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1日上午，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庆祝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朱镕基、宋平出席会议。
朱镕基是目前共产党的权力中枢里最具经济眼光的人之一，他清楚地了解今天我们国家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则他在解决这些症结问题的时候却又没有可能为所欲为，甚至还要常常违心。
作者：凌志军，选自：《沉浮》，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6年岁末，朱镕基副总理在北京看话剧《商鞅》。据报纸上面的消息，他为剧情所动，凄然泪下。商鞅以惊人的勇气掀起改革之潮流，终为顽固派羁绊，车裂而死。此事虽已过去2000多年，然而以古衡今，焉能不令人慨叹。
朱镕基目前是中国经济大局的实际主持者。此人给予外界的最突出的印象，乃是“铁面无情”。美国《新闻周刊》说他是“中国最厉害的老板”。中国新闻社则说他从“右派”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其跨度之大，非坚忍不拔之人莫能过也”。这样一个人，如若不是为情所动，有感而发，能够泪洒剧场么？
现在我们想要知道的是，“感”从何来？
也是在1996年岁末，朱镕基在北京作了一次经济形势的报告，其听众有北京市党政军各方面的相当一批干部，以及正在北京召开的六个会议的参与者，包括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第三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全国科技奖励大会、中国银行港澳工作会议、中国软科学学术年会，总计超过6000人。关于这件事，报纸只用了一条300多字的消息予以报道。读者如果仅凭这个消息，定会以为朱镕基对他的6000多听众真的没有说出任何有意思的话来。实则看中国的事情，是不能只图表面的热闹或者冷清的，在更多的情势中，台前和幕后会演出完全不同的戏来。朱镕基的这个讲话，当天已被复制录音带若干，于中央政府机关中广为发送，按照党内文件传达之途径，晓之以更多的人。我在20日有幸聆听全部，以为这是朱镕基副总理自他主持国务院的经济工作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施政演说，极为生动，无论大事小事，均在其视野和思考的范畴之内。
朱镕基在1991年春季由上海来到北京中南海里，据说是由于邓小平的提议。这时候，我们国家的经济正处在扶摇直上的起点。据说邓小平曾经多次提到，朱镕基是一个“懂经济”的人，任何人都明白他的本意，是要朱来主掌中国经济的大局。
然而朱镕基的作用迟至1993年夏季方能真正地展开，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事实上是由他来设计与操作。从这时候开始，至今两年半，朱镕基对经济大局的控制能力似乎已经表现出来。最好的证明，是压住了经济的“大起”却没有出现“大落”；压住了通货膨胀，却未见市场萧条。他吸取了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治理整顿的经验教训，其办法显然更聪明一些。
实则宏观调控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其本意是加强中央政府在经济方面的集权。因为，如果中央政府经济方面大权旁落，就会连带地发生政治方面的影响，甚至还会削弱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然而实行这一方针，却又包含着操作方面的极大问题：既须不与既定的改革方向发生冲突；又不能纵容地方权力和利益的过分膨胀，才能折中地将两者相融合。
朱镕基是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当中的中坚分子。从大局上看，90年代的中国，已同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大相径庭，甚至也不再是80年代的中国。我们国家第一代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误的所在，都在于集权和集利；第二代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误的所在则正相反，在于分权和分利。现在执政的第三代，既不能像第一代领导人那样集权集利号令天下，也不能仿照第二代领导人的放权放利纵容四方。朱镕基的办法，是协商和妥协，也即设计一个中央和地方分享权力和利益的制度，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充当一个调停人的角色。有如他在演讲当中所列举之1994年的税制改革。他说，实行分税制，来自地方的阻力非常大。商量，妥协，总算谈下来了。他所开列分税制之结果，也是一个讨价还价的产物：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三成，地方拿七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拿七成，地方拿三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义上可以得到60%以上，甚至可占七成，可是根据相互间的妥协，中央仍须在自己的收入当中提取若干返还地方，所以，中央实际得到的部分就只有大约52%。虽然多了，但是还不够，财政的赤字主要还是在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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