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原标题：迷失了方向的中国——与国内外媒体、外国驻华官员的谈话纪要）
（我最近与国内外媒体，以及外国驻华官员如法国驻华大使、澳大利亚外交部、英国使馆、美国使馆、日本使馆、德国、丹麦、挪威、韩国、安哥拉等国官员进行了交流，以下根据回忆整理出部分内容。）
目前的中国在公开预算、微型金融、户籍改革、社会保障、网络反腐败等方面取得了进步。但是，中国仍有可能沦为“失败国家”，关键是看中国能否在建立现代国家制度、现代政治制度方面取得进展。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每年发表“失败国家”名单，中国近几年每年上榜。它提醒我们，中国不能被表面的光环炫晕了头脑，决定一个国家能否长期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不是经济成就，而是政治形态，也就是能否建立现代政治制度。发达国家无一不是建立了现代政治制度而发达起来的，俄罗斯、印度等国的发展速度虽然暂时比中国慢，但是他们都基本上建立了现代型政治，为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保障；而反观中国，经济发展虽快，但维稳经费也高速增长，已经超过了国防经费；腐败扩散的速度也远远超过经济发展的速度。因此，有一些人预测，10年之后中国可能沦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中国可能陷入动乱。
目前，中国进入了发展的十字路口，中国面临的选择有三条道路即极左或毛左的道路、权贵社会主义或者俗称的权贵资本主义道路、类似于西方的宪政民主的道路，这三条道路都是死路。极左或毛左的道路试图回归毛时代，更加偏离现代人类文明，不可能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相反可能成为一个法西斯国家；权贵的道路也叫特色社会主义，即经济上的自由、经济制高点的国有垄断加上政治上的保守、政治体制的僵化，最终特权腐败、两极分化、官民矛盾会失控，社会将逐渐地陷入混乱；第三条道路——自由民主的道路或许是中国长远的目标，但由于目前的中国人没有民主训练、不存在公民社会、人治与党治大于法治，所以，实行民主的结果肯定是社会动乱，国家分裂。也就是说红色道路、权贵道路、自由道路对于中国都是死路一条。
中国未来唯一正确的道路是通向宪政的暂时训政，在保证执政党权威的基础上逐渐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厉行法治，预备宪政，让党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实行党内民主，放弃革命党思维和特权思想，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为了避免社会动乱和国家分裂、为了中国的现代化，执政党应当随时准备放弃自己的利益。
中国的未来最有可能的是三种前景，一是政权不变，但社会越来越衰微，矛盾越来越多，动乱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执政者应当反思：为什么早就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社会反而越来越不和谐？根源在于不是用现代文明的办法实现和谐，而是采用打压的办法，最终牺牲了社会正义；不是致力于建立现代国家制度，让人民有话语权、监督权，而是回归毛时代的做法。可以说，如果不能建立公正社会，那么也就无法建立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不是现代国家的通用语言，通用语言是公正社会、法治社会、民主社会。和谐社会往往意味着不讲原则、没有公正、暴力强压下的表面上一团和气，这不是执政者追求的目标；现代国家制度、现代政治制度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的追求。
第二个前景是军人执政。也就是在当局执政失败之后，国家陷入动乱，军人接管政权。不仅是枪指挥党，而且是枪口威吓全民。这是很坏的结果，还不如一党专政。第三个前景是国家在短暂动乱之后组成民主政府，但社会也陷入了比较混乱的长期痛苦时期。
触发中国社会动乱的因素，一是通货膨胀或经济滞涨，二是基层矛盾激化，群体性事件演变为全国性骚乱。
通货膨胀或经济滞涨是政绩GDP化的结果，是未来中国必然的宿命。中国进入了长期的通货膨胀时期。由于国进民退、国有垄断特别是金融垄断、税收沉重，导致中小民营企业的经营困难，进一步导致就业难、薪水低，民营企业风雨飘摇，所以经济滞涨也是未来中国必然的宿命。经济前景不容乐观。
