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一十 | 告别毛时代：读茅（续）

作者：柏蔚林 | 评论(0) | 标签:时事观点

大约在10年以前，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一位大学学友家里读到了茅于轼老先生的几本著作，记得其中包括有《生活中的经济学》和《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两本书，当时就有一种大开眼界的感觉，深为老先生的睿智和犀利叹服不已。后来临别之时我婉言提出可否借阅，以便仔细研读一番。结果被学友识破用心，知道我经常借书如刘备借荆州，当下遭严词拒绝，只好作罢。过了一段时间，单位派去北京学习。在西单的新华书店大楼，我直接向一位工作人员询问有无这几本书，结果被直白告知，“茅于轼的书不让卖”。当时真的很惊讶，没有想到这样的书竟然也在禁止之列。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比较关注老先生在学界和社会上的动态。事实上，直到今天，作为当前国内最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他仍然是少数最为敢言的学者中的一位。在这次所谓“公诉”事件中，视铺天盖地而来的威胁、毁谤、谩骂如无物，在一次采访中，茅于轼先生清楚地说明了他的动机，“我只是挑头讨论中国的未来”。在他看来，这个“未来”，就是中国要“走向何方”，是继续毛式的“专政”思维，还是走向“人权民主法制”？

事实远非如很多左派人士所咒骂的那样，老先生除了一贯“恶毒攻击”毛，就什么也没有了。早在2003年的一篇关于毛的评论文章中，他曾经这样肯定毛的历史功绩一面，“基本上是站在穷人立场上想问题作事情的”， “确实为穷人做了不少事”，“一辈子和强势集团作斗争”， “是很了不起的”。在这次所谓“公诉”事件之后，他先后接受了一次采访，发表了一篇“再认识”，再次表达了同样的思想。由此可见，他对于毛的评价是一贯的，正面与负面评价兼顾，而并非某些政治派别所认定的那样偏激。在茅老先生的眼中，毛并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人物而已，而是一种文化模式的图腾，对于这种文化模式的态度，将决定“中国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看来，对于茅老先生人身的攻击、辱骂，都陷入了一种泼妇骂街式的报复方式，所谓的“公诉”者们并没有了解茅文所指向的真正目标，也不清楚作者是以何种角度来审视历史和历史人物，更遑论理解他的动机了。结果各种“特务”“汉奸”的帽子满天飞，甚至北京一位具有很高知名度的学者都公开出来说，文章肯定不是茅于轼所作，而是CIA的策划，要来试探中国还有多少毛的支持者。

从他前前后后的几次表述中，具有分析能力的读者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老先生发声的动机，并不在于仅仅去评判一个已经逝去多年的历史人物，而是在于厘清毛的政治遗产。他希望所有关心这个国家前途命运的人，都来深入地思考毛的历史作用，以及他所建立的体制框架对于当今社会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思考如何走出毛的时代。在学界有一种习惯，往往喜欢用某个历史人物的卒年，来作为某个时代终结的象征。因而1976年之后的中国，往往被称为“后毛”时代或者“邓时代”。然而作为经济学家的茅老先生，清醒地认识到了，即便是在毛过世30多年后，其在中国社会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如果不能清楚地了解毛的时代和毛的思想，国家民族就不能走出这一段历史，不真正告别毛的时代，就无法进入“人权民主法制”的新阶段。因而作为一名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当毛在别人眼中已经是一个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人物之时，（甚至邓都已经去世10余年之久），老先生依然敏锐地意识到了，虽然历史的演进存在着渐变和突变，但路径依赖的作用绝不可忽视，毛创建的体制仍然在顽强地左右着今天中国的政局。因此在我看来，老先生并不仅仅是一个激烈的社会批判者，而是在呼唤着一场新的思想革命，一场倡导“人权民主法制”的新文化，来改变整个社会不断加剧的颓势。

很显然，这个茅呼唤的“新文化”完全不同于那个毛所发动的“文化革命”。近来关于苏联解体的话题很多，很多拥护“文革”的左派人士甚至认为，如果苏联也经历过一场“文革”一样的运动，大概就不会解体了。这样缺乏常识和逻辑的话听起来当然很荒唐可笑了。这里顺带说几句，“文革”并非中国特产，其发明专利权本身就是属于苏共和斯大林的。苏联的“文革”起于1928年，前后大致经历了3-4年，于1931-1932年结束。整个运动由斯大林主导，主要的目的就是进行思想和文化的改造。运动以苏共青年团的青年近卫军和作家协会为主力，以阶级斗争为主线，消灭旧的知识分子阶层及其异质思维方式，在党内和党外培养驯服的新文化精英阶层，鼓励反映劳动阶级生活主题的创作模式，改造旧的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劳动者出身的大学生，教育的内容以理工科教育为主，反对所谓资产阶级思想主导的人文科学。客观而言，这一运动成功地创造了与前辈截然不同的“新”一代苏联人，并取代了经历过旧时代的党内党外的精英阶层，在旧俄与苏联之间竖起一道看不见的高墙，使列宁-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牢牢占据了社会思想的主流。在这一运动中培养出的一批干部，后来成为大清洗时代的主力，为斯大林巩固其绝对权力立下了汗马功劳。无庸赘述，苏联经验从20-30年代起，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一直对于中国有着极其巨大的影响，而毛的“文革”就是其结果之一。

