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用“山寨”论据否认国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危险
步步淡化和消解国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之后，茅于轼在否认差距过大的危险性上发力。
衡量国民收入分配状况，有很多方法。基尼系数之所以被世界各国广泛认同和采用，是因为它给出的反映国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被认为可以较客观、直观地反映和监测贫富差距，预报、预警和防止贫富两极分化。通常以0.4为警戒线，突破警戒线，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根据世行历年报告，中国基尼系数30年前为0.28；10年前超过警戒线0.4；2009年升至0.47，且仍在继续攀升直逼0.5的社会容忍红线。更有学者认为中国基尼系数其实已超0.5，新华社研究员丛亚平、李长久不久前在经济参考报的文章就根据大量数据和事实提出“中国基尼系数实已超0.5 可能导致社会动乱”。
这其实也是普遍的担忧。但茅于轼来个了不承认主义，断言“不存在这条国际通用的红线”。不承认，也是一种观点，但要成立并拿出来示人，还是前面那句话：得靠证据支撑！
无论警戒线还是红线，表示的都是某种情况发生的高概率。过红线，意味着进入社会动荡易发期。要否认，须得有大量相反事实，可茅于轼仅以印度和香港两个例子就告诉人们不存在这条红线。但个别例证是不能推翻概率的，所以，即使假定这两地情况真如他所说，也属无效论证。
然而比无效论证更荒谬的是，用以证明不存在“红线”的主要证据之一是来历不明的“有人说”——“有人说印度基尼系数比中国还要恐怖，但因为这个国家特殊的文化及宗教信仰的原因，贫富差距并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灾难。”
而根据世行报告，中国的基尼系数远高于印度，印度的基尼系数尚在0.3和0.4之间。
那么，茅先生在把印度作为一个否认红线存在的例证提出来时，至少应该履行两个义务。一，告诉读者，印度的基尼系数，还有另一个被广泛采用的数据；二，他采用“印度基尼系数比中国还恐怖”为证据，就应告诉读者：此说来源？为什么这样说？这种说法何以就比世行的数据更可信？
可是，前一情况只字未提，后面几问一概回避。就这样，凭一个很山寨的“有人说”就断言“不存在这条国际通用的红线”。对读者实在欠尊重。
六．论据论点风马牛，误将他乡认故乡
否认了国民收入差距存在一条标示危险的红线，末了，茅先生给出一个美好趋势安慰众生，称“人类发展有一个好的趋势，财富的差别也许在增大，但人与人的差距特别是人格尊严上的差距却在缩小。”
然而，这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不经努力争取便可供人们坐享好处的趋势。中国经济大概是最受惠于全球化趋势的，但如果不抓住历史机遇加入到这个进程中，不努力奋斗，经济增长也只能是镜花水月。茅于轼无视收入差距巨大的现实，虚无缥缈说“趋势”，对低收入阶层来说，这种大而无当的宣示其实是一种忽悠。所说好趋势指“人格尊严上差距在缩小”，忽悠意味更大。无须高深学问，有点现代社会常识也可知道，人格尊严状况，很大程度取决于社会的政治制度。
茅于轼撇开要害侈谈“人格尊严差距缩小”，既模糊人们视线又过于虚幻。举的例，则令人哑然失笑：
“让农民给比尔·盖茨倒杯咖啡，盖茨也得说声谢谢，总统也一样要对服务员说谢谢，而当年的慈禧太后就绝对不会对李莲英道谢。‘文革’时，大家工资收入看上去比较平等，可地位却很不平等，结果不但政治上极端不公平，经济也到了崩溃的边缘，如今虽然财富的差距悬殊，但仍有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和聪明才智过上富裕的生活，这就算是社会的一种进步。”
要作论证，证据跟论点之间要有对应关系而不能风马牛。谈人格尊严上差距缩小“趋势”，把比尔·盖茨对农民、总统对服务员、慈禧太后对李莲英⑥一古脑拉扯在一起，犹如一幅风马牛。不过我愿意作另一理解——他也许在做横向纵向比较？然而，横向举证比尔·盖茨或总统对他人的尊重，那状况是彼处的而非此处的，不能误认他乡作故乡。纵向举慈禧对下人的态度，大概要证明这种人格不平等的极端情况已成历史。果真如此，茅先生俨然桃花源中人。对现今源源不断出自官员，只有“更”没有“最”的嚣张语言和行径，他似乎懵然不晓。
不过，强调过去人与人地位不平等，这是事实。但说现在较过去平等，却属妄断。现实是，过去的等级差别，这30年更细化了；特权阶层过去有的特权，现在一样不少，且更强化了，不仅强化，特权内容无以复加的扩展了。如果要说趋势，中国近一二十年来，等级在扩大而不是缩小。这种不良趋势还在加深。
至于“仍有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和聪明才智过上富裕的生活”，就算只当宽心话，也太具反讽意味。贫穷、富裕、权力、官位的代际传递已成正在撕裂社会的顽疾。别的不说，仅各地曝光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招考名堂，就折射出底层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处境的通道日益被堵塞。茅于轼所谓“仍有人可以”，当然，出几个也叫“仍有人”。可如此的“仍有人”对于证明他的社会趋势还有意义吗？
七．结语
对已然过大的贫富差距，茅先生用一连串乌龙证据和论证来否认，否认不了则淡化、消解；消解不了，则否认存在着标示进入高危社会的红线；最后用不着调的“人格尊严差距缩小”搞精神按摩。
然而，否认已经存在的问题是不明智的，精神按摩更是无济于事。居安也该思危，何况危机重重，绝不安宁。很多迹象表明，一起始就跟体制问题纠结在一起的贫富悬殊已使中国进入高危社会。近年冲突多发，自杀率高，因贫困、缺保障、无出路而自杀的情况尤其引人注目⑦，不久前见诸报端的几起尤其凸显社会病态——昆明拾荒兄弟双双自杀、陕西留守儿童相约自杀，等等……令人极为震惊。而每年数万起群体性事件，过高的维稳成本使社会不堪重负。种种不安宁迹象到处显露的现况下，越来越多的冲突从不可预料处爆发，再多维稳力量和措施都会防不胜防。一旦出现整个社会的灾难性冲突，首当其冲的恐怕是富裕阶层。
2010年7月16日完稿
注：
①该文链接：http://new.21ccom.net/articles/zgyj/ggzc/article_2010070212462.html
②包括变相的官商一体和垄断企业那种公开的官商一体。
③另一处是谈政府主导的慈善机制遏制了慈善业发展。不过，无论官民冲突还是慈善困局上的观点都非茅先生独具，思想学术界早有人提出，民众也早已从自身经历和观察中得出相同结论。
④历史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高收费事实上排斥了贫者对这些遗产的分享，各地景区、甚至核心风景区越来越成为私家领地，更加剧了排斥。
⑤这种说法含有贫困民众仰赖富裕阶层的钱生存的意味，跟他在《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时一脉相传。如果考虑到中国暴富群体对社会的掠夺，这种说法是对事实的颠倒。
⑥茅于轼选取的这种一一对应关系，本身就于下意识中流露出根深蒂固的身份等级意识；“让农民倒杯茶”，一个“让”字更流露出颐指气使。类似这种居高临下的说法，茅文中很常见，“把富人的钱给穷人来用”也一样。
⑦去年，据民政部原副部长李宝库说，中国农村老年人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5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