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 | 转型年代呼唤现实主义大片

顾长卫多年的坚守终于开始得到回报。由他执导的国内首部关注艾滋病人的电影《最爱》自2011年5月10日上映以来，可谓叫好也还叫座，尽管上映首周遭遇两部好莱坞大片的夹击，但《最爱》依然拿下了4000万左右的票房佳绩。看来，“要票房就要飞来飞去”，“要票房只能远离生活”，这只是部分电影人的错觉。现实主义也可以有票房，《最爱》、《观音山》堪为例证。

自2005年推出处女作《孔雀》开始，顾长卫就坚持埋头于关注国人生存的现实主义题材。此次触碰红烙铁般敏感的话题，似乎找回了“第五代导演”多年不见的真诚与勇气，同时也让近年来现实主义题材影片“贫穷落后”的局面为之一变。

《最爱》的大陆公映版本由原本的150分钟删减到了100分钟。单纯从电影艺术的角度来讲，《最爱》尚未达到当年《孔雀》那样的高度，而且主题黑色沉重，取得如此票房成绩，令人意外，但也属应该。除了明星阵容、宣传推广到位等因素以外，中国电影观众对本土现实主义电影的饥渴，对近些年各种过多的“怪力乱神”本土大片的厌倦，也是影片票房成功的重要原因。

自2002年张艺谋《英雄》大卖以来，中国本土大片自以为找到了赚钱的“金模式”。这些年的本土大片，架空历史的天马行空成为了一种时尚，题材大多集中于武侠片、神怪片、谍战黑帮片、无厘头喜剧片等几种。

一说到商业大片，在一些电影人那里似乎就意味着大投资、大营销，意味着国际明星的堆砌、香港动作指导团队，意味着数码特技的运用、视觉奇观的铺张。难道这就是一些中国电影人眼中的好莱坞，就是在中国电影制度之下掘金的不二法门？

不得不说，这样的好莱坞，是错位的好莱坞，这样的商业大片，或能取得一时的票房成功，却在透支中国电影人的信誉和形象。中国大片的“怪力乱神”之路，没有发展上的可持续性，最终也会在商业上落败。

诚然，电影业作为一门产业，追求票房和盈利是其基本诉求；现代电影观众也是以消费者的身份走进影院的，娱乐和休闲是其重要目的。我们并不赞成一味强调文以载道、强调电影的教育熏陶；但这绝不意味着商业大片必然消解现实和意义，这一点，好莱坞大片早已经有成熟的认识。

虽然好莱坞电影非常注重电影技术与商业运作，但梳理一下奥斯卡奖的历史就会发现，在绝大多数成功的商业大片的娱乐的外表背后，都包藏着饱满的现实主义能量。或者说，好莱坞所有的经典影片，都是类型片的外表，但内在精神却是现实主义的。在奥斯卡的榜单上，既有视觉奇观之作、震动视听之作，更有撼动人心之作。

为什么撼动人心的商业大片更要现实主义内里的支撑？道理很简单，不打动人的内心，如何能取得商业上的成功？而打动内心靠的是对现实生活的洞察和共鸣。感官刺激总是有限的，只有现实生活永恒。在生活的严峻甚至残酷之上，开出的人性之花，更加动人心魄。

印度电影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参照，印度电影也曾经只有歌舞和虚幻浅薄的故事，但这些年随着观众口味的不断提高，武打歌舞片逐渐失宠。在印度当局宽松的电影管制制度下，贫困、宗教、政治等现实主义题材成为印度电影的新宠，并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成功。《三个傻瓜》、《芭萨提的颜色》等电影，在中国都拥有大量粉丝。中国观众在印度电影的现实主义批判中找到了大量的共鸣。对于中国的电影人和管理机构，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

回头看，中国电影经历了从现实主义、“伪现实主义”，到真娱乐主义、真票房主义几个阶段。目前，似乎又在回归真现实主义。当年的《芙蓉镇》、《阳光灿烂的日子》、《红高粱》、《霸王别姬》，都不仅有票房，也赢得了广泛尊敬。显然，回归现实主义，可以找回更多电影人的尊严。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现实生活充满复杂尖锐的冲突，各种故事情节，往往超出小说家最大胆的想象，已为现实主义电影的繁荣准备好了最丰富的素材。只要给她充足的阳光和空间，中国的现实主义大片时代就会到来。惟有电影人、管理机构共同努力，直面转型中国的种种拍案惊奇，从中提炼出直指人心的故事，打破票房好、口碑差的怪圈，才是中国电影持久的繁荣之道。通过电影屏幕，中国那些饱含一个个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故事，也才能被更好地铭记、反思，被永久地定格——这何尝不是另一种绝不应缺席的当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