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独立媒体 | 香港的殖民地大学_

作者：香港獨立媒體 | 评论(0) | 标签:所见所闻, 香港, 香港大学, 港大百周年庆典, 殖民地, 殖民地大学, 大学校监, 大学自主, 剑桥大学, 剑桥大学校监选举, 安徒

文：安徒

今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也正好是香港大学的百年校庆。可是一场庆祝典礼，却因为碰上香港政治上的「鹰派」转向，纵容了警方粗暴阻截抗议之声，使一场本来毫不起眼的学生示威，演变成疑似禁锢事件。因为港大校方保障表达自由不力，大失体统，而闹得满城风雨。

同学被禁锢梯间四十分钟，时间不算很长，然而却激发出千重浪。

不知是坐在被告栏还是证人席的港大校方，不单要为为何容许警力伸手进入校园辩护，也要回应校友与社会人士质疑，为何港大要让庆祝典礼，变成香港权贵阶层的盛会，却冷待大学的一般师生。其次，港大更加要为典礼仪式上，因何独厚国家副总理李克强，反把前校监及前港督的卫奕信冷落一旁的安排，给予合理的辩解。而指控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点，就是为什么李克强可以在正中央独坐「校监椅」，反而真正的「校监」曾荫权，却只能在他身旁陪坐。

批评者指出，仪礼本应庄重，主客有所分明，但那张让最高权力者独占「中央」位置的照片，却透露出一种权贵先行的逻辑，亵渎了学院的规格，活灵活现了权力凌驾学术的奴性文化。对于这点，校方答应检讨仪礼安排。

礼仪安排自是需要检讨，不过笔者认为，这未必是对大学自主、学术自由等价值最有益的检讨。因为，仪礼中间的坐立排位所出现的差错，可不是一种技术错失，而是背后一套精神的体现。要检讨的，是这根深蒂固的精神，如何由历史而来，由何种制度巩固。

香港不少人都读过大学，毕业典礼由校监主持，象征性地向每一位毕业同学「扑头」，才算是正式毕业。但绝大部分人都像笔者一样，从来没有问过，为什么这个每每花上一整天在主持典礼的，总是港督或特首。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反思过， 为什么自己数载寒窗，修得学问正果，却要由一个政府首长去作最后确认？为什么不是教授？为什么不是我学问上尊敬的人？……

正当港大为了校监一席位，为什么会给一个与大学，甚至与教育无关的中央官员「窃据」，而弄得风雨飘摇的此时此刻，英国剑桥大学却出现了有趣的盛事。因为今年会有一个没办了六十一年的大学校监选举。十月中，剑桥大学约二十万名在世的历届高等学位持有人（包括硕士、博士），会联同校务会成员、访问教授等等，全都规定要穿着学袍，在两日之内，庄重地投票选出一名新任校监。参选人包括校方提名的Sainsbury爵士（同名的超市集团前度主席），一名在剑桥郡开店的印度裔杂货店店东Abdul Arain、一名人权律师Michael Mansfield和一名退休演员Brian Blessed。

这场有竞争性的剑桥大学校监选举，虽然非常罕有，但非史无前例。上一次是1950年，再对上一次 ，已是1847年的旧事。这场选举，可说是英国大学老旧民主传统的活化翻新，因为长期以来，虽然制度存在，但每届校方提名者，都在没有竞争对手下自动上任。但今年却有远超过提名所需的五十名校友（剑桥人所称的资深大学成员），首先提名Arain参选，因而激发其他候选人加入选战。这位店东的政纲，就是要重新拉近剑桥大学与社区的距离，亦反对连锁超市Sainsbury不断进驻剑桥市，使它日渐变成由大集团连锁店完全占领了的「复制城市」（clone city）。

显然，这是一场针对企业日渐驾驭大学教育的大趋势，和大品牌挤压小商户过程的小小回击，这种趋势甚至连剑桥大学这种老牌的，极富人文传统的大学也抵不住压力。虽然目前不知道选举结果如何，但这件事的时代意义，实在不容忽视。

学术自由与大学自主，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相反，这些理念是扎根在学院的制度和环境氛围当中。剑桥大学有个留存久远的民主选举校监的旧制度，也有一个视大学老师及毕业生为平等成员的观念，它将学术资历较深的，都视作剑桥此一永久学术社群的成员。他们志于学问，成于学问，所以具有平等资格去选择大学的象征和领导。要这些理念和制度条件都齐备，这一场煞是热闹的校监选举方可发生。

