趣小组。有一天放学后，我告诉学生，有这么一个小组，有兴趣的人，留下一会。
那时候是讲一些大家感兴趣的，历史地理、综合的人文方面的东西。后来慢慢切入到文学史上的专题了，比如《诗经》，屈原专题，西方古希腊神话，堂吉诃德等等。
时代周报：这样会不会让学生心有旁骛，比如影响到考试？你知道，有些老师讲课很受学生欢迎，但他们的考试成绩未必好。
樊阳：学校的教育也必须培养学生考试型的那种阅读写作。我的班学生语文成绩还不错，高考成绩还拿过咸阳市第一，不然我后来也不能到上海来。
培养学生独立人格
时代周报：据说你到上海后，曾经有两年时间没有做这个人文小组？
樊阳：到上海后反差很大，教学上生活上都不适应，我那时没有房子，到处借住，各个亲戚家都住遍了。那段时间，我得让自己先适应这个地方，才有能力谈别的。
时代周报：是什么又让你再次延续了这个讲座？
樊阳：说实话，刚来上海，我很苦闷。因为我带的班是初中预备班和初一，这让我有强烈的愿望想回到高中去。因为我觉得失去了听众，跟小孩开始根本没法沟通的。但是慢慢也习惯了，发现跟小孩子交流也有乐趣。
于是到了初二时，我又重新萌发了这种念头。觉得我该发挥自己的特长。
我那时是班主任，我跟全班讲的，我说我们学习不仅仅是这些，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大家如果有兴趣，从今天开始，我就给你们讲一讲。有的同学立即就走了。特别是男孩子，因为他们觉得肯定是讲名著什么的，他不要读名著，不要读书，要玩电脑，要打篮球。
时代周报：当时你还没解决住房，上课地点怎么解决？
樊阳：就一群人坐在复旦大学的一个花园里。
时代周报：当时是怎样的情景？
樊阳：复旦的那个花园，叫曦园。我记得很清楚，冬天很冷，我们都穿着滑雪衫。我印象很深刻，从春天到冬天，我们有个女学生还去摇梨花树，弄得满头都是。
有时候有些人会注目的，我就声音放低一点。
时代周报：在曦园讲多久？
樊阳：三年时间。买了房子后，周末就把儿子送到外婆家，在儿子卧室讲课。学生们来了就席地而坐。
不做“上海袁腾飞”
时代周报：这时候所讲的，跟你在陕西时一样么？
樊阳：因为都是初二的孩子，开始讲的时候，我先从中国的地理大势讲起，中国历史为什么这样发展？中国边界怎么形成的？中国长城内外意味着什么？这些内容他们更有兴趣，特别是男孩子。
从这些东西再到中国语言、文字的特征，然后到中国文化层面。到一定程度，我就说我们去读读诗吧。
初三时增加了阅读时文的内容。比如《南方周末》那些我觉得有价值的文章，还有社会热点问题以及一些历史争端。我觉得他们已经初三了，也开始思考了。
时代周报：给初中学生讲时事，是不是太早了？
樊阳：你不要小看学生。很多人觉得他们年龄太小，不会思考，对他们会起相反作用，我觉得不会的。一个人在高中阶段他的思想是一个很大的飞跃。
再者，我觉得就是从应试的角度来说你也得关注社会。重要的是，我希望他们慢慢建立独立的人格和精神追求。中国需要的，不仅是精英，还有更多有独立的人格的人。
时代周报：有些人说你是“上海版袁腾飞”。
樊阳：我不希望被塑造成第二个袁腾飞，我希望在体制里面能够和学生直接接触。而不是通过网络，百家讲坛那样。我没达到他那种口才表达，学术深度也不 够。重要的是我是做基础教育的，还是做一些普及的工作比较好。我愿意和学生直接接触，只想和学生表达，不想你们写出来让大家觉得，“哦，你和袁腾飞一样， 要和体制对抗的。”
时代周报：你更多在于给学生人生观一个指导作用，而不是像袁腾飞的那种……
樊阳：对。是自然而然地在他们读名著时接受良好教育。就是世界文明成果的一种呈现，他自己在知识的海洋里，在名著里，在古代先贤里也好，或者说人类文明走过的历程中，他感受感知，他自然而然就有头脑了。
鼓励学生考大学
时代周报：你在课内教育这块成绩怎样？
