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耀杰 | 评论(0) | 标签:燕山讲堂, 学术史, 抄袭争议, 之二
鲁迅与凌叔华的抄袭剽窃之争
1925年10月1日，接编《晨报副刊》的徐志摩要改版，用了凌叔华临摹的西洋女人敞胸半裸的黑白画像作报头。8天以后，10月8日，《晨报副刊》前任主编、鲁迅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时的老学生孙伏园在他主编的《京报副刊》上刊登女作家陈学昭（化名“重余”）的文章：《似曾相识的〈晨报副刊〉篇首图案》，指出这个画是英国画家琵亚词侣的作品。徐志摩看后给孙伏园写信，说不是凌叔华抄袭，只是凌淑华临摹后我看了觉得好就拿去用了，没有提画作来源是我徐志摩的责任，不是凌叔华的责任。
这个事本来应该结束了，但到11月7日，凌叔华在《现代评论》周刊发表《花之寺》小说。11月14日，《京报副刊》发表署名晨牧的《零零碎碎》，不点名地指责《花之寺》是从柴霍甫（契诃夫）的小说《在消夏别墅》那里“抄窜”来的。凌叔华的未婚夫陈源，在11月21日出版的《现代评论》中，以西滢的笔名发表《剽窃与抄袭》，同样采取不点名的方式攻击鲁迅说：
“很不幸的，我们中国的批评家有时实在太宏博了。他们俯伏了身躯，张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寻找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么？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再开罪‘思想界的权威’。”
鲁迅一看就知道是攻击他的。这里面实际上有一个背景，《晨报副刊》是李大钊参与创刊的。创刊后，孙伏园在北大听课时，通过鲁迅、周作人等人认识了李大钊，李大钊就把孙伏园介绍到《晨报副刊》当副刊主编。因为有这些名人撑着，孙伏园将《晨报副刊》的名气办得很大，觉得自己也是名人了，所以编刊物时就不听老板、总编辑的话。有一次因意见不合，孙伏园打了总编辑陈博生一个耳光后就走了不干了。之后在鲁迅等人的支持下，办了《京报副刊》和《语丝》周刊。孙伏园办孤办刊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为了找《晨报副刊》和《现代评论》报仇，所以一次又一次的化名攻击凌叔华。
陈源站出来攻击鲁迅也是这样一个原因：就是两边敌对，两边“党同伐异”，互相挑毛病。
那几期的《语丝》几乎全部是攻击陈源和凌叔华的文章。在这种情况下，1926年1月30日徐志摩在《晨报副刊》把他们朋友间的通信拿出来发表。通信里有陈源的《西滢致志摩》，明确指出了鲁迅的抄袭行为：“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是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
陈源的话是有道理的，抄袭不抄袭的标准就是这么几句话，参考人家的东西，写到自己的书里，要有一个说明，如果不说明，那就是抄袭，抄袭就是这么简单，可以借用别人的材料，可以引用别人的观点，但要说明，有没有说明是判断抄袭的基本标准。
之后，鲁迅在《语丝》周刊发表一篇很长的文章，标题是《不是信》，里面有一段话承认了：
“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
这是鲁迅的解释。但不管是大意还是次序有什么不同，根据别人的书写了自己的书，应该要有一个说明，没有说明，拿去出版了，就是剽窃和抄袭，这个事实不可否定。
在《中国小说史略》里，鲁迅引别人的东西，几乎都说我是引用蔡元培的话，胡适的话，都是有说明的，但唯独盐谷温的东西从来没有提。鲁迅肯定知道学术规则，因为抄身边人的东西都有说明，抄日本人的东西就没有说明。
鲁迅是一个比较怪的人，如果是敌人和仇人指出来他的错误，他是不承认的。他虽然承认“盐谷温的书是我的参考书”，但接下来一段话就开始嘲笑陈源：
“陈源教授大概是以为揭发叔华女士的剽窃小说图画的文章，也是我做的，所以早就将‘大盗’两字挂在‘冷箭’上，射向‘思想界的权威者’。殊不知这也不是我做的，我并不看这些小说。‘琵亚词侣’的画，我是爱看的，但是没有书，直到那‘剽窃’问题发生后，才刺激我去买了一本《Art of Beardsley》来，化钱一元七。可怜教授的心目中所看见的并不是我的影，叫跳竟都白费了。”
但鲁迅的日记把自己给暴露出来了，1925年10月6日在日记中写道[]：“到商务书馆去买书，买了两本《《Art of Beardsley》“。10月9日又有把其中的一本《Art of Beardsley》即《琵亚词侣图画集》寄给“璇卿”，也就是绍兴籍画家陶元庆的记录。
