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本身的运作，政府和公共机构无所作为，同样不利于经济的良性发展。而如果政府及其官员也参与经济运作，就成了利益相关者，就很难在制定规则和维护秩序时保持中立和公正。
民间金融风暴也可能引发企业倒闭潮，一旦蔓延开来，会引起大范围的连锁反应。这就是温州金融危机带来的警示，它所反映的问题具有普遍意义。因此，需要对政经体制性的问题进行反思，以提出合理可行的解决办法。
据今年7月人民银行温州支行的一项报告称，温州民间借贷估计市场规模在1100亿元，占温州全市银行借款额的20%，年综合利率水平为24.4%。而实际情况比此严重，民间高利贷年利率超过100%也不罕见。如此高的利率需要借款企业多大的运作成本？这实际上是逼得企业办不下去，难怪企业纷纷倒闭，企业家要开溜了。他们背负巨额债务，还有背后复杂的债权人关系，让温州金融的恶性循环难以终止。复杂的债权人关系就包括大银行的大批资金，由于巨大的利差而以各种方式流向民间借贷，一批公务员和关系户成了这种借贷流转的主力军。整个温州全民参与借贷，80%的家庭参与、60%的企业牵扯到民间借贷。危机一旦出现，所涉及的人员之广，可想而知。
民营中小企业何以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借民间高利贷？显然是因为在大银行贷不到款。民营中小企业借款无门，就只能转向民间借贷，对资金的需求推动了借款利率的一再高攀。金融管理资质不够的机构均办起了民间借贷，各类机构、个人，包括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寄售行，甚至部分担保公司、商业银行都多少参与钱生钱的游戏。
温州金融风暴的发生机制与西方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实质上是一样的，只是规模要小得多。另一个差别是西方银行大部分是私营的股份制企业，运作时间长，资金雄厚，管理经验较丰富。政府并不参与银行的运作，这样的金融市场下通常不会出现高达百分之几十甚至上百的高利贷。即便如此，当贷出去的款项不能按时收回，出现资金链断裂时，照样会出现大银行的破产，引发全社会性的金融危机。当西方出现金融危机时，国人虽有警告中国可能存在的风险，但乐观者认为中国的体制不同，因而不会出现金融危机。现在看来，这种乐观估计言之过早。只要存在资金链断裂的可能性，就不能完全杜绝金融风暴。市场经济是促进个人生产和创造的积极性的必要机制，但它不是完美无缺的。金融危机的一大教训是，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本身的运作，政府和公共机构无所作为，同样不利于经济的良性发展。而如果政府及其官员也参与经济运作，就成了利益相关者，就很难在制定规则和维护秩序时保持中立和公正。
此次温州金融危机让人们质疑：政府究竟在其中做了什么，做得如何？首先，一些带有垄断性质的国有企业在信贷上拥有明显的优势，而民营企业则求贷无门。其次是金融机构本身的秩序问题。民营金融机构长期得不到正常经营和发展的制度保障，甚至得不到合法的身份，在夹缝中求生存，因而上不了规模，不能正常发展，也得不到正当的监管。疯狂的高利贷经济与政府监管上的死角和不作为直接相关。再次，因为民间借贷机构监管不力，让大批公务员和银行关系户通过向国有银行借款再转给民间机构，吃高额利差，养成了一大批利益相关者和食利者，狮子大开口在艰难发展的民营企业身上猛咬，这些人同样要为企业倒闭承担责任。我们看到，当温州金融危机来袭时，国务院会同相关部门一起进行调研，研究对策。需要强调的是，政府不作为和不明智地作为，是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可见，调整对于民营企业包括民营金融机构的政策，使得民营企业能够得到正常的贷款发展生产，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温州金融危机也促使人们反思中国的发展道路。那种不惜一切代价，只讲发展速度，不求生活质量，不关注社会公平正义和伦理秩序的发展方式，必须予以调整。温州模式曾经是民营企业和民间经济在艰难条件下求得自身发展的典型，但今天同样需要反思和调整。
(本文发表于《南方日报》2011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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