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中国左派重新抬头了吗？
（2011-05-05）
| 早报导读 |
今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将隆重庆祝建党9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份，神州大地掀起了一股强劲的红色风潮，江西的中共工农革命圣地井冈山、海南的红色娘子军故乡琼海市等红色旅游路线游人如织，各地的红色经典餐厅也生意红火，俗称“红歌”的革命歌曲更是被唱了一遍又一遍。
在改革开放前的火红革命年代，“红歌”曾经是中国人民耳熟能详，几乎人人会唱的歌曲。中国“告别革命”后，仍有不少红色经典歌曲，因为旋律优美，歌词感人，加上民众的怀旧心理，一直在民间传唱不衰。此外，也有些中国音乐人以改曲、变调之类的“老歌新唱”方式，对“红歌”作了重新诠释，例如崔健在1980年代唱红的摇滚版《南泥湾》、唐朝乐队在本世纪初以激情摇滚形式演绎的新版《国际歌》等等。
这些年来，无论是原版或新版的“红歌”，始终都有不少“粉丝”，并且是海内外不少华语卡拉OK的必备歌曲。不过，这个意义上的“红歌”，与其说是革命政治教化的工具，不如说是“去政治化”的商品。
可是，自从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两年前动用官方力量开始大力提倡“唱红歌”，并在重庆卫视、湖南卫视、江西卫视等电视媒体以“红歌会”的形式推波助澜下，逐渐形成气候后，这个问题就复杂化了。而其予人的直观印象是，“红歌”再次成为了革命政治教化工具。
除了“唱红”以外，薄熙来主政下的重庆还以铁腕手段强力打击黑社会，两年前的“文强案”和现在的“李庄案”都是典型案例。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社会日益富裕也是有目共睹。然而，这些成就并非没有社会成本，贫富日益悬殊、干群矛盾激化、地区差异扩大、贪官污吏横行等等，都是中国在急速现代化过程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越来越强烈的民怨，是摆在中共高层面前的一个亟需解决的难题。继续深化制度改革，循序渐进地建立起一个较公平的法制社会，固然是治本之策，但这需要较长的时间。重庆以雷霆万钧之势“打黑”，打击了一大批老百姓最为痛恨的黑社会团伙及与之相勾结的贪官污吏。这种类似中共执政初期“打击土豪劣绅”的手法被强烈质疑为“运动式执法与司法”，却能在赢得民心方面一收立竿见影之效。
1949年以来，中共一直很重视意识形态，牢牢抓住思想政治工作，在毛泽东时代还掌控了社会道德领域的话语权。改革开放后，中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越来越开放，思想虽趋于多元，但始终无法建立起一套能为全民信服的崭新思想体系。由于信仰真空，导致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唯利是图，越来越物欲横流，毒奶粉、瘦肉精等食品安全问题屡禁不止，层出不穷，就是典型例子。而重庆政府提出的因应方式，就是以开展“唱读讲传”（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设法恢复中共在思想领域的影响力，以及在社会道德领域的话语权。
“唱红”的思想政治角色，“打黑”的肃贪反腐作用，加上在社会、经济领域也有成效的“五大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战略，构成了“重庆模式”。相信正是因为这个模式既能保障经济增长，又能确保红色江山稳固，才能得到不少中国高层的公开支持。
不过，“唱红打黑”的左派背景，加上中国近年来确有左派重新抬头之迹象，例如《人民日报》2月19日邓小平忌日当天刊文高调纪念其政敌、毛泽东路线的坚定坚持者华国锋诞辰90周年，就被《乌有之乡》等左派网站解读为“另有深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