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五十八屆諾貝爾經濟學獎由紐約大學的沙琴德（Thomas Sargent, 1943-）和普林斯敦的沈姆斯（Christopher Sims. 1942-）教授分享；這兩位「為宏觀（總體）經濟學奠基」的學者，對經濟學的最大貢獻為「提出量化複雜總體經濟動態運作的方法」。沙琴德在結構模型中「設定消費函數及投資函數」，並把之融入「理性預期假說」，以之分析政府的政策並考慮政策變動對宏觀經濟的影響。沈姆斯認為沙琴德的方法「實用」惟「實證需要估算許多方程式」，做起來大費周章，有太多困難，他因此發展出「縮減模型」，用以分析非預期的貨幣或財政之政策變動……。相信和不少讀者一樣，對於這類計量經濟學術語，筆者不明其真義，只能以「隔行如隔山」自嘲。有關這兩位大師的學術精髓，希望他們的高足雷鼎鳴教授大發善心，以淺白的語文為大家說清楚。
沙琴德和沈姆斯是理性預期理論（Theory of Rational Expectation，縮稱Ratex，這一派學者稱Ratexian）健者，他們的前輩羅拔．盧卡斯（R.E. Lucas, 1937-）早於一九九五年獲此殊榮；他們的獲獎，彰顯了理性預期理論的重要性。
和過往一樣，在世界經濟亂糟糟的現在，傳媒對諾經獎得主有一定的期待，希望他們能為經濟把脈，判斷病情並開出治本的藥方，可惜這種「超現實的期待」泰半落空，因為有成的經濟學家可以提供學術研究方法、解釋經濟現象，但預測未來的能力不是有限而是基本欠奉（筆者多年前曾為文指出成為政府領導人的經濟學家難有作為的事實）。學而優則仕是指科舉時代進仕為讀書人唯一出路，「學而優」是學業有成，而「則仕」是中立詞，此「仕」可能是庸官亦可以是良吏……。不同學派的經濟學家都有一套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理論，然而要「治病救人」，則非其所長。如果經濟學足以解決經濟問題，世上還有接二連三而來令世人受苦的經濟衰退嗎？美國學者幾乎囊括諾經獎，但美國經濟病入膏肓，足證經濟學與經濟繁榮之間不能劃上等號。
二、
理性預期理論是佛利民等人所創「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重要發展，其基本概念十分簡單，它指出，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一樣，研究因經濟參與者的理性行為所反應出來的社會現象；而它和自然科學一樣，不必和實際政策有直接關係，這使理性預期學派的學者大都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純經濟學家。
理性預期理論指出政府干預經濟的模式—即以有形之手指引無形之手的運作—注定失敗，這對以為制訂一套經濟政策（包括貨幣和財政政策）便能創造全民就業並令經濟欣欣向榮，是當頭棒喝（計劃經濟指令經濟當然遲早要付出沉重經濟甚至政治代價）。事實上，「金融海嘯」後至今三年多，期間政府出盡九牛二虎之力，各國領袖不知開了多少會議，但不容否認的是經濟愈搞愈糟。所以如此，沙琴德便認為是政府過度干預令經濟元氣更傷之故（每項政策都可收一時之效，但留下更深重的消極性後遺症）。現在西方政府不僅不能期望沙琴德和沈姆斯能提出一套振興經濟的方法，各國政府反而應反思近年來不斷拋出的政策的妥當性和可行性……。
理性預期學派認為經濟是一個極端複雜的有機體，實際上從來沒有人真正了解過；凱恩斯以為掌握了經濟脈門，因此相信政府可以有效地調控經濟，但事實告訴我們，凱恩斯的財政政策只能收一時之效，卻遺下了長期禍害，而且可以是禍延數代；因此，當政府重施故技進行干預經濟時，人們便預期這種干預會帶來什麼後果，紛紛採取相應措施以保護本身利益。測試政府施政會有什麼反應，便是「理性預期理論」的真諦。
其實，理性預期學派的主張，和貨幣學派的看法頗有雷同之處，他們都希望政府高抬貴手，勿以有形之手干預經濟；理性預期學派同時確認阿當．史密斯的自由放任及奧國學派的「小政府」主張，在經濟發展中具積極功能。
三、
就學術角度看，理性預期運用高深數學，以證明消息靈通者，可用不同辦法來應付政府政策的變化，從而獲取利益。理性預期與凱恩斯學說最大的不同，在於前者主動地預期政府的施政會有什麼後果，從而加以利用；反觀後者，則僅對政府政策作出反應和試圖影響其決策而已。八十年代理性預期因盧卡斯獲諾經獎而成顯學，可是，這派學者並不能解釋美國經濟實況，即無法對政府政策的後果作出準確預測。
根據理性預期學派的看法，政府出其不意的政策，對經濟才有影響（only surprises matter）。比如突如其來的加息會促使股市大跌，但加息若早在預期之中，其作用便會消散，因為人們已及早作好防範措施！對此股市中人應有會心。
理性預期學派認為，政府除了制訂平穩的貨幣政策（Smooth Monetary Policy）及提供警察、消防、國防以及道路等服務之外，其他以少做為佳為妙；盧卡斯便不只一次指出根本不應該有經濟政策，他說：「我贊成市場經濟，我對計劃經濟深惡痛絕。」
雖然理性預期理論是建立在證明政府在經濟事務上無能為力的基礎上，但並不等於政府會從善如流，將解決經濟事務的大權交付市場力量解決，因為干預市場正是政府權力的具體象徵。正正因為政府的這種本質，筆者相信凱恩斯學說雖已「失寵」，但政府「微調」經濟的決心是不會動搖的。
理性預期理論雖然建基於繁複、高深、抽象之上，且以純數為工具，「生人勿近」，但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已有廣泛運用到實際政策層面的趨勢，沙琴德、沈姆斯之後，料更會蔚成時流，但這不意味政府會減少市場干預，中國當然更不可能讓市場主導經濟發展！凱恩斯把操縱經濟的大權從上帝之手交給政府，政府絕對不會在「和平演變」之下把之交回上帝……。換句話說，理性預期理論再獲諾獎垂青，對實際經濟難局之紓解，幫助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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