据银监会的数据，2009年5月，全国各地有融资平台公司8000多家，许多县市的债务余额超过了财政收入；现在又有报道说，地方政府负债10万亿。我的问题是：这么多的负债，超过了国家财税，有多少用在了民生方面？恐怕大部分用在了政绩工程上。资金使用效益的低下，将进一步诱发恶性通货膨胀。
市场普遍估计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应该在14万亿元左右，有的地方政府债务率已超过100%。地方官员为了提升他们的政绩，往往大量举债。至于债务将来是否能够偿还，则是继任官员，或者中央政府的事情。地方政府不是法人，也不是一级责任政府，如果放开地方政府举债，会导致大量的坏帐，经济无法可持续发展。筹集经济发展急需的资金，还是应由中央统筹发行债券，除非我们能够让地方政府成为一级责任政府。而让地方政府成为一级责任政府，恐怕必须要有民主对地方官员的制约，才能够起作用。
据世界银行的报告，美国5%的家庭掌握了全国60%的财富，而中国是1%的家庭掌握了41.4%的财富，中国贫富分化的程度远远超过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法制晚报》，2010.5.24）。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估计，中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5（《深圳商报》，2010.12.16）。为什么中国越来越贫富分化？当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拉大是必然的现象，也符合库兹涅茨倒U理论，但是像中国的贫富差距这么大，那还是不正常的。其原因一是中国的税收太重，尤其穷人缴税太多，中国富人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不到个税总额的10%，而美国10%的富人缴纳了个税的60%多(《深圳商报》2009.5.11)。中国穷人的收入中25%交税，富人只交了18%。据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公布，在全球175个被调查的国家中，中国位于纳税成本最高的第8位，中国大陆的总税率高达77.1%。二是中国的金融国有垄断，不利于中小企业、个人创业、新农村建设等。三是中国的房市是造富的机器，股市是剥夺穷人的机器。四是老百姓无权，纳税人也没有权利，既不能团结起来组织工会、提高工资待遇，也不能监督国有企业和政府。中国需要“纳税人革命”，纳税人从“沉默的多数”变为社会的主人。
官权压倒民权，国富压倒民富，官员喉舌压倒人民的声音，这是腐败与贫富分化的主要根源。
美国GDP中70%是劳动报酬，中国仅15%，发达国家平均50~60%。2008年，中国的居民消费率35.3%，而美国为70.1%，印度为54.7%。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的报告，中国收入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的差距达到15倍。行业收入差距超过巴西，居时世界首位。而发达国家的行业收入差距一般在两倍左右，日本、英国、法国约1.6~2倍，美国、德国、加拿大、韩国2.3~3倍（《经济参考报》，2011.2.10）。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等官营慈善组织经常陷入丑闻之中，这并不奇怪，未来这样的丑闻还会更多，因为官营机构的特点决定了它们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好。国有慈善基金会与国有企业一样，产权虚置，政企不分，治理结构不健全，缺乏责任机制，缺乏真正的竞争，管理成本高昂，财务不透明，捐款去向不公开。中国国有慈善机构的管理费比率高达10%，剩下的90%的慈善款都交给了地方政府，成为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这些钱到了地方以后到底有多少用在了扶贫救灾方面，只有天知道！而发达国家政府不直接从事慈善事业，只负责监督，他们的私人慈善机构经过激烈的竞争，其管理费比率只有3%、4%，其每一笔款项来源、流向都必须向社会公开，行业协会、民间组织也不断地发布对于慈善机构的评价和排行，激烈的竞争淘汰了那些管理费率高、管理不规范的基金会。只要中国不改变官营垄断慈善基金（尽管也有少量的民间慈善基金作点缀）的现状，那么中国的慈善事业不可能发展壮大，不可能被国民认可。为什么中国人的捐款比例低？美国人均慈善捐款额是中国的7000多倍。在153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大陆的慈善事业综合指标居倒数第7位。中国慈善捐款的践诺率只有7%（《深圳商报》2010.8.20）。
