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你說過你不喜歡做電視，但是你又一直在做電視。你是如何做到在喜歡與不喜歡的事情之間自如調整自己的？
沒辦法，就像大部分人一樣。就功能來說，我認為電視和報紙、雜誌是一樣的。我不喜歡電視的一點是，電視會把人的語言、動作呈現出來，就容易出現表演的成分。人們以為看到的這個人就是這樣，其實都是虛假的。文字也有可能是虛假的，只是電視更容易虛假。現在電視又恰好給了我一個謀生的手段。我比較幸運的是，我能通過電視做一點我喜歡做的事情，比如《開卷八分鐘》，可以向大家推薦書籍。
Q2：你以前用過「飯否」（一種類微博的交互平台），後來沒用了。少見你用微博，但看得出來你也觀察微博。當下很多人在談論微博帶來的變化，你對微博的態度是什麼？
幾年前用過很短一段時間的飯否。現在沒有用微博，偶爾潛水上去看看新聞和材料。微博最大的好處就是它能快速傳遞信息，讓人在更短的時間內看到第一手信息。它在一定程度上對公民自我增權很有幫助。這是一種自我意識的增長，讓公民對自己的能力更加自信，認為自己有參與社會的權利。
但是微博對公私界限的模糊是我不喜歡的。大家在微博上透露自己的個人信息、日常生活。比如在國外比較流行臉譜（社交網站FaceBook），有的老闆想要聘用某個人，要先去看他的臉譜，上面如果有一些關於他以前犯錯誤的信息，便拒絕錄用。微博也一樣，使得每個人都是透明的，那就表示，最後要麼要求所有人都是完人，都是道德無缺的，要麼就得大家做了任何錯事都無所謂。
同時微博在中國有一個特點，把關注者稱為粉絲，而很多人非常關心自己有多少粉絲。其實我關注某個人只是想看看他在講什麼，但是並不代表我是他的粉絲。它背後大概說明，在這個年代，每個人都想被人看到、被人關注。而在淘寶上居然還可以買粉絲，我覺得中國人想被人關注已經想得有點過頭了。西方的微博是推特，但是推特是很平等的交流工具。中國的微博則通過加V等方式，把一些名人擺在突出位置，這是完全違背了平等理念的。
而網絡上許多真正想幫助人的人，總被懷疑是為了炒作。為什麼這麼多人想出名，我實在不知道。這太有意思了。
Q3：你說微博對公民增權有幫助，除此之外，還有沒有更大的潛能？
那當然有。比如免費午餐活動，基本是從微博上發起的。可是我為什麼要強調它對公民自我意識的增長和自我增權的作用，而不談太多它實際帶來的改變呢？是因為我覺得，現在一個越來越奇怪的現象就是，改變越來越難以發生。
在前幾年，很多主流媒體報導了一些東西后，大家關注了，說不定會帶來一些明顯的改變，最明顯的就是當年的孫志剛案。可是我注意到在過去兩年裡，雖然微博興起，大家關注的東西多了，而且關注的力度好像比以前一份報紙的報導更大。以前報紙報導出來，我們並不能看到公民對這件事情的反應，然而今天一個事件出來，微博上能很明顯地看到很多老百姓的憤慨和想法。理論上他們應該會製造輿論，形成一定的壓力，可實際上大家看到的是，很多事情最後是不了了之的。
沒有微博的年代，大家關注一件事，相關部門反而有些緊張。可是現在，無論你怎麼說他、怎麼罵他，他懂得自動屏蔽了。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你說微博能帶來什麼改變嗎？
Q4：你是否能理解當下大陸許多年輕人中存在的一種漂泊之感？
可以說能理解也不能理解，因為我也是在漂泊之中。我現在回頭看我小時候在台灣長大的地方，變化也非常大，今天的台灣也不是當年的台灣。但是另一方面，我沒有太強烈的家鄉感，所以也就少了那種滄桑感。
Q5：什麼事情會讓你感到憤怒？上一次讓你生氣的事情是什麼？
好像沒有什麼事情能讓我感到憤怒。本來我也不是太憤怒的人，現在好像變得更加遠離憤怒，但也不能說完全沒有。
上一次生氣是看足球。一次是看到中國隊輸了，一次是看到阿森納輸了。這是最讓我激動的事情了。
Q6：你為何會信佛？宗教信仰帶給你最多的是什麼？
