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http://blog.gmw.cn/home-space-uid-37098-do-blog-id-351971.html
最近，围绕朱清时创建的南方科技大学的争议不断，先是录取的学生拒绝高考，后是从香港请来的团队撤离。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朱清时不是教育家，南科大已失败。
本人有幸在中国两位教育家主持或创办的学校里呆过，听过两位教育家的故事，一位是北京大学的蔡元培，另一位是厦门大学的陈嘉庚。这两位教育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不是院士或学问大师，因此他们不是参照自己的学问需要出发去培养人，而是从社会的需要和学生自身的发展出发去培养人，要让学生们能够在社会上立得住。与这两位相比，朱清时是学问家、化学家、政治家而不是教育家。朱清时在中国科技大学当校长是1998年，适逢北大百年校庆，中国教育迎来黄金发展期，但在10年校长任期内，中国科技大学在与国内其他著名高校或世界著名高校的比拼中相比上世纪80年代有何突出成就？反正我是未尝一闻。当年我们那一届高考（1986届）时中国科技大学在学生们的心中还是最热门的大学，如今呢？
朱清时说，他不是要把学生培养成某方面的专才，而是想试试个性化设计教学大纲能培养出怎样的人才。（http://news.sohu.com/20110623/n311352972.shtml）这表明他根本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当然，像这样的实验，不是不可以做，但只可以在一个大学的一个系或一个学院里做，北大就有元培学院在做这样的尝试，但其成绩目前还看不出来。因为这样的实验不是化学试验，几小时或几天就能拿到结果，要跟踪数十年，因此，这样的实验根本不适合在学校一级大规模进行，否则大量培养出的是没有社会需求的那类人才，怎么办？这种做法其实跟草菅人命没有什么两样。
另外，个性化教学，以前不是没有。陈景润在厦门大学数学系学习时，据说全班只有四个人，却有五个老师上课，所以被老师们盯得很紧，作业批改极为仔细，谁不努力或谁哪一点有不足，老师们都及时过问，因此，那个班的四个人后来全部成了教授（而且并不都是数学专业），其中还出了两个院士。不过，南科大的这一班有 45个人，却没有同样比例的老师盯着，甚至有没有三五个老师盯着都值得怀疑，谈什么个性化教学呢？
我在北大的一位老师曾经跟我们讲，他在做学生时跟着老师参加一个卫星通讯项目，当他的计算完成时，要他签字并承担责任，也就是说，一旦卫星上天后通讯出故障，最终发现是他的计算结果不准确，他要承担极严重的后果。当时他的老师在另一个项目上，无法帮他，他只能独自面对。结果他又复核了一遍自己的计算，签了字，担了责任，最后自然是万事大吉。试问，南科大的学生在朱清时的纵容下，抱团拒绝高考，他们连经受高考的勇气都没有，即便学到了一些东西，又能做什么呢？没有经历过高考这样的对心理素质的大考验，人们又如何指望他们独挡一面？他们敢独自面对什么吗？他们与文革时交白卷的张铁生有何差别？
至于朱清时说这些学生思想境界很高，远远高于三个教授，那只能让人笑掉大牙了。所谓思想境界高，无非是一个学生说过：“我一生就想做一件大事，在我老了以后，我的孙子会问我，你这一辈子做过什么大事没有？我就会对孙子说，我参加过中国教育改革实验。”如果进了一所大学就算是做了一件大事，这样的境界只怕要令他的孙子汗颜。朱清时如此捧杀这些不经事的孩子，还有半点教育家的影子吗？
更可笑的是，南方科技大学号称要在中国进行所谓的创新教改，那不就是不顾中国国情或要改变中国国情吗？怎么香港团队一撤出，又指责别人不理解中国国情了？说什么外来的和尚不会念经了？如果不是要按外面的和尚方式念外面和尚的经，又何必办这个大学呢？
朱清时反复强调要在大学里去行政化，让教授治校，可是几位香港来的教授并没有治校权，而他们也主张“高校去行政化”不能沦为哗众取宠的口号。对此朱清时回应道：“教授处于教学科研第一线上，他们最容易理解和发现真理，所以我们提出了‘教授治校’。去行政化并不是不要行政管理，而是要求一流的行政管理。”这再一次表明，朱清时是化学家不是教育家。化学教授最容易理解和发现化学方面的真理，但他会是最容易理解和发现管理方面的真理吗？如果要是像朱清时想的那样，心理学、财务学等与管理有关的学科都可以取消了，学了化学就什么都能管、什么都能治了。让教授们去做一流的行政管理，古今中外都不曾有。朱清时看到了 “教授治校”这个名词，却不理解它的内涵并不要求教授们亲自从事行政业务。一流的行政管理并不是教授们能够做到的，反倒是陈嘉庚那样的校主可以做到。
朱清时是一个很好的梦想家，但不是教育家，既做不了陈嘉庚那样的校主，更做不了蔡元培那样的校长。他只是把别人的一生和别人的财富拿来做他个人的实验而已。南方科技大学即便在他的主持下能够办下去，也只不过是失败、失败、再失败。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