民众的没信用，其实源自官员的没信用。中国官员是世界上最没有道德感的群体。
近几年国进民退，国有资产从1999年9万亿增加到2009年43万亿，是十年前的5倍。令人震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整体上处于亏损状态。从2001~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累计利润4.9万亿元，同时少缴利息、地租、资源税以及获得补贴共计6.47万亿元。同时看看国有企业怎样的挥霍：据京华时报2011.5.11报道，根据2010年年报数据，央企高管高薪前5名全是中海油，中海油董事长傅成玉年薪1330.6万元。国有企业出资人权利虚置，财务监督阙如，薪酬委员会名存实亡，独立董事沦为附庸。真是合法贪污权，合法分赃啊。而国企的利润就是社会的成本，国企几乎都是利用特权来赚国内老百姓的钱的。看看这些国企怎样地掠夺老百姓：中国手机话费比发达国家高出5~20倍，2009年，我国手机话费占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4.77%，占农村居民15.9%，而国际上大多低于1%。
国有企业赚了很多钱，但他们的效率却是世界上最低的。根据中石化2010年年报，2010年中石化的净利润707亿元，全年管理费用高达577.7亿元。中石油中石化的投资回报率只有发达国家的20~30分之一，如中石油2008年A股市场投资回报率0.89%，而埃克森美孚为20%。
许多人认为国有企业是政权的基础，所以即使亏本、即使挨骂，也要保持国有垄断。这种观点是陈旧而且极其错误的。过多的国有垄断直接或间接造成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困难、产业升级和转变发展方式的失败、政府的庞大、对法治的破坏、民生的艰难、腐败的蔓延、道德的沉沦，难道说这些都有利于执政党？凡是国有企业密集的地方，必然是民间活力不足、科技创新不足的地方，必然是法治不彰、专断独行、腐败不公的地方。所以，执政者应当头脑清醒：国有企业不但不是政权的基础，而是破坏政权合法性的元凶。
中国的财政收入和货币发行都增长太快，必然造成实体经济萎缩与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也就是形成滞涨。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8.3万亿元，增幅21.3%。再加上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保基金收入、矿产权拍卖收入、土地出让收入、卖彩票收入以及工商、质检、城管、交通、卫生防疫、食品药品监管等其他各种预算外收费，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在13万亿以上（按照学者的说法，预算外收入与预算内收入的比例为1：1，那么中国政府的总收入在16万亿左右）。2010年全国卖地收入2.7万亿元，与2009年相比增幅超过70%。
2010年，中国新增人民币贷款近8万亿元。2010年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为72万亿，同比增长近20%。M2占GDP的比例高达2.6，远远超过正常的货币水平。现在，全世界都在指责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但是美国的广义货币M2占GDP的比例仅为0.65，目前全世界实际流通的美元仅4.5万亿美元，仅占其GDP的30%，而且美元60%为美国之外的海外持有。
中国发行了过多的货币，是饮鸩止渴。发行超量的货币既是被动的——由于巨额的外汇占款而不得不发行的，但同时又是主动的——为了保持人民币不升值、为了GDP政绩，而人为制造了天量货币。根据经济学家的理论，货币或财政投入每增长1%，GDP增长率就提高1/3%左右。根据奥肯定律，GDP增长率提高1%，就业率就提高1/2%，但中国仅有1/3%。大量的货币投入到效率极其低下的经济之中，表面上看起来促进了就业和经济繁荣，但是实际上积累了长期通胀的祸根，恶化了民生，阻碍了产业结构的升级。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但仅仅是GDP（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GNP（国民生产总值）仍然与日本相差40%，也就是说，中国的国民财富40%左右是境外居民创造的，利润流向了境外，并不能造富于中国。而且日本藏富于民，其国家外汇储备虽然仅1万亿美元，远低于中国的3万亿美元，但日本还有1.5万亿美元的公共养老基金，6万亿美元的私人企业海外资产，15万亿美元的个人金融资产。所以，无论是国富还是民富，日本仍然远远超过中国，更不要说人均。对此，中国人必须保有清醒的头脑。