在英美的大学传统中，校监所负责的角色其实大部分是象征性的，只有在极为罕有的重大争议，校监方要负起仲裁的职责，平常实务则交由校长负责。但香港一般人的错觉是，「校监」这职位是给予最高权位的人，所以他们从不问大学校监是不是可由普通人担任，也不会问大学是否应该与社区连结，更遑论再去问，为什么个个都已具有高深学问的大学中人，不可凭自己的学识和判断，去选择一个最能象征大学的人作最高领导。

或者，由可能连大学学位资格也没有的「普通人」来担任大学校监，对很多人来说，是匪夷所思的民主大梦，是走火入魔的不切实际幻想。可是，那些提名小店东Arain的那班剑桥人却敢想敢做。那么，退一步来说，校监由有起码学术资历，或者专门由具高深学术资历的人来担任，不是比较合乎理性，令人信服的做法吗？可是，看看香港，所有受资助的八所大学的大学条例，都通通列明他们的校监为特首。毋须提名，毋须甄选。我们不禁要问，此例从何而来？有什么理由要非如此不可？

香港大学在殖民地时代建立，从来都是由港督兼任校监。六十年代起纷纷建立的其他大学，萧规曹随，照搬这个传统。回归之后，就简单地将总督改为特首。

笔者查考维基百科，发现指定由地方行政首长出任校监的地方，绝大部分是前英殖民地，例如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而当中只有白人定居者所建立的新独立国家，例如澳洲、新西兰才是例外，他们会由校务会或评议会选出有令人信服的学术背景的人士出任校监，他们可以是社会知名人仕，有官职或没官职也可以，但总是有令人信服的学术成就，对大学起一个象征的领导角色。

虽然印度等前殖民地也维持由行政官员出任大学校监的惯例，但不要忘记，这些都是建立了民主选举制度的国家，至少，他们凭选票建立了一定的政治威望。但只有在香港，各大学的校监只有特首一人。在最劣的情况下，则既无人民政治授权而来的威望，也无学术成就所带来的威望。而今天，可说就是最劣的情况。

这个，可不是什么中国人特有的「奴性」所使然，而是一个在「回归」过程中，没有被反思改变，进行必要「解殖」的制度。它没有承继剑桥等英国古老大学的民主传统，也没有回归到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太学」、「国子监」模式（——它们虽是官办，但地位超然，有弹劾国政官员的法定作用）。它是世界上目前既不是由学术或其他成就来服人、建立威信，而是一种保证了他只是由保留了殖民色彩的任命而坐在那里的制度。

这一种殖民地遗下的制度，不经反省、检讨就在那里，足以说明香港的大学仍然是殖民地的大学。不是这一所香港大学（HKU）是否仍是一所「殖民地大学」，而是香港的所有大学，仍然是「殖民地大学」。这种大学的最高权威来源，不可能是学术，不可能是知识，不可能是社会责任，不可能是对人类的贡献，而是一种无可追索根由，不能对之发问，从而产生「学」与「问」的真情与热诚的体制与传统。

「它」不用说明，因为每年大学神圣的毕业礼，「它」就以最高象征的身分坐在那宝座之上。也只有这种制度，这种奉最高政治权力为大学殿堂最高权威的制度，令校监宝座由一个地方的最高政治权力者，自动滑到中央大员级别的最高权力者那里，叫他一屁股就坐上去。

大学的民主化，不是新世纪的前卫思想，他是我们现代几乎都遗失了的传统。大学的民主化，不是要与知识区分等级与高低的某种必然性相违背。因为大学的理念正是民主精神的体现，一种只能建基于「学」与「问」之间互相促进，让探索、批判、质疑与竞争相互提携的「人人皆平等」的价值，一种懂得宽容异见，欣赏想象和创造力的美学素养。

大学的民主化，可以有很多具创见和想象力的新旧形式。但是，大学的民主化，却是社会民主化的重要前提。可是，无论哪一种方式，香港的大学体制和惯例，都没有人尝试去质问、想象和创造……因为我们这里，就只不过是一块殖民地？

剑桥不是一天建成的，况且香港还未完全「解殖」。就让这「解殖」过程，由废除香港的大学自动由特首做当然校监开始吧。

（刊于2011年9月11日《明报》星期日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