樊阳：我两块都不放过。任何教育教学都不可避免考试。而且从阅读写作能力的培养来说，它必然要考试。
时代周报：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你是尊重现行的制度的？
樊阳：不是说尊重，你们想想看，现行的高考中考制度，如果取消，中国更加糟糕。至少现在还有这个传统，信任高考。说明大家还是信的，要是没有这个体制，说取消高考，整个推翻，国家就完了。我们很多传统的东西不能简单否定。
时代周报：听说你的讲座，一般不接高三初三学生？
樊阳：高三是坚决不让他们来。现在国家的人文教育主要放在高等教育里面，从过去我就和他们强调，你们一定要进大学。不但要考出来，还要尽可能考得好一点。
对初三学生，我会讲一些考试的内容。我说你们要是有学校里的问题我也一样会回答的。有时我也会另外给这些学生补习补习，这也是义务的。
时代周报：学生中途退出怎么办？
樊阳：我之前会给听讲座的学生家长讲，一个个确认，希望他们能坚持到高二。后来出了一件事情，我就不这么做了。有个学生，资质很好，家长曾信誓旦旦 地保证，孩子会坚持到高二。结果孩子考进一所名牌高中后，家长就不让她来了。我非常生气，觉得对方完全不尊重人，我特意让学生传话，认为家长这样做是不妥 的。
现在我不这么干了。确认了也是虚的，毕竟学生现在的学习压力很大。
时代周报：这样听起来，你的书生气似乎很重。
樊阳：对，我有点理想主义，有点像堂吉诃德。
时代周报：但这种情况听说很普遍啊，你的很多学生，在上了一半后，都被家长拉回家学习了。你学生最少时有几个人？
樊阳：2003届很失败，走了很多，2005届也很失败，坚持到最后就七八个人。
为社会培养人
时代周报：看学生一个个走了，你会不会很伤心？
樊阳： （提高语调）当然很伤心了！我最伤心的就是这个事！比如一个女生，她原来就喜欢追星，漫画，后来慢慢真喜欢文学了。从原来根本不读书的，变成了喜欢读书。但是高二了，她父亲的影响力显然更大，中秋节时，她爸爸来了，和我谈一谈，我就知道，哦，不来了。
我很失落的。因为这个孩子是有变化的，但是最后还是被现实功利拉走了。我一直经历这种打击。我只能对他们说，你们要好好读书，现在老师只是帮你搭了一个架子，你要自己投入其中，真的学会积累，包括到大学了自己会求知，会看社会问题，才能把大厦建起来。
那么多学生，并不是说每个学生都很成功，有一部分很成功我就觉得非常不容易了。即使是那些可能半途而废的学生，但是他有这样一个经历，将来的什么时候，可能就会有作用。他不会走得太远。
时代周报：做了这么多年免费的课外小组，你会被周边的人觉得是一个异类么？
樊阳：我有点异类。但这个异类，是比较让人“敬而远之”的。我绝不是走出体制那种异类。我不想走出体制。我觉得走出体制之外你的受众面肯定不一样了，你肯定要带点，类似明星式的行为，这样你会受到很大的限制。不仅我自己没有那种勇气那样生活，而且对我的学生也并不有利。
很多记者问我，会不会有其他老师很推崇？我说就是我的徒弟和跟我很好的人都不会学我。人家认为我是个大傻瓜。他会和我说，我的孩子送到你这里来啊，但他不会学我。
但我要补充一下，不光我，我身边还有很多默默无闻的热爱语文教育的老师和社会上方方面面的有识之士。
时代周报：据说你曾经因为这个讲座，还被人以“补课扰民”投诉过？
樊阳：对，那是我要评职称时候的事情。我的学生现在到我家，都走得蹑手蹑脚。
时代周报：听上去，你是一个特别理想化的人，你的理想是什么？
樊阳：“语文就是对学生的精神哺育”，这也是我的理想。在功利的社会大潮面前，培养学生成为现代公民，培养学生独立的人格和价值观，这是对社会对国家最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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