中国人的收入只有美国人的十几分之一，但是中国的平均房价却比美国的高得多。根据美国房地产协会2009年统计，美国中价房每平米约5700元人民币，纽约房屋中价与家庭年收入中值之比为5：1，而北京上海约为40：1，我们不能不成为“房奴”。中国的房价为什么这么高？一是由于GDP政绩制度、土地财政和土地的各级政府垄断供应抬高了地价，致使土地出让金飙升，地王频现。二是过去放任了房屋投机，中国70%的购房是投机需求甚至是腐败需求。2010.4.20深圳一人抛售680套住房；上海浦东新区副区长康慧军夫妇名下拥有24套住房；浦东外高桥规划建设处处长陶建国名下拥有29套住房；上海房地产局副局长殷国元拥有30套住房。据报道，国家电网公司在全国660个城市的调查显示，有高达6540万套住宅电表连续6个月读数为0，这些空置房足以供2亿人居住。而发达国家对于住房保有征收房产税，美国、德国对二套房征收50~80%的销售所得税，这些都有效地抑制了房地产投机和投资的需求。所以，在发达国家除非大富翁，否则很少有人拥有两套以上的住房，这样房屋回归了它的居住属性。2009年，德国57%的家庭租房居住，租房平均使用面积仅69平米，可见住房保有环节的税收能很好地调节需求。其他如中国买房者太年轻，北京首套房贷者的平均年龄是27岁，日本、德国为42岁；房地产开发商的暴利，如2009年，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平均毛利润率达到55.72%都是房价太高的原因，但是它们是次要原因。
中国应当大力推行住房双轨制，即市场价的商品房与保障性住房并存。应当出台《住房保障法》，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与监督的力度。2010年4月住建部规定对于骗取经济适用房的，责令退还住房，并且5年内取消再申请的资格，这样的规定对于骗购者等于零风险，而他们可能获得的收益巨大，风险与收益的巨额反差，还会促使一些人继续骗购。反观香港，对于骗购者的处罚相当严厉，3年前时年85岁的香港退休大法官因为骗取廉租房，仅仅是廉租房，就被判入狱11个月。
住房难、房奴多一直困扰着政府和居民，成为民生改善的一大障碍。近几年，中央政府一直要求大力兴建保障性住房，但是由于资金等原因，每年落实的不到30%。为了改变保障性住房落后的局面，福利分房卷土重来。住房应当实行双轨制，但是保障性住房谁来提供？只有政府来提供。如果社会单位——企业、机关也提供保障性住房，企业会偏离它的市场目标，机关则可能以权谋私，目前，社会上最有意见的正是后者。
公务员应当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但是问题在于公务员以其权力很容易侵占普通民众的保障性住房指标，而且许多公务员拥有多套住房。我认为，应当聘请中立的机构对于公务员的收入状况进行评估，如果其收入不及社会平均，那么应当对公务员进行补贴，补贴款向社会公开，然后让公务员到市场上购买商品房；公务员也可以参与保障性住房的申请，但是不能以国家机关的特权参与其事，政府部门更不能够拿纳税人的钱去买保障性住房分给公务员或低价卖给公务员，否则涉嫌以权谋私和滥用公共资金。
公务员住房总体上应当纳入城市公共住房之中，两个体系是兼容的。当然，公务员住房政策可以有特殊性，在一定的情况下财政可以补贴公务员，但是前提是公务员总体上必须是廉洁的，其收入是较低的。香港公务员买房子往往会获得政府的补贴，因为其公务员很廉洁，收入不高，如果没有住房补贴，公务员的职业可能没有多少人愿意干了。而在中国大陆，即使没有住房方面的好处，大部分人仍然向往公务员的职业，所以，在中国大陆，公务员的住房补贴、福利分房等会引起普通民众的不满。
根据寻租理论提出者克鲁格的模型计算，中国2004年的腐败租金总额为46000亿；根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研究报告，2005年中国有4.8万亿隐性收入没有反映在居民收入统计数据中，都证明了中国的灰色收入和腐败收入约等于当年的国家财政收入，是GDP的30%左右（《长城月报》2011.5：80~81）。吴敬琏说：中国的租金总额达到国民财富的20~30%，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达到这么高的水平。