从这次“公诉”事件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时代的“文化革命”与茅所呼唤的“新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别。在某些左派人士的眼里，沿袭毛式“文化革命”里阶级斗争永远不会自动熄灭的理论，因而茅于轼及其所代表的势力与他们之间是不共戴天的敌对关系，斗争的结果，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所以他们才大张旗鼓，在全国各地大造声势，对茅于轼进行所谓“公诉”，要绳之以法，从肉体上消灭这个敌人。而茅老先生所呼吁的“新文化”，并没有把任何一个人视为特定的敌人，而是希望所有的人，都来思考国家民族的前途，认清毛时代，走出毛时代，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革命，去除“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影响，让“人权民主法制”成为时代主流的话语，从而没有人会是最后的失败者。现在一些人士希望通过恢复所谓的某些红色传统，重新来过一轮造神运动，意在一切高度统一，消除个人思考与活动的能力，以恢复毛时代掌权柄者高高在上，而万众匍匐于其脚下、俯首帖耳的局面。很明显，并非每一个人（包括组织者与参与者）都意识到这些活动的深层文化含义，不少人还天真地以为通过这种运动，可以解决当前社会上的种种问题。但是事实是，当一个人高唱大救星的时候，他就已经在无意中，把自己置于无思想无自由的可悲境地，彻底否定自己的一切，凡事都要期待着大救星的安排。因而茅认为，这样的思维方式，已经是历史的陈迹，并且在事实上否定了人民应有的主导地位，中国要有未来，没有人需要去膜拜大救星。

很多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美国的社会从小到大都很强调“领导”文化的教育。毫不夸张地说，对于所谓“领导”文化的理解，是中美两种文化的重大差别之一。在美国，一个人有政治上或者事业上的抱负，是很正常的现象，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一大堆人在一起，竞选各级政府职位的画面，而竞选的口号，就集中在竞选人如何能够更好的为国家、人民服务，我做总统、州长更合适，所以请投我一票。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可以说“领导”文化一直是几千年历史的主轴，但却具有着与美国完全不同的文化内涵。在美国这些年里，我一直试图理解美国文化里的leadership到底是什么意思，但始终一直感到困惑。直到后来有一天，去儿子的幼儿园参加活动，看见幼儿园的老师在给小孩子们讲leadership， 忽然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在高度进步的社会中，“领导”能力实际上指的是组织、协调、合作的能力，而在后进社会中，很大程度上，它就变成了让别人闭嘴，然后少数人自己享受特权的能力。不幸的是，在中国历史几千年里，我们在多数时候看到的是后一种定义的“领导”。毛的时代曾经试图改变这种文化，但可惜由于其内在原因而无可避免地失败了，不仅如此，毛的时代还为特权阶层力量的急剧扩张，打下了体制的基础。直到今天，无论左派右派，谁也无法否认，特权泛滥已经到了无法遏制的境地。

毛时代针对官僚体制的革命何以无果而终呢？其实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角度，就能看得很清楚。记得共产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早就说过，意识的产生必须通过物质的实践，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对于人的主观意识有着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还曾经称赞过费尔巴哈的一句名言，具有很高的唯物主义意识：“住在皇宫里的人，和住在茅草屋里的人，所考虑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套用这样的话语，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的张闻天，在其回忆录中，也曾经说过一句高度唯物主义的话：“主席看过很多的古书，古代宫廷里整人的办法，没有不知道的。” 如果回顾这百多年来的历史，我们就会明白，推动毛式革命的，并非只有被“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列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的遗产在其中的作用，也是不能被忽视的。我曾经在人民网上看到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所写回忆录的介绍，其中有林彪事件后的一段描述，令人震撼。当时周嚎啕大哭，拉着已经昏厥的毛的手说，“主席，大权还在你手里”。至此一切就已经很明白了，毛试图改造一种文化，却始终无法跳出这种文化本身的束缚。相比较于以权力斗争为核心的毛式革命，几百年前美国独立战争就是一场完全不同的革命。当时起义者提出的口号，就是“没有代表权，不纳税”。英国不给北美的殖民者应有的议会代表权，北美殖民地因而掀起了独立运动。这同样是一场暴力革命，但所争取的，是人与人平等的权利，而不仅仅是政权的更迭，所以更具有文化上革命的意义。简而言之，茅老先生之所以在这个时候重提毛的历史教训，就是想要提醒大家，中国迫切需要文化上革命性的新思维，不走出毛的时代。就不会有全新的未来。茅不是左派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