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 | 旧文新贴： “汉奸”辨

“汉奸”辨
 
 　　

　　起意写这篇短文，与“北大醉侠”孔庆东有关也无关。2010年11月19日在接受“第一视频”网站采访的节目中，孔力挺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的“双起论”。节目中有“网友”说“王局长拍案而起，（应）先从南方（报系）开刀”。孔庆东说“我觉得全国人民应该起诉南方报系，天天在诬蔑我们革命先烈，诬蔑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诬蔑全体中国人民。像南方报系还有野鸡网（鄢：指与他有过结的凤凰网）这些媒体首先就应该遭到起诉。”接下来他又说：“所以重庆市的打黑工作得到了全国的一致欢呼，有这样的好局长，有这样的好的警察队伍，那些汉奸记者怎么能不猖狂攻击，所以要用法律武器打击汉奸记者。”
 
 　　这位北大教授的逻辑很有意味，重庆的打黑工作既然遭到南方报系的“猖狂攻击”，又怎称得上“全国的一致欢呼”？不过，这种“逻辑”我们这些从“文革”过来的人，非常熟悉：我代表全国人民，你不同意我的观点，你就是阶级敌人，当然不在“全国人民”之列，当然应该被打倒在地并踏上一只脚！
 
 　　虽然我在南方报系混饭吃，也写过质疑重庆打黑做法的文章，但我并不觉得孔庆东的攻击和威胁是针对我的。首先不能接受孔某“汉奸”罪名指控的，恐怕不是南方报系的领导人，而应该是广东省委宣传部和中宣部，它们作为上级主管单位“守土有责”嘛，若真长期纵容“汉奸”，岂不要交出领导监管权并接受“法律武器打击”？
 
 　　促使我写出这篇文章的内因是，我早就感觉“汉奸”这个词怪怪的，它的含义应该好好地辨析一下。
 
 　　骂人的“汉奸”无疑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它又分明有大汉族主义的意味。众所周知，汉满回蒙藏等等，我中华民族共有56个民族，为何没听说“满奸”“回奸”“藏奸”“蒙奸”——中华民族的好人不能只由汉人代表，卖国贼也不会只有汉族才有吧？
 
 　　最近读了《看历史》杂志2010年第11期的文章《三元里抗英斗争中鲜为人知的“汉奸”们》，恍然大悟：“汉奸”一词原是清廷的满族统治者创造并习用的，他们以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对汉人总是心怀戒备乃至敌意。第一次鸦片战争，琦善在连吃败仗的窘境中，上书道光皇帝，指出广东已不堪作战，原因就在于广东民众除已为汉奸者外，其余民众皆被英军诱惑以助敌势。在不少清廷官员看来，剿灭“汉奸”是比抗击英军更紧要的事。比如“靖逆将军”奕山在对道光皇帝上奏战果时，每次都把“杀死汉奸”放在斩杀英军官兵的前面。根据日本神户大学教授王柯的考证，“汉奸”一词始现于清朝：雍正年间，曾有汉人与“苗顽”联手对抗清廷在西南边疆的“改土归流”政策，这些人就被满清皇帝骂为“汉奸”，其意为汉人中损害满族统治的“奸细”。（《清史稿》卷307）
 
 　　满族统治者所谓的“汉奸”，大多数原本是与对外贸易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国商人和苦力，朝廷禁止海外贸易断绝了他们的生计，他们自然愿意帮外夷打败朝廷；而官军滥杀良民谎报战功，诬之为“汉奸”，必然加重民众对官兵的恨意而愿意帮助外番。对此，试图消除“汉奸”却收效甚微的林则徐也慨叹：“本皆朝廷赤子，或为利诱，或为势逼，陷入夷党，情亦可悯。”这种事情只与利害有关而与民族大义无关。你看，清代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里写到的官军滥杀良民以冒功，与民族大义有什么关系？我们知道，明代严禁片帆入海，断了沿海渔民与商人的生计，他们便“勾结”倭寇乃至假扮“倭寇”攻州掠县，这是“官逼民反”，与民族大义呀“卖国”呀何干？清末民初的蒋芷侪记过一部《都门识小录》，写八国联军打中国时的事，说是清军溃败而散兵游勇趁机大肆奸掳烧杀抢，老百姓只好求救于洋兵。你能说这些可怜的百姓是“汉奸”吗？他们奉行是儒家的政治哲学，即尚书里说的“抚我则后（王），虐我则仇”；《孟子》里说的“君视臣如土芥，臣视君如仇寇”——报应不爽是天道的公平。
 