据报道，中国国有企业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一般比国际市场价格高出60~300%，如从意大利引进皮鞋自动生产线，国际市场价200万美元，中国600~720万美元；一套年产化肥50吨的设备，国际市场价格2.2亿美元，中国国有企业花4亿美元引进。可见，国有企业的产权模糊、所有人虚置是腐败浪费的主因。
据说存在着黄宗羲定律：任何朝代都走不出由廉洁开始到腐败结束的王朝循环。对于专制政体来说，这个黄宗羲定律是存在的，但是对于宪政民主政体来说，腐败的范围越来越小。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一年有上万宗腐败案件，现在只有十几宗；韩国曾经腐败不堪，但是现在情况好多了，总统和总理都会因为细小的腐败而下台。韩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韩明淑因为涉嫌收受5万美元的贿赂而被逮捕；2010年8月30日被提名为韩国总理的金台镐宣布辞职，仅仅因为他公布的私人财产中没有公布他妻子和岳母开设的商铺，他还承认在担任庆南知事期间，他妻子曾经以个人用途使用公车。2008年3月首尔市政府规定，市公务员凡是接受贿赂或招待超过3万韩元约合200元人民币不到，不论职位高低，一律停职甚至免职。
发达国家对于腐败可谓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美国洛杉矶市市长安东尼奥.维拉雷戈萨因为接受了34场NBA门票而被罚款4.2万美元。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州长约翰罗兰共接受免费度假、翻修房屋等好处，折合10.7万美元而被康州议会弹劾，在美国弄得沸沸扬扬，家喻户晓。瑞典前副首相用公务卡购买了几十克朗约合几美元的巧克力，被记者追查到银行，最终引咎辞职。英国一官员因为接受了西班牙的一次免费旅行而被迫辞职。英国贸工大臣曼德尔森因为使用无息贷款买房而被迫辞职。
而在中国呢，由于没有建立现代反腐败制度，所以，反腐败经常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广东茂名市前市委书记罗荫国在接受调查时称：“中国不就是腐败分子提拔腐败分子，腐败分子反腐败吗？”
当然，对于经济刚刚起飞的中国来说，腐败猖獗有其必然性，即使中国民主化开始，腐败也会在一定的时期内蔓延，如曾经的台湾、韩国，现在的印度就是这样。经常有人拿印度来证明民主与腐败没有什么关系，民主不一定不腐败。其实，真实的情况是民主化初期腐败不降反升，存在着库兹涅茨倒U曲线。民主化中期以后，腐败将大量地减少。所以，不能因为民主化初期的腐败而否认民主对于廉洁政治的根本性作用。
目前的中国，一要还权于民，二要还富于民。2011年第一季度，国家财税增收30%左右，外汇储备也激增，令人担忧。
中国的房市、股市是两大邪恶的市场，成为制造贫富差距的利器，富人拥有大量的房产，而房产增值迅速。A股、中小板、创业板的筹资能力很强，圈钱很多，但分红很少，利润率也很低。创业板200多个企业已经造就了近千个亿万富翁，一百多个十亿级富翁，但广大的股民却普遍亏损，财富不断地聚集在少数人的手中。原因是股票发行体制落后，是权力决定上市；对于上市企业的监督乏力，不能做到监审分离，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备，独立董事是企业所聘、是花瓶；股民不是真正的股东，没有股东权利，没有建立股东诉讼制度；缺乏资本市场的法治环境，存在大量的黑幕交易、虚假信息、坐庄拉升股价、老鼠仓等违法行为。上亿的股民亏损了，但他们却不长记性，投资了主板又投资中小板，还傻乎乎地投资创业板，他们不能认识中国股市的实质是权力与资本勾结下的“合法”抢劫与分肥，在缺乏法治环境甚至法治倒退的情况下，我呼吁股民们抵制股市，大家都不买新股，让股市瘫痪，将股市推倒重来。
中国改革三十年的成就是人民的思想束缚被松绑，言论自由得到初步的保障，经济体制充满活力，社会的流动性越来越大。中国最大的缺憾是百代皆行秦政制，两千多年后，秦始皇的政治体制仍然主宰着中国，表现为权力高度集中、官员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层层施控可能导致政权失灵，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未来很可能诸侯割据，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可能分裂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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