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筱赟 | 贺卫方：新闻自由，让上海更美好

贺卫方：新闻自由，让上海更美好

文／贺卫方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原载《明报》2010年8月16日

广州媒体苛责政府，上海宣传歌舞升平

　　某位上海的朋友让我这个从北京过来的人评价上海的媒体，这个问题真是难回答。我在北京《炎黄春秋》今年第5期读过一篇文章《世博会与亚运会的不同舆论生态》，作者是年轻的新闻人周筱赟，曾经在上海做过媒体，现在他在广州，也在一家新闻机构工作，因此对于两地的媒体生态都有深切的感受。

　　上海和广东都面临各自的一件大事，上海是世博，广州是亚运。在这个筹办过程中，周筱赟在观察媒体，把两地的媒体进行了一番比较。他比较的结果说，广州的媒体天天在骂政府，那个批评无微不至，一会儿是说交通问题，一会儿是说道路问题，一会儿是说噪音扰民问题，一会儿是说花钱太多的问题，反正是不断地揭露。广州市委书记、广州市市长不断地出来向民众解释，告诉大家的确我们看起来有些钱花的太多了，我们准备把某一个项目节省多少多少钱。而上海的情况，看起来一片歌舞升平，上海人都非常理解。比如在有一个场馆建设的时候，旁边居民区里住的老百姓，天天晚上施工睡不着觉，后来记者采访的时候，老百姓说，没关系，为了世博会，我们做出点牺牲是完全应该的。

　　两相比较，他觉得问题不是上海人民有那么高的觉悟、那么理解政府，或者说政府做的一点都没问题，而是说上海的媒体被“被了”。从一个最好的角度去想象，也许世博会的意义和亚运会的意义，在这个国家可能有所差异。比如说世博会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中国举办，而亚运会已经办过了。正像前年的奥运会在北京办的时候，我们在媒体上也看不到公开的对奥运建设不足或者一些缺陷的批评。可能国家对这样一个事情非常重视，非常“和谐”，以至于不允许任何“不和谐”的声音出现。当然这是从一个非常善意的角度去想象。

没人监督，其实是官员都给害掉

　　实际上，我跟周筱赟先生一样，觉得不让媒体做出任何批评的做法是特别不明智的。有一句话说“有大工程者必有大腐败”，这样的一个举世瞩目的大工程，上海可能有史以来少有的在一个特定的阶段建这么多工程，我们需不需要媒体进行切实有效的监督，能够让这个工程既能够保质保量，同时又不至于把许多官员拉下水？在大陆说陈良宇当然有点敏感，我觉得陈良宇这个人，过去上海人对他的口碑还不错。实际上陈良宇先生过去从区这一级的干部开始做起，一直做到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一路走来也不容易。但是我们的中纪委最后在发布的有关公告中说，陈良宇的腐败从他做区里面的官员就开始了，他的腐败历史有20年左右。我就不明白了，这20年的历史，我们的媒体在干吗？我们的人大在干吗？我们的纪检部门在干吗？为什么放纵一个官员不断地去做这个事、做那个事，报纸不去揭露、人大不管、司法不管、纪检也不管？“你去干吧，没关系，你干，慢慢干，我就不监督你。”“打死我，我都不监督你。”让一个人越做越大，越来越危险。

　　山东泰安前市委书记、省委常委胡建学先生（编者按：胡建学于1996年以受贿罪被判处死缓）说，在中国，只要官做到了厅局级就没有监督了。我过去曾经在北京《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上面发表一篇文章叫《善待官员》，我说人如果不是神的话，他真受不了这种不受监督的状态。比如说我，如果没人监督，那我什么坏事都干。没有监督，这是对人性的一种放纵。除非你是神。我们这样一种制度表面上看来在保护我们的官员，在维护国家的形象，但其实是把我们的官员都给害掉。即便是某些人受到追究，大家心理感到不公平。有人说陈希同有可能被判死刑，陈希同说把排在我前面的人全杀了才应该轮到我。人们甚至会认为个别被揭露和惩罚的官员不过是在政治上出了问题，因为依据平常一般观感，有权有势的人哪有干净的？这种心态对于官方所极力渲染的所谓反腐决心，无疑具有一种毁灭性的影响。

　　我常常想，我们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确实非常困难，某些领域的改革或许会面临很大风险。例如政党制度走向现代的政党制，肯定风险太大，或许不能贸然开启。比如人大制度的改造，我虽然有自己的一个思路，但是现在看起来也不大容易。因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被称为是中国政治的根本性制度，所以也不大好改。另外是选区选代表，全国人民代表直选，也难以一步到位。私有化的推动，看起来也有严重的意识形态障碍。但是媒体慢慢稍微放开一点可以做到。比如网络，首先取消网络控制，让大家都能够在网上畅所欲言，让人民逐渐适应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声音，然后大家争论，大家发现了官员任何细小的腐败就加以揭露，最后所有的官员都不由自主地成为了孔繁森，不可能成为王宝森。在西方国家，从来没听说那里的检察机关说，我们在过去的一年中查处了部级以上的官员20余名。你从来没听说过美国一下子查处20多名高官吧？其中原因当然包括新闻自由。

发生内战的国家都是政治家不打

　　所以我觉得一个国家媒体的开放是多么好的事情！民众在报纸上、在网络上把自己的愤怒表达出来了，他就不再上街了，当然更不会造反。他们会说，你看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都登了对政府的严厉批评，说政府又干这个事不对、那个事不对，报纸把我的不满都表达出来了。个别的时候，一些人甚至觉得媒体做得太过分，政府也没有那么不堪呢。但是，政府平常饱受委屈，换来的却是社会秩序的平和安详。

　　有人说，看英国的报纸每每感觉到英国第二天肯定要爆发革命，这种国家太黑暗了，暗无天日。但英国从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到现在，多少年根本没闹过革命。但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报纸天天歌舞升平，它的结果却正好相反，最可怕的危险正在慢慢地酝酿。看到某些国家或地区的议会里面的政治家常常打架，甚至肢体冲突，我们中央电视台幸灾乐祸——“你看台湾又打起来了！”我觉得政治家在议会里面扭打的国家或地区，偏偏不容易发生内战，发生内战的国家或地区都是政治家保持一致的地方。

　　我也理解上海市领导为了保证世博和谐进行的一番苦心，但我还是要说，等世博过了以后，我们是否能够让上海的媒体更放开？说老实话，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说“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当然这个说法也不对，好像农村生活就不美好似的），但上海一个很大的缺陷便是新闻产业的萎靡不振。反观广州，虽然还远远谈不上新闻自由，但是，那里已经形成了一种更值得赞许的气氛。我每到广州跟媒体界的朋友交往，都觉得那里的新闻人很有追求，也逐渐地形成了这个职业基本的伦理观念。相应地，它们也获得了在这个国家里最好的商业成就。相对来说，上海就有些令人遗憾了。我记得2003年非典的时候，上海《解放日报》的一位朋友跟我联系说：“我们准备把报纸做的更好一点，请你写专栏文章。”我也愉快地接受了这样的邀请，因为能够在上海这个大都市的媒体上露脸，还是特别荣光的事情。但是后来只发表了一篇，就说以后不能发了。当然，上海《东方早报》还在做着努力，好像也不容易。

　　我要说，上海这个城市要在世人面前展现自己伟大的风貌，绝对不仅仅看高楼大厦，不仅仅看所谓经济繁荣，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向全世界展现上海人民享有完完整整的言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