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沿用了几千年的天干地支纪年法，能让每个国人都记忆深刻的不多，“甲午”、“辛丑”……它们无一例外都和中国近代最悲催的历史记忆相联。依序而下，总会让一股闷气在心口郁结，直至“辛亥”跳出，方能为之一缓。
了解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式的历史叙事中，“辛亥”就是熬过漫漫长夜突然意识到曙光即将来临的一刻。历史的颓势以最不可思议的方式被扭转。正因如此，中国式的历史叙事给予“辛亥”特别的礼遇。它不再专属于公历1911武昌首义的当年，它还或狭义或广义地涵盖了建立民国、皇帝被踢下龙椅的次年，直至抗战胜利的1945年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现的1949年。中国现代史上所有重大的、与革命相关的历史时刻，它都会与有荣焉。
相应的，推翻帝制、结束专制、传播民主、建立共和、推动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等闪亮的字眼都标记在了它的额头。它们见诸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纪念讲话，也见诸中小学的历史读本。
但这实非“礼遇”，只是一个常识。苦难的发生总是有明确的开始，而结束往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一个专制根深蒂固、更因落后而饱受欺凌的国家要实现富强，要建立民主共和宪政，别说从洋务运动到预备立宪，即便加上从1911年到1949年，甚至由现在往后未来的几十、上百年恐怕也未必足够。然而，正是虑及推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之难，就越发能理解辛亥革命之重，辛亥诸贤之重。
以“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为例，傅斯年、胡适曾评价其（在民主素养、理论水平等等方面）比“那个时代的许多人落后多了”。先生少年游学檀香山，羡慕欧西选举民主之风厌故国之暮气，愤激年龄游说乡里，不知“革命”只知“作反”。二十余岁之后，上书李鸿章历陈“中央革命”之利不蒙采纳，方转行“地方革命”。伦敦蒙难，始有时间阅读近代政治、法律典籍，但终究立说无多，义理寥寥。
孙中山胜在其行，曾自言知难行易。不过，先生若无新知，则行必不远。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诚为时代之音，而其行终使其成为一个完全的新人。那个时代最需要的是真正愿意行动的人，不需他小心计较怎么做最合理、最科学、投入产出比最大，只要他选对了方向，身体力行就是了。正是他的“行”，让革命者在完全不占主流的中国迎来了这个划时代的胜利，连他本人在辛亥革命前都觉得它不成熟，也从没想到居然真的成功了。
中国古代史常常贯穿着一个宿命，后一个朝代总是在前一个朝代最黑暗时兴起，“以有道伐无道”取而代之。但至少清朝的终结不是这样。它不是亡在自己最糟糕的时候，反或可以说它亡在自己“奋发图强”的路上。20世纪初的清王朝，摆脱了义和团造成的混乱，经济上，近代工业文明已被广为接纳，实业初具振兴之势；政治上，五大臣出洋考察欧美宪政归来，正张罗着效法……清王朝从上到下比任何时候都更愿意吸纳现代文明。然而，变革展现的图景激活了民智渐开的人心，在激进力量看来，已由不得统治者再慢吞吞地小步前进了。
于是，既不是有多少原创的理论家，也不是一个好的组织者、策划者的孙中山用他的“急行”带动了中国变革的节奏。
孙中山热切希望“建筑在人民思想之上”的新国家。他或许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但他指出了方向，“只有改造人心，除去人民的旧思想，另外换成一种新思想，这便是国家的基础革新”，这句话揭示了辛亥革命最终促成民国肇造的秘密，即实力弱小的革命者、不掌握压倒优势的武力、未被充分动员的国民究竟是如何扳倒貌似庞大的清王朝的。
中国人从开眼看世界，就艳羡并一力追逐着国家的富强、民主以及个人的自由、平等、权利，一百年前的辛亥完成了一件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结束了三千年专制。更重要的是，改造了人心，唤起了人们追求更美好的制度、更美好的生活、更完善的人的渴望。这种渴望一直延续至今。我们希望改革的步子能够更快一点，幅度可以更大一点，想着更多的权利、更多的民主与更多的平等。其实，要达成国民的理想说难也难，说易也易，所谓“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只要朝着正确的方向，执著前行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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