 　　又说，“汉奸”一词出现于宋末：崖山之战终于以元灭宋而告终，元军统帅张弘范派人在崖山的石壁上刻了“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12个字，他想功垂千秋。但宋室遗民思念负主蹈海而殉难于此的南宋左丞相陆秀夫，在石壁上刻诗：“沧海有幸留忠骨，顽石无辜记汉奸。功罪昔年曾倒置，是非终究在人间。”这里有两个疑问：一，张弘范是汉人不假，但他公元1238年出生时，祖辈居住地（今河北省保定市清范附近）早在1125年（宋徽宗宣和七年）被金国攻占，距南宋签约割让给金国已有97年，而在张弘范出生前4年（1234年2月），金国已在新兴的蒙古汗国和南宋的联合进攻下灭亡，即张弘范根本就不是宋朝而是蒙古汗国的臣民。二，他是汉人，但“汉人”（指早就被国号“辽”的契丹人和国号“金”的女真人先后征服过的“中国人”）在蒙古统治者划分的种族等级中，低于蒙古人和色目人，却是比新亡国的“南人”包括新会崖山等地的人，高一个等级的；“南人”有什么资格骂他为“汉奸”？
 
 　　从“汉人”与“南人”的区分就可以看出，“汉人”（今之汉族）本身就是一个说不清的历史概念。按照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说法，炎黄部落曾是一些征服者，“窜三苗于三危”即把原住民撵到云南贵州等偏远地方去；但他们又被“胡人”征服，以致有晋室南渡、宋室南渡，成了最低等的“南人”。中原的炎黄子孙为什么叫“汉人”，他们建立的王朝又不止一个刘汉王朝？为什么只在海外，才叫他们“唐人”？为什么不叫炎黄子孙“宋人”、“明人”？我的解释是，这与汉代的匈奴人有关，在他们的眼里，“北庭”以南的人都是汉人。这种叫法被后来的“胡人”包括蒙古人所继承。这类似于俄罗斯与中国北方的辽国接壤，俄罗斯人与契丹人打交道，所以契丹人就成了中国的代表，CHINA的发音就是“契丹”；反之，蒙古人与俄罗斯人打交道，甚至统治了俄罗斯人240年，蒙古人受发音方式的限制，发音读“罗斯”时，前面要加一个“哦”的辅助音，于是我们也跟着蒙古人而把“罗斯”读成“俄罗斯”了，比俄语和英语的发音都多了一个“俄”。
 
 　　这说明什么？民族本来就是一个历史概念，是演变中的，民族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必要认死理，认死理你也说不清。你看，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鼓吹“排满”，所以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保皇党”（君主立宪派）都是“汉奸”。等到辛亥革命一成功，马上讲“汉满回蒙藏”五族共和了，“汉奸”云乎哉！
 
 　　“汉奸”成了一个欲加之罪的口实，这在抗战胜利后表现得很明显。老舍的话剧《茶馆》和电视连续剧《潜伏》里都有相关情节。想收编你，不管日伪宪特匪，“爱国不分先后”；想敲诈你，给你加一个“汉奸”的罪名就可以没收“逆产”让你家破人亡。
 
 　　这些年“民族主义”猖獗，“汉奸”成了一个特别方便加诸论敌的罪名。你看“文革”极左时期，也没有把沦陷区的人民都诬为“汉奸”，没有否定百姓在强寇入侵时求生的本能。江青树立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平原作战》，还有放了又放的电影《地道战》，大背景都在沦陷区。李玉和唱道：“有多少苦同胞，怨声载道，铁蹄下苦挣扎仇恨难消；春雷爆发等待时机到，英勇的中国人民岂能够俯首对屠刀！”《平原作战》、《地道战》里都有“维持会”，白天应付鬼子，晚上暗通八路，并没觉得这有损于英雄人物形象，因为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就是靠这些百姓支持的。可是，在如今“爱国”愤青口里，这些人不是要被骂作“亡国奴”就是“卖国贼”，仿佛就他们有血性！
 
 　　有些人想用“汉奸”的罪名搅浑水，理所当然地受到抵制。前几年，曾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中大出风头的喻权域又想出风头了，在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中提出《惩治汉奸言论法》，其“汉奸”定义受到社会广泛质疑，提议无疾而终。现在孔庆东又欲拿“汉奸”的恶名“起诉”他看不惯的媒体和记者，虽然也不会得逞，但也不是没有附和者，这个“醉侠”的粉丝还是挺多的。所以，我们要辨析一下“汉奸”这个概念，不要轻易就被这种言论蛊惑了。
 
 　　补充一下，我觉得要描述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败类，不要用“汉奸”一词，而应叫“华奸”——中华民族里的奸人、罪人。
 　　
 　　2010/12/28
 　　2011/ 01/21   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