學佛的理由，說簡單點，只不過是因為我覺得我不是一個好人。我做人做了這麼多年，存在很多困惑，該有什麼改變、該做什麼事情，因為懶惰而沒有去做，我覺得我需要一種修行的方法來讓自己變化。佛教帶給我的就是皈依，讓我在那麼多的問題中找到一種安定的方法，像家一樣的地方。
Q7：香港出生，台灣長大，又回到香港，近年頻頻工作在內地。哪裡是你的精神歸屬？
我的歸屬或者身份認同與地方沒有太大的關係。華人聚集的三個主要地方我都呆過，所以就使我比較認同一種華人的文化理念、華人的身份，而多於某個地點的身份。如果最後還是要說一個地方，我可能會說是香港，但是這對我來說並不是太重要。
Q8：你曾在《被框住的人心與人性》一文中提到，「問題恐怕並不在於這些人『泯滅良心』，而在於他們的良知被框限住了，他們沒有本著人性去判斷的權利」。如果這種權利長期被框限，會產生什麼後果？
我們已經看到後果了。我們應該都還記得，2008年汶川地震讓國人驚呼，我們的公民意識覺醒了。可是三年過去，今年討論得最多的是，一個老人跌倒了該不該去扶。這三年到底發生了什麼？我們看到的答案就是，沒錯，三年前公民意識覺醒，很多人的熱情被激發起來，但是公民行動力仍然被壓制。另一方面，我們對任何言語都不相信，都保持距離，尤其是對那些特別美好的言語、那些表達出很有價值的言語保持距離感。這是非常大的危機，因為這樣的話我們沒有辦法再有根本的信任，人和人之間完全變成最簡單的利益的計算和考慮。
Q9：你有一篇寫高錕先生（世界著名華裔物理學家）的文章，讓人印象深刻。在你的成長過程中是否有一批優秀的老師無形中對你產生影響？是不是經常有人期望你成為他們的人生導師？
當然有。其實我對青年人總是希望被人引導這種現象是很抗拒的。我覺得這是我們這個社會不太正常的地方。
我去很多地方演講，都有很多年輕人跟我說：「梁文道，你能不能告訴我們什麼才是正確的人生態度、什麼才是正確的人生方法。」在他們的思維裡，已經假設了好像真的有某種正確的方法或道路，又假設了好像有人知道這種正確的方法和道路，第三，他們又假設了自己可以被引導向這樣的人生道路。但是其實這三種假設都是很荒謬的。我沒見過有第二個國家的年輕人像中國年輕人一樣這麼渴望被引導。這有什麼好引導的？年輕就在於有太多的可能。恰恰應該是整個社會反過來需要年輕人引導。
喬布斯那一代的美國年輕人，當年躲在家中，根本沒人知道他們在做什麼，沒人知道他們的未來會怎麼樣。但是後來事實證明，人類社會就是被這樣一群年輕人給引導的。
我覺得這和我們的教育和整個社會都有關係，我們總是習慣引導，比如社會輿論需要引導；比如老百姓看娛樂節目太多了，都要被引導。
Q10：你曾說：「年輕的本質在於浪費，畢業為什麼就一定要工作、一定要買房？」但是很多人不會因為你這麼一句話就變得豁達起來。是否有討厭的某一類書籍？
這不只是人生態度豁達不豁達的問題，而是我思考中國現實後得出的結論。今天的年輕人都覺得，他們要工作、要買房，用一輩子的積蓄來供貸款。他們都覺得這些是需要的，做人必然要經歷這個階段。可是我們會想，五年前、十年前，中國的年輕人就沒有認為房、車是必要的，他們不會把結婚和車、房捆綁起來。當下中國變化這麼快，如果中國每隔五六年就有這麼一次巨大的生活方式和觀念的變化，我們如何可能就只憑著過去五年的生活經驗，就得出人一輩子必然要做的一個規律呢？可怕的是，現下我們認為「做人就得這樣」的觀念，居然僅僅只是從過去五年的生活經驗得來，這個樣本太小。你怎麼知道過了五年、十年後，中國又會變得怎樣？
我期望大家（年輕人）都能夠更加的獨立。不要急於去表達，不要急於去成功，給自己足夠的成長空間，給自己多點發呆的時間。
討厭的書沒有，我只有不看的書，比如一些講成功的書籍。我也不是不看，有時候我翻翻看，去研究他們都在說些什麼、為什麼會這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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