鲁迅说“剽窃”问题发生后，才刺激我去买了一本《Art of Beardsley》。实际上剽窃的文章发表前两天，他就去买了两本画册，其中一本还寄给别人。也就是说，他肯定知道且参与了这件事，并与孙伏园、孙伏熙、章廷谦、陈学昭、陶元庆等人一起找人家的茬、攻击人家。然后又在文章里面公开撒谎，这是鲁迅错上加错。
这样一个事，一直到现在，研究鲁迅的很多学者，写了几百本、几千本书，没有一个人承认这个抄袭事实：鲁迅抄袭就不是抄袭了，老百姓抄袭才是抄袭，这就是鲁迅和鲁迅研究者的逻辑。
毛泽东先生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按照这样的原则来判断的话，那就是鲁迅你侵犯了别人，攻击了别人，人家陈源是自卫反击，然后把你的事拎出来。这个事过去以后，陈源再也没有提过，鲁迅一辈子一直在提，到死之前还说“一个都不宽恕”，这就是我们的鲁迅先生。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抄袭争议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从学术上来说，确实是开山之作，肯定是经典，我们不能否定它的价值。
1930年11月25日，鲁迅为再版的《中国小说史略》写作题记，提到日本盐谷温新发现的“元刊全相平话残本及‘三言’”及其考证文章，“在小说史上，实为大事” 但一直到死都没有写到他根据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写作《中国小说史略》中部分内容的事，这种态度是很恶劣的。
1935年12月31日，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中旧事重提：“经十年之久，我竟报复了我个人的私仇。‘男盗女娼’是人间大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当时《中国小说史略》译成了日文，在日本出版；盐谷温的小说也在中国译成了汉文，你们可以对，我没有抄袭。说谎的人是陈源，将“谎狗”的旗子回敬给陈源。
然而鲁迅当年不仅抄袭，而且说谎了。文章里说他是在剽窃事件后去买了一本画册，但实际上剽窃文章发表前他就去买了两本画册。到现在为止，查不到陈源说谎记录，但有证据证明鲁迅不仅抄袭，而且说谎，白纸黑字，证据确凿。
每个人都有缺点和错误，特别像我这样写文章的人，如果有人说我抄袭谁，我不感到奇怪，因为有时材料太多，不能保证每个材料都能记着出处是在哪。若别人指出来承认错误就好，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不管是鲁迅还是我们每个人，一辈子谁也不能保证不说一句谎话，不犯一点错误。我的观点是，你说谎、有抄袭现象，都可原谅，但前提是要承认错误。相比之下，鲁迅在《集外集》“序言”中，公开承认自己“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反而显得更加真诚、更加善意也更加令人敬爱和尊重。
鲁迅去世后不久，看到中共方面给鲁迅办了那么大的葬礼，还说他是什么“民族魂”。凌叔华的闺中密友苏雪林忍无可忍，分别给蔡元培和胡适写信，对鲁迅展开人身攻击。胡适在1936年12月14日的回信中劝告：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 “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最好是由通伯先生写一篇短文，此是‘gentleman的臭架子’，值得摆的。如此立论，然后能使敌党俯首心服。”
胡适这话其实很不公平。因为鲁迅与陈源争论时，胡适在南方养病，不在北京，不知道整个过程中鲁迅、孙伏园这些人怎么攻击凌叔华，怎么攻击陈源。如果孙伏园等人不攻击凌叔华，陈源也不会拿这个事来说。至于陈源从哪里听到的，不会是一个来源，甚至他有可能自己看过鲁迅的书，也看过盐谷温的书。而且凌叔华是在日本长大的，懂日文，要调查鲁迅的抄袭不是太难的事。
抄不抄袭与“浅陋可笑”是没有关系的。无论盐谷温的文学怎样浅陋，无论鲁迅的小说多么经典深刻，也没有理由抄袭。比如老师的水平比学生好，并不等于老师可以把学生的文章写上自己的名字发表。胡适自己标榜“持平”时，实际上是很不“持平”的。
然而胡适这个信里还有一段话，研究鲁迅的人是不引的：“鲁迅曾经攻击我们，其实无损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尽可以撇开一些小节不谈”。
原文网址：
http://view.news.qq.com/a/20100817/000043_1.htm
“要翻墙，用赛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