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一日，我從倫敦回香港的歸途中，在飛機上看了Ma Part du Gateau（《我的那份蛋糕》），電影說的是法國北部小鎮Dunkirk育有三名年幼女的單親母親France，因為工廠倒閉導致小鎮人口大量失業，而不得不走到巴黎做家務工，剛好僱主是來回倫敦以及La Défence的金融界人士Stephen。當兩人的關係愈發親密的時候，France發現這個家住大屋、花天酒地的Stephen，原來便是當天炒起她的工廠令致其倒閉的人……結局悲哀而無奈，令人慨嘆的是，原來幾個跟企業沒有直接關係的人，在鍵盤上按幾個鍵便有幾百甚至幾千人失業。
著陸後，我第一個看到的新聞，是佔領華爾街的示威者，遊行到布魯林大橋，警方拘捕了七百多名示威者。截稿前，已有五千人佔據華爾街，人數不斷上升，全球各地有行動者響應。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抄著像唐英年一樣的口吻「不要怪大銀行，怪你們自己，找不到工作」。我們生活在這樣的一個矛盾年代，周圍充斥著無數隱形暴力，我們所受的剝削在嚴重地加劇，而這一切看起來都是合法而且符合邏輯。
從五月馬德里的「佔領街道 Toma la Calle」、「佔領廣場 Toma la Plaza」運動 ，到七月倫敦的暴亂，那些當權者已經沒有藉口再說類似「阿拉伯之春」這些革命的源頭主要原因是「不夠民主」了，問題是資本主義已經走到倔頭路。歐盟經濟瀕臨瓦解，連最強的德國也已經有一段時間實行經濟零增長，歐洲已有不少提議將希臘踢出歐盟的呼聲。而在美國，人們可以發現在這個「民主」國家，原來百分之一的人控制了百分之九十九的財富（或曰命運）。全球發起的響應，標誌著這個矛盾的普遍性和迫切性。
在媒體上，我們普遍見到的是示威者抗議金融業的規管有問題，或者是行內人的操守不良，金融業變相成為了一個「犯罪」的樂園。有趣的是，就連以投機致富的索羅斯也說他能理解示威者，因為沒有理由政府要用納稅人的錢補貼銀行，同時讓銀行獲利。但事實真的只是管理不善嗎？這些傳媒口中的「新無產階級」難道只是沒有錢、沒有工作而已？這樣的分析根本無法了解當前危機。
我們不要忘記，金融業的發展是資本主義的一個突變，這個突變幾乎徹底地改變了社會關係的生產（production of social relations，當然以及生產的社會關係）。如果我們按照馬克思的分析，資本主義的運作機制是提取價值（value），也即是將以（用金錢）購買的勞工來從事生產，然後生產出同時有實用價值及交換價值的商品，再在市場上賺取工錢及交換價值之間的差額。這個價值還只是基於「勞工」（labour power）與「商品」之間的互動，「商品」和「金錢」在市場上的流通（circulation）。
不過，今天我們的經濟已不單純跟你玩這個遊戲，金錢變成了一個直接操縱的、貿易的物件。在結構上，我們可以想像，在原本的生產模式上面，增生了另一層面的經濟，而這新的經濟（也即是我們今天所說的）金融業變相成了主導者。上層並不能清楚地和下層分開，事實是，我們見到一個很有趣的邏輯：它將下層的勞動生產完全吸納進去，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便是上世紀後期，率先在美國開始實行的退休基金（pension fund，香港稱「強積金」），也即是將勞動生產巧妙地（或無可奈何地）整體化。在這樣的一個經濟體系裏，我們見到一種新的無產階級化（proletarianization）。
在馬克思的詞彙裏，無產階級並不是勞動階級（working class），而是被去技術化（deskilled）的勞動者。當傳統的工匠進入工廠之後，他們漸漸地失去了技術，因為取而代之的只是和機器之間沉悶的配合（並不是互動）。即是說，在這種生產模式面前，一個手工技術超卓的工人和一個剛成年（或者未成年）的新手沒有很大的分別。
在這個新的生產模式，我們似乎學會很多技術，最明顯的是學會操作很多（很快又要更新）的電腦軟件。這些不斷被取代的技術，並沒有找到發揮餘地；在社會生產幾乎全面地財務化（financialization）時，年輕人已經很難有實踐的空間。他們被剝奪了任何實踐的機會，變成只成為了上層經濟的附屬品；就算是找到實踐機會的，也只是一個被雙重剝削的對象── 在勞工經濟加上金融經濟：一個辛勞地謀生的人，一夜之間發現自己的成果完全蒸發。
金融經濟變得愈來愈猖獗，在香港，我們屢見不鮮：借殼上市，或者以其他手段用一些毫無價值的公司變成金錢吸石；各種各樣的貿易如算法貿易（algorithmic trading）、噪音交易（noise trading）已凌駕在交易者有限的理解之內（也即是「失控」）；那些擅長狙擊的投機者（speculator）我們稱之為股「神」。我們察覺不到這種愚昧嗎？法國哲學家Bernard Stiegler稱之為黑手黨資本主義（Mafia capitalism）最為恰當，它的特點是短期主義（short-termism），也即只是考慮當前的利益而無顧整體的經濟發展；而同時，當權者──也即是這種短期主義的得益者，也只能以短期主義去解決當前的危機：例如承諾加強規管。
佔據華爾街，作為馬德里示威、倫敦暴亂，甚至是「阿拉伯之春」的延續，告訴我們：必須重新檢查在這種生產環境下的脆弱的社會關係，以及一切被合法化的剝削。在美國，予人超卓位置的華爾街，今天被佔據、被聲討，它同時也給我們一個新的想像：我們需要這種資本主義嗎？我們需要這種金融經濟嗎？這種否定（negation）似乎超越了我們以往的想像，特別是在共產主義相繼破產而新自由主義崛起的年代裏，一種類似於革命性的否定。
這些運動，在香港能找到回應嗎？在這個城市裏，不少「馬克思主義者」每天都在盯著外匯匯率和股票價格，而大部分從事金融業或者至少涉足金融業的人，能在這場運動裏察覺到我們早被扭曲了的社會現實？我們能想像一個沒有金融業的香港嗎？要留意的是，這並不是一個左或右的分別，而是一個關於想像的課題。
當「一切堅固的事物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事物都被褻瀆了」，我們不得不去發現以及實現一種新的想像了。而事實上，我們必須醒覺：華爾街和交易廣場，並沒有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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