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陷入了两难困境。在过去相当长时期,经济增长是靠资源来拉动的。当这样一种增长方式遇到障碍时,就遇到既不能松也不能紧的境地:如果继续松下去,资产泡沫就会到达临界点,房地产就可能崩盘,CPI也可能向恶性通胀的方向发展,所以,必须紧,但是,过去的增长是靠钱堆起来的,如果紧了以后,增长的势头也就失去了。

    那么,出路何在呢?从短期政策来说,货币当局可以通过政策调整把局面维持住,争取喘息的时间,各级政府要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上,提高经济的整体效率,这样,既不会爆发严重的通胀,也不至于“硬着陆”。

    “九五”计划就提出了“两个转变”,一是经济增长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一个是体制上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九五”计划的执行情况比较好,正好是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后,两个转变是结合起来推进的。“十五”规划执行得就不太理想。期间,正逢城市化加速,政府有一个重要资源拿在手里,就是土地。各级政府用了大量的土地资源,再配上信贷资源,来营造GDP的高增长。许多地方的口号是“进入重化工业化阶段”,增长模式就向旧的模式回归了,“十一五”规划制定得很好,但是,它有个缺点,体制改革讲得不够,因而,执行情况不理想。从去年开始,转方式抓得很紧,举办了不少学习班,取得不少进展,如广东,还有无锡。

    那么,究竟什么叫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呢?口号站住了,天天挂在嘴上,但“数典忘祖”的事经常发生。当初,苏联人提出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时,定义是明确的,从依靠投资拉动到依靠科技进步、效率提高上。我们必须明白从哪里转到哪里,有五个方面:从外需转到消费拉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到城市,制造业的产业链向两端延伸,发展服务业,用信息化改造传统制造业。

    这些方面是有内在逻辑的,比如,让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就内在地包含提高他们的知识,从事更高技术含量工作的含义,但是,后来在执行中就淡忘了,只是简单地讲“农民工”。有些地方一讲发展服务业,就不要制造业,一讲发展新兴产业,就要取代传统产业。这些只是从字面上理解转变发展方式。统计上也有问题,只统计独立的服务业产值。许多地方谈退出制造业,进军服务业。他前不久在财新峰会上提出,要注重制造业中的服务部分。此外,还有一个倾向值得重视,就是“政府主导调结构”,政府如何知道产业发展方向呢?他们只好向中央所提战略产业靠齐,结果导致高度同构化。

    有些地方有些领域的改革有一些可喜的进展,比如上海的增值税试点扩围,广东关于社会管理的改革。这些改革都会对改变增长方式起到积极作用。不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前景现在还不确定,怎样争取向好,要靠大家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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