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史研究同各行各业一样，在社会变革中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其中有些是体制造成的，有些则为变革过程中所难免的。在社会转型期，难免地出现了过度重视经济利益的情况，这种风气也对中国的学术界或多或少地产生了影响。在广大学人孜孜于学术研究之时，有些人则争名于朝，逐利于市，把学术活动作为博取高明厚利的工具。
———『中国史研究动态』
清末民初，出现了两个始终在权利与义务的对立中苦心孤诣谋求个人收益最大化的公众人物。其一是袁世凯，其二是梁启超。
两人都敌视孙中山革命党。不同的是袁世凯先后和多种势力对立，而对于梁启超而言，革命党是唯一的敌人。而且，袁世凯与孙中山革命党的全面冲突只持续了不足五年时间，并且最终屈从于比革命党先前的要求更苛刻的条件。而同样身败名裂的梁启超自1903年起终其一生不遗余力地诋毁孙中山革命党。
但是即使如此，两人都无力提起对辛亥革命的批判。
非难矛头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时至今日，屈指可数的袁世凯的拥趸和梁启超处世哲学的信徒变本加厉地把非难的矛头指向辛亥革命，指向始创于辛亥革命的中国政党政治和议会制度。
他们所提示的依据不是断章取义就是无中生有。起初，他们还有机会强调自己的批判与专制势力的宣传在视觉上的差异，试图从中获取批判的正当性。但是，单纯的形式上的差异毕竟掩盖不住两者在手段与目的上高度的趋同性。最终，他们索性公然向专制势力示爱，言之切切地散布现在会要谁的命的耸人听闻，惊世骇俗地主张变革是特权者的天赋特权，等待特权者回心转意才是百姓的本分的谬论。
伟大的革命时代必然是伟大的立法时代。所以和专制势力的矮小化宣传利用一样，在他们对辛亥革命的非难中临时约法﹑国会选举和地方自治统统避而不谈。他们所描述的辛亥革命是充斥着血腥的破坏运动，革命党人是没有价值信仰的不逞之徒，不识时务的乌合之众。他们把理性等同于麻木和冷漠，把现实主义歪曲成解体政治文明原则的策略，把实用主义解释成是非善恶标准的终结。他们以法治的名义为专制势力的倒行逆施从容辩护，以自由的名义向野蛮血腥的殖民势力献媚争宠。
他们不是势力上的弱势。他们也不承认自己是智力上的弱者。弱势者缺乏伸张正义的能力，也不会有为虎作伥的胆量。但是，他们不是强者。他们的意识是千年专制文化的受害者，他们的行动是千年专制社会的受害者。但他们以此为荣。他们崇拜千年官制儒教的力学信仰，手法上悉心揣摩梁启超对无风险博弈的身体力行。他们随时准备着再一次出卖与背叛，并以此为美。他们声称发现了成就北洋军阀未竟大业的第三条道路，也就是持续掩盖现实，并篡改更多的历史。他们以此为生。
民族自觉
作为制度革命的辛亥革命把中国带进了民族自觉时代，完成了由天下意识到国家认同的转变。在派阀权争的泛滥中，辛亥革命首次把政治学的价值基础运用到了社会支配体系的构造中。同时辛亥革命也复兴并广泛继承了传统文化。之所以不主张把辛亥革命设定为中国保守主义的原点，是因为在此之前华夏已有数千年的发展，历代先贤已经在众多重要领域完成了基准设定。比如至少可以把史学保守主义的原点从辛亥革命引伸到之前两千年的春秋时代。无论在实质上还是形式上齐国太史四兄弟都完美地确立起了史学保守主义的价值基准。
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值得保守的社会价值的主要部分时至辛亥革命都被确立起来了。显而易见，无论是积极追求的结果也罢，还是被动适应的产物也罢，这个确立过程始终是激进的。一如各国保守主义者的主张都是对激进之后的价值构成的保守一样。
在中国，过往的百年是对近代价值的保守与破坏的百年冲突，是对辛亥革命的继承与反动的百年对抗。虽然辛亥革命价值的制度性体现尚未最终完成，但是价值认同也就是所谓的社会启蒙已经完毕。
今天重述保守辛亥革命传统的必要性，既是激进主义价值对一个时代的复权声明，也是一个民族对经验主义理念的应有尊重。仍然处于辛亥革命阴影中的人有多种类型。其中至少有一种类型是可以交流的。这就是被机械主义逆向思维所困扰的恨乌及屋型的反专制主义者。他们仅仅是忽视了专制的欺骗宣